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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5?18；修回日期：2013?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译者主体论”（07BYY01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语世界的中国经典书写—《论语》复译影响力研究” （2010WLH25）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 男， 浙江宁波人， 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许雷（1982?）， 女， 湖南武冈人， 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湖南农业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摘要：黄继忠于1983年受邀至美国讲授《论语》，在此后近20年去国离乡的日子里黄继忠相继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透过其《论语》英译本，可以看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华人译者的黄继忠在其译本中坚持选择“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文章尝试从文化身份建构视角探讨离散经历对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形成的影响：基于海外华人译者共有的离散经历，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华人译者译本的共性因子；其次，从黄继忠个人文化身份诉求出发，探讨“直译”翻译策略所带来的个性译文。
关键词：黄继忠；《论语》英译；翻译策略；文化身份诉求；直译
1672-3104（2013）04?0215?06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活跃四百余年之久的儒家经典《论语》英译活动，承载着个体及民族文化身份构建与定位的责任。中国从“闭关锁国”走向“拥抱世界”的进程中，个体与国家无不面临着西方强势话语下的身份探寻与定位、重塑与建构、更新与传承等一系列问题。译者文化身份建构与国家形象传递构成互文场所，典籍英译活动成为传统价值传递的载体，同时表达了民族复兴道路上华人译者的努力。
1898年自辜鸿铭英译《论语》始，华人译者加入了“表达自我”的经典译介之旅。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华人译者加入到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列。但可惜的是，国内学界对《论语》华人译者的研究与关注明显不够。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译本，华人译者中除辜鸿铭、林语堂、刘殿爵外大部分译者及译本被学界几近遗忘。黄继忠（Chichung Huang）是第一位直译《论语》的华人译者，但国内翻译界对其译本的关注相当有限。笔者在中国知网键入关键词“黄继忠”“黄继忠《论语》英译”均无法得到相关专题研究论文。部分研究论文仅对黄译本进行概述①，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离散经历下黄继忠为何选择翻译儒家经典《论语》？直译翻译策略的选择下黄继忠译本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黄继忠通过直译进行文化身份诉求的过程中是否遭遇障碍？本文意图以黄继忠《论语》直译为切入点，探讨直译原则下的民族及译者个人文化身份的寻求与定位过程。
因此置身于不同历史阶段与文化间，“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不论是以军事进攻、
殖民进程、抑或传播等形式，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4]。因为“文化身份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在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5]。可见，文化身份关乎整个民族及组成个人的文化特质，是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内化体系与价值观。
黄继忠1923年9月28日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诗书家庭，早年丧父，幼随祖父上海求学，虽受西学教育，家中仍一直请有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这种混杂的教育方式在黄继忠身上留下了中西交融的印迹。抗日战争时期黄继忠考入成都的燕京大学攻读英语专业， 1952年
周蕾称英文diaspora（离散）相当于中文里“侨胞”“侨居”的“侨”字；“华侨”这熟悉的名词大概就是chinese diaspora最贴切最现成的译法[6]。唐君毅用“离散”一词来指因近现代中国社会动荡而导致国人流落、分散于全球各地之现象[7]。孙艺风则认为“文化离散”的概念是指，离开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与杂合[8]。《论语》英译的华人译者大多有海外工作、生活的经历②。他们出生在中国，童年耳濡目染传统文化习俗，在背井离乡身处异域文化过程中，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但黑头发、黄皮肤又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他们在西方世界未开化、边缘的“他者”身份。正如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所说：
美国是白人的天下，白人很深，对黄种人与对黑人一样，简直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很浅。当然，他们知道，在地球的那一边有许许多多斜眼黄脸的中国人。他们想起中国时，会想到烟、梳辫子的男人、缠足的女人、狡猾的军阀、不信基督教的农人、瘟疫、贫穷、危险。[9] 由此，华人译者虽在西方社会留学、生活甚至定居，心中却始终带着一种“离散情结”，对传播中国本土文化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意图通过传统典籍的翻译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价值。具体到译者黄继忠的翻译活动上，其典籍英译活动都是在移居美国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远离母国，通过翻译探寻与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方式构成了黄
保持本民族特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感促使黄继忠选择“人类的通识《论语》” [10]（5）进行英译。而不是缺席东方文化的讨论，任由西方译者从自己的蓝色眼睛中寻找话语表述、重塑这部中国经典，抹煞中西世界的差异，突出自身的宗教、哲学价值。
华人译者及其译本虽无法逃避作为对立面“他者”的命运，但仍渴望其译本为异域读者所接受，得到身份的认同。正如萨义德所言：
“身份认同”是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在五百年来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这种划分始于希腊时期关于野蛮人的概念。但是，不管这种关于身份认同的概念来自何人，到了19世纪，它已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特征，也成为那些试图抵御欧洲蚕食的文化的特征。[11]
华人译者在《论语》英译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意译”（free translation）③的翻译策略，辜鸿铭的以西释儒、林语堂的编译、刘殿爵的哲学诠释、许渊冲的美译、林戊荪的新译概莫能外。但韦努蒂认为，如果语言及文化方面的差异有所抑制的话，势必导致某些成分在翻译中丢失，在不知不觉间抹煞翻译原本的身份[12]（26）。意译策略下所呈现出的译本更深刻地揭示了华人译者臣服于西方意识形态、强势文化的后果。就此安乐哲认为：“19世纪中国哲学著作的译介几乎没对当时欧美哲学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译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哲学术语直接套用在中国经典中。这给人留下中国典籍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中国表述这一印象。如此一来，大部分哲学家都不认为中国传统是‘哲学’，所以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将中国思想介绍到西方的努力。”[13]（192）
跨文化翻译因“异”而起，由“异”而生，无“异”则无“译”[14]。黄继忠自幼接受西式教育，且赴美前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对英语世界文学、社会生活有较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60年（1923—1983）国内生活的经历在黄继忠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④。正是由于对中西差异的了解，黄继忠在从事《论语》等中国经典的讲授之余选择直译儒道经典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明的特别之处。
旅美教授中国经典期间，黄继忠参阅了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刘殿爵（D.C.Lau）、詹姆士·威尔（James R. Ware）、以及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译本，在为上述译者传播中国典籍所付出努力感动的同时，黄继忠发现西方译者或出于潜在的汉学、宗教视角或由于意译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于原文精义无法做到完整的传达。作为一名华人译者他决定采取直译法在西方世界为往圣继绝学，塑造一个来自中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孔子形象。黄继忠《论语》英译本《论语选集——直译兼注序》（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Lun Yu： 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于199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比利时鲁汶大学（Rowan University） Q. Edward Wang在书评中认为虽要将语句简洁、意义丰富的古汉语“直译”成英语几乎不可能，但黄继忠译本做到了内容简洁、精确、忠于原文，也精于细节，可谓质量上乘。他的努力赢得了赞扬[15]。
值此之由，黄继忠选择通过直译实现多元文化体系中对本族文化身份的坚守，重新寻找文化认同。其《论语》译本中出现大量直译词语，比如：百姓（hundred family names），百官（hundred officials），仕（shi），儒（ru），小人（all man），围棋（siege）等。直译后的译文可能显得不够流畅、透明，但却保留了源语文化色彩，而不至于淹没于文化普遍性的海洋之中。译语语言文化又因为这一部分、缺项且偏见的再现，最终形成一种杂合状态[17]。
直译翻译策略的选择表明黄继忠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渴望将其译本用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传递，通过呈现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着力塑造一个以仁为本、以礼节之、以德治之的和谐中国形象。
译者选择直译来避免中国古代哲思沦为西方附庸，与此同时，译本中丰富的副文本信息也体现了译者心中独有的儒家文明。黄继忠在引言部分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概述，并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⑤。如在介绍孔子思想及影响时说：“孔子的道德哲学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仁义之道’，具有独特性”；“孔子对理性的坚持，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推崇。”[10]（3?13）。
在比较年代表中，黄继忠将孔子的生平大事记与古代波斯宗教教师、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波斯王朝奠基人塞勒斯；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波斯王薛西斯并置，凸显孔子在世界文化历史中的地位。据笔者统计，黄继忠译文有近千条注释，涵盖儒家概念词、民族特色词汇、历史背景阐释、文本释义等类别。
哈维·佛朗哥·艾克西拉（Jier Franco Aixela）将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定义为在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目，由于原文本的功能和内涵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 [20]。黄继忠译文前附有20个文化专项词的词汇释义⑥，且每个文化专项词之后都附有拼音注音。通过文中语句阐释引导读者进一步理解儒学经典。如译者对“君子”及 “小人”两词进行阐释时概括总结了两词的词
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对原文所出现的明喻、隐喻及讽刺修辞手法予以指明并一一为读者注释。译文出现15处隐喻，如《论语·为政》篇中“子曰：‘君子不器。’”译者直译原文后加注指明该隐喻指代人若只能专攻一个科目的知识并因此只能怎么写作于一种目的时，称为器。据孔子的观点，君子应于修德后广读经典，才能委以重任⑦[10]（54）。注释中译者指出明喻3处，如《论语·为政》篇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直译后译者加注表明北极星在此处作为明喻表明有德之主在自己的宫殿中以德治国，方能使民服⑧。[10]（53）《论语·公冶长》篇中“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译为“孔子云：臧文仲家里养了一只蔡，斗拱上雕着山，柱子上刻有海藻，你觉得此人是不是聪明呢？⑨”[10]（76）孔子此语有几层意思，第一，当时只有国君才能把大乌龟养在这样豪华的房子里，臧文仲如此，说明他不但非礼，且有野心，不是真正的大智慧；第二只有祭场才能山节藻棁，而这个乌龟的屋也山节藻棁，可见他那种奢华与铺张，怎么能说他智慧呢？[21]译者在注释中点明：孔子用臧文仲给人们曾留下的聪明的印象，表达自己的讽刺⑩。上例说明黄继忠虽在翻译策略上选择直译突显对“信”的诉求，但就具体历史文化背景而言，译者均通过加注体现文本真意，从而对目的语的文学形式或意识形态产生撞击，达到译者的目的：《论语》的传统诠释。
如何兼顾原文异质性与译文可读性使译者时常处于翻译中的两难境地。黄继忠译本在西方世界出版后，评论界反响褒贬不一，虽有Q. Edward Wang对其大胆直译的努力进行赞扬，也有评论家对译本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并不认同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就认为黄继忠译本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就像《哈姆雷特》中的顽固大臣波洛涅斯（Polonius），或是位中国19世纪的私塾先生，而不是让人想与之共进晚餐者。[22]Alice W. Cheang则认为黄继忠所解读的孔子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讲起话来既不期待反驳也不允许提问[23]。可见，第三世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面临身份认同上的两难，他们经历了从一重身份变为多重身份的过程，因而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也是双重的：既有殖民地的怀旧又不乏宗主国的遗风[24]。作为离散族群中的一员，身处不同意识形态、文化身份的缠织、胶着地带，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回归本原的倾向，但这种回归并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简单回归，而是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杂合。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诉求并非促成译本生成的唯一条件，译者不得不在接受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影响下修改其译本使其具有现实关怀，以便读者接受。为使西方读者接受其译本，译者用西方概念置换《论语》中某些儒家哲学专有词，与其直译的策略冲突，显示出译者的尴尬境地，比如：天子（son of heen），天（Heen），命（Fate），天命（decree of Heen）。正如安乐哲、罗思文所言：“当我们把天译成Heen时，无论‘H’是否大写，它都让西方读者联想到超越宇宙的造物主，以及精神、原罪和来世等观点。而把命理解为 ‘fate’（或者更糟糕的作‘Fate’），则为原词无端地添加了四个中国传统没有的观念——不可变更、困境、悲惨之状和目的论。”[13]（194）
⑧ 译文为：The master said： “He who conducts government with virtue may be likened to the North Star， which， seated in its place， is surrounded by multitudes of other stars.”译者加注为：The simile implies a virtuous ruler who， seated in his court and guiding the nation with his own moral excellence， is revered and obeyed by all the people.
⑨ 译文为：The master said： “zang wen-zhong housed a Cai in a hall with hills carved on the brackets of its capitals and aquatic plants painted on the columns of its beams. What do you think of his wisdom？”
⑩ Zang was generally known as a wise man； hence the Master’s s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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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宁. 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 外国文学， 2002（6）： 51. [3][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译者主体论”（07BYY01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语世界的中国经典书写—《论语》复译影响力研究” （2010WLH25）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 男， 浙江宁波人， 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许雷（1982?）， 女， 湖南武冈人， 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湖南农业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摘要：黄继忠于1983年受邀至美国讲授《论语》，在此后近20年去国离乡的日子里黄继忠相继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透过其《论语》英译本，可以看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华人译者的黄继忠在其译本中坚持选择“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文章尝试从文化身份建构视角探讨离散经历对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形成的影响：基于海外华人译者共有的离散经历，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华人译者译本的共性因子；其次，从黄继忠个人文化身份诉求出发，探讨“直译”翻译策略所带来的个性译文。
关键词：黄继忠；《论语》英译；翻译策略；文化身份诉求；直译
1672-3104（2013）04?0215?06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活跃四百余年之久的儒家经典《论语》英译活动，承载着个体及民族文化身份构建与定位的责任。中国从“闭关锁国”走向“拥抱世界”的进程中，个体与国家无不面临着西方强势话语下的身份探寻与定位、重塑与建构、更新与传承等一系列问题。译者文化身份建构与国家形象传递构成互文场所，典籍英译活动成为传统价值传递的载体，同时表达了民族复兴道路上华人译者的努力。
1898年自辜鸿铭英译《论语》始，华人译者加入了“表达自我”的经典译介之旅。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华人译者加入到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列。但可惜的是，国内学界对《论语》华人译者的研究与关注明显不够。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译本，华人译者中除辜鸿铭、林语堂、刘殿爵外大部分译者及译本被学界几近遗忘。黄继忠（Chichung Huang）是第一位直译《论语》的华人译者，但国内翻译界对其译本的关注相当有限。笔者在中国知网键入关键词“黄继忠”“黄继忠《论语》英译”均无法得到相关专题研究论文。部分研究论文仅对黄译本进行概述①，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离散经历下黄继忠为何选择翻译儒家经典《论语》？直译翻译策略的选择下黄继忠译本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黄继忠通过直译进行文化身份诉求的过程中是否遭遇障碍？本文意图以黄继忠《论语》直译为切入点，探讨直译原则下的民族及译者个人文化身份的寻求与定位过程。
一、黄继忠的文化身份
为什么要从文化身份视角切入本研究？斯图亚 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关于文化身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在此定义下的文化身份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历及文化代码。第二种定义为相同表象下，我们的一些深刻和重要差异，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作为个体的本真及何以为我的差异。可见文化身份包涵共享一种生理特征、心理倾向性及地域因素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及与他者相对所表现出的独特个人身份。文化身份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作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分子，霍尔的文化身份观也呈现出反本质主义的动态建构倾向。正如霍尔所言：“与其说身份是已经完结的，通过新文化进行呈现的产物，我们更应将其视为一个永远进行的建构过程。”[3]因此置身于不同历史阶段与文化间，“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不论是以军事进攻、
殖民进程、抑或传播等形式，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4]。因为“文化身份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在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5]。可见，文化身份关乎整个民族及组成个人的文化特质，是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内化体系与价值观。
黄继忠1923年9月28日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诗书家庭，早年丧父，幼随祖父上海求学，虽受西学教育，家中仍一直请有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这种混杂的教育方式在黄继忠身上留下了中西交融的印迹。抗日战争时期黄继忠考入成都的燕京大学攻读英语专业， 1952年
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udooo.com
进入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执教。1983年黄继忠应邀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哈梅林大学讲授《论语》，后在乔治亚州爱默尔大学、佛蒙特州班宁顿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十余年，并在此期间以直译的方式英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作为译者，黄继忠身上有着浓厚的个人特质，但同时他也属于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群体——离散译者。周蕾称英文diaspora（离散）相当于中文里“侨胞”“侨居”的“侨”字；“华侨”这熟悉的名词大概就是chinese diaspora最贴切最现成的译法[6]。唐君毅用“离散”一词来指因近现代中国社会动荡而导致国人流落、分散于全球各地之现象[7]。孙艺风则认为“文化离散”的概念是指，离开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与杂合[8]。《论语》英译的华人译者大多有海外工作、生活的经历②。他们出生在中国，童年耳濡目染传统文化习俗，在背井离乡身处异域文化过程中，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但黑头发、黄皮肤又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他们在西方世界未开化、边缘的“他者”身份。正如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所说：
美国是白人的天下，白人很深，对黄种人与对黑人一样，简直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很浅。当然，他们知道，在地球的那一边有许许多多斜眼黄脸的中国人。他们想起中国时，会想到烟、梳辫子的男人、缠足的女人、狡猾的军阀、不信基督教的农人、瘟疫、贫穷、危险。[9] 由此，华人译者虽在西方社会留学、生活甚至定居，心中却始终带着一种“离散情结”，对传播中国本土文化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意图通过传统典籍的翻译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价值。具体到译者黄继忠的翻译活动上，其典籍英译活动都是在移居美国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远离母国，通过翻译探寻与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方式构成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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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忠一生非常重要的图景。对黄继忠《论语》英译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更为全面、完整的译者。并且，在高举民族文化复兴大旗的今日，本研究开拓了翻译家文化身份探索的空间与视域。保持本民族特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感促使黄继忠选择“人类的通识《论语》” [10]（5）进行英译。而不是缺席东方文化的讨论，任由西方译者从自己的蓝色眼睛中寻找话语表述、重塑这部中国经典，抹煞中西世界的差异，突出自身的宗教、哲学价值。
华人译者及其译本虽无法逃避作为对立面“他者”的命运，但仍渴望其译本为异域读者所接受，得到身份的认同。正如萨义德所言：
“身份认同”是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在五百年来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这种划分始于希腊时期关于野蛮人的概念。但是，不管这种关于身份认同的概念来自何人，到了19世纪，它已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特征，也成为那些试图抵御欧洲蚕食的文化的特征。[11]
华人译者在《论语》英译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意译”（free translation）③的翻译策略，辜鸿铭的以西释儒、林语堂的编译、刘殿爵的哲学诠释、许渊冲的美译、林戊荪的新译概莫能外。但韦努蒂认为，如果语言及文化方面的差异有所抑制的话，势必导致某些成分在翻译中丢失，在不知不觉间抹煞翻译原本的身份[12]（26）。意译策略下所呈现出的译本更深刻地揭示了华人译者臣服于西方意识形态、强势文化的后果。就此安乐哲认为：“19世纪中国哲学著作的译介几乎没对当时欧美哲学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译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哲学术语直接套用在中国经典中。这给人留下中国典籍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中国表述这一印象。如此一来，大部分哲学家都不认为中国传统是‘哲学’，所以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将中国思想介绍到西方的努力。”[13]（192）
跨文化翻译因“异”而起，由“异”而生，无“异”则无“译”[14]。黄继忠自幼接受西式教育，且赴美前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对英语世界文学、社会生活有较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60年（1923—1983）国内生活的经历在黄继忠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④。正是由于对中西差异的了解，黄继忠在从事《论语》等中国经典的讲授之余选择直译儒道经典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明的特别之处。
二、直译策略下的孔子形象与译本
建构旅美教授中国经典期间，黄继忠参阅了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刘殿爵（D.C.Lau）、詹姆士·威尔（James R. Ware）、以及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译本，在为上述译者传播中国典籍所付出努力感动的同时，黄继忠发现西方译者或出于潜在的汉学、宗教视角或由于意译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于原文精义无法做到完整的传达。作为一名华人译者他决定采取直译法在西方世界为往圣继绝学，塑造一个来自中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孔子形象。黄继忠《论语》英译本《论语选集——直译兼注序》（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Lun Yu： 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于199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比利时鲁汶大学（Rowan University） Q. Edward Wang在书评中认为虽要将语句简洁、意义丰富的古汉语“直译”成英语几乎不可能，但黄继忠译本做到了内容简洁、精确、忠于原文，也精于细节，可谓质量上乘。他的努力赢得了赞扬[15]。
(一)翻译策略：直译与民族文化身份定位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本质主义的同质化，更多的是随着西方读者对中国了解的增多，民族文化间互相尊重差异的过程。就翻译而言，孙艺风认为：“读者的相关知识越多，直译便越有可能被接受。”[8]（8）直译成为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必然发展趋势。《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将“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定义为“逐词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理想的直译是指将源语划分为词节，转换成相应的目的语。但真正意义上的直译几乎不可能，如果可能也几乎不可读。因此，直译实际上结合了一种理想：用较松散的译文将原文逐词译出，同时尽可能地紧扣原文词序[16]。然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任何体裁的文章只有阅读起来通顺（fluent）才能得到西方出版商、评论家的认可与接受。但越是通顺，译者就越处于‘隐身’地位”[12]（1?2）。更可怕的是，原语文化在“通顺”原则的指导下逐渐消亡，译者就此沦为“隐身人”。值此之由，黄继忠选择通过直译实现多元文化体系中对本族文化身份的坚守，重新寻找文化认同。其《论语》译本中出现大量直译词语，比如：百姓（hundred family names），百官（hundred officials），仕（shi），儒（ru），小人（all man），围棋（siege）等。直译后的译文可能显得不够流畅、透明，但却保留了源语文化色彩，而不至于淹没于文化普遍性的海洋之中。译语语言文化又因为这一部分、缺项且偏见的再现，最终形成一种杂合状态[17]。
直译翻译策略的选择表明黄继忠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渴望将其译本用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传递，通过呈现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着力塑造一个以仁为本、以礼节之、以德治之的和谐中国形象。
(二)副文本烘托下的厚重翻译
直译是否意味着亦步亦趋，不跨越原文一步胶柱鼓瑟的翻译，抑或是有意译特征的混杂，如：通过注释、删减、补充等方式突出原文异质性的直译。作为一名在儒家文化中浸淫已久的中国学者，黄继忠以直译展示差异的同时，通过导言、中文关键词的发音指导、春秋时期中国地图、儒家概念及民族特色词汇注释等提供丰富的辅助信息，加深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副文本”概念是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1979年提出的，是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18]。他后来解释说：“是我当时在其他地方苦于找不到更好的术语而称作‘副文本性的东西’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序、插图、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它大概是作品使用方面，即作品影响读者方面的优越区域之 一。”[19]文如其人，翻译作品中译言、注释、附录等处留下译者在场的证明。下文拟从译者导言中的孔子形象建构、文本注释对原文意义的扩充两方面具体论述黄继忠译本。译者选择直译来避免中国古代哲思沦为西方附庸，与此同时，译本中丰富的副文本信息也体现了译者心中独有的儒家文明。黄继忠在引言部分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概述，并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⑤。如在介绍孔子思想及影响时说：“孔子的道德哲学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仁义之道’，具有独特性”；“孔子对理性的坚持，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推崇。”[10]（3?13）。
在比较年代表中，黄继忠将孔子的生平大事记与古代波斯宗教教师、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波斯王朝奠基人塞勒斯；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波斯王薛西斯并置，凸显孔子在世界文化历史中的地位。据笔者统计，黄继忠译文有近千条注释，涵盖儒家概念词、民族特色词汇、历史背景阐释、文本释义等类别。
哈维·佛朗哥·艾克西拉（Jier Franco Aixela）将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定义为在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目，由于原文本的功能和内涵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 [20]。黄继忠译文前附有20个文化专项词的词汇释义⑥，且每个文化专项词之后都附有拼音注音。通过文中语句阐释引导读者进一步理解儒学经典。如译者对“君子”及 “小人”两词进行阐释时概括总结了两词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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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衍变，“君子”直译为“a king’s son”，但拓展开来，该词义在周朝大部分时期指“皇室贵族”。到春秋晚期，君子一词逐渐具有强识博闻，谦逊性善之意，指具有天赋和道德的人。有时保留其原始意义“贵族或政府成员”。偶尔还带有第三种含义，指一国之君主，或被孔子弟子指代孔子，此处译者重点指出君子特指有德有才能之人[10]（33）。通过注释，读者可了解到儒家经典中君子的广泛含义，文中黄继忠虽选择“绅士”一词（gentleman）作为“君子”的英译，仍逐句附上注释。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对原文所出现的明喻、隐喻及讽刺修辞手法予以指明并一一为读者注释。译文出现15处隐喻，如《论语·为政》篇中“子曰：‘君子不器。’”译者直译原文后加注指明该隐喻指代人若只能专攻一个科目的知识并因此只能怎么写作于一种目的时，称为器。据孔子的观点，君子应于修德后广读经典，才能委以重任⑦[10]（54）。注释中译者指出明喻3处，如《论语·为政》篇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直译后译者加注表明北极星在此处作为明喻表明有德之主在自己的宫殿中以德治国，方能使民服⑧。[10]（53）《论语·公冶长》篇中“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译为“孔子云：臧文仲家里养了一只蔡，斗拱上雕着山，柱子上刻有海藻，你觉得此人是不是聪明呢？⑨”[10]（76）孔子此语有几层意思，第一，当时只有国君才能把大乌龟养在这样豪华的房子里，臧文仲如此，说明他不但非礼，且有野心，不是真正的大智慧；第二只有祭场才能山节藻棁，而这个乌龟的屋也山节藻棁，可见他那种奢华与铺张，怎么能说他智慧呢？[21]译者在注释中点明：孔子用臧文仲给人们曾留下的聪明的印象，表达自己的讽刺⑩。上例说明黄继忠虽在翻译策略上选择直译突显对“信”的诉求，但就具体历史文化背景而言，译者均通过加注体现文本真意，从而对目的语的文学形式或意识形态产生撞击，达到译者的目的：《论语》的传统诠释。
三、《论语》英译与黄继忠身份
确认的焦虑如何兼顾原文异质性与译文可读性使译者时常处于翻译中的两难境地。黄继忠译本在西方世界出版后，评论界反响褒贬不一，虽有Q. Edward Wang对其大胆直译的努力进行赞扬，也有评论家对译本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并不认同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就认为黄继忠译本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就像《哈姆雷特》中的顽固大臣波洛涅斯（Polonius），或是位中国19世纪的私塾先生，而不是让人想与之共进晚餐者。[22]Alice W. Cheang则认为黄继忠所解读的孔子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讲起话来既不期待反驳也不允许提问[23]。可见，第三世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面临身份认同上的两难，他们经历了从一重身份变为多重身份的过程，因而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也是双重的：既有殖民地的怀旧又不乏宗主国的遗风[24]。作为离散族群中的一员，身处不同意识形态、文化身份的缠织、胶着地带，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回归本原的倾向，但这种回归并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简单回归，而是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杂合。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诉求并非促成译本生成的唯一条件，译者不得不在接受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影响下修改其译本使其具有现实关怀，以便读者接受。为使西方读者接受其译本，译者用西方概念置换《论语》中某些儒家哲学专有词，与其直译的策略冲突，显示出译者的尴尬境地，比如：天子（son of heen），天（Heen），命（Fate），天命（decree of Heen）。正如安乐哲、罗思文所言：“当我们把天译成Heen时，无论‘H’是否大写，它都让西方读者联想到超越宇宙的造物主，以及精神、原罪和来世等观点。而把命理解为 ‘fate’（或者更糟糕的作‘Fate’），则为原词无端地添加了四个中国传统没有的观念——不可变更、困境、悲惨之状和目的论。”[1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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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译文为：The Master said： “The gentleman is not a utensil.”译者加注为：A utensil usually has only one use； the metaphor represents a man who is specialized in one branch of learning or one skill and thus can serve only one purpose. According to Master Kong， a gentleman should be well accomplished in virtue and widely informed in the classics so that he may assume great responsibilities.⑧ 译文为：The master said： “He who conducts government with virtue may be likened to the North Star， which， seated in its place， is surrounded by multitudes of other stars.”译者加注为：The simile implies a virtuous ruler who， seated in his court and guiding the nation with his own moral excellence， is revered and obeyed by all the people.
⑨ 译文为：The master said： “zang wen-zhong housed a Cai in a hall with hills carved on the brackets of its capitals and aquatic plants painted on the columns of its beams. What do you think of his wisdom？”
⑩ Zang was generally known as a wise man； hence the Master’s s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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