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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惠利益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原因。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只能增加使用价值而不能增加一国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不仅能够增加一国的使用价值，而且能够带来较高的价值增值。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最优生产率模型证明了马克思有关论断的正确性和普遍性。要改变不利于我国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就要善于利用和创造有利的国际分工，大力提高综合生产率，以捍卫和保护民族利益，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
关键词：贸易利益；使用价值；价值；劳动价值论
1005-2674（2013）02-017-06
亚当·斯密在他名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第一次运用成本绝对优势学说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利益条件和基础：互惠。1817年，大卫·李嘉图继承了绝对成本优势学说，提出了更一般化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间技术水平相对差异而产生的各国生产同一商品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形成了各国不同的比较优势，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和贸易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利益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原因，并且决定着国际贸易的模式。虽然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变化，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地位并没有变化，互惠利益仍是解释国际贸易原因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有助于增加一个国家的商品总量和享用品数量，但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但马克思则认为，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一国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增加该国的价值。贸易互惠的利益究竟是什么？直到今天，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仍无法进行正确回答。本文拟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互惠贸易利益的内容进行证明。
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论证：其一，对外贸易可以“使本来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成为交换对象，赋予它以价值。”比如澳大利亚，拥有十分丰富的铁矿资源，由于该国没有开发利用铁矿或者开发的铁矿石存在大量剩余，因此，该产品或者剩余在国内市场是“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商品”，而国外很多国家钢铁制造业需要大量铁矿石却苦于国内铁矿资源十分贫乏。这样，通过国际贸易，澳大利亚的这些铁矿资源“最初是由于可交换性而得到价值的”，“起初，
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获得的价值增值是较高的超额剩余价值。较高综合生产率是对外贸易获得超额利润的直接原因。由于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只要这些国家的劳动在国际市场被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因此，“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对外贸易还为国内剩余产品和过剩资本找到了新的出路，“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因为对外贸易使剩余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发展起来，这种劳动表现在无限系列的不同的使用价值上，并且在实际上使抽象财富有了意义。”
1.基本检测设。本文作出如下基本检测设：（1）参与贸易的各国的生产与需求平衡，则生产者的生产价值即市场价值。（2）各国不同的部门生产率水平均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均可以用基数表示。比如5×5模型，可以检测设世界存在5个不同国家，它们均分别生产5种不同产品，五个国家同一产品的生产率均不相同，且任一国家任一时期的产品生产率均可
2.参与国际分工的N个国家M种产品的最优生产率模型。如图1所示，世界上存在N国家，每个国家均生产M种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率均不相同，满足国内使用价值的生产量为单位l。满足国内需求的产量线是条等于单位l的直线p。A点表示不参与国际分工时某一国家国内市场的任一产品的最佳决策。当N=M=2，也就是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进行分工，则最优选择分工生产是，每一国家均选择国内生产率最高的产品进行生产，然后进行交换，则两国生产均达到最大值，国内的满足也达到最优状态，即图中O N，BM，的面积。图中依次列出了N=M=2、3、4、5时的最优生产率的选择分工模式，即点A、B、C、D、E代表的最优生产率模式。这些点构成了最优分工曲线r。r线上任一点均可以看作世界N个国家M种产品所对应的最优生产率的分工选择模式。在最优生产率模式下，世界市场N个国家M种产品进行分工最佳产量就是m×n，也就是等于OMRN所对应点围成四边形的面积。
3.5×5模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现代证明。检测设5国生产率水平如表1所示，五国生产率水平最高产品依次为A、B、C、D和E为5，国内生产五种产品的生产率从高低依次为5、4、3、
按照马克思价值量的定义，即国内市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该国生产这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也就是由正常生产条件下的中等条件的生产商所生产某一使用价值的生产时间决定的。以甲国为例，该国分工前最佳生产只能选择国内生产率较高前4类产品，即用总生产时间1生产了3 13/30的总产品，则生产4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平均劳动时间为30/103。那么，A、B、c和D的价值量分别为57/83、6/7、113/90和61/82，总价值为3 13/30。可以依此推算出其他四国价值量总和也均为3 13/30。该方法根据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把不同产品的生产时间进行了平均，计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再计算出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量。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世界市场在分工前最优生产率的价值量分布是均衡的，五国的国内价值总量均相等，而且每一种商品的总价值量也是相等的。
如果五国均全面参与世界分工，它们选择本国生产率最高的商品进行分工生产则是最佳决策。这样，每一个国家都选择了最优生产率的产品进行分工生产，则国际分工处于最优生产率状态。此时，各国的生产率达到最高，在单位时间生产使用价值5个单位，获得的价值量也最大，为5个单位。与分工前不同，虽然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样是1个单位的使用价值，但该产品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发生变化，此时的价值标准已经是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因为该国作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国内的生产条件就是世界的平均的中等生产条件，因此，任一国家参与分工所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决定该商品价值量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以甲国为例，该国选择生产的产品为A，其1个单位的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就是1，这样，该国生产的全部价值就是5个单位。参与分工后，该国的生产使用价值的总量达到5，远高于分工前的3 13/30；国内市场的需求也从原来的3 13/30提高到5，满足率达到了100%；所形成的价值量也由分工前的3 13/30提高到5。虽然世界各国所投入的绝对的劳动时间并没有改变，但由于国民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变为世界必要劳动时问，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总量却比分工前奇迹般“增长”了。因此，分工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率，提高了社会需要的满足率，而且增加了价值总量。
在考虑利润率平均化情况下，下面列出n=m=2、3、4、5、6、7、8、9、10时，n国分工前后满足国内使用价值l，用生产时间单位1的所生产的最佳使用价值与价值组合的有关数据与利益比较。
从表2中不难发现，孤立的国内生产，规模越大，其生产的使用价值、形成的商品价值效率越低，在既定条件下市场满足程度越低，而参与分工后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会越大、形成商品价值越多、消费满足程度越高，越有效率。当然这是检测设贸易成本、运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实际上，随着分工范围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贸易频率的上升，商品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不断攀升，只有将贸易成本、运输成本的增长有效地控制在远低于分工利益增长的条件下，国际分工才会得到越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把社会分工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把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视为一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他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如果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和较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本文仍以5×5模型进行说明。检测定甲国生产率水平较高，乙国较低，其他国家不变。此时，甲国A生产率为6（为便于计算，检测设生产率较低的B也为6），平均生产率水平达到3 3/5，高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乙国最高生产率的产品只有4，平均生产率也低于3。此时，甲国按照最优生产率选择A进行生产，乙国只能选择B进行生产。这样，甲国生产A最优生产量是5，此时仍余1/6时间可以利用。乙国生产B的最大产量是4，世界需求仍缺1个使用价值。该缺口由甲国进行生产，恰好产量为1，世界市场满足水平刚好饱和。此时世界生产的A B总量依旧分别为5，与生产率均衡条件下保持相同，实现价值总量也分别为5，与生产率均衡条件下相同，但价值分配有了较大的区别。甲国，以5/6时间生产了5个A，由于该国A产品的生产条件就是世界生产A平均条件，该国产品单位时间就是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所以，该国A产品的价值量为5个单位。B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标准则是由市场中居于多数的乙国的生产条件决定的，乙国生产了4个单位B，价值总量为4，甲国另生产了1个单位的B，获得价值量为1。甲国共生产了两种产品6个单位的使用价值，获得价值量为6。甲国的获得价值量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乙国获得的价值量低于世界水平。马克思把因生产率差距而导致的富国可以获得超额国际价值，穷国则获得较少的国际价值现象称之为“国际剥削”17]。不难比较，“国际剥削”仍然不改变国际贸易带来的价值互惠。
三、结论
无论在生产率均衡条件下或者在生产率不平等的环境中，根据最优生产率进行分工，各参与国均能够增加本国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更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和追逐剩余价值，生产率较高国家的资本必然“力求摧毁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
在现代生产方式条件下，由于垄断已经成为主导世界市场的主要力量、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科技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因素、国家对国际经贸关系的管控作用日益增强，所以，垄断、资源禀赋条件、科技创新能力和国家管理水平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和流向
关键词：贸易利益；使用价值；价值；劳动价值论
1005-2674（2013）02-017-06
亚当·斯密在他名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第一次运用成本绝对优势学说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利益条件和基础：互惠。1817年，大卫·李嘉图继承了绝对成本优势学说，提出了更一般化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间技术水平相对差异而产生的各国生产同一商品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形成了各国不同的比较优势，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和贸易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利益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原因，并且决定着国际贸易的模式。虽然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变化，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地位并没有变化，互惠利益仍是解释国际贸易原因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有助于增加一个国家的商品总量和享用品数量，但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但马克思则认为，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一国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增加该国的价值。贸易互惠的利益究竟是什么？直到今天，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仍无法进行正确回答。本文拟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互惠贸易利益的内容进行证明。
一、国际贸易不仅增加一国使用价值，而且增加价值
马克思认为，在产品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条件下，国际分工是形成国际贸易的基础和前提，而国际贸易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国际分工的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国际贸易，各参与国家不仅发展了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通过国际协作，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了整个世界的财富总量。虽然各参与贸易方获得利益多寡不同，但都获得了高于孤立生产获得的福利水平和财富总量。马克思在评论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作时，批评了李嘉图的互惠贸易利益观点，认为：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一国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增加该国的价值。认为，“随着新开辟的交换的源泉，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的价值量都会增加。”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论证：其一，对外贸易可以“使本来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成为交换对象，赋予它以价值。”比如澳大利亚，拥有十分丰富的铁矿资源，由于该国没有开发利用铁矿或者开发的铁矿石存在大量剩余，因此，该产品或者剩余在国内市场是“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商品”，而国外很多国家钢铁制造业需要大量铁矿石却苦于国内铁矿资源十分贫乏。这样，通过国际贸易，澳大利亚的这些铁矿资源“最初是由于可交换性而得到价值的”，“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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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由于可交换性。因为后来它们很快就要被消费掉，所以劳动必须再生产它们，如果最初它们的价值是偶然决定的，那么，现在它们的价值则由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其二，通过对外贸易，一个国家可以利用进口的机器设备或者原材料，建立新的产业，生产新的产品，从而形成新的价值。仍以澳大利亚为例，通过对外贸易，铁矿石产品获得了新的价值，澳大利亚就可能利用该价值建立大量的奶牛养殖场，利用其丰富的草场资源，生产牛奶、牛肉等产品，而这些产品一部分满足国内需要，一部分远销国外，创造了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新价值。马克思对此评论道：“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新价值，我们总是一而再地以新价值交换新价值，再生产全部过程。”其三，通过对外贸易，一个国家可以选择最有利的进出口商品，通过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转换，谋取价值增值。比如，澳大利亚商人发现从中国进口手工业品要比本国生产便宜，而从澳大利亚出口煤炭要比中国很多地方煤炭便宜。如果该商人通过对外贸易把本国生产的煤炭输入中国，再把对外贸易的盈利用在从中国进口手工业品，再销售本国市场，这样，该商人就可以获得价值增值。所以，马克思说：“把一部分[价值]重新输出国外，并把另一部分与我输出国外获利的同一价值相交换。这样，商业民族就能发财致富。”马克思批评了大卫·李嘉图“对外贸易只会产生使用价值，不会产生价值”的错误观点，认为他混淆了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误用了等价交换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一国的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增加交换的商品种类，以较少本国劳动时间的产品交换本国较多劳动时间的商品，从而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增加本国的价值量。“因此，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任何可以交换的新的对象，归根到底其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获得的价值增值是较高的超额剩余价值。较高综合生产率是对外贸易获得超额利润的直接原因。由于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只要这些国家的劳动在国际市场被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因此，“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对外贸易还为国内剩余产品和过剩资本找到了新的出路，“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因为对外贸易使剩余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发展起来，这种劳动表现在无限系列的不同的使用价值上，并且在实际上使抽象财富有了意义。”
二、互惠贸易利益内容的现代证明
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论述比较优势理论，但却科学地分析了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的应用。如果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差异：落后国家劳动力和土地便宜而资本较贵，发达国家则资本便宜而工资和土地很高，“那么，资本家在前一个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后一个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资本。在估计两国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现代贸易理论认为，基于生产要素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形成参与贸易各国获得贸易利益的来源。在一定条件下，任何国家都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商品进行生产并对外贸易，从而在对外贸易中双方获利：不仅可以增加本国的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增加本国的价值量。本文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论证马克思“国际贸易是互惠的”有关论断是否具有普遍意义。1.基本检测设。本文作出如下基本检测设：（1）参与贸易的各国的生产与需求平衡，则生产者的生产价值即市场价值。（2）各国不同的部门生产率水平均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均可以用基数表示。比如5×5模型，可以检测设世界存在5个不同国家，它们均分别生产5种不同产品，五个国家同一产品的生产率均不相同，且任一国家任一时期的产品生产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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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5级自然数5、4、3、2、1标度其生产率水平高低，即单位时间内所生产产品分别为5、4、3、2、1。（3）检测设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均不存在交易费用和运输成本。（4）每个国家的分工遵循完全理性，即按照生产率最大化进行决策。2.参与国际分工的N个国家M种产品的最优生产率模型。如图1所示，世界上存在N国家，每个国家均生产M种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率均不相同，满足国内使用价值的生产量为单位l。满足国内需求的产量线是条等于单位l的直线p。A点表示不参与国际分工时某一国家国内市场的任一产品的最佳决策。当N=M=2，也就是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进行分工，则最优选择分工生产是，每一国家均选择国内生产率最高的产品进行生产，然后进行交换，则两国生产均达到最大值，国内的满足也达到最优状态，即图中O N，BM，的面积。图中依次列出了N=M=2、3、4、5时的最优生产率的选择分工模式，即点A、B、C、D、E代表的最优生产率模式。这些点构成了最优分工曲线r。r线上任一点均可以看作世界N个国家M种产品所对应的最优生产率的分工选择模式。在最优生产率模式下，世界市场N个国家M种产品进行分工最佳产量就是m×n，也就是等于OMRN所对应点围成四边形的面积。
3.5×5模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现代证明。检测设5国生产率水平如表1所示，五国生产率水平最高产品依次为A、B、C、D和E为5，国内生产五种产品的生产率从高低依次为5、4、3、
2、1。则5国的生产率水平均为3，则可以列出各国在参与分工前的生产率水平情况。
以甲国为例，则分工前最佳的国内生产时间分配为：1/5时间生产A、1/4时间生产B、1/3时间生产C、13/60时间生产D；对应的最佳使用价值的产量依次为：1、1、1、13/30，A、B和c刚好满足国内需求，D只满足13/30，E因生产率太低而放弃。此时国内需求为5，欠缺1 17/30。依此可以分别推出其他各国的最佳生产时间分配和产量组合。对于世界而言，在分工前，各国的最佳时间分配和产量组合所形成的世界生产时间分配和产量组合就是最佳时间分配和产量组合。如表l所示，分工前5国最佳生产时间总和为5或平均为1，使用价值产量总和为17 1/6或平均为3 13/30。按照马克思价值量的定义，即国内市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该国生产这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也就是由正常生产条件下的中等条件的生产商所生产某一使用价值的生产时间决定的。以甲国为例，该国分工前最佳生产只能选择国内生产率较高前4类产品，即用总生产时间1生产了3 13/30的总产品，则生产4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平均劳动时间为30/103。那么，A、B、c和D的价值量分别为57/83、6/7、113/90和61/82，总价值为3 13/30。可以依此推算出其他四国价值量总和也均为3 13/30。该方法根据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把不同产品的生产时间进行了平均，计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再计算出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量。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世界市场在分工前最优生产率的价值量分布是均衡的，五国的国内价值总量均相等，而且每一种商品的总价值量也是相等的。
如果五国均全面参与世界分工，它们选择本国生产率最高的商品进行分工生产则是最佳决策。这样，每一个国家都选择了最优生产率的产品进行分工生产，则国际分工处于最优生产率状态。此时，各国的生产率达到最高，在单位时间生产使用价值5个单位，获得的价值量也最大，为5个单位。与分工前不同，虽然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样是1个单位的使用价值，但该产品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发生变化，此时的价值标准已经是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因为该国作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国内的生产条件就是世界的平均的中等生产条件，因此，任一国家参与分工所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决定该商品价值量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以甲国为例，该国选择生产的产品为A，其1个单位的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就是1，这样，该国生产的全部价值就是5个单位。参与分工后，该国的生产使用价值的总量达到5，远高于分工前的3 13/30；国内市场的需求也从原来的3 13/30提高到5，满足率达到了100%；所形成的价值量也由分工前的3 13/30提高到5。虽然世界各国所投入的绝对的劳动时间并没有改变，但由于国民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变为世界必要劳动时问，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总量却比分工前奇迹般“增长”了。因此，分工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率，提高了社会需要的满足率，而且增加了价值总量。
在考虑利润率平均化情况下，下面列出n=m=2、3、4、5、6、7、8、9、10时，n国分工前后满足国内使用价值l，用生产时间单位1的所生产的最佳使用价值与价值组合的有关数据与利益比较。
从表2中不难发现，孤立的国内生产，规模越大，其生产的使用价值、形成的商品价值效率越低，在既定条件下市场满足程度越低，而参与分工后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会越大、形成商品价值越多、消费满足程度越高，越有效率。当然这是检测设贸易成本、运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实际上，随着分工范围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贸易频率的上升，商品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不断攀升，只有将贸易成本、运输成本的增长有效地控制在远低于分工利益增长的条件下，国际分工才会得到越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把社会分工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把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视为一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他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如果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和较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本文仍以5×5模型进行说明。检测定甲国生产率水平较高，乙国较低，其他国家不变。此时，甲国A生产率为6（为便于计算，检测设生产率较低的B也为6），平均生产率水平达到3 3/5，高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乙国最高生产率的产品只有4，平均生产率也低于3。此时，甲国按照最优生产率选择A进行生产，乙国只能选择B进行生产。这样，甲国生产A最优生产量是5，此时仍余1/6时间可以利用。乙国生产B的最大产量是4，世界需求仍缺1个使用价值。该缺口由甲国进行生产，恰好产量为1，世界市场满足水平刚好饱和。此时世界生产的A B总量依旧分别为5，与生产率均衡条件下保持相同，实现价值总量也分别为5，与生产率均衡条件下相同，但价值分配有了较大的区别。甲国，以5/6时间生产了5个A，由于该国A产品的生产条件就是世界生产A平均条件，该国产品单位时间就是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所以，该国A产品的价值量为5个单位。B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标准则是由市场中居于多数的乙国的生产条件决定的，乙国生产了4个单位B，价值总量为4，甲国另生产了1个单位的B，获得价值量为1。甲国共生产了两种产品6个单位的使用价值，获得价值量为6。甲国的获得价值量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乙国获得的价值量低于世界水平。马克思把因生产率差距而导致的富国可以获得超额国际价值，穷国则获得较少的国际价值现象称之为“国际剥削”17]。不难比较，“国际剥削”仍然不改变国际贸易带来的价值互惠。
三、结论
无论在生产率均衡条件下或者在生产率不平等的环境中，根据最优生产率进行分工，各参与国均能够增加本国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更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和追逐剩余价值，生产率较高国家的资本必然“力求摧毁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
在现代生产方式条件下，由于垄断已经成为主导世界市场的主要力量、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科技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因素、国家对国际经贸关系的管控作用日益增强，所以，垄断、资源禀赋条件、科技创新能力和国家管理水平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和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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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国际贸易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由于占尽先发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企业垄断能力、国家创新能力、管理水平较高，在国际贸易中，不仅可以凭借较高生产率优势获取较高的国际价值，而且可以凭借科技创新优势、市场垄断地位获得巨额的国际超额剩余价值，凭借强大的国家管理能力以及对世界经贸关系的主导地位攫取诸多超市场利益。我国作为生产率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不利于我国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流向，就要善于利用和创造那些有利的国际分工，全面地提升综合生产率，以最大限度捍卫和保护民族利益，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