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目前，对于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的关系，学者们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另一种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否定二者合流的观点。
关键词：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关系
1005—5312（2012）27—0259—01
1972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猜想的成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随后的30年中，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1955），由高夫曼（Goffman， 19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是戏剧主义理论中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家，他用戏剧性的比喻来分析人的行为（斯蒂文·小约翰，1999）。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高夫曼也是放在框架分析的背景中进行的。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
参考文献：
藏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M].三民书局，1999.
[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J].国际新闻界，1997，（5）.
关键词：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关系
1005—5312（2012）27—0259—01
1972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猜想的成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随后的30年中，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一、两种理论发展的回顾
议程设置理论 科恩（Cohen，1963）认为：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很有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这一检测设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媒介议程影响受众议程；其次，又从有限效果论回到强效果论，但与早期“魔弹论”等强效果论强调的态度的转变不同，这一检测设强调的是对认知的影响。对于经验主义学者来说，科恩的这一检测设有了方法层面的意义，即可以进行媒介内容分析与受众认知的调查，检验二者是否有因果关系，就可以确定检测设是否成立。在内涵的发展上，首先是要证实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关。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1955），由高夫曼（Goffman， 19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是戏剧主义理论中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家，他用戏剧性的比喻来分析人的行为（斯蒂文·小约翰，1999）。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高夫曼也是放在框架分析的背景中进行的。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
二、两种独立的理论体系
两种观点从前面理论发展的回顾可知，议程设置理论内涵上的发展在定量研究上达到了一个很精致的地步，对各个方面都给予一种可测量的形式。但媒介和受众环境是错综复杂的，不是完全可摘自：学士论文www.udooo.com
控制的。所以，发展到后来，却又从终点回到起点：重新审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更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来看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以及媒介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这一外延的拓展，研究的对象就处于一种多因素互动的系统之中。经验主义的量化方法多是对某一时刻的关系的测定，显然有局限性。而框架理论认为新闻是符号系统内符号间互动的结果，相应的研究方法无疑正好是议程设置研究者的目光所寻求的。所以，他们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麦库姆斯（1996）就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的“新理论领域”，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包含有两种框架内涵：第一面是媒介强调的议题与公众对此议题重要性的认知显著相关；第二面是媒介强调的议题的属性（或思考角度）影响受众的选择。一些研究发现，将议题以特殊的角度来报道，对受众的设置效果较强。戈莱姆（Ghanem， 1997）认为，新闻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对故事怎么报道，这就涉及到框架，框架的功能就在于为受众提供思考这些新闻故事的特殊角度。而框架研究的学者却不同意这种合流的观点，他们更多地从两种理论的方法论所对应的研究范围来区别。三、互为他山之石
虽然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在方法论上有各自的体系，在此层面上无法结合，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可以互相引用。在文本分析中，议程设置的研究可以引用框架研究中所用的语言学、符号学等方法。前面提到的麦库姆斯等学者认为的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理论领域”，其实就是这种方法的引用，这无疑很大地加深了议程设置的研究。尤其有助于对媒介议程的层次分析。对于媒介如何设置议程，学者们提出了议程框架化。即一方面用框架的方法去挑选新闻，使内容与框架一致，进一步按框架的方式去架构新闻，具体到一个议题，架构时突出与框架一致的面向或属性。在议程设置研究中除了引用框架方法研究媒介议程的架构外，学者们已开始探讨这种层次的媒介议程对受众认知程度的影响。如在对政治议题的研究中，弗凯尔德森（ferkildsen， 1998）认为媒介的议程框架会影响大众对相关政策议题的认知程度。这种议程框架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的着眼点和再现形式。他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的，其实也就是对框架方法的引用。在这之中，因果框架在议程设置的效果研究中运用较多。这是指媒介的议程框架不仅是设置一个中心议题，而且设置了归因关系，即议题的责任问题。参考文献：
藏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M].三民书局，1999.
[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J].国际新闻界，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