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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的文学经典化研究理论和成果给国内相关研究，尤其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但对西方理论的引用和借鉴可能会出现有意无意的偏误，导致本来就十分复杂的翻译文学经典化更加扑朔迷离，因此准确把握相关理论的精髓，又充分认识译者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认识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和特征。
关键
文学经典建构或经典化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也不时地受到翻译界的关注。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古已有之，但到20世纪后半期才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无论是试图打开经典的“憎恨学派”，还是像布鲁姆那样竭力维护经典的学者，都对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建构与重构自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的一般规律，因此文学界有关经典建构与重构的论争，无疑给了翻译界一定的启迪和推动，使得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经典论争中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作为经典论争的新领域，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自然会吸收和借鉴文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翻译文学经典化毕竟不同于原创文学经典化，译者的深度介入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现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果仅仅看到翻译文学经典化与原创文学经典化相同或相似的一面，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译者的重要作用，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认识就难免不出现偏差，其研究就会流于肤浅。
一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因与外因
查明建的《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作者从宏观角度分析了1950~196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状况，阐释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影响，但并未提及译本自身因素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作用。①韦努蒂的《笔译、口译和经典形成》论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但聚焦的是译作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影响，也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内在因素译本。②上述两篇论文很有深度，而且影响较大，却都忽视了译本这一内在因素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难免不给人一种错觉，即翻译文学经典化似乎是各种社会权力操纵的结果，与译作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年轻学者胡安江发表了一系列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论文③，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但对译者尤其是翻译策略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并未展开充分论述。
王静和兰莉的《翻译经典的构建以梁译〈莎士比亚全集〉为例》（以下简称《建构》）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较新成果。虽然作者的基本观点不无道理，但文章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前后观点的矛盾，为原本十分复杂的翻译文学经典化现象蒙上了一层不应有的面纱。该文在引用了佐哈尔有关“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论述后对其进行引申和发挥，指出“我们认为在经典的构建过程中，文本本身的价值并非其形成经典的决定因素，经典的形成过程更多是顺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特定时期经典使用者和制造者所制定的规则或是社会潜规则，而这些规则操纵着文本的经典构建，同时也决定了对文本的价值判断”④。即在文学经典建构中，文本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种外在的操纵因素。细读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我们发现《建构》的上述观点是对佐哈尔“静态经典性”论述的误解和误用，也代表了学界不少人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的观点，正如童庆炳所说：“在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上，目前相当流行的，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操控一切的观点是不尽妥当的。”⑤鉴于此，从《建构》的相关论述入手，对文章的部分观点予以评析就很有必要。
《建构》在引述佐哈尔“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的相关论述后指出，“静态经典意味着某些文学文本天生就是经典，而动态经典则强调的是促成文本成为经典的某些行动或社会因素。”⑥这显然是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相关论点来附会经典化研究领域的一些偏颇之词。佐哈尔在论述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时指出，静态经典性处在文本层面，动态经典性处在写作模式层面，前者指向具体的经典作品，后者指向广受模仿的写作模式，而且认为，“从表面看，文本生产者（作者）通过竞争，使得他们的作品被认可和接受为这样的文本（即原文上句提到的‘静态经典’，引者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⑦可见，在佐哈尔看来，静态经典也是通过竞争而被认可的，根本不是天生的。《建构》的作者认为，佐哈尔的“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对应了经典生成的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只要作品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就能成为经典；而后者则认为，经典的产生不仅仅是依赖文本本身，它同时包含了很多政治、经济、阶级等社会文化因素”⑧。作者所谓经典生成的两种观点，其实正是代表了学界在经典化论争中的两种倾向，但并非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阐释的观点，更无法由他的“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引申而来，《建构》的这种牵强附会，不排除通过引用影响深远的多元系统理论为自己观点的合法化寻找依据。
《建构》认为，“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作品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多元系统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如果翻译作品能在译入语这一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那就意味着翻译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成功，该翻译作品在译入语文本中完成了其经典的构建。”⑨这显然是套用了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下简称《位置》）的主要观点。但细读佐哈尔的这篇文章就会发现，作者论述的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尤其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占有中心的位置”的三种情况。⑩虽然佐哈尔在该文中也分析了翻译文学系统自身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但始终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经典化。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虽然有助于其中的部分译作实现经典化，但与这部分译作经典建构绝非一回事，因此用《位置》中的观点来附会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难免存在理论的张冠李戴之嫌。《建构》的上述推理之所以听起来言之有理，除了理论上的“挪用”外，还有“翻译作品”这一核心概念在论述中的偷换。上述引文中“翻译作品”出现三次，第三个前增加了修饰语“该”，显然指某一特定的译本。从“那就意味着翻译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成功”看，其中的“翻译作品”也应该指称某一特定的译本，而绝非它的上位概念“翻译类作品”，毕竟成功是与失败相较而生的。“如果翻译作品能在译入语这一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该句套用《位置》中有关翻译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语境看，其中的“翻译作品”当指称“翻译类作品”或者“翻译文学”。可见，引文中三个“翻译作品”分别指称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偷换是理论阐释不应有的，同时也对作者的结论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即使引文中的三个“翻译作品”都指某一特定的翻译作品，未出现概念偷换，但整个推理基本是循环重复，也是违背逻辑的。值得商榷的还有《建构》在论述上的前后矛盾。该文认为，“经典的形成过程更多是顺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的过程”而且在“翻译作品能否在译入语中实现其经典地位的构建大致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中，列于第二位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观”
在有关文学经典化和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论文中，理论阐释部分较多关注外因，如意识形态、诗学等，轻视文本内在因素，而在具体案例分析中，又极力标榜相关文本超越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文本特征，《建构》不是唯一个案。因此在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正确认识内外因的作用，正确处理其关系，是深化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重要步骤。
二译者的重要作用
译者是翻译文学的生产者，自然就成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基础。相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经过一些译者的翻译最终实现经典化，但其他译作却无法得到同样的殊荣。这说明译者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韦努蒂指出，“经典一经翻译，它作为语言和文学艺术品的内在品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它的价值也在译本生成的异域文化中发生了变化。经过翻译，一部外国作品很可能失去其在源语中作为经典的地位，最后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无人阅读、终止印行。”对于译者的重要性，古人早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尤其是近现代不少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实践或理论方面对译者的双语、双文化能力和文学修养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论证。这对深刻认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无疑是重要的。但译者卓越的双语、双文化能力和文学修养只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必要条件。翻译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受制于许多内外因素。就其中非常重要的译者因素而言，目前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却较少关注，尤其是翻译策略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影响更是很少有人论及。鉴于此，下文将对此进行抛砖引玉式的分析。
我们主要看看清末民初两部短篇小说集：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以下简称《小说集》）和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以下简称《丛刊》）。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人们对《域外小说集》的重视，是一个后来因为随着鲁迅形象的膨胀而给人为建造出来的神话，放在晚清的时代背景里，《域外小说集》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说是从没有存在过似的;事实上，从可以见到的材料中，并未见到当时的文献里有人提及《域外小说集》，即使是人们的回忆录里，也没有什么人说过曾经怎样地受到《域外小说集》的感动或影响，因此，说它“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翻译运动史上的第一只春燕。它为我国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翻译运动指明了方向，并给与当时和继起的文学翻译家以重大影响”，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鲁迅是一代文豪，近年来《小说集》也得到翻译界的许多关注，但“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看，《域外小说集》没有达到周氏兄弟预期的目标，因而是失败的；这从销售的数量就可以肯定”。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1932年l月16日)中承认《小说集》“大为失败。”从翻译策略上看，《小说集》“比较忠实于原作”，但“《域外小说集》的文字古奥……林译说部的语言就不太深奥难懂”。尽管《小说集》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译者在译文语言等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失误难脱其咎。
同样是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集，《丛刊》不仅受到担任审查工作的鲁迅和周作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当代学者郭延礼的高度赞扬，而且即使初版70年后的1987年，岳麓书社仍将它纳入“旧译重刊”丛书予以重印，足见其影响之大。《丛刊》的译者周瘦鹃曾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因病辍学，因此外语水平和文学修养很难与当时留学日本后来成为一代文豪的周氏兄弟相比，但却获得了很大成功，这不能不说周瘦鹃在翻译策略上的正确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说集》与《丛刊》的不同命运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在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恰当选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钟玲在其《美国诗与中国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无独有偶，胡安江在分析了美国学者华生1962年翻译出版的《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之后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规范的充分考虑，尤其是对源语文本的细腻考证、‘本土化’翻译策略的确定以及译本加注手段的运用，为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经典建构中，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相比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因为前者比后者增加了原语文学作品地位和价值、译者二度创作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正是由于这两个重要因素的介入，翻译文学经典化除了具有原创文学经典化的基本特征外，必然拥有自身的特性或者独特品格。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经典化研究中所发现的一般规律有待翻译文学子系统的验证或修正，如经典建构的内因、外因的作用与关系。一般规律的探索和特性的分析应该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重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与原创文学经典建构的不同，尤其是译者作用的研究，应该成为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重要话题。经典化研究隆兴于西方，且成果丰厚，因此引用和借鉴西方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将是目前我国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进国内文学经典化研究，一方面要吃透西方相关理论的精髓，不误解误用，一方面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作为文学经典化研究这个大领域的组成部分，目前涉猎者不多，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深化，如原语文学作品地位和价值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影响、同一经典原作的不同高质量译本经典化差异等，都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无法回避的困难话题。本文与《建构》作者商榷，不在于区分对错，而是通过学术争鸣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这样一个有趣而复杂的话题引向研究的“深水区”。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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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翻译文学；经典化；译者；翻译策略文学经典建构或经典化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也不时地受到翻译界的关注。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古已有之，但到20世纪后半期才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无论是试图打开经典的“憎恨学派”，还是像布鲁姆那样竭力维护经典的学者，都对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建构与重构自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的一般规律，因此文学界有关经典建构与重构的论争，无疑给了翻译界一定的启迪和推动，使得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经典论争中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作为经典论争的新领域，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自然会吸收和借鉴文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翻译文学经典化毕竟不同于原创文学经典化，译者的深度介入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现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果仅仅看到翻译文学经典化与原创文学经典化相同或相似的一面，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译者的重要作用，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认识就难免不出现偏差，其研究就会流于肤浅。
一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因与外因
查明建的《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作者从宏观角度分析了1950~196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状况，阐释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影响，但并未提及译本自身因素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作用。①韦努蒂的《笔译、口译和经典形成》论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但聚焦的是译作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影响，也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内在因素译本。②上述两篇论文很有深度，而且影响较大，却都忽视了译本这一内在因素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难免不给人一种错觉，即翻译文学经典化似乎是各种社会权力操纵的结果，与译作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年轻学者胡安江发表了一系列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论文③，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但对译者尤其是翻译策略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并未展开充分论述。
王静和兰莉的《翻译经典的构建以梁译〈莎士比亚全集〉为例》（以下简称《建构》）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较新成果。虽然作者的基本观点不无道理，但文章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前后观点的矛盾，为原本十分复杂的翻译文学经典化现象蒙上了一层不应有的面纱。该文在引用了佐哈尔有关“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论述后对其进行引申和发挥，指出“我们认为在经典的构建过程中，文本本身的价值并非其形成经典的决定因素，经典的形成过程更多是顺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特定时期经典使用者和制造者所制定的规则或是社会潜规则，而这些规则操纵着文本的经典构建，同时也决定了对文本的价值判断”④。即在文学经典建构中，文本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种外在的操纵因素。细读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我们发现《建构》的上述观点是对佐哈尔“静态经典性”论述的误解和误用，也代表了学界不少人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的观点，正如童庆炳所说：“在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上，目前相当流行的，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操控一切的观点是不尽妥当的。”⑤鉴于此，从《建构》的相关论述入手，对文章的部分观点予以评析就很有必要。
《建构》在引述佐哈尔“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的相关论述后指出，“静态经典意味着某些文学文本天生就是经典，而动态经典则强调的是促成文本成为经典的某些行动或社会因素。”⑥这显然是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相关论点来附会经典化研究领域的一些偏颇之词。佐哈尔在论述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时指出，静态经典性处在文本层面，动态经典性处在写作模式层面，前者指向具体的经典作品，后者指向广受模仿的写作模式，而且认为，“从表面看，文本生产者（作者）通过竞争，使得他们的作品被认可和接受为这样的文本（即原文上句提到的‘静态经典’，引者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⑦可见，在佐哈尔看来，静态经典也是通过竞争而被认可的，根本不是天生的。《建构》的作者认为，佐哈尔的“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对应了经典生成的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只要作品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就能成为经典；而后者则认为，经典的产生不仅仅是依赖文本本身，它同时包含了很多政治、经济、阶级等社会文化因素”⑧。作者所谓经典生成的两种观点，其实正是代表了学界在经典化论争中的两种倾向，但并非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阐释的观点，更无法由他的“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引申而来，《建构》的这种牵强附会，不排除通过引用影响深远的多元系统理论为自己观点的合法化寻找依据。
《建构》认为，“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作品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多元系统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如果翻译作品能在译入语这一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那就意味着翻译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成功，该翻译作品在译入语文本中完成了其经典的构建。”⑨这显然是套用了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下简称《位置》）的主要观点。但细读佐哈尔的这篇文章就会发现，作者论述的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尤其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占有中心的位置”的三种情况。⑩虽然佐哈尔在该文中也分析了翻译文学系统自身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但始终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经典化。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虽然有助于其中的部分译作实现经典化，但与这部分译作经典建构绝非一回事，因此用《位置》中的观点来附会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难免存在理论的张冠李戴之嫌。《建构》的上述推理之所以听起来言之有理，除了理论上的“挪用”外，还有“翻译作品”这一核心概念在论述中的偷换。上述引文中“翻译作品”出现三次，第三个前增加了修饰语“该”，显然指某一特定的译本。从“那就意味着翻译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成功”看，其中的“翻译作品”也应该指称某一特定的译本，而绝非它的上位概念“翻译类作品”，毕竟成功是与失败相较而生的。“如果翻译作品能在译入语这一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该句套用《位置》中有关翻译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语境看，其中的“翻译作品”当指称“翻译类作品”或者“翻译文学”。可见，引文中三个“翻译作品”分别指称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偷换是理论阐释不应有的，同时也对作者的结论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即使引文中的三个“翻译作品”都指某一特定的翻译作品，未出现概念偷换，但整个推理基本是循环重复，也是违背逻辑的。值得商榷的还有《建构》在论述上的前后矛盾。该文认为，“经典的形成过程更多是顺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的过程”而且在“翻译作品能否在译入语中实现其经典地位的构建大致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中，列于第二位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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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能否“顺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上述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接着，作者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魅力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遐想和无尽的享受”，“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既然莎士比亚的作品“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又是“当之无愧的经典”，这就说明，起码像莎士比亚作品这样的精品，其经典建构是不受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的，而是其作品本身的因素决定的。《建构》作者就莎士比亚作品经典化的论述虽无新意但却不无道理，毕竟“如果回避了作品超越阶级性的人性问题和超越功利的审美问题，过分夸大文化权力的操控，那么关于文学经典建构中的微妙而复杂的现象就很难说清楚”。正是《建构》作者以莎士比亚作品经典化为例所做的这番入情入理的论述，完全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观点：“文本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其形成经典的决定因素。”在有关文学经典化和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论文中，理论阐释部分较多关注外因，如意识形态、诗学等，轻视文本内在因素，而在具体案例分析中，又极力标榜相关文本超越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文本特征，《建构》不是唯一个案。因此在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正确认识内外因的作用，正确处理其关系，是深化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重要步骤。
二译者的重要作用
译者是翻译文学的生产者，自然就成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基础。相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经过一些译者的翻译最终实现经典化，但其他译作却无法得到同样的殊荣。这说明译者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韦努蒂指出，“经典一经翻译，它作为语言和文学艺术品的内在品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它的价值也在译本生成的异域文化中发生了变化。经过翻译，一部外国作品很可能失去其在源语中作为经典的地位，最后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无人阅读、终止印行。”对于译者的重要性，古人早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尤其是近现代不少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实践或理论方面对译者的双语、双文化能力和文学修养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论证。这对深刻认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无疑是重要的。但译者卓越的双语、双文化能力和文学修养只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必要条件。翻译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受制于许多内外因素。就其中非常重要的译者因素而言，目前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却较少关注，尤其是翻译策略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影响更是很少有人论及。鉴于此，下文将对此进行抛砖引玉式的分析。
我们主要看看清末民初两部短篇小说集：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以下简称《小说集》）和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以下简称《丛刊》）。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人们对《域外小说集》的重视，是一个后来因为随着鲁迅形象的膨胀而给人为建造出来的神话，放在晚清的时代背景里，《域外小说集》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说是从没有存在过似的;事实上，从可以见到的材料中，并未见到当时的文献里有人提及《域外小说集》，即使是人们的回忆录里，也没有什么人说过曾经怎样地受到《域外小说集》的感动或影响，因此，说它“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翻译运动史上的第一只春燕。它为我国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翻译运动指明了方向，并给与当时和继起的文学翻译家以重大影响”，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鲁迅是一代文豪，近年来《小说集》也得到翻译界的许多关注，但“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看，《域外小说集》没有达到周氏兄弟预期的目标，因而是失败的；这从销售的数量就可以肯定”。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1932年l月16日)中承认《小说集》“大为失败。”从翻译策略上看，《小说集》“比较忠实于原作”，但“《域外小说集》的文字古奥……林译说部的语言就不太深奥难懂”。尽管《小说集》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译者在译文语言等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失误难脱其咎。
同样是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集，《丛刊》不仅受到担任审查工作的鲁迅和周作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当代学者郭延礼的高度赞扬，而且即使初版70年后的1987年，岳麓书社仍将它纳入“旧译重刊”丛书予以重印，足见其影响之大。《丛刊》的译者周瘦鹃曾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因病辍学，因此外语水平和文学修养很难与当时留学日本后来成为一代文豪的周氏兄弟相比，但却获得了很大成功，这不能不说周瘦鹃在翻译策略上的正确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说集》与《丛刊》的不同命运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在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恰当选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钟玲在其《美国诗与中国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无独有偶，胡安江在分析了美国学者华生1962年翻译出版的《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之后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规范的充分考虑，尤其是对源语文本的细腻考证、‘本土化’翻译策略的确定以及译本加注手段的运用，为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经典建构中，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相比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因为前者比后者增加了原语文学作品地位和价值、译者二度创作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正是由于这两个重要因素的介入，翻译文学经典化除了具有原创文学经典化的基本特征外，必然拥有自身的特性或者独特品格。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经典化研究中所发现的一般规律有待翻译文学子系统的验证或修正，如经典建构的内因、外因的作用与关系。一般规律的探索和特性的分析应该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重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与原创文学经典建构的不同，尤其是译者作用的研究，应该成为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重要话题。经典化研究隆兴于西方，且成果丰厚，因此引用和借鉴西方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将是目前我国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进国内文学经典化研究，一方面要吃透西方相关理论的精髓，不误解误用，一方面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作为文学经典化研究这个大领域的组成部分，目前涉猎者不多，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深化，如原语文学作品地位和价值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影响、同一经典原作的不同高质量译本经典化差异等，都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无法回避的困难话题。本文与《建构》作者商榷，不在于区分对错，而是通过学术争鸣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这样一个有趣而复杂的话题引向研究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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