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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国演义》的民族意识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外族统治者（入侵者）罪恶行径直接而又强烈的揭露；二是从汉民族本身出发分析本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寻找汉民族希望所在，剖析汉民族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正统思想 尊刘贬曹 民族意识 民族悲剧
以往对《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正统观的研究，偏重于它是作者思想局限性的表现，是《三国演义》美中不足的地方。后来也有人隐约地感到这正统观并非纯粹的封建正统意识的体现。而在这后面，在作者对刘备的极力推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层的健康的思想。它到底是什么，至今无人作系统阐述。事实是，《三国演义》中的“尊刘贬曹”在作者所处时代，内涵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作者在正统观的隐蔽下倾注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
一
《三国演义》一书塑造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有忠有奸，有善有恶，但纵观全书，作者对董卓描写最深刻，把其强盗行径刻画得淋漓尽致。
罗贯中先借汉侍御史郑泰之口来写董卓，“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后果不出其料，董卓入京后绞死唐妃，鸩杀少帝，“自此每夜入宫，，夜宿龙床”。对京城人民也犯下了滔天罪行：“时当二月，村民社寨，男女皆集。董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门外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迁都洛阳更是极尽其残暴本色，其强盗行径令人发指。难怪毛宗岗在评点时大发感慨：“黄巾贼反不如此之甚。王莽知有金而学之，要做检测圣人；董卓不知有盘庚而学之，竟做真强盗。”
董卓以西凉奴隶主贵族身份入驻京都，鸩杀少帝，犯下鱼肉人民的滔天罪行，必然激起广大人民及众多汉族封建割据者强烈的民族意识。面对董卓淫威，丁原、伍孚等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这次汉民族出现少有的团结，公推袁绍为盟军主帅共伐董卓。这次讨伐最终失败，但董卓最后还是丧命于爱国者王允的美人计中。
董卓之死大快人心，但作者仍嫌不足，又以其犀利之笔极尽董卓死后的种种丑态以泄人怨。“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并让董卓不仅死无全尸且死无葬身之地，（郭汜、李催）“下令追寻董卓尸首，获得些零碎骨皮”。“临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碎骨皮，悉为雷火消灭，天之怒卓，可谓甚矣！”
然而书中刻画曹操，虽也是个反面人物，却不曾有如此触目惊心之笔，作者在写曹操奸诈之时也表现了他“豪爽多智”的一面。究其原因。董卓为外族而曹操仍不失为汉族。自东晋至辽、金、元、汉族人民几代遭受外族残酷统治，把对外族统治者的仇恨都倾泻在董卓身上，并以夸张手法尽情发泄。
书中不仅对董卓是如此，对他手下的西凉族奴隶主贵族将领也怀着同样强烈的仇恨。如写李催、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把李催、郭汜的禽兽行径暴露在世人眼前。
可见作者不仅是针对董卓而是反对整个外族反动集团，在书中这是民族意识最强烈的表现。
在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因为西凉奴隶主贵族对付的是汉族，而受害最深的当是汉族广大劳动人民。因此，对于董卓事件的描写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二
如果罗贯中仅仅停留在上述方面，那么《三国演义》也不会如此长久流传成为一部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有着它深刻的内蕴，这就是它内在的深层民族意识。这一强烈的意识还体现在对汉民族自身内部深刻探索上。提出汉民族需要的领导人物，分析本民族存在的问题，从汉民族本身来思考其悲剧命运。书中刻画的蜀汉集团和曹魏集团都寄寓了特定的历史内涵。书中在“尊刘贬曹”的正统观中所隐藏着的民族意识是有着特定历史、政治背景，是在特定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这必须分析一下正统观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
封建正统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动思想，封建统治者制造、宣传这种思想、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所谓皇权天授，用来慑服和欺骗人民，使人民对自己的统治产生敬畏，同时也用来排斥别的外在势力的竞争，保障自己对人民长久的统治。
一般这种正统思想出自于封建统治者内部，为维护其统治怎么写作，和人民没有切身利益关系，因为无论哪个统治者上台，其结果都是一样要剥削人民。值得指出的是，三国距作者生活年代已有几百年，作者完全没有必要为汉王朝大唱颂歌及在书中大力“尊刘贬曹”，只有结合历史背景和成书过程，才能体会作者用心和书中正统观后所隐含着的积极健康的因素。
在作者的创作中，《全相三国志平话》对其成书起了很大的影响，而《全相三国志平话》的主导思想无疑是元代汉族人民唯一能接受的“尊刘贬曹”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的愿望和书中的民族意识有机结合起来。《三国演义》一书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观点。
罗贯中的创作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汇集整理再创作的基础上的，群众的智慧是他创作的一大来源。因此，《三国演义》不仅继承了以前同类作品的传统，并比它们更加突出和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选择，流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这应当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此外，从作者生活年代和经历来看，在元代，按照“地处函夏，人传正朔”的观点仍推崇曹魏为正统，显然它是为维护元统治者的统治怎么写作的，但广大人民及部分汉族文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有关三国的杂剧和平话毫无例外地与元统治者的“帝魏寇蜀”思想唱起了反调，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曲折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罗贯中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且他创作的年代主要在元末红巾起义时期，罗贯中与张士诚起义有联系，也可能参加过起义，他的老师施耐庵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他不可能不受到老师的影响。而且当时的起义开始是以恢复汉族赵宋政权为号召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往往把北方的元政权比作曹魏。可见那时的“尊刘贬曹”实是民心所向。
三
以下结合历史和小说来谈一谈“尊刘贬曹”折射出来的民族意识。
可以说历史上的曹操能文能武，用人有方，治国有道，确实“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但广大人民和作者如此贬曹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
北宋以前，“帝魏寇蜀”的思想较占上风，可到了南宋、元代，人民却推祟“尊刘抑曹”的思想，这不再是封建统治营垒之间的争权夺利所造成的，否则就不会在人民中形成如此统一的看法。
南宋时，金侵占中国北部，金统治者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为借口，称自己为正统，反把南方赵宋政权视作非正统。为了把正统大旗打得光明正大一些，于是把曹操扯了进来，把曹操当法器祭了起来。自此，正统问题不再单纯而带上了强烈的民族性。
据记载，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北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棺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西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鹤林玉露》卷15)。金统治者年年派人给七十二疑冢扫墓，这实是金统治者借推崇曹操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在他们看来，汉皇并非天生，其无道，被曹魏取而代之，是必然结果，合情、合理、合法。所以曹操虽不是外族，却被外族统治者所利用。无形之中，曹操被历史推向了外族统治者的一方，成了外族统治者与汉民族矛盾斗争的挡箭牌。正统之争融入了民族意识的内涵。尤其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正统之争变得尤为尖锐复杂。
再从南宋来讲，当时南宋则文抡于当年刘蜀政权和东晋王朝的地位，出于自身政治利益，针对金朝的“帝魏寇蜀”的观点必然以“尊刘抑曹”的正统论来维护其统治，于是找到了汉室正胄的刘备，刘备的蜀汉王国成了汉室正统的延续，进而成了汉民族的象征。南宋王朝变“尊曹贬刘”为“尊刘贬曹”的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朱熹的《通鉴纲目》里。其书以刘蜀为正统，直接承继东汉，把刘蜀政权作为“汉”王朝的一部分。
由上可见正统观与历史、政治很有关系，这一概念随历史变迁而具有不同内涵。
史载在宋真宗时，还指示谯郡人重修曹操庙宇，到了南宋情形就不同了，南宋爱国诗人王十朋公开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同在宋朝，因所处形势不同，对曹操的态度也就不同，民族矛盾第一位时变贬曹，因为如果推崇被外族统治者祭起的曹操等于是认同了外族的正统地位，而这却是外族欺压下的汉族人民所不愿承认的。
这种前后态度的戏剧性变化，更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尊刘贬曹”是形势的需要，是广大人民斗争的一种方式，更是汉民族意识的曲折流露。
四
《三国演义》中，曹操被作者描写成了个“有权谋、多机变”的奸雄。他奸诈凶恶，损人利己、自称“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在他逃难时，错杀吕伯奢一家，更显其奸雄本色。
书中写曹操攻打陶谦，“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他为报父仇居然尽屠全城之人，可谓残酷之极。究历史小说的任务是“借过去来鞭打现在”(高尔基语)。罗贯中实借批判曹操来鞭挞外族统治者的凶残。可以说小说中的曹操已非三国时的历史人物曹操。曹操身上众多恶劣行径，是广大人民把长期在外族统治下所见闻的外族统治者的种种恶劣行径添加到了曹操身上，使他具备反面人物的典型性格——奸绝。这也正是广大人民把对外族统治者残酷统治的怨恨倾泻到了曹操身上。况且如此贬低曹操也是从另一方面美化了刘备，使已成为汉民族希望式人物化身的刘备更显得高大，这也是民族感情的驱使。
每当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广大人民还没有足够力量去反抗外族入侵时，人民就期待民族领袖的出现，力挽狂澜于危难之秋。刘备因为继承了汉王朝正统而入选。虽此汉非彼汉，此时的汉已衍生为汉民族，刘备也就成了人民及罗贯中心中一个真实而又带些虚幻的人物。他是汉民族的代表，被推到了曹操的对立面上。固然对刘备的推崇有着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但却体现了广大人民和正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在寻找一种解救的方法。
时代的原因，使刘备成了民族的象征，在他身上具有种种民族美德，聚合了历代人民包括作者在内的追求和期望。他施行仁政和王道，宁死不作负义之事，他宽仁长厚，爱民如子，他的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本的做法正反映了人民期望的仁君应具有的品德，与外族统治者
五
书中作者所塑造的蜀汉集团的人物都是汉民族德、智、勇的化身，是汉民族在外族统治下对本民族英雄的渴望的投影。自刘邦开国以来，由于汉统治者长期安逸图乐以及内部纷争，使得汉民族劳动人民疲惫不堪，国势日削，抵挡不住外族的入侵。元朝代，蒙古贵族以少数民族盟主的身份在历史上第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民族意识就体现在对本民族的悲剧命运进行思考和探索上。从个人因素，社会原因等方面来发掘其悲剧性所在，这才是真正从自身的弱点着手，分析其劣根性，从而找出解决的方法，进而使汉民族真正强大起来，重新获得正统地位(这带有一定狭隘性)。
书中对汉民族悲剧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对蜀汉集团悲剧的揭示。蜀汉陡然兴起，又匆匆衰亡，作者对它的兴亡的思索过程也就是对整个汉民族由汉唐时的繁盛到沦为被外族统治的屈辱过程的思索。作者在每个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其悲剧的因素。
首当其冲的是忠义的典范——刘备，他虽是人民期待的仁君，但在其身上隐藏着悲剧的因素。刘备以忠义取得天下，但又过分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为报私仇而倾国之力伐吴，结果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为了义气，把个人情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正是义所存在的明显的局限。同时也正是汉民族内部的纷争，相互削弱力量，让外族有机可趁。关羽，因他所守荆州的失守，直接或间接地给蜀汉带来了一连串无法逃避的严重后果。他失败的原因可归根于他身上的逐渐滋长起来的以功臣自居、骄傲轻敌的思想。在这个人物身上不难看出罗贯中对元末农民起义的反思。罗贯中和张士诚有来往，在与农民军的接触中，农民领袖必然会暴露自身的缺点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取得胜利后往往容易骄傲自满，在他们身上表现了汉民族的劣根性。
诸葛亮可算个完美型的人物，精通天文地理，纵横捭阖，是个实干的政治家。但他终无法挽回蜀汉衰亡的败局，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
这里罗贯中提出了民族期待的英雄，但只凭英雄个人努力是无法挽回民族的悲剧结局。这些英雄只有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也就是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族入侵，才能使汉民族真正强大起来。这是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优秀小说家的罗贯中在书中曲折涉及的。
总之，《三国演义》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历史纷争，更曲折折射了作者的民族意识，罗贯中从历史中找出教训，对现实进行思索，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汉民族的悲剧命运。
作者单位：江苏淮安市钦工中学。
【关键词】正统思想 尊刘贬曹 民族意识 民族悲剧
以往对《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正统观的研究，偏重于它是作者思想局限性的表现，是《三国演义》美中不足的地方。后来也有人隐约地感到这正统观并非纯粹的封建正统意识的体现。而在这后面，在作者对刘备的极力推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层的健康的思想。它到底是什么，至今无人作系统阐述。事实是，《三国演义》中的“尊刘贬曹”在作者所处时代，内涵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作者在正统观的隐蔽下倾注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
一
《三国演义》一书塑造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有忠有奸，有善有恶，但纵观全书，作者对董卓描写最深刻，把其强盗行径刻画得淋漓尽致。
罗贯中先借汉侍御史郑泰之口来写董卓，“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后果不出其料，董卓入京后绞死唐妃，鸩杀少帝，“自此每夜入宫，，夜宿龙床”。对京城人民也犯下了滔天罪行：“时当二月，村民社寨，男女皆集。董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门外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迁都洛阳更是极尽其残暴本色，其强盗行径令人发指。难怪毛宗岗在评点时大发感慨：“黄巾贼反不如此之甚。王莽知有金而学之，要做检测圣人；董卓不知有盘庚而学之，竟做真强盗。”
董卓以西凉奴隶主贵族身份入驻京都，鸩杀少帝，犯下鱼肉人民的滔天罪行，必然激起广大人民及众多汉族封建割据者强烈的民族意识。面对董卓淫威，丁原、伍孚等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这次汉民族出现少有的团结，公推袁绍为盟军主帅共伐董卓。这次讨伐最终失败，但董卓最后还是丧命于爱国者王允的美人计中。
董卓之死大快人心，但作者仍嫌不足，又以其犀利之笔极尽董卓死后的种种丑态以泄人怨。“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并让董卓不仅死无全尸且死无葬身之地，（郭汜、李催）“下令追寻董卓尸首，获得些零碎骨皮”。“临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碎骨皮，悉为雷火消灭，天之怒卓，可谓甚矣！”
然而书中刻画曹操，虽也是个反面人物，却不曾有如此触目惊心之笔，作者在写曹操奸诈之时也表现了他“豪爽多智”的一面。究其原因。董卓为外族而曹操仍不失为汉族。自东晋至辽、金、元、汉族人民几代遭受外族残酷统治，把对外族统治者的仇恨都倾泻在董卓身上，并以夸张手法尽情发泄。
书中不仅对董卓是如此，对他手下的西凉族奴隶主贵族将领也怀着同样强烈的仇恨。如写李催、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把李催、郭汜的禽兽行径暴露在世人眼前。
可见作者不仅是针对董卓而是反对整个外族反动集团，在书中这是民族意识最强烈的表现。
在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因为西凉奴隶主贵族对付的是汉族，而受害最深的当是汉族广大劳动人民。因此，对于董卓事件的描写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二
如果罗贯中仅仅停留在上述方面，那么《三国演义》也不会如此长久流传成为一部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有着它深刻的内蕴，这就是它内在的深层民族意识。这一强烈的意识还体现在对汉民族自身内部深刻探索上。提出汉民族需要的领导人物，分析本民族存在的问题，从汉民族本身来思考其悲剧命运。书中刻画的蜀汉集团和曹魏集团都寄寓了特定的历史内涵。书中在“尊刘贬曹”的正统观中所隐藏着的民族意识是有着特定历史、政治背景，是在特定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这必须分析一下正统观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
封建正统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动思想，封建统治者制造、宣传这种思想、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所谓皇权天授，用来慑服和欺骗人民，使人民对自己的统治产生敬畏，同时也用来排斥别的外在势力的竞争，保障自己对人民长久的统治。
一般这种正统思想出自于封建统治者内部，为维护其统治怎么写作，和人民没有切身利益关系，因为无论哪个统治者上台，其结果都是一样要剥削人民。值得指出的是，三国距作者生活年代已有几百年，作者完全没有必要为汉王朝大唱颂歌及在书中大力“尊刘贬曹”，只有结合历史背景和成书过程，才能体会作者用心和书中正统观后所隐含着的积极健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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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从《三国志》演化而来，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历史人物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当然，由于时代原因及各种复杂因素，书中存在一定尊曹的倾向性)。后来，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宋代由于宋“讲史”的发达，说“三分”已是“说话”的独立科目之一。由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可知宋代“三国故事”是说话人的“话本”，且当时民间传说已与史学相异，有“尊刘贬曹”倾向。三国故事流传的鼎盛期是南宋和元代。南宋时金人铁蹄占领了北中国并不时南下骚扰。广大人民饱尝外族奴隶主贵族的残酷统治，产生极大不满情绪，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主要予盾。劳动人民在口头传说中通过改造人物形象溶进自己的民族情感。正直的知识分子也不满外族统治，在书中渲泻自己的民族情绪。元代，民族矛盾较南宋更为尖锐。《三国演义》就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发展成熟的，其书与《三国志》已有明显区别，融进了作者的民族意识。在作者的创作中，《全相三国志平话》对其成书起了很大的影响，而《全相三国志平话》的主导思想无疑是元代汉族人民唯一能接受的“尊刘贬曹”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的愿望和书中的民族意识有机结合起来。《三国演义》一书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观点。
罗贯中的创作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汇集整理再创作的基础上的，群众的智慧是他创作的一大来源。因此，《三国演义》不仅继承了以前同类作品的传统，并比它们更加突出和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选择，流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这应当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此外，从作者生活年代和经历来看，在元代，按照“地处函夏，人传正朔”的观点仍推崇曹魏为正统，显然它是为维护元统治者的统治怎么写作的，但广大人民及部分汉族文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有关三国的杂剧和平话毫无例外地与元统治者的“帝魏寇蜀”思想唱起了反调，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曲折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罗贯中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且他创作的年代主要在元末红巾起义时期，罗贯中与张士诚起义有联系，也可能参加过起义，他的老师施耐庵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他不可能不受到老师的影响。而且当时的起义开始是以恢复汉族赵宋政权为号召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往往把北方的元政权比作曹魏。可见那时的“尊刘贬曹”实是民心所向。
三
以下结合历史和小说来谈一谈“尊刘贬曹”折射出来的民族意识。
可以说历史上的曹操能文能武，用人有方，治国有道，确实“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但广大人民和作者如此贬曹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
北宋以前，“帝魏寇蜀”的思想较占上风，可到了南宋、元代，人民却推祟“尊刘抑曹”的思想，这不再是封建统治营垒之间的争权夺利所造成的，否则就不会在人民中形成如此统一的看法。
南宋时，金侵占中国北部，金统治者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为借口，称自己为正统，反把南方赵宋政权视作非正统。为了把正统大旗打得光明正大一些，于是把曹操扯了进来，把曹操当法器祭了起来。自此，正统问题不再单纯而带上了强烈的民族性。
据记载，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北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棺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西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鹤林玉露》卷15)。金统治者年年派人给七十二疑冢扫墓，这实是金统治者借推崇曹操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在他们看来，汉皇并非天生，其无道，被曹魏取而代之，是必然结果，合情、合理、合法。所以曹操虽不是外族，却被外族统治者所利用。无形之中，曹操被历史推向了外族统治者的一方，成了外族统治者与汉民族矛盾斗争的挡箭牌。正统之争融入了民族意识的内涵。尤其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正统之争变得尤为尖锐复杂。
再从南宋来讲，当时南宋则文抡于当年刘蜀政权和东晋王朝的地位，出于自身政治利益，针对金朝的“帝魏寇蜀”的观点必然以“尊刘抑曹”的正统论来维护其统治，于是找到了汉室正胄的刘备，刘备的蜀汉王国成了汉室正统的延续，进而成了汉民族的象征。南宋王朝变“尊曹贬刘”为“尊刘贬曹”的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朱熹的《通鉴纲目》里。其书以刘蜀为正统，直接承继东汉，把刘蜀政权作为“汉”王朝的一部分。
由上可见正统观与历史、政治很有关系，这一概念随历史变迁而具有不同内涵。
史载在宋真宗时，还指示谯郡人重修曹操庙宇，到了南宋情形就不同了，南宋爱国诗人王十朋公开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同在宋朝，因所处形势不同，对曹操的态度也就不同，民族矛盾第一位时变贬曹，因为如果推崇被外族统治者祭起的曹操等于是认同了外族的正统地位，而这却是外族欺压下的汉族人民所不愿承认的。
这种前后态度的戏剧性变化，更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尊刘贬曹”是形势的需要，是广大人民斗争的一种方式，更是汉民族意识的曲折流露。
四
《三国演义》中，曹操被作者描写成了个“有权谋、多机变”的奸雄。他奸诈凶恶，损人利己、自称“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在他逃难时，错杀吕伯奢一家，更显其奸雄本色。
书中写曹操攻打陶谦，“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他为报父仇居然尽屠全城之人，可谓残酷之极。究历史小说的任务是“借过去来鞭打现在”(高尔基语)。罗贯中实借批判曹操来鞭挞外族统治者的凶残。可以说小说中的曹操已非三国时的历史人物曹操。曹操身上众多恶劣行径，是广大人民把长期在外族统治下所见闻的外族统治者的种种恶劣行径添加到了曹操身上，使他具备反面人物的典型性格——奸绝。这也正是广大人民把对外族统治者残酷统治的怨恨倾泻到了曹操身上。况且如此贬低曹操也是从另一方面美化了刘备，使已成为汉民族希望式人物化身的刘备更显得高大，这也是民族感情的驱使。
每当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广大人民还没有足够力量去反抗外族入侵时，人民就期待民族领袖的出现，力挽狂澜于危难之秋。刘备因为继承了汉王朝正统而入选。虽此汉非彼汉，此时的汉已衍生为汉民族，刘备也就成了人民及罗贯中心中一个真实而又带些虚幻的人物。他是汉民族的代表，被推到了曹操的对立面上。固然对刘备的推崇有着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但却体现了广大人民和正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在寻找一种解救的方法。
时代的原因，使刘备成了民族的象征，在他身上具有种种民族美德，聚合了历代人民包括作者在内的追求和期望。他施行仁政和王道，宁死不作负义之事，他宽仁长厚，爱民如子，他的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本的做法正反映了人民期望的仁君应具有的品德，与外族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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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被外族统治者所推祟的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五
书中作者所塑造的蜀汉集团的人物都是汉民族德、智、勇的化身，是汉民族在外族统治下对本民族英雄的渴望的投影。自刘邦开国以来，由于汉统治者长期安逸图乐以及内部纷争，使得汉民族劳动人民疲惫不堪，国势日削，抵挡不住外族的入侵。元朝代，蒙古贵族以少数民族盟主的身份在历史上第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民族意识就体现在对本民族的悲剧命运进行思考和探索上。从个人因素，社会原因等方面来发掘其悲剧性所在，这才是真正从自身的弱点着手，分析其劣根性，从而找出解决的方法，进而使汉民族真正强大起来，重新获得正统地位(这带有一定狭隘性)。
书中对汉民族悲剧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对蜀汉集团悲剧的揭示。蜀汉陡然兴起，又匆匆衰亡，作者对它的兴亡的思索过程也就是对整个汉民族由汉唐时的繁盛到沦为被外族统治的屈辱过程的思索。作者在每个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其悲剧的因素。
首当其冲的是忠义的典范——刘备，他虽是人民期待的仁君，但在其身上隐藏着悲剧的因素。刘备以忠义取得天下，但又过分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为报私仇而倾国之力伐吴，结果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为了义气，把个人情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正是义所存在的明显的局限。同时也正是汉民族内部的纷争，相互削弱力量，让外族有机可趁。关羽，因他所守荆州的失守，直接或间接地给蜀汉带来了一连串无法逃避的严重后果。他失败的原因可归根于他身上的逐渐滋长起来的以功臣自居、骄傲轻敌的思想。在这个人物身上不难看出罗贯中对元末农民起义的反思。罗贯中和张士诚有来往，在与农民军的接触中，农民领袖必然会暴露自身的缺点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取得胜利后往往容易骄傲自满，在他们身上表现了汉民族的劣根性。
诸葛亮可算个完美型的人物，精通天文地理，纵横捭阖，是个实干的政治家。但他终无法挽回蜀汉衰亡的败局，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
这里罗贯中提出了民族期待的英雄，但只凭英雄个人努力是无法挽回民族的悲剧结局。这些英雄只有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也就是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族入侵，才能使汉民族真正强大起来。这是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优秀小说家的罗贯中在书中曲折涉及的。
总之，《三国演义》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历史纷争，更曲折折射了作者的民族意识，罗贯中从历史中找出教训，对现实进行思索，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汉民族的悲剧命运。
作者单位：江苏淮安市钦工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