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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掺杂政治因素并不能贬低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因素第一，莫言获奖符合“六个幸运号码”与“一个活动号码”，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莫言获奖说明中国当代文化渐为世界主流认同，意识形态渐与世界接轨。莫言作品思想性方面的欠缺，引议颇多。中外当代作家最重大的差距还是在理论修养与哲学根柢上，但中国作家偏偏普遍轻视理论修养，成为制约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更高层次的瓶颈。
关键词：政治因素；六个幸运号码；可预见效应；评价作品
0257-5833（2013）01-0181-04
作者简介：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上海 200433）
10月12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白烨研究员接受凤凰网采访说：“诺贝尔的评价标准在稍稍发生一些变化。原来是比较要求政治立场独立的作家和对政治体制有一定批判性的作家……莫言获奖最大的一个意义在于诺贝尔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她选
无论如何，“诺奖”评委这次授奖给中国大陆“体制内作家”，既示公正于世——并不歧视中国作家，也可能有示好中国政府的含义。至少，人家尺度有所松动、姿态有所改变。“诺奖”评委讲点政治也很正常，不掺杂一点政治考虑也是不现实的。但以政治因素质疑并贬低莫言作品的文学含量，则是将政治性延伸过头了。政治性因素只是其因之一，作为文学奖，莫言作品至少达到授奖水准。“诺奖”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肯定是较好的。从历届“诺奖”整体情况来看，既照顾国别的均衡性，也考虑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
我认为：莫言这次获奖乃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收获之一，说明中国当代文化渐为世界主流认同，意识形态渐与世界主流接轨。如莫言认识到思潮“不把敌人当人，把自己当神”。中国当代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深化，极大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文层次。
许子东说除了这六大因素，还有一个活动号码，即幸运号码——偶然性因素甚大的机遇。如高行健《灵山》写大西南，马悦然夫人为四川人，马悦然在夫人帮助下翻译《灵山》，增进了对高行健小说的感情。至于莫言的这一“幸运号码”，笔者以为就是这次“诺奖”评委会倾向于要给中国，而且要给“体制内作家”，又不能色彩太浓，作品内涵得有“中国特色”，如此这般，这份幸运便落到莫言头上。如果说“诺奖”产生于这一批中国作家之中有其必然性，那么，最后得奖的“这一个”，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莫言作品因乡土而通俗，因通俗而民俗，因民俗而民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寻根中扎根”莫言：《我在寻根过程中扎根》，载《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自觉摆脱当代中国小说的过于欧化，认识到要写出“中国气派”的小说，只能从自己民族的文化资源里寻找再生性资源傅小平：《“盛宴”过后，或许更应冷静思考——如何推动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报》2012年10月18日。。冯骥才说莫言作品“蕴含着极强的个性和丰富的想象力，拥有大量逼真的细节，在历史与现实来回穿梭，荡气回肠、震撼人心，在文本上体现出很大的创造力”。龙应台说，莫言的世界比高行健的世界容易进入。
就莫言作品本身而言，如允直言，我个人感觉似未达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超一流”，与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相比，感觉存在一定差距。仅就乡土文学而言，与沈从文、汪曾祺有一定的层次之别，语言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评论界有人说莫言作品缺乏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与剖析，缺乏较深的思想内涵。我的感觉是：莫言对中国农民的各种感受把握到位，洞察深刻，其作品带着中国农村体温，裸呈当代农民的原生态，但对思想内涵的开掘，确实不强。获奖后，莫言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对思想的拒绝：“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少思想，我认为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结果就是思想伤害了艺术，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的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这一观点经常被很多人批评，被很多人嘲笑。”莫言：《莫言之言》，《检察风云》2012年第21期。莫言当然有排斥思想性的自由，或曰“艺术选择权”，作家也完全有可能在“自在”状态下写出优秀作品，但任何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都以包含一定的思想性为必充条件。从沈从文到莫言，这一路从僻远乡镇走来的“乡土作家”，特征之一就是拒绝理论与思想。其中原因，我个人认为是他们不愿啃咬理论这块硬骨头，故而感受不到理论对创作的滋养作用与提炼之力，而失去理论基架，思想便无从升起。本人认为：中外当代作家最重大的差距还是在理论修养与哲学根柢。或许也正因为过于感性，莫言不少作品描写发露，有人甚至掷评“恶俗”，就是莫言获奖后，仍有人公开置评：“有些作品对暴力和渲染过度。”江曾培：《“莫言热”中的怪相》，《检察风云》2012年第21期。
三年前，莫言接受记者采访，对贝多芬与歌德遇到国王仪仗队的不同态度评曰：“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国王的仪仗队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勇气。”一小段议论，一件小事，但粒珠折光。莫言与本人年龄相仿（仅差一岁），没想到他的成熟竟表现为如此重新安放价值顺序。我明白莫言所说的向国王仪仗队致敬需要“巨大勇气”，但不理解为什么贝多芬持守“艺术在国王之上”反而容易？我理解莫言向世俗强权妥协的深层次意义——换取生存以获得“阵地”，但妥协毕竟易于坚持，“贝多芬”少而“歌德”多。明知向世俗低头不合适，明知缺少“艺术高于国王”的价值持守者，还说当“歌德”难于“贝多芬”，恕我直言，莫言先生的这一价值顺序已束缚其更上层楼，妨碍他向更高层次攀跃。
“反右”之后，人文学者、作家都阻止子女走作家道路，深刻影响了人文传承。人文素质与艺术修养上，此辈之欠之缺，下辈都不可能全给找回来。留日五年的西安作协副主席叶广芩说：“陕西作家视野比较窄，影响了文学修养的提高。当然，我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陕西文友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文化和文学是两码事，包括陈忠实和贾平凹。”参见《文艺报》1999年1月9日。孙犁说：“一个作家，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就算够用的了。”孙犁：《曲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乃金字塔基与塔尖的关系，ABC级的问题。没有文化的承托，文学何以滋壮粗茁？西方现代文学的粗壮，根须当然在他们的文化、哲学与史学。中国当代作家如此看待文化与文学，说成两码事，令我大惊。作家不了解艺术史，缺乏理性审美意识，怎么可能写出超越历史、富于创新的作品？怎么可能提供新一代读者需要的“有意味的形式”。浙江作家李锐近言：“艺术应该做的恰恰是理论概念不做的事情。”李锐：《文学写作要从真实的困境出发》，《文汇报》2007年1月29日。 可问题恰恰是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作家并不知道有哪些理论概念，不知道哪儿是“理论概念不做”的地方。
我一直希望当今文学生态中的官办化倾向能得以改善。现有文学生态弊端之一就是圈子化，发稿权具有交换性，而发行量与编辑利益无关或关系甚少，编辑缺乏征求佳稿的利益驱动，极大阻碍了新人的涌现。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当年居然无法在北京发表。应该让各路文学尝试者自己承担“创新风险”，让一茬茬文学青年为创新实验写单，放手让他们去筹资去试验，以此为文学界从总量上募捐筹资。这样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搞活，才有可能开放出姹紫嫣红。中外艺术史正反两面经验证明：对艺术最好无为而治，复杂的文学艺术一管就死，管不了，也管不好，应该放手让文艺也走向市场。
就人生道路而言，文学创作风险甚大，投稿不中，废纸一叠，鸡飞蛋打，这份风险又只能“责任自担”。新时期文学创作上讨出路者，多为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如贾平凹
刘震云说：“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获得一个奖，中国文学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来自作家朋友的衷心祝贺》，《文艺报》2012年10月12日。 陈村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表示：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对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肯定，“没有，毫无用处！诺贝尔文学奖奖给的是个人，不是集体。莫言得奖并不表示中国整体的文学成就已经居于世界之巅，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仍任重道远。” 《诺奖助跑纯文学？》，《新民周刊》2012年10月22日。我们当然不能因莫言获奖而自大，以为什么都已与世界接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能力整体水准依然不高，中国当代哲学仍然贫困，文化界整体思考能力偏弱，无论对历史对现实对文学的把握，距离世界最高水准仍有相当里程。从理想化角度：作家在保持艺术独立的前提下，还是得“干预生活”，要有推动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与人文责任感。
最后，祝贺莫言获奖，也预祝中国文学一路走强。
（责任编辑：李亦婷 王恩重）
关键词：政治因素；六个幸运号码；可预见效应；评价作品
0257-5833（2013）01-0181-04
作者简介：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上海 200433）
一、并非没有政治性因素
“诺奖”规定前期和中期的商议过程50年后才对外公布，最后详情永远保密。因此，猜测评奖过程与“决定性因素”，永远具有新闻诱惑性。这次莫言获奖，“政治性因素”一时腾议，实为“应有之义”。因为，此前授给与中国有关的“诺奖”，都被认为含有较强的政治因素，这次授奖莫言，按惯性思维，不可能不产生“政治联想”。10月12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白烨研究员接受凤凰网采访说：“诺贝尔的评价标准在稍稍发生一些变化。原来是比较要求政治立场独立的作家和对政治体制有一定批判性的作家……莫言获奖最大的一个意义在于诺贝尔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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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作品的政治尺度。”较之2000年高行健获奖，中国媒体这次如此高调，似乎也呼应了“政治性因素”。 我感觉莫言身份有可能阴差阳错起点作用，他2011年才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色彩一直不浓。无论如何，“诺奖”评委这次授奖给中国大陆“体制内作家”，既示公正于世——并不歧视中国作家，也可能有示好中国政府的含义。至少，人家尺度有所松动、姿态有所改变。“诺奖”评委讲点政治也很正常，不掺杂一点政治考虑也是不现实的。但以政治因素质疑并贬低莫言作品的文学含量，则是将政治性延伸过头了。政治性因素只是其因之一，作为文学奖，莫言作品至少达到授奖水准。“诺奖”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肯定是较好的。从历届“诺奖”整体情况来看，既照顾国别的均衡性，也考虑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
我认为：莫言这次获奖乃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收获之一，说明中国当代文化渐为世界主流认同，意识形态渐与世界主流接轨。如莫言认识到思潮“不把敌人当人，把自己当神”。中国当代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深化，极大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文层次。
二、获奖六大因素
2012年10月11日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接受凤凰网采访，预测莫言有可能获奖，说莫言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六个幸运号码”。两年前，“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出席岭南大学会议，许子东对马悦然讲高行健得奖是中了，就是六个号码，即：一，乡土题材；二，一定要用现代主义手法，写实浪漫都不行；三，一定要写到；四，一定要有“意见分”，作者得与政府有一定距离；五，要有好的英法文翻译；六，海外获奖，得到海外评论界赞扬。莫言符合这“六个幸运号码”，乡土题材、现代主义手法（如意识流）、写到、有好的译本（葛浩文一直卖力英译莫言作品）、海外获奖，美国有个专门的中国文学奖——新人文学奖（奥克拉荷马大学设立，许子东为首届评委，莫言乃首届奖主），《生死疲劳》获香港“红楼梦奖”（最高的30万奖金）。莫言也是海外获奖最多的中国作家。莫的《蛙》涉及计划生育，得了“意见分”，与政府有一定距离，色彩不浓重，等等。许子东说除了这六大因素，还有一个活动号码，即幸运号码——偶然性因素甚大的机遇。如高行健《灵山》写大西南，马悦然夫人为四川人，马悦然在夫人帮助下翻译《灵山》，增进了对高行健小说的感情。至于莫言的这一“幸运号码”，笔者以为就是这次“诺奖”评委会倾向于要给中国，而且要给“体制内作家”，又不能色彩太浓，作品内涵得有“中国特色”，如此这般，这份幸运便落到莫言头上。如果说“诺奖”产生于这一批中国作家之中有其必然性，那么，最后得奖的“这一个”，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莫言作品因乡土而通俗，因通俗而民俗，因民俗而民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寻根中扎根”莫言：《我在寻根过程中扎根》，载《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自觉摆脱当代中国小说的过于欧化，认识到要写出“中国气派”的小说，只能从自己民族的文化资源里寻找再生性资源傅小平：《“盛宴”过后，或许更应冷静思考——如何推动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报》2012年10月18日。。冯骥才说莫言作品“蕴含着极强的个性和丰富的想象力，拥有大量逼真的细节，在历史与现实来回穿梭，荡气回肠、震撼人心，在文本上体现出很大的创造力”。龙应台说，莫言的世界比高行健的世界容易进入。
就莫言作品本身而言，如允直言，我个人感觉似未达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超一流”，与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相比，感觉存在一定差距。仅就乡土文学而言，与沈从文、汪曾祺有一定的层次之别，语言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评论界有人说莫言作品缺乏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与剖析，缺乏较深的思想内涵。我的感觉是：莫言对中国农民的各种感受把握到位，洞察深刻，其作品带着中国农村体温，裸呈当代农民的原生态，但对思想内涵的开掘，确实不强。获奖后，莫言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对思想的拒绝：“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国作家缺少思想，我认为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结果就是思想伤害了艺术，好的小说是作家无意识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高举着思想的大旗，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时，那基本上是在发疯，伟大的作品、有思想的小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所以我讲，作家最好没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写不好。这一观点经常被很多人批评，被很多人嘲笑。”莫言：《莫言之言》，《检察风云》2012年第21期。莫言当然有排斥思想性的自由，或曰“艺术选择权”，作家也完全有可能在“自在”状态下写出优秀作品，但任何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都以包含一定的思想性为必充条件。从沈从文到莫言，这一路从僻远乡镇走来的“乡土作家”，特征之一就是拒绝理论与思想。其中原因，我个人认为是他们不愿啃咬理论这块硬骨头，故而感受不到理论对创作的滋养作用与提炼之力，而失去理论基架，思想便无从升起。本人认为：中外当代作家最重大的差距还是在理论修养与哲学根柢。或许也正因为过于感性，莫言不少作品描写发露，有人甚至掷评“恶俗”，就是莫言获奖后，仍有人公开置评：“有些作品对暴力和渲染过度。”江曾培：《“莫言热”中的怪相》，《检察风云》2012年第21期。
三、可预见效应
从近期看，“莫言热”对近年人气不高的中国文学是一支强心针，既有助于文学市场回暖，最明显的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加印二十万套莫言作品，一周告罄。更引出“莫言经济”，高密县政府计划投资6.7亿弘扬“红高粱文化”开发旅游，先投资一千万种植万亩红高粱，每亩补贴千元；更有人抢注莫言域名，帮莫言分析如何花钱，计算未来版税……韩浩月：《消费莫言的两种方式》，《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23日。从远效看，提高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自信，吸引更多文学青年投身文学。就像中国围棋的繁荣，发韧于1985-1988年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的十一连霸，吸引了一批批青少年投身棋界。此外，隐含的效应还包括文学价值指向，只有从生活地心处汲取素材，才有可能符合“世界审美标准”，对提高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层次有所推助。三年前，莫言接受记者采访，对贝多芬与歌德遇到国王仪仗队的不同态度评曰：“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国王的仪仗队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勇气。”一小段议论，一件小事，但粒珠折光。莫言与本人年龄相仿（仅差一岁），没想到他的成熟竟表现为如此重新安放价值顺序。我明白莫言所说的向国王仪仗队致敬需要“巨大勇气”，但不理解为什么贝多芬持守“艺术在国王之上”反而容易？我理解莫言向世俗强权妥协的深层次意义——换取生存以获得“阵地”，但妥协毕竟易于坚持，“贝多芬”少而“歌德”多。明知向世俗低头不合适，明知缺少“艺术高于国王”的价值持守者，还说当“歌德”难于“贝多芬”，恕我直言，莫言先生的这一价值顺序已束缚其更上层楼，妨碍他向更高层次攀跃。
“反右”之后，人文学者、作家都阻止子女走作家道路，深刻影响了人文传承。人文素质与艺术修养上，此辈之欠之缺，下辈都不可能全给找回来。留日五年的西安作协副主席叶广芩说：“陕西作家视野比较窄，影响了文学修养的提高。当然，我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陕西文友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文化和文学是两码事，包括陈忠实和贾平凹。”参见《文艺报》1999年1月9日。孙犁说：“一个作家，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就算够用的了。”孙犁：《曲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乃金字塔基与塔尖的关系，ABC级的问题。没有文化的承托，文学何以滋壮粗茁？西方现代文学的粗壮，根须当然在他们的文化、哲学与史学。中国当代作家如此看待文化与文学，说成两码事，令我大惊。作家不了解艺术史，缺乏理性审美意识，怎么可能写出超越历史、富于创新的作品？怎么可能提供新一代读者需要的“有意味的形式”。浙江作家李锐近言：“艺术应该做的恰恰是理论概念不做的事情。”李锐：《文学写作要从真实的困境出发》，《文汇报》2007年1月29日。 可问题恰恰是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作家并不知道有哪些理论概念，不知道哪儿是“理论概念不做”的地方。
我一直希望当今文学生态中的官办化倾向能得以改善。现有文学生态弊端之一就是圈子化，发稿权具有交换性，而发行量与编辑利益无关或关系甚少，编辑缺乏征求佳稿的利益驱动，极大阻碍了新人的涌现。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当年居然无法在北京发表。应该让各路文学尝试者自己承担“创新风险”，让一茬茬文学青年为创新实验写单，放手让他们去筹资去试验，以此为文学界从总量上募捐筹资。这样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搞活，才有可能开放出姹紫嫣红。中外艺术史正反两面经验证明：对艺术最好无为而治，复杂的文学艺术一管就死，管不了，也管不好，应该放手让文艺也走向市场。
就人生道路而言，文学创作风险甚大，投稿不中，废纸一叠，鸡飞蛋打，这份风险又只能“责任自担”。新时期文学创作上讨出路者，多为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如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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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莫言、余华等），多少有点无产阶级闹革命的味道。高校文学教师之所以“集体缺失”，乃文学创作不算学术成果，无助于职称晋升。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坛“有学问的不搞创作，搞创作的没有学问”。近年，曹文轩、杨剑龙、葛红兵等京、沪教授搞了几部长篇小说，出现好兆头。但教授创作均属业余玩票，他们真正的“搞专业”，恐怕要到退休以后。刘震云说：“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获得一个奖，中国文学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来自作家朋友的衷心祝贺》，《文艺报》2012年10月12日。 陈村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表示：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对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肯定，“没有，毫无用处！诺贝尔文学奖奖给的是个人，不是集体。莫言得奖并不表示中国整体的文学成就已经居于世界之巅，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仍任重道远。” 《诺奖助跑纯文学？》，《新民周刊》2012年10月22日。我们当然不能因莫言获奖而自大，以为什么都已与世界接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能力整体水准依然不高，中国当代哲学仍然贫困，文化界整体思考能力偏弱，无论对历史对现实对文学的把握，距离世界最高水准仍有相当里程。从理想化角度：作家在保持艺术独立的前提下，还是得“干预生活”，要有推动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与人文责任感。
最后，祝贺莫言获奖，也预祝中国文学一路走强。
（责任编辑：李亦婷 王恩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