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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它们以凯恩斯主义为根据，达成共识，在建立国家保障体系等方面长期竞争，缩小了社会贫富差别，但导致以“滞涨”为特征的“英国病”。后经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改革，扭转经济颓势，并迫使工党向右转。布莱尔倡导“第三条道路”，不乏成效，但其对外政策上的欺骗伎俩使他身败名裂。取代他的布朗才具不佳，致使实力久衰的保守党借助第三党之力组成联合政府。
[关键词]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工党，保守党，凯恩斯主义，“英国病”
[]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63—06
工党政府的国有化计划，是建立一种混合经济体制。战后几年英国国有化加快。5年后，政府把矿业、民航、通讯和部分钢铁等企业收归国有，其资产总额约占全国经济部门的20％。国有化范围限于全国规模的公共企业和基础工业。
改革的重点是建立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涉及各阶层利益，容易诱发党争。因此，艾德礼政府在实施“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时尽量体现三个原则：“最低原则”，即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不低于“生存
1946年，政府实施“国民保险法”，凡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就业者均须参加国民保险，以备将来享受津贴。实施“国民医疗保健法”时，须将医院收归国有，阻力重重。保守党上层不敢触犯众怒，便以它侵犯了病人就医自由为由阻扰。为此，卫生大臣比万同保守党屡屡论战，在两年内将全国各类医院收归国有。1948年秋，93％的国民享受了免费医疗。 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国家建设计划，大体在1949—1950年实现。1948年，艾德礼就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
政府在改革期间，困难明显。一是经费紧缺，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来难免缩手缩脚。二是严寒的干扰。1946——1947年冬天，英国大雪，运输停顿，工厂关闭，失业率极高，民众在严寒中苦苦挣扎。
工党政府的再一难题是不能满足国民生活水准的愿望。工党竞选时，艾德礼曾许愿到1948年工业产量提高到1938年的160％。可1949年也只有151％。不能取消食品配给制。
1950年2月大选时，保守党借机攻击工党，在其竞选纲领中阐明：国家垄断不会减少固有弊病，纳税人被迫担负起因效率低下所造成的负担。翌年大选时，保守党发表宣言《强大而自由的英国》，重申上次竞选政策，并许诺，一旦执政，每年建造30万套住房。结果保守党上台执政。以后两次大选，议席不断增加，连续执政13年。
保守党有此势头，除了组织更新外，更归功于它主动左转，与工党达成了共识。政策改造由巴特勒所主持。1945年，他带领一批人走访大工业区，制定了《工业宪章》。宪章认可了工党提出的国有化和福利国家主张，并依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宣扬充分就业、低息贷款和赤字预算等。《工业宪章》的问世，表明保守党已明显偏离了传统立场，向工党的政策靠拢。此外，保守党还就农业、帝国政策、妇女和民族问题发表类似宣言。其中《农业宣言》也是工党政策的翻版。
巴特勒等人的宣传工作，改变了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形象，使其占领国内政治的中间地带。以后，两大政党不论哪个上台，都要执行大体一致的政策。所谓“共识政治”已经达成了。
工党也出现了向右转的迹象。1956年，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发表《社会主义和未来》，宣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平等而非公有制，国有化是手段而非目的；超意识形态的税收、福利政策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还认为，由于社会变化，工党应由原来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化为全民党，应认可现有的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工党右翼一再要求放弃党纲中有关公有制的条款，彻底解除“精神枷锁”。
两党政策上的接近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955年，英国《经济学家》将工党前财政大臣巴特勒和保守党财政大臣盖茨克尔的名字加以“嫁接”，拼装出了“巴茨克尔主义”的新词。10年后，塞缪尔·比尔在其著作《现代英国政治》中，首次使用了“共识政治”(Consensus)一词。
英国出现共识政治有着复杂的原因。历史上，英国大党曾多次合作，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政府则是它们成功合作的范例。理论上，费边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为它酿造出不太刺激的“混合饮料”。政治上，悠久的议会体制、两党制和选民意向，迫使任何执政党都不得漠视多数民众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而战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两党阶级利益的接近，则为共识政治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社会阶级基础。
通过努力，保守党政府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发展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有化经济，终止了生活必需品配给制。麦克米伦成绩更加突出。他尽力筹集资金材料，鼓励地方政府发放贷款，3年建成98万套住房，兑现了大选时的诺言，为他登上首相高位奠定了基础。
1957年麦克米伦出任首相，主张政策革新和“中间道路”。他一面调整外交和殖民政策，一面根据凯恩斯主义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在两年里制造了祥和与繁荣。大选时，保守党提出了富于煽动性的口号：“跟着保守党走，生活更美好，不让工党毁掉美好生活!”工党为了结束多年在野的局面，向选民许诺：它若上台，将在不加税的情况下改善福利条件。这遭到嘲笑。1959年保守党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16％，超过以往工党政府的比率，轻松连任。
然而，保守党同样无法抗拒经济规律。1960年，政府赤字巨大，被迫采取收缩政策，加快了危机的到来。国有企业职工连续罢工。麦克米伦政府依靠工党内部争吵苟延残喘。后因内阁中实行清洗，削弱了麦克米伦在党内的地位，1963年10月，他托病辞职，继任者霍姆伯爵勉强拖了一年，工党重回政府。
英国两党政策还与政治斗争纠集在一起。由于两党政治角逐和轮流执政，它们必须关注短期的经济实效和民心收写，关注福利体系的投入，致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乃至违反经济规律，造成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恶性循环。如保守党人执政13年里，为了连续执政，一再采用“振兴经济迎接大选”的手法。大选前设法制造经济繁荣，大选后再作收缩。但各种短期性措施不仅不能改变经济发展的趋势，还带来惩罚性后果，使政府顾此失彼、进退两难，不利于经济良性发展。
经济一旦成为大党竞争的赌注，长久下去必受影响。1952——1964年，英国国民总产值年增长率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国中落伍。这种带有“滞涨”特点的经济顽症，被称为“英国病”，延续了二三十年，与两党实行“共识政治”的时限大致相符。
1964年，工党一上台，就面对巨额赤字。威尔逊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削减军事开支，借贷了30亿美元外汇，推迟了金融危机，但无法兑现竞选诺言。市场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失业率翻番。1967年夏，全国海员大罢工，码头瘫痪，英镑贬值。政府一改往常，增加消费，冻结工资，削减政府开支，但收效较慢。同时，英法发动侵略埃及的“六日战争”，引起石油和航运上涨，英镑贬值。这遭到保守党猛烈批评。
经济危机致使民心浮动，工党在补缺选举中连连失利，急忙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把公民年龄降至18岁，承认人工流产合法等，以争取选民的支持。1970年4月，领导阶层认为良机到来，宣布改选议会。结果败北。
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在野期间已认识到，凯恩斯主义并非指导经济政策的验方，他任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探讨改革方略。1970年10月，保守党政府减少政府开支，恢复企业竞争，控制工会势力。一些国有企业被精简合并，私有企业投资开始回升。
可是，财政收缩影响了福利支出，迫使政府取消小学生免费牛奶，增收学校伙食费、医院处方费和牙医费。低收入者怨声载道，政府匆忙发放困难补贴。同时，经济危机到来。到了1972年，固定资产大幅度下降，失业率和物价上涨。希思被迫资助国有企业，扩大公共开支。英国经济重返凯恩斯主义老路。
石油提价触发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能源紧缺。英全国每周仅供电3日，时值隆冬，民众苦不堪言。1973年2月初，政府与工会的谈判陷入僵局。希思宣布进行大选。
选举结果显示：两党议席都不足半数，这在战后英国尚属首次，表明公众对“共识政治”失望，也是对两党医治“英国病”无能为力的惩罚。
大选后工党艰难执政。3月下旬，财政大臣希利提出了一个控制需求的预算案，提高了所得税等，削减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增加了儿童补贴、食品补贴和退休金，结果收支相抵，成效不大。一些国有公司因资金短缺而关闭，失业率上升，党内分歧严重。威尔逊于1976年春辞去首相职务。卡拉汉继任工党领袖和内阁首相。
卡拉汉官运多舛，在经济问题和工会压力下捉襟见肘。1979年初，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上彻底失败；罢工浪潮到来，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超过战后任何时期。同年5月，大选举行，保守党获胜。英国政策即将发生大的变动。
变革酝酿于70年代初。由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主持，力求限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扩大私有化，强化自由竞争。1974年9月，前公共事务大臣基思·约瑟夫发表反通胀讲演，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呼吁保守党抛弃巴茨克尔主义。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约瑟夫的追随者，想用货币主义猛药，医治“英国病”。
保守党后，面临领袖改选。约瑟夫成为希思最有力的挑战者。不料他在演讲中要求下层妇女控制生育力，舆论大哗。约瑟夫忍痛辞职。197
保守党改弦更张时，英国正面临着26％的通胀率的折磨。保守党不怕得罪工会，在1977年提出一份充满货币主义精神的报告——《经济成功之路》，宣称一旦执政，当适度“限制工资增长”。而且，撒切尔夫人在党内言辞激烈，咄咄逼人，为此获得了“铁娘子”绰号。1979年5月大选，保守党最终得到339个议席，上台执政。
政府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其次是紧缩公共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撒切尔夫人撤销了前工党的3000多个项目，使公共部门的借贷削减大半。英国经济逐渐走出了“滞涨”困境。1983年，通货膨胀律降至4％。
为鼓励民众工作的积极性，政府还改革税制，发挥市场调节机制。1979年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从33％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降至60％；所得税和企业税相应降低。税制改革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为此增加了间接税①。政府还撤销了物价管理委员会，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生活的规定，以免政府过多干预企业。
私有化是“撒切尔革命”的中心内容。截至1979年，国有企业职工达150万，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11.5％，投资占全国总额的20％，效益低下。1981—1987年，政府将1/3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职工减员60万，到1988年其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仅占6.5％。几乎所有转为私有的公司都增加了利润。国有企业私有化带动了国民经济全面发展。为此，人们称之为“撒切尔革命”。
大批工人转入私有企业，使选民加入工会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工会势力削弱，便于政府控制社会秩序。80年代初，政府还根据法律，瓦解了煤矿工人和印刷工人大罢工，劳工运动走向低潮。另外，私有化使股票持有人在全国居民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7％上升到20％，许多新的私有者乐意支持保守党。福利制度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起初属试探性质，如削减福利津贴等。女首相深知，福利制度关乎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易成为反对党攻击的借口，实行起来阻力较大，必须谨慎启动。
“撒切尔革命”使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英国病”基本治愈。1985—1989年间，英国生产率共增长18.9％，在欧美居第一位，被称为“撒切尔奇迹”。为了减少政府行政开支，提高效率，撒切尔夫人还大刀阔斧地整顿了文官系统。各类官员由75万减少到59万，监督考核制度加强。
撒切尔夫人为了实施改革计划，利用有利时机延长内阁寿命。1982年初，民意测验显示政府支持率落入低谷，可当年马岛战争的胜利使其支持率上升。1983年5月，撒切尔夫人适时举行大选，保守党获得144席的多数，为战后最高，自此她加快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严厉制裁工会和罢工。1987年，通货膨胀率降至20年来最低点，政府支持率落而复升，撒切尔夫人借机宣布大选，再次获得可观多数，实现三连任。在80年代末，问题接踵而至，导致撒切尔夫人。
除了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和各种矛盾的加剧之外，撒切尔夫人的还与她的性格有关。她精明果断，但过于自信好斗，使同仁无法忍受。她当政的最后一年里，就有6位大臣辞职。1990年10月底在欧共体特别首脑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就货币联盟问题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引发了危机。舆论认为，若撒切尔夫人再留恋相位，保守党则会在下届大选中败北。
11月20日首轮时，撒切尔夫人虽然得到了过半选票，可未能超出其对手选票的15％，要进行二轮较量。随即，她权衡了继续留任的利弊，忍痛辞职，并在下轮中支持财政大臣约翰·梅杰竞选成功。
以后，梅杰屡遇挑战。党内亲美的“欧洲怀疑派”一再发难，要他许诺英国永远不加入欧洲统一货币。梅杰得到了多数阁员和撒切尔夫人等元老的支持，巩固了地位，适当调整政策。对外，他一面继续维持英美的“特殊关系”，一面使英国积极地融入欧洲事务。内政方面，他控制通货膨胀，增加教育经费，解决住房问题，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医疗怎么写作。可保守党经过一次次危机，内部形成宗派。它们一有机会就寻衅发难，削弱了该党内聚力。
保守党的前途还受到英国两党制下选民心理的制约。十多年来，选民看厌了政界的熟面孔，期望国内能有新局面，宁愿让工党一试身手。从竞选纲领来看，工党和保守党在大政方针上已无明显区别。所以，尽管1997年英国经济正处良性发展阶段，但梅杰政府还是遭到了挫败。 工党在野期间，致力于政策更新。1994年7月，41岁的托尼·布莱尔荣任党魁。翌年4月底，他在特别大会上敦促工党抛弃坚持了70多年的公有制政策，修改了工党党章第四条，将工党的目标改为“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首次对市场及私营经济采取了肯定性提法，为工党制定更灵活的经济政策打下了基础，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工党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的形象。此外，布莱尔还强调工党是跨越民族、阶级和政治界限的全民党，能代表整个英国。
1997年5月，工党得到了659个下院议席的419席，优势空前，其胜利主要在于政策革新。但深层原因是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一个人数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阶级，他们支持政策创新。由此看来，工党政策上的右倾化，是顺应了本国阶级变化趋势的。
新工党执政的突出特点是寻求改革，实现布莱尔建设“新英国”的“布莱尔主义”。具体而言，布莱尔主义包括：一、摆脱旧工党的社团主义和过分干预的做法，着重发挥政府在促进教育、机能、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二、强
新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如允许英格兰银行自行确定利率，倡导市场经济等，但又立足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低通货膨胀率和财政收支的平衡。1998年政府的财政预算，不仅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率和存款利税，中下层民众受益，同时，提高公司法人税、汽油消费税和遗产税，使政府收支平衡。工党政府最大的成就是解决了延续多年的爱尔兰难题。1998年4月10日，北爱尔兰各派在英美和爱尔兰推动下，达成一项结束该地区流血冲突的协议。从此，北爱尔兰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将与爱尔兰共和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99年11月，北爱尔兰各派领导人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成立了联合政府。恶性事件明显减少。另外，工党政府还把部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
再是对议会上院实行改革，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大部分政治特权。
“布莱尔主义”使英国经济步入良性发展阶段。1998年，通货膨胀率仅2.5％，数十年来最低。政府债务锐减，失业率相应下降。诸多数字表明，布莱尔执政几年，在经济增长、稳定币值、降低失业率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成效。
在外交方面，布莱尔及其政府得失均为显著。其中引人注目的动作，是提升人权在英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对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人权攻势”，对所谓“人权纪录糟糕”的国家给予经济制裁。科索沃危机期间，布莱尔政府不仅支持北约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而且提出了一项处理国际事务的新理论一“新干涉主义”。其要点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作为联合国之外的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享有集体干涉的界定权和行动权，即某个国家发生了人权、种族或民族矛盾时，可纳入国际干涉的范围。也正是在这一政治理念之下，2003年，布莱尔在没有获得工党中大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理由，追随美国对伊拉克宣战。这就在较大程度上滥用了首相的权力，招致非议。
[关键词]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工党，保守党，凯恩斯主义，“英国病”
[]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63—06
一、“共识政治”
战后英国由工党、保守党轮流执政。它们的论争涉关内外政策。其中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的工作重点包括国有化和社会保障两个方面。工党政府的国有化计划，是建立一种混合经济体制。战后几年英国国有化加快。5年后，政府把矿业、民航、通讯和部分钢铁等企业收归国有，其资产总额约占全国经济部门的20％。国有化范围限于全国规模的公共企业和基础工业。
改革的重点是建立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涉及各阶层利益，容易诱发党争。因此，艾德礼政府在实施“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时尽量体现三个原则：“最低原则”，即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不低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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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普遍原则”，即社会保障应顾及全体社会成员；“责任原则”，即国民应尽力工作和捐款，使政府通过税收实行社会财富再分配。为此，政府还尽力扩大就业、追求经济稳定增长，保证经费来源。1946年，政府实施“国民保险法”，凡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就业者均须参加国民保险，以备将来享受津贴。实施“国民医疗保健法”时，须将医院收归国有，阻力重重。保守党上层不敢触犯众怒，便以它侵犯了病人就医自由为由阻扰。为此，卫生大臣比万同保守党屡屡论战，在两年内将全国各类医院收归国有。1948年秋，93％的国民享受了免费医疗。 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国家建设计划，大体在1949—1950年实现。1948年，艾德礼就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
政府在改革期间，困难明显。一是经费紧缺，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来难免缩手缩脚。二是严寒的干扰。1946——1947年冬天，英国大雪，运输停顿，工厂关闭，失业率极高，民众在严寒中苦苦挣扎。
工党政府的再一难题是不能满足国民生活水准的愿望。工党竞选时，艾德礼曾许愿到1948年工业产量提高到1938年的160％。可1949年也只有151％。不能取消食品配给制。
1950年2月大选时，保守党借机攻击工党，在其竞选纲领中阐明：国家垄断不会减少固有弊病，纳税人被迫担负起因效率低下所造成的负担。翌年大选时，保守党发表宣言《强大而自由的英国》，重申上次竞选政策，并许诺，一旦执政，每年建造30万套住房。结果保守党上台执政。以后两次大选，议席不断增加，连续执政13年。
保守党有此势头，除了组织更新外，更归功于它主动左转，与工党达成了共识。政策改造由巴特勒所主持。1945年，他带领一批人走访大工业区，制定了《工业宪章》。宪章认可了工党提出的国有化和福利国家主张，并依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宣扬充分就业、低息贷款和赤字预算等。《工业宪章》的问世，表明保守党已明显偏离了传统立场，向工党的政策靠拢。此外，保守党还就农业、帝国政策、妇女和民族问题发表类似宣言。其中《农业宣言》也是工党政策的翻版。
巴特勒等人的宣传工作，改变了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形象，使其占领国内政治的中间地带。以后，两大政党不论哪个上台，都要执行大体一致的政策。所谓“共识政治”已经达成了。
工党也出现了向右转的迹象。1956年，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发表《社会主义和未来》，宣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平等而非公有制，国有化是手段而非目的；超意识形态的税收、福利政策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还认为，由于社会变化，工党应由原来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化为全民党，应认可现有的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工党右翼一再要求放弃党纲中有关公有制的条款，彻底解除“精神枷锁”。
两党政策上的接近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955年，英国《经济学家》将工党前财政大臣巴特勒和保守党财政大臣盖茨克尔的名字加以“嫁接”，拼装出了“巴茨克尔主义”的新词。10年后，塞缪尔·比尔在其著作《现代英国政治》中，首次使用了“共识政治”(Consensus)一词。
英国出现共识政治有着复杂的原因。历史上，英国大党曾多次合作，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政府则是它们成功合作的范例。理论上，费边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为它酿造出不太刺激的“混合饮料”。政治上，悠久的议会体制、两党制和选民意向，迫使任何执政党都不得漠视多数民众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而战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两党阶级利益的接近，则为共识政治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社会阶级基础。
通过努力，保守党政府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发展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有化经济，终止了生活必需品配给制。麦克米伦成绩更加突出。他尽力筹集资金材料，鼓励地方政府发放贷款，3年建成98万套住房，兑现了大选时的诺言，为他登上首相高位奠定了基础。
1957年麦克米伦出任首相，主张政策革新和“中间道路”。他一面调整外交和殖民政策，一面根据凯恩斯主义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在两年里制造了祥和与繁荣。大选时，保守党提出了富于煽动性的口号：“跟着保守党走，生活更美好，不让工党毁掉美好生活!”工党为了结束多年在野的局面，向选民许诺：它若上台，将在不加税的情况下改善福利条件。这遭到嘲笑。1959年保守党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16％，超过以往工党政府的比率，轻松连任。
然而，保守党同样无法抗拒经济规律。1960年，政府赤字巨大，被迫采取收缩政策，加快了危机的到来。国有企业职工连续罢工。麦克米伦政府依靠工党内部争吵苟延残喘。后因内阁中实行清洗，削弱了麦克米伦在党内的地位，1963年10月，他托病辞职，继任者霍姆伯爵勉强拖了一年，工党重回政府。
二、“英国病”
战后三十年，凯恩斯主义是英国政府经济决策的权威性依据。它在指导政府干预、增加投资和充分就业及消费等方面，不乏可行性；但并非万能妙药。它虽能在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因只重视市场供求，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还容易加剧通货膨胀。英国两党政策还与政治斗争纠集在一起。由于两党政治角逐和轮流执政，它们必须关注短期的经济实效和民心收写，关注福利体系的投入，致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乃至违反经济规律，造成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恶性循环。如保守党人执政13年里，为了连续执政，一再采用“振兴经济迎接大选”的手法。大选前设法制造经济繁荣，大选后再作收缩。但各种短期性措施不仅不能改变经济发展的趋势，还带来惩罚性后果，使政府顾此失彼、进退两难，不利于经济良性发展。
经济一旦成为大党竞争的赌注，长久下去必受影响。1952——1964年，英国国民总产值年增长率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国中落伍。这种带有“滞涨”特点的经济顽症，被称为“英国病”，延续了二三十年，与两党实行“共识政治”的时限大致相符。
1964年，工党一上台，就面对巨额赤字。威尔逊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削减军事开支，借贷了30亿美元外汇，推迟了金融危机，但无法兑现竞选诺言。市场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失业率翻番。1967年夏，全国海员大罢工，码头瘫痪，英镑贬值。政府一改往常，增加消费，冻结工资，削减政府开支，但收效较慢。同时，英法发动侵略埃及的“六日战争”，引起石油和航运上涨，英镑贬值。这遭到保守党猛烈批评。
经济危机致使民心浮动，工党在补缺选举中连连失利，急忙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把公民年龄降至18岁，承认人工流产合法等，以争取选民的支持。1970年4月，领导阶层认为良机到来，宣布改选议会。结果败北。
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在野期间已认识到，凯恩斯主义并非指导经济政策的验方，他任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探讨改革方略。1970年10月，保守党政府减少政府开支，恢复企业竞争，控制工会势力。一些国有企业被精简合并，私有企业投资开始回升。
可是，财政收缩影响了福利支出，迫使政府取消小学生免费牛奶，增收学校伙食费、医院处方费和牙医费。低收入者怨声载道，政府匆忙发放困难补贴。同时，经济危机到来。到了1972年，固定资产大幅度下降，失业率和物价上涨。希思被迫资助国有企业，扩大公共开支。英国经济重返凯恩斯主义老路。
石油提价触发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能源紧缺。英全国每周仅供电3日，时值隆冬，民众苦不堪言。1973年2月初，政府与工会的谈判陷入僵局。希思宣布进行大选。
选举结果显示：两党议席都不足半数，这在战后英国尚属首次，表明公众对“共识政治”失望，也是对两党医治“英国病”无能为力的惩罚。
大选后工党艰难执政。3月下旬，财政大臣希利提出了一个控制需求的预算案，提高了所得税等，削减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增加了儿童补贴、食品补贴和退休金，结果收支相抵，成效不大。一些国有公司因资金短缺而关闭，失业率上升，党内分歧严重。威尔逊于1976年春辞去首相职务。卡拉汉继任工党领袖和内阁首相。
卡拉汉官运多舛，在经济问题和工会压力下捉襟见肘。1979年初，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上彻底失败；罢工浪潮到来，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超过战后任何时期。同年5月，大选举行，保守党获胜。英国政策即将发生大的变动。
三、“撒切尔革命”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第一位女党魁和女首相。她以卓越的才能和风格，果断终结战后历届政府的“共识政治”，实施“撒切尔革命”。变革酝酿于70年代初。由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主持，力求限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扩大私有化，强化自由竞争。1974年9月，前公共事务大臣基思·约瑟夫发表反通胀讲演，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呼吁保守党抛弃巴茨克尔主义。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约瑟夫的追随者，想用货币主义猛药，医治“英国病”。
保守党后，面临领袖改选。约瑟夫成为希思最有力的挑战者。不料他在演讲中要求下层妇女控制生育力，舆论大哗。约瑟夫忍痛辞职。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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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4月，撒切尔夫人成为保守党党魁，委任一个“经济建设小组”，制定党的政策。保守党改弦更张时，英国正面临着26％的通胀率的折磨。保守党不怕得罪工会，在1977年提出一份充满货币主义精神的报告——《经济成功之路》，宣称一旦执政，当适度“限制工资增长”。而且，撒切尔夫人在党内言辞激烈，咄咄逼人，为此获得了“铁娘子”绰号。1979年5月大选，保守党最终得到339个议席，上台执政。
政府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其次是紧缩公共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撒切尔夫人撤销了前工党的3000多个项目，使公共部门的借贷削减大半。英国经济逐渐走出了“滞涨”困境。1983年，通货膨胀律降至4％。
为鼓励民众工作的积极性，政府还改革税制，发挥市场调节机制。1979年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从33％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降至60％；所得税和企业税相应降低。税制改革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为此增加了间接税①。政府还撤销了物价管理委员会，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生活的规定，以免政府过多干预企业。
私有化是“撒切尔革命”的中心内容。截至1979年，国有企业职工达150万，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11.5％，投资占全国总额的20％，效益低下。1981—1987年，政府将1/3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职工减员60万，到1988年其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仅占6.5％。几乎所有转为私有的公司都增加了利润。国有企业私有化带动了国民经济全面发展。为此，人们称之为“撒切尔革命”。
大批工人转入私有企业，使选民加入工会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工会势力削弱，便于政府控制社会秩序。80年代初，政府还根据法律，瓦解了煤矿工人和印刷工人大罢工，劳工运动走向低潮。另外，私有化使股票持有人在全国居民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7％上升到20％，许多新的私有者乐意支持保守党。福利制度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起初属试探性质，如削减福利津贴等。女首相深知，福利制度关乎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易成为反对党攻击的借口，实行起来阻力较大，必须谨慎启动。
“撒切尔革命”使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英国病”基本治愈。1985—1989年间，英国生产率共增长18.9％，在欧美居第一位，被称为“撒切尔奇迹”。为了减少政府行政开支，提高效率，撒切尔夫人还大刀阔斧地整顿了文官系统。各类官员由75万减少到59万，监督考核制度加强。
撒切尔夫人为了实施改革计划，利用有利时机延长内阁寿命。1982年初，民意测验显示政府支持率落入低谷，可当年马岛战争的胜利使其支持率上升。1983年5月，撒切尔夫人适时举行大选，保守党获得144席的多数，为战后最高，自此她加快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严厉制裁工会和罢工。1987年，通货膨胀率降至20年来最低点，政府支持率落而复升，撒切尔夫人借机宣布大选，再次获得可观多数，实现三连任。在80年代末，问题接踵而至，导致撒切尔夫人。
除了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和各种矛盾的加剧之外，撒切尔夫人的还与她的性格有关。她精明果断，但过于自信好斗，使同仁无法忍受。她当政的最后一年里，就有6位大臣辞职。1990年10月底在欧共体特别首脑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就货币联盟问题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引发了危机。舆论认为，若撒切尔夫人再留恋相位，保守党则会在下届大选中败北。
11月20日首轮时，撒切尔夫人虽然得到了过半选票，可未能超出其对手选票的15％，要进行二轮较量。随即，她权衡了继续留任的利弊，忍痛辞职，并在下轮中支持财政大臣约翰·梅杰竞选成功。
四、新工党与“第三条道路”
梅杰夹在两位著名首相之间，有人断定他任职难久。但1992年4月大选揭晓，保守党获得下院席位的51.6％，继续执政。该党能保住执政党地位，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部因素：海湾战争以及苏联、东欧的剧变，使之提高了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以后，梅杰屡遇挑战。党内亲美的“欧洲怀疑派”一再发难，要他许诺英国永远不加入欧洲统一货币。梅杰得到了多数阁员和撒切尔夫人等元老的支持，巩固了地位，适当调整政策。对外，他一面继续维持英美的“特殊关系”，一面使英国积极地融入欧洲事务。内政方面，他控制通货膨胀，增加教育经费，解决住房问题，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医疗怎么写作。可保守党经过一次次危机，内部形成宗派。它们一有机会就寻衅发难，削弱了该党内聚力。
保守党的前途还受到英国两党制下选民心理的制约。十多年来，选民看厌了政界的熟面孔，期望国内能有新局面，宁愿让工党一试身手。从竞选纲领来看，工党和保守党在大政方针上已无明显区别。所以，尽管1997年英国经济正处良性发展阶段，但梅杰政府还是遭到了挫败。 工党在野期间，致力于政策更新。1994年7月，41岁的托尼·布莱尔荣任党魁。翌年4月底，他在特别大会上敦促工党抛弃坚持了70多年的公有制政策，修改了工党党章第四条，将工党的目标改为“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首次对市场及私营经济采取了肯定性提法，为工党制定更灵活的经济政策打下了基础，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工党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的形象。此外，布莱尔还强调工党是跨越民族、阶级和政治界限的全民党，能代表整个英国。
1997年5月，工党得到了659个下院议席的419席，优势空前，其胜利主要在于政策革新。但深层原因是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一个人数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阶级，他们支持政策创新。由此看来，工党政策上的右倾化，是顺应了本国阶级变化趋势的。
新工党执政的突出特点是寻求改革，实现布莱尔建设“新英国”的“布莱尔主义”。具体而言，布莱尔主义包括：一、摆脱旧工党的社团主义和过分干预的做法，着重发挥政府在促进教育、机能、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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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福利享受权与责任的平衡，建立有效而富于生机的社会机制；三、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努力，使私有和公共企业建立良性关系；四、以全球性战略眼光认定英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第三条道路”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或“半社会主义”，而是在凯恩斯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的审慎选择。“第三条道路”强调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关系，提倡主动积极的社会援助等，比以往的巴茨克尔主义更易被民众认可。而后，布莱尔领导政府进行了多方面改革。新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如允许英格兰银行自行确定利率，倡导市场经济等，但又立足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低通货膨胀率和财政收支的平衡。1998年政府的财政预算，不仅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率和存款利税，中下层民众受益，同时，提高公司法人税、汽油消费税和遗产税，使政府收支平衡。工党政府最大的成就是解决了延续多年的爱尔兰难题。1998年4月10日，北爱尔兰各派在英美和爱尔兰推动下，达成一项结束该地区流血冲突的协议。从此，北爱尔兰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将与爱尔兰共和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99年11月，北爱尔兰各派领导人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成立了联合政府。恶性事件明显减少。另外，工党政府还把部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
再是对议会上院实行改革，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大部分政治特权。
“布莱尔主义”使英国经济步入良性发展阶段。1998年，通货膨胀率仅2.5％，数十年来最低。政府债务锐减，失业率相应下降。诸多数字表明，布莱尔执政几年，在经济增长、稳定币值、降低失业率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成效。
在外交方面，布莱尔及其政府得失均为显著。其中引人注目的动作，是提升人权在英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对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人权攻势”，对所谓“人权纪录糟糕”的国家给予经济制裁。科索沃危机期间，布莱尔政府不仅支持北约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而且提出了一项处理国际事务的新理论一“新干涉主义”。其要点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作为联合国之外的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享有集体干涉的界定权和行动权，即某个国家发生了人权、种族或民族矛盾时，可纳入国际干涉的范围。也正是在这一政治理念之下，2003年，布莱尔在没有获得工党中大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理由，追随美国对伊拉克宣战。这就在较大程度上滥用了首相的权力，招致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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