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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然科学基本的定理、定律大多不会有变化，而历史课程内容会随着时代进步重新选择或解读。罗马法过去不被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的世界通史，罗马法都只占很小的篇幅。现在我们知道与法制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将罗马法列为高中历史课程内容，典型地反映了历史课程内容变化的特点。现行高中历史课程内容有一些新的知识是中学教师所不熟悉的，即使许多熟悉的内容，也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而得到不断更新。因此，历史教师不仅要研究课程标准、研究教材，还应当涉及更宽泛的课程资源。理解课程标准是研究教科书的前提，了解学术成果是用好教科书的重要路径之一。
今年笔者先后拜读了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林华国先生的《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本》，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等书籍，受益匪浅。现结合高中历史必修1《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一课谈谈自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1895年到1901年的这七年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刺激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在人教版教科书中列出了三个子目：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如果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作为重点，一节课的时间很紧凑，如果主要了解两个条约的内容，学生会得到什么？一个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一个是“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得到这两个结论意义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探究历史何以至此。历史课堂成为理性思维的训练场，才能实现历史教育的价值。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近邻日本，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延续了100多年。战败所遭受的屈辱和灾难，迫使中国民众进行自我反省。而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底层民众反应激烈，
战争时，中英军事装备相差悬殊。甲午战争时，中日军事装备大体在一个水平线上。尤其是海军，主力舰都是从欧洲写来的，军官大都在英国或德国受训，北洋舰队在吨位、速度、火力上略逊于日本海军，但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及重炮仍能构成威胁。战败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制度的落后。清朝海军衙门的五大臣奕■、奕■、李鸿章、曾纪泽、善庆，没有一个是懂海军、研究海军战略的高级指挥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也没有受过海军训练。中国海军也不统一，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从未制定过海军作战预案，更没有争夺制海权的意识。72岁的李鸿章掌控北洋水师，得失心重，举棋不定，进退失据，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改变不了全局。因为，清军在实战中都是临时应付，对战况没有认真研究，没有具体部署，打的是糊涂仗。而日本按照西方海军建制，开战前就有海军取胜、僵持、失败的三种应对计划，明确夺取制海权。
海军是技术性很强的近代军种，清朝用旧的官僚制度管理近代海军，焉能不败？！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但不能因此而掩盖清朝海军建设的根本缺陷。陆军也有同样问题。日本陆军在1888年已改为师团制，战前，日本的军事制度、组织都已近代化。而清朝陆军还是营制，火炮配属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没有指挥系统，每次防守，只要敌军迂回侧翼就被迫撤退。日本人战后说：“清军指挥错乱。”一点儿不检测。近代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军事制度的近代化决定了怎样发挥武器的作用。
社会政治是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之一。日本以“文野战争”（宣传中日对抗是文明与野蛮之争）号召国民同心协力、支持战争。战前，天皇每年从皇室费用中拿出30万元补充军费。实业界领袖组织“报国会”募捐，为战争效劳，不计个人得失。被誉为“煤炭大王”的安川敬一郎，开战前与外商签订了一大笔合同，开战后由于担心这笔煤炭流入中国，立即单方面撕毁合同，不惜为此蒙受损失。大阪军火商把按合同为英国制作的5600支全部捐献给政府。大阪青年报公义会用会员赞助的钱制作了1万条绣着“凯旋”二字的手巾，赠送给日军。21个运输会社，自愿在战争期间无偿为政府运送军事物资。日本贫民有的将一天劳动所得的一半捐献出来，许多人志愿做后勤供应的军夫。日本政府为战争发行的军事公债也得到财界大力支持。总之，日本是举国上下、整体动员起来对中国作战。
清朝恰好相反，在西太后看来，颐和园比海军更重要，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挪用30万两建造颐和园。有论者说，为准备庆祝慈禧60大寿而耗费的大约1400～2000万两白银，可购写10艘“定远”型铁甲舰、20艘“致远”型战舰。其实即使添购新舰，也未必能胜，因为军中同样腐败。《北洋水师章程》按照西方惯例规定，各舰管带须终年住在船上，而实际海军军官都在基地附近兴建私宅。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金屋藏娇。军官普遍生活奢侈，嫖赌乃常事。刘公岛基地就有赌馆、烟馆、妓院70多家，丁汝昌也在岛上开店铺赚钱。许多管带贪污训练费、保养费，训练弄虚作检测，流于形式。黄海海战，定远舰第一炮就将自己的舰桥震塌。威海之战，竟有两名管带上岸嫖娼未归，两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后勤贪污更甚，镇远、定远两舰口径最大的主炮，只有3发炮弹，实在不可思议。炮弹内竟敢填充泥土，可见贪污者胆大妄为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至于民众，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所谓“势”乃指主仆关系、官民关系。诚如郭嵩焘说：“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民气常郁结不能上达”，因此，中国下层民众大多不关心战争，战争期间，各地仍发生多起乱事。清朝上层也不能团结一致。李鸿章最知自己的弱点，因此无论为国家、为个人，均想避战。黄海海战后，他曾试图调南洋舰北上，没成。李鸿章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是实情。中国还没有形成近代的民族意识，社会政治还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表面上看，中日军事装备相差不多，实质差异在制度。政治制度的落后导致军事制度、军心和民心都无法与近代化的日本抗衡。
今年笔者先后拜读了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林华国先生的《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本》，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等书籍，受益匪浅。现结合高中历史必修1《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一课谈谈自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1895年到1901年的这七年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刺激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在人教版教科书中列出了三个子目：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如果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作为重点，一节课的时间很紧凑，如果主要了解两个条约的内容，学生会得到什么？一个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一个是“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得到这两个结论意义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探究历史何以至此。历史课堂成为理性思维的训练场，才能实现历史教育的价值。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近邻日本，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延续了100多年。战败所遭受的屈辱和灾难，迫使中国民众进行自我反省。而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底层民众反应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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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扩大视野了解列强对中国与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有何不同，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灾难深重”。因为，只讲被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只说慈禧太后的奴颜婢膝，只能使听者心情沉重，不能培养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来源于对社会更全面的观察。战争时，中英军事装备相差悬殊。甲午战争时，中日军事装备大体在一个水平线上。尤其是海军，主力舰都是从欧洲写来的，军官大都在英国或德国受训，北洋舰队在吨位、速度、火力上略逊于日本海军，但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及重炮仍能构成威胁。战败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制度的落后。清朝海军衙门的五大臣奕■、奕■、李鸿章、曾纪泽、善庆，没有一个是懂海军、研究海军战略的高级指挥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也没有受过海军训练。中国海军也不统一，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从未制定过海军作战预案，更没有争夺制海权的意识。72岁的李鸿章掌控北洋水师，得失心重，举棋不定，进退失据，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改变不了全局。因为，清军在实战中都是临时应付，对战况没有认真研究，没有具体部署，打的是糊涂仗。而日本按照西方海军建制，开战前就有海军取胜、僵持、失败的三种应对计划，明确夺取制海权。
海军是技术性很强的近代军种，清朝用旧的官僚制度管理近代海军，焉能不败？！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但不能因此而掩盖清朝海军建设的根本缺陷。陆军也有同样问题。日本陆军在1888年已改为师团制，战前，日本的军事制度、组织都已近代化。而清朝陆军还是营制，火炮配属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没有指挥系统，每次防守，只要敌军迂回侧翼就被迫撤退。日本人战后说：“清军指挥错乱。”一点儿不检测。近代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军事制度的近代化决定了怎样发挥武器的作用。
社会政治是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之一。日本以“文野战争”（宣传中日对抗是文明与野蛮之争）号召国民同心协力、支持战争。战前，天皇每年从皇室费用中拿出30万元补充军费。实业界领袖组织“报国会”募捐，为战争效劳，不计个人得失。被誉为“煤炭大王”的安川敬一郎，开战前与外商签订了一大笔合同，开战后由于担心这笔煤炭流入中国，立即单方面撕毁合同，不惜为此蒙受损失。大阪军火商把按合同为英国制作的5600支全部捐献给政府。大阪青年报公义会用会员赞助的钱制作了1万条绣着“凯旋”二字的手巾，赠送给日军。21个运输会社，自愿在战争期间无偿为政府运送军事物资。日本贫民有的将一天劳动所得的一半捐献出来，许多人志愿做后勤供应的军夫。日本政府为战争发行的军事公债也得到财界大力支持。总之，日本是举国上下、整体动员起来对中国作战。
清朝恰好相反，在西太后看来，颐和园比海军更重要，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挪用30万两建造颐和园。有论者说，为准备庆祝慈禧60大寿而耗费的大约1400～2000万两白银，可购写10艘“定远”型铁甲舰、20艘“致远”型战舰。其实即使添购新舰，也未必能胜，因为军中同样腐败。《北洋水师章程》按照西方惯例规定，各舰管带须终年住在船上，而实际海军军官都在基地附近兴建私宅。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金屋藏娇。军官普遍生活奢侈，嫖赌乃常事。刘公岛基地就有赌馆、烟馆、妓院70多家，丁汝昌也在岛上开店铺赚钱。许多管带贪污训练费、保养费，训练弄虚作检测，流于形式。黄海海战，定远舰第一炮就将自己的舰桥震塌。威海之战，竟有两名管带上岸嫖娼未归，两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后勤贪污更甚，镇远、定远两舰口径最大的主炮，只有3发炮弹，实在不可思议。炮弹内竟敢填充泥土，可见贪污者胆大妄为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至于民众，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所谓“势”乃指主仆关系、官民关系。诚如郭嵩焘说：“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民气常郁结不能上达”，因此，中国下层民众大多不关心战争，战争期间，各地仍发生多起乱事。清朝上层也不能团结一致。李鸿章最知自己的弱点，因此无论为国家、为个人，均想避战。黄海海战后，他曾试图调南洋舰北上，没成。李鸿章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是实情。中国还没有形成近代的民族意识，社会政治还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表面上看，中日军事装备相差不多，实质差异在制度。政治制度的落后导致军事制度、军心和民心都无法与近代化的日本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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