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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丝路上早期金属工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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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川滇边缘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在距今3000年左右已经发生,早期铁器时代大致在战国中晚期就已经得到发展,该地区早期冶铜业为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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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西汉时期发达的青铜文化和早期冶铁业奠定了发展基础,深刻影响了该时段西南夷的社会结构与发展进程。通过对南丝路沿途早期冶铜或冶铁工业的分布特点与时代特征的观察与分析,初步认为南丝路沿途丰富的矿产资源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或许是当时选择路线的考量之_,而对这些具有丰富矿产资源冶炼中心的控制是当时一个重要目的所在。
【关键词】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时代;早期铁器;铜铁合制器;资源
1008-0139(2012)02-0074-7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地区为中心,是中国沟通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重要通道,随着近年对该线路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相关研究的深入,南丝路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日益突出,其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得到拓展。该线路是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最早的通道之一,从距今3000年左右沿线地区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战国中晚期则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其与中原地区青铜与铁器化进程有着不同途径与范式。南丝路沿途地区青铜器时代历经商周阶段肇始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才进入青铜文明的发展期,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其繁荣期,西汉中期以后衰落。从发展阶段而言与中原地区有着明显的滞后性特征。南丝路沿线独特的青铜文化是与周边地区丰富铜矿资源密不可分的,在这个基础上影响秦汉时期的铁器冶铸技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可以发现秦汉时期的青铜和冶铁中心均位于该线路上资源丰富的地区,它们的地理位置可能预示了南丝路开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些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尽管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但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无疑极大地弥补了内地资源的缺乏。本文试图通过简单梳理南丝路沿线秦汉时期金属冶炼与铸造遗址的分布状况、时代特征,以及汉文化通过南丝路而引起西南夷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认识南丝路繁荣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文化交流与贸易内容。而要了解这些信息,首先需要我们来认识南丝路沿途地区秦汉时期冶铜与冶铁遗址的分布状况。

一、秦汉时期冶铜和冶铁遗址概况

从目前成都平原的考古材料观察,以三星堆遗址和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明虽然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就已经进入了高度繁荣的阶段,但截止目前,在其周边地区尚未发现同时期冶炼或铸造的遗存,并且成都周边地区也没发现有理想的铜矿资源产地,虽然我们对于该阶段青铜工业水平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但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上所遗留下的冶铸信息表明其是在当地生产的,这些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应该不是异地输入,而是当地青铜工业的产物,这应是无疑的,只是囿于考古资料限制,才使得有些模糊。这也要求我们需要加强对周边地区调查与勘探及识别,这是今后早期蜀文化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蜀人早期发达的青铜技术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的临邛地区冶铁工业才一跃冲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汉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铁器冶铸中心。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川西地区的冶铁遗址有临邛、南安,而目前考古资料显示,临邛境内的蒲江和邛崃冶铁遗址分布最为广泛,其中蒲江古石山和铁牛村冶铁遗址的发掘,揭示该地区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发达的冶铁工业,这是西南地区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冶铁工业基地。冶炼技术先进,其中铁牛村遗址是一个集生铁冶炼以及利用生铁制钢为一体的钢铁冶炼遗址。目前南丝路沿途秦汉时期的冶铁遗址除了临邛地区外,其它地区未见同时期遗存,其它冶铁遗址多为明清时期遗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而汉代冶铜遗址在南丝路沿途发现较多,如四川境内的荥经宝峰铜矿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汉代邓通铸钱地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西昌东坪遗址整个冶铸场集采矿区、冶炼区、作坊区、居住区和墓葬区于一体,它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处大型汉代冶铜铸币工场。发现功能各异的圆形炼铜炉、正方形铸币炉、椭圆形熔洞炉和方形烧炭炉共19座,另有作坊1处、沙坑、灰沟、灰坑等。此外,还发现为冶铸区提供原料的白云岩古矿洞6个。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冶铸产品和随葬品四类。器类有“蜀郡”铁锸、铁斧、铁凿、独木梯、矿井支架、陶缸、陶钵、陶甑、陶罐、陶纺轮、五铢钱、铜冼、铜釜、铜镜、铜箭簇、五铢钱钱范、越离郡之“越”字铭文铜锭、陶俑、陶鸡、陶水田模型,“五铢”和“大泉五十”钱文砖等。东坪冶铸场规模宏大,序列完整,集采矿、熔化、铸造于一体。《汉书·地理志》所载“邛都南山出铜”,在冕宁境内的泸沽镇,即古台等县治所在,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冶铁历史发生较早,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其产品质量高,在西南夷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华阳国志》载:台等县有孙水,一日白沙江。人马湖水。山有奢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磬”是也。有关泸沽制铁工业,文献虽有记载,但目前该地未发现早至汉代的冶铁工业遗存,尚需作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在云南境内的东川、个旧、建水、金平等地均发现了古冶炼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冶炼残渣和相关遗迹,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仅个旧市冲自坡古冶炼遗址,该遗址位于个旧市卡房镇陡牛坡村西600米处,遗址周围的地理环境为喀斯特地貌,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山峰,遗址地处两山对峙的沟谷坡地上,坡度约30。左右,海拔1800米。该遗址现存面积比较集中的有2000平方米,在遗址周围2平方公里范围,冶炼遗迹均有所分布。1993年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计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了柱洞(17)、冶炼炉(1)、烧碳窑(1)等重要遗迹现象,遗物则出土了印纹陶罐、陶弹丸、原始瓷器、东汉五铢钱、青铜釜或泡、银镯、银环及铁器和铅器等。另外地处红河北岸与哀牢山余脉的红河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上的个旧黑马井墓地,出土带钩兽首琵琶形铸成形后未经打磨;另有个别五铢钱和“大泉五十”的穿和边未经打磨处理,可能为“范母”。此外,还在墓室中发现有炼渣的现象,表明这些随葬遗物可能是在当地铸造。当地铜、铅的开采历史悠久,《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贲古即个旧、蒙自一带。另外自河口新河公路冶铜遗址出土大量碎陶片、铜渣、矿料等,还出土一件残破陶范,此外在附近金平还发现时代略晚的龙脖河冶铜遗址,这些冶铜遗址的时代均早于汉代,其具体的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调查,新河遗址陶范若为确凿之物,则它的出土将一改西南夷地区以石范为主的铸造技术传统。巧家、鲁甸等地出产的朱提膛浪洗,是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畅销西南夷地区的器物,具有良好的声誉和质量,其冶铸工业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未有清晰的认识。尽管目前在昭鲁盆地没有发现汉代时期冶铜或铸造点,但丰富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表明该地区在当时应当有着发达的青铜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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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步认识

南丝路沿线的青铜业或冶铁业有着不同的源流与发展途径。巴蜀与西南夷地区早期青铜时代不同步,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巴蜀地区在夏代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而云南境内青铜时代的发生则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商周时期,其技术来源可能与西北地区青铜技术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巴蜀地区青铜技术则可能源于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南丝路的开辟对西南夷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南夷地区青铜文明一直受到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但随着西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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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西南夷地区的政治与军事经略的加强,公元前2世纪以后,随着南丝路涌来的汉文化终结了西南夷其他文化发展的历程,打断了铁器化进程,使得该地区铁器化进程在7世纪以前一直未得到有效的发展。南丝路的开辟与发展也直接改变西南夷地区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对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社会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深刻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图景,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南丝路沿线冶铜或冶铁点分布的情况,使得我们思考当时蜀地与南丝路沿途及东南亚地区古代居民进行贸易行为,除了获取异地之物外,沿途丰富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可能也是其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些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贡纳系统之中后,中原王朝几乎是直接控制这些矿产点的经营,大量汉墓在这些冶炼点的发现或许是其佐证之一。当时这些冶炼点并不直接铸造成型产品,一般都是冶炼遗址,其产品应当是统一缴入特定的铸造场所进行铸造的。尽管这些地区在其青铜时代就已经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但在汉代后,该区域金属业冶炼点未见铸造遗存的情况,可能反映当时冶炼产品应当是被输入内地或控制的地方进行铸造。
长期以来,南丝路的研究更多关注了川滇与缅甸、印度之间的线路,而元江流域青铜文化则为我们揭示出,该流域也是当时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分支,该流域的青铜文化既有滇文化因素,也有着东山、班清等越南北部和泰国地区青铜文化因素。该流域汉代时期大量冶铜点和汉墓的发现,使得我们认识到汉代政府的影响已经深入至该流域与越南交界的地区,汉文化的因素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深入东南亚的越南和泰国的腹心地区,大量汉代钱币、蜀郡工官铁锸及汉代陶罐的发现,都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该线路上出土的印纹陶罐与两广地区同时期遗存出土的类似,而与南丝路上由北而南传播的典型中原汉式陶罐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与两广地区汉代遗存有关。这些器物是如何到达元江流域的?而广西合浦地区汉墓出土的类似器物与之相似,他们是否可能由越南北部地区进入?两地间最为直接的通道则为近海转运,如果如此,元江流域则可能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促使南方丝绸之路有了最近的出海口,从而实现与更远地区的文化与商业贸易。由于资料的缺陷,目前还需要加强元江流域及周边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随着这些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势必会改变我们固有的传统认识。越北地区与南中国地区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生关联,元江是沟通南北文化交流的走廊,它们之间还可能实现最早的海运。长期以来,学者通过西方聊聊文献记载和地名考释,认为当时南丝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是通过永昌郡实现的,而中国文献中记载其海上丝绸之路均是通过交趾来实现的,如鱼豢《魏略》在“……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寻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同样的描述在魏收《魏书》载:“大秦国亦名黎轩,……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多处异物。”大秦国通永昌郡的水道,是伊洛瓦底江而非红河,这是因为我国史书上没有关于滇西经红河而出海的证据,伊洛瓦底江只有下游地区适宜航运,云南境内截止目前也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当时所谓与境外连接的水道,也可能发生在这些河道的宽谷地区,通过陆路实现,并且从文献看,它们均是通过交趾这个相似度检测地来实现沟通,其与益州连接紧密,益州是元江上游地区最大集散地。笔者认为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元江来实现与南丝路的连接是可能的,也是最为便捷的通道。
元江流域汉代遗址出土的汉式青铜器部分来源于中原地区,部分则是汉式器物的仿制品,为当地铸造,另有部分器物受汉代两广地区南方青铜器的影响,如几何硬纹陶的侈口和敞口平底罐和博具、铜笛、承璇、越式鼎等,极具南方文化特点器物,和两广地区古代文化联系密切,它表明在西汉政府将该地区纳入贡纳体系之前,其文化面貌深受两广文化圈的影响。元江流域汉代文化遗存中青铜器,无论造型或铸造工艺均非常精美和成熟,再结合个旧冲子坡冶炼遗址的发掘,黑玛井墓葬中随葬有炼渣和带毛边的铜带钩和钱币分析,我们认为,至迟在西汉中晚期,当地青铜冶炼技术已非常的发达,而该地也是全国著名的铅、锡矿区。《汉书·地理志》载:“蛮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后人考证贲古,即今蒙自、个旧、建水一带。黑马井墓地北侧保留的由个旧经卡房至蛮耗,经元江一红河出海(北部湾)的古驿道。从地理上而言,个旧位于滇池与越南红河三角洲的中间地带,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对其影响较小,和越南东山文化联系似乎也较少,但从目前元江流域青铜文化特征看,该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受到来自元江下游的东山文化深刻影响,由于目前元江流域青铜文化时代和特质上存在缺环和空白,需要加强该流域的系统调查与发掘。该流域汉代遗存表现出明显的南方汉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在云南境内珠江流域几乎未有发现,但在元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却表现突出,这种文化特质似乎表明在云南东部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之间有着文化和族通的孔道,即“掸舸道”,属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另一支线,从成都至黔中,通过红河、黔江、西江水路,经贵州、广西抵达广州而至南海,它是云南与两广地区文化与族流重要通道。从历史地理学而言,沿红河的步头一途,元江以下即可行舟,交通条件较为优越。古步头道当是古蜀人由滇进入越南之最佳路径,但目前该线路上汉代遗存发现较少,可能在汉以前,青铜文化交流频繁,秦汉以后随着“样舸道”兴盛,其地位略有式微。
目前南丝路沿线早期金属工业的材料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是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缺乏;另—方面是对其重视程度不够。介于当前资料的有限以及研究能力与方法的限制,我们对这些工业遗存的重视一直未达到相应的程度,其研究也就处于滞后水平。本文试图通过对南丝路沿线中国境内的早期金属工业的初步观察,希望学仁们重视这些地区金属工业发生与发展模式,对该地区复杂的文化生态和多元的技术传统有多维的思考。金属资源贸易应当是当时丝路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元江流域是南丝路一条重要的分支,其传播方向与传统南丝路由北而南走向有差别,它可能是通过岭南地区海上通道由南而北进入云南地区的,其青铜文化复杂的文化内涵需要我们审视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方向与贸易动力。
【参考文献】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7年蒲江冶铁遗址调查简报[R].成都考古发现(2006)[c].科学出版社,200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蒲江铁牛村冶铁遗址出土冶炼遗物的初步分析[A].成都考古发现(2007)[c].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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