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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考据学在清代的学术思潮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我们对于考据学往往只有片面的了解，对于考据学产生的原因、内容和影响的认识也有失偏颇。本文结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述，介绍了考据学的一些积极方面。
【关键词】考据学；清代学术概论；原因；影响
众所周知，考据学在清代的学术思潮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所知道的考据学，是迫于统治者文字狱的压力，大批学者不得谈论国事，只得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进行没有意义的考证，如皇帝在哪一天做了什么事情，使思想受到禁锢，思想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我们看到的考据学却大不相同。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是梁启超应胡适的要求记录晚清的今文学运动和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而成。“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在完成之后，只能脱离原书，独成一书，全书论述了清代思想界的蜕变，使读者对清代的学术思潮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在书中，作者将时代思潮的流转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
清朝最初的学术思潮，即处于启蒙期
（1）颜李的力行派主张实践、苦行，但并没有“来生”、“他界”的观念，只是在现实世界凭借道德义务观念牺牲一切享乐。最初弟子们直接受到颜、李的人格感化，学派尚能光大，然而一再传后，感化力度递减，其衰落也就在情理之中，况且其所主张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内容，因社会变迁，也不能一一实践。
（2）经世派由于文字狱的兴起，纷纷转向考证。而且，经世要与时事结合，与如今的新闻评论相似，有很强的时效性，由于当时传播途径的局限性和学者的迟疑踌躇，很少能让人们立即知晓，遂逐渐成为一种空论，转向考证。
（3）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有着众多具有极大研究价值的古籍，而且古籍的杂乱使得研究具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考据学派一开，便蔚然成风。学者们的精力集中于对经史等社会科学的考证，没有特别的动机，便不会把精力转向我国向来不甚发达的自然科学。何况当时考据初开，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从事的人不拘大小总能有所成就，这就决定了考据学的兴起和自然科学派的衰落。
到了全盛期，考据学一派独大。其实考据学是以经学为中坚的，经学的附庸是小学（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然后是史学、天算学等。考据学主要是对四书五经的考证，在客观的考证基础上，为经书增加新的正确注疏和修改错误的经文，兼及对于古字音字形的整理。对于历史的考证，只是移用经学的考证方法来治史，因此考据学并不是针对历史的，而是针对经学的，针对历史的考证，只是考据学的一个小分支，而且纵观《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考据学除了限制思想这一消极影响外，也还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首先是为今人研究古籍提供了便利。我们如要对古籍进行研究，势必需要先对其真伪做一界定，确认其为真的之后，才能评论其是非得失。古今语法的不同，标点句读的不当，各种版本传抄的错误，前代学者的篡改等，都增加了我们理解阅读古籍的难度。清代考证学家对古籍真伪的鉴别贡献颇大，使得“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从而让我们可以省下无限精力，进行评论是非的研究。
其次是其所运用的科学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借鉴。无论是任何人的言语，考据学家都是不肯漫然相信的，必会求其所以然。从众人最易忽略的地方仔细观察，发现值得特别研究之处；而后空明其心，不许有一丝先入的主观观念，只取客观资料，做忠实研究，在此基础上立一检测说，广泛搜证，凭借试验和搜证的结果，逐渐确为定理或者废弃。
第三是对学者们自我修养和品德的教育与陶冶。清代学者最戒轻率著书，顾炎武说到著书之难时，曾说：“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大部分当时的好学之士，每人有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便记在册子上。当时一流学者著书，不愿书中有自己心得之外的一字赘言，而著书范围较广，难免需有心得解释之语，因此许多学者的思想便以札记的形式保存下来。清代学者的著书或札记往往是其一生的研究成果，科学严谨，使得我们无形中受到一种人格的观感。
对于考据学的内容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梁启超在书中也给予了一些回答：与现代学科相比，考据学大部分是无用的，然而，真正的学者是为学问而治学问的。有没有用的说法，是以其用处为目的，以学问为手段，而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就是目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有无用的说法。就纯粹学者的看法，“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考据学；清代学术概论；原因；影响
众所周知，考据学在清代的学术思潮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所知道的考据学，是迫于统治者文字狱的压力，大批学者不得谈论国事，只得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进行没有意义的考证，如皇帝在哪一天做了什么事情，使思想受到禁锢，思想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我们看到的考据学却大不相同。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是梁启超应胡适的要求记录晚清的今文学运动和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而成。“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在完成之后，只能脱离原书，独成一书，全书论述了清代思想界的蜕变，使读者对清代的学术思潮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在书中，作者将时代思潮的流转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
清朝最初的学术思潮，即处于启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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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潮，是极其复杂和绚烂的，除以顾炎武为代表的考据派外，还有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力行派（主张学问只于日常行事中求得，与墨家主张相似），以黄宗羲为代表的经世派和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派。然而到了全盛期，只有考据学充分发展占据统治地位，究其原因，除了统治者文字狱的压迫外，还有其他几方面原因：（1）颜李的力行派主张实践、苦行，但并没有“来生”、“他界”的观念，只是在现实世界凭借道德义务观念牺牲一切享乐。最初弟子们直接受到颜、李的人格感化，学派尚能光大，然而一再传后，感化力度递减，其衰落也就在情理之中，况且其所主张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内容，因社会变迁，也不能一一实践。
（2）经世派由于文字狱的兴起，纷纷转向考证。而且，经世要与时事结合，与如今的新闻评论相似，有很强的时效性，由于当时传播途径的局限性和学者的迟疑踌躇，很少能让人们立即知晓，遂逐渐成为一种空论，转向考证。
（3）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有着众多具有极大研究价值的古籍，而且古籍的杂乱使得研究具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考据学派一开，便蔚然成风。学者们的精力集中于对经史等社会科学的考证，没有特别的动机，便不会把精力转向我国向来不甚发达的自然科学。何况当时考据初开，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从事的人不拘大小总能有所成就，这就决定了考据学的兴起和自然科学派的衰落。
到了全盛期，考据学一派独大。其实考据学是以经学为中坚的，经学的附庸是小学（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然后是史学、天算学等。考据学主要是对四书五经的考证，在客观的考证基础上，为经书增加新的正确注疏和修改错误的经文，兼及对于古字音字形的整理。对于历史的考证，只是移用经学的考证方法来治史，因此考据学并不是针对历史的，而是针对经学的，针对历史的考证，只是考据学的一个小分支，而且纵观《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考据学除了限制思想这一消极影响外，也还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首先是为今人研究古籍提供了便利。我们如要对古籍进行研究，势必需要先对其真伪做一界定，确认其为真的之后，才能评论其是非得失。古今语法的不同，标点句读的不当，各种版本传抄的错误，前代学者的篡改等，都增加了我们理解阅读古籍的难度。清代考证学家对古籍真伪的鉴别贡献颇大，使得“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从而让我们可以省下无限精力，进行评论是非的研究。
其次是其所运用的科学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借鉴。无论是任何人的言语，考据学家都是不肯漫然相信的，必会求其所以然。从众人最易忽略的地方仔细观察，发现值得特别研究之处；而后空明其心，不许有一丝先入的主观观念，只取客观资料，做忠实研究，在此基础上立一检测说，广泛搜证，凭借试验和搜证的结果，逐渐确为定理或者废弃。
第三是对学者们自我修养和品德的教育与陶冶。清代学者最戒轻率著书，顾炎武说到著书之难时，曾说：“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大部分当时的好学之士，每人有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便记在册子上。当时一流学者著书，不愿书中有自己心得之外的一字赘言，而著书范围较广，难免需有心得解释之语，因此许多学者的思想便以札记的形式保存下来。清代学者的著书或札记往往是其一生的研究成果，科学严谨，使得我们无形中受到一种人格的观感。
对于考据学的内容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梁启超在书中也给予了一些回答：与现代学科相比，考据学大部分是无用的，然而，真正的学者是为学问而治学问的。有没有用的说法，是以其用处为目的，以学问为手段，而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就是目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有无用的说法。就纯粹学者的看法，“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这很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