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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嘉之乱后，黄河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名门望族纷纷南渡避祸，成为侨姓士族。会稽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侨士的聚集地之一。侨姓士族将中原盛行的玄风带到会稽，他们崇尚自然，任情于山水风光，并于永和年间开展了兰亭集会。东晋时期，普遍玄化的侨姓士族和崇尚传统儒学的江东本土大族共同生活在会稽，不同的士风和学风相互影响，会稽在这种张力下发展成为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本文尝试以侨姓士族的视角对会稽学术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做一番简要论述。
关键词：侨姓士族；会稽；兰亭集会；东晋士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特别是西晋以降，漠北诸胡相继内迁，黄河流域一度被诸胡政权统治，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有史以来政局最为动荡、社会最为混乱的时期。在此背景下，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以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南渡避祸，成为侨姓士族，并且成为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主体部分。他们的迁移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规模传播与融合，遂使一些地区发展成为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
一会稽对士人的吸引力
会稽在战乱纷然的魏晋时期成为南北名士的聚集地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鲁迅先生在《会稽郡故书杂集》中写道：“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①一方面，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会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会稽郡地处宁绍平原，是当时经济与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②“镜湖”后来改称“鉴湖”，这一水利工程使会稽成为海内巨邑，史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东汉末年会稽战乱相对较少，不少汉人迁入会稽，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到浙东地区，使得会稽更加富足。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人命危浅的社会现状唤起了人们的生命意识，士人在思考人生价值的同时将寄情于山水看做是对人性自由向往的表达与实践。《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此时代背景的刺激之下，士人往往向内注重心灵的自由之美，向外寄身于山川自然之美。会稽山水秀丽，气候宜人，适于隐居与游历，自然使得众多名士云集在此。《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一则关于会稽山水的问答：“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足见会稽山水之如诗如画与如梦如幻。东晋名士王羲之、谢安等都因“会稽有佳山水”而定居于此。南朝诗人王籍的名篇《入若耶溪》更描述会稽山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魏晋六朝常有名门士族、文人雅士集会赋诗，不得不提的便是东晋中期的兰亭集会。《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曰:“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可见，兰亭集会是以王羲之为首、以世家大族与名士为主要参与对象的一次游宴娱乐活动。会稽兰亭集会的产生需要多方面因素，风光秀丽的自然环境则是其产生的首要条件。兰亭诗中不乏描摹会稽山水的诗作，如谢万的四言诗:“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谢安的四言诗中亦有对兰亭附近景色的描写，“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孙绰诗中亦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涧涛。携竺落云藻，微言剖纤毫。”然而除会稽外，建康、江陵、豫章等地也不乏美景，那么会稽兰亭集会的产生应当还有别的原因。会稽地处钱塘江南岸，既非政治中心亦非军事重镇，还有长江这一抵御北方军事力量的自然屏障，因此相对安全，成为了侨姓大族从政治、军事权力中心退守下来的首选之地。此外，曾到过会稽的名士很多，如谢安、孙绰、支遁、许询等，他们到会稽主要是游山玩水与谈玄论辩。由此可见，会稽的谈玄之风已经形成，永和七年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后，自然受此影响，遂使这一风气更甚。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传》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受谈玄风尚的影响，兰亭诗中多有“散”、“达”、“遨”、“萧”、“无”、“超”、“齐”等字眼，多为借赏游山水而体悟玄理之作，抒发超逸尘世之情怀。其中还有大量对山水之美的描述，在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山水诗之先声。总之，会稽秀丽的自然山水，加之东晋中期会稽地区相对安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使会稽自然而然成为了名士退守或隐居的首选之地，名士的聚集又孕育了交游和谈玄的风尚，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正是其写照。
二侨姓士族在会稽的文化生活
余英时先生在论述汉代以来士族形成问题时明确指出：“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两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士族化“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
三会稽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
南渡之前，江东既有本土大族，他们大多是在两汉时期相继从北方迁移江南的，在东汉中后期衍化为儒学世族。《世说新语·赏誉》篇记载:“会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孔、魏、虞、谢是会稽四大旧姓，在孙吴立国江东前后有空前发展并进入鼎盛时期，各大家族除政治上握有重权外，均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家学与门风。永嘉南渡以后，朝廷倚重江东本土大族，江南士人纷纷被提拔，“会稽四姓”自然是人才辈出。会稽旧族接受的是汉朝思想文化，今文经学在各族家学中占主导地位。魏晋之际，京洛一带兴起的玄学思潮对江东地区几乎没有造成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江东地区的学风较为保守。尽管在两晋之际，会稽旧族通过侨姓士族接触到了玄学思潮，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玄化倾向，其崇尚传统儒学的家学门风始终得以保持和延续。不同于侨姓士族，东晋南朝时期，江东旧族多治经学，而且即便习玄，也少有真正称得上旷达和风流的士人，唐长孺先生对此有论述:“东晋以后的江南名士受新风气的影响自无可疑，但江南土著与渡江侨旧在学风上仍然有所区别；这只要看《世说新语》中叙述南人者大多不是虚玄之士，而一时淡士南人中可与殷浩、刘惔辈相比的更是一个都没有，便可知道玄谈还不是南士的专长。另一方而我们却可看到南士还相当重视传统经学。”⑤的确，以德行、学识等方面论，“四族之俊”都不能称做是最为杰出的。“四族之俊”保有会稽旧族的儒学风尚，这局限了他们接受玄风的程度和方式，其玄化并非表现为研究玄学义理或者创作玄言文学，而是体现在诸如《世说新语》中提到的“雅量”等兼容了儒玄思想的人格品质上。《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从前文所引《世说新语·赏誉》篇中孙绰评价“四族之俊”之语来看，孙绰可能与“四族之俊”或多或少都有交往。因而不难推测，“四族之俊”在与侨姓士族交游的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了与侨姓士人的友谊，另一方面浸润了玄风，遂在会稽旧族中脱颖而出。“四族之俊”符合了侨姓士族尚玄的文化取向，尚玄实际上已成为东晋时期品评士人的重要标准。这也可以反过来作为诸如孔汪、孔安国、谢沈、虞预等崇尚儒家道德学术、德才兼备之士未能被称许为“四族之俊”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会稽旧族与南渡的侨姓士族关系较为微妙，二者之间一方面存在着利益上的争夺关系，另一方面又相互交游与合作。东晋前期，琅邪王氏和颍川庾氏曾有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当时，会稽孔氏在政治舞台上已有一定地位，因而也被卷进了这场政治风波，会稽孔氏因为与颍川庾氏关系甚好，对琅琊王氏也持不满态度。然而，从《世说新语》的记载中又不难发现，会稽旧族与侨姓士族的交游较为频繁，例如会稽谢氏与侨姓谢氏和侨姓郗氏都常有交游，并且关系都比较好。与吴郡士人相比，会稽士人在接受新兴学风的过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东晋清谈活动和玄言风尚的中心，分别在会稽和京师两地。永嘉之乱后，由于会稽一带山水秀丽，南渡的世家大族大多寓居于此。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会稽的玄学风尚自兴起后便未有过衰歇，会稽的谈玄名士与京师谈坐关系极为密切，以侨姓士族为中心的玄风笼罩了会稽学界，作为当地土著的会稽旧族，自然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总之，南渡以后，江东士族相对独立的状态被打破，开始与侨姓士族交往，其交往的具体表现是多元的，就文化层面而言，通经致仕的江东本土大族和普遍玄化的侨姓士族共同生活，不同的士风和学风相互碰撞，形成了玄儒兼综的新思潮，引发了东晋后期名士品评标准的转变，会稽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直到隆安三年，卢循、孙恩海上作乱，会稽才衰落下去。据《晋书·孙恩传》：“(孙恩)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受战乱破坏的影响，东晋后期，会稽地区的学术文化也逐渐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亮丽的自然风光和东晋中前期会稽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吸引了大批南渡士族前来定居，侨姓士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使会稽形成了一种游弋谈玄的风气，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之间的文化张力使会稽成为了玄儒兼综的学术文化中心。会稽地区的兴衰与士族的行为紧密相连，这是后人在处理人地关系问题时需要注意与借鉴的。
注释：
①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②“在会稽山阴两县界”，有误。会稽县是南朝陈时分山阴县地立，会稽、山阴两县同城而治。鲁迅先生在《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中注云：“案，宋时无会稽县。此非孔记，或后人有所增改。”
③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④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页。
⑤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 杨梅
关键词：侨姓士族；会稽；兰亭集会；东晋士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特别是西晋以降，漠北诸胡相继内迁，黄河流域一度被诸胡政权统治，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有史以来政局最为动荡、社会最为混乱的时期。在此背景下，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以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南渡避祸，成为侨姓士族，并且成为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主体部分。他们的迁移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规模传播与融合，遂使一些地区发展成为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
一会稽对士人的吸引力
会稽在战乱纷然的魏晋时期成为南北名士的聚集地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鲁迅先生在《会稽郡故书杂集》中写道：“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①一方面，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会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会稽郡地处宁绍平原，是当时经济与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②“镜湖”后来改称“鉴湖”，这一水利工程使会稽成为海内巨邑，史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东汉末年会稽战乱相对较少，不少汉人迁入会稽，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到浙东地区，使得会稽更加富足。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人命危浅的社会现状唤起了人们的生命意识，士人在思考人生价值的同时将寄情于山水看做是对人性自由向往的表达与实践。《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此时代背景的刺激之下，士人往往向内注重心灵的自由之美，向外寄身于山川自然之美。会稽山水秀丽，气候宜人，适于隐居与游历，自然使得众多名士云集在此。《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一则关于会稽山水的问答：“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足见会稽山水之如诗如画与如梦如幻。东晋名士王羲之、谢安等都因“会稽有佳山水”而定居于此。南朝诗人王籍的名篇《入若耶溪》更描述会稽山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魏晋六朝常有名门士族、文人雅士集会赋诗，不得不提的便是东晋中期的兰亭集会。《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曰:“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可见，兰亭集会是以王羲之为首、以世家大族与名士为主要参与对象的一次游宴娱乐活动。会稽兰亭集会的产生需要多方面因素，风光秀丽的自然环境则是其产生的首要条件。兰亭诗中不乏描摹会稽山水的诗作，如谢万的四言诗:“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谢安的四言诗中亦有对兰亭附近景色的描写，“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孙绰诗中亦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涧涛。携竺落云藻，微言剖纤毫。”然而除会稽外，建康、江陵、豫章等地也不乏美景，那么会稽兰亭集会的产生应当还有别的原因。会稽地处钱塘江南岸，既非政治中心亦非军事重镇，还有长江这一抵御北方军事力量的自然屏障，因此相对安全，成为了侨姓大族从政治、军事权力中心退守下来的首选之地。此外，曾到过会稽的名士很多，如谢安、孙绰、支遁、许询等，他们到会稽主要是游山玩水与谈玄论辩。由此可见，会稽的谈玄之风已经形成，永和七年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后，自然受此影响，遂使这一风气更甚。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传》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受谈玄风尚的影响，兰亭诗中多有“散”、“达”、“遨”、“萧”、“无”、“超”、“齐”等字眼，多为借赏游山水而体悟玄理之作，抒发超逸尘世之情怀。其中还有大量对山水之美的描述，在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山水诗之先声。总之，会稽秀丽的自然山水，加之东晋中期会稽地区相对安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使会稽自然而然成为了名士退守或隐居的首选之地，名士的聚集又孕育了交游和谈玄的风尚，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正是其写照。
二侨姓士族在会稽的文化生活
余英时先生在论述汉代以来士族形成问题时明确指出：“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两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士族化“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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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自汉代以降，豪强若要转化为士族，必须走通经致仕的道路，那么文化因素自然是士族的内在要求与特质。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专述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④除了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作为基本保障，文化因素是士族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志以及评判士族门第高低的标准之一。各世家大族往往注重加强对其子弟的文化教育，培养其德行和才干，以保持家族的兴盛。侨姓士族脱离了原本的乡里籍贯而能够世代延续门望，家族文化的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南渡避祸的大多为北方精英阶层，文化士族的大规模南移造成学术文化中心的南迁，会稽等地也成为侨姓士族的聚集地和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根据《晋书》的记载，当时南迁的北方世族甚多，以王导、王敦等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在整个东晋南朝时代，其家族都处于兴盛状态。东晋南朝时期，侨姓士族的家学门风普遍玄化。侨姓士族在士风上崇尚自然，重视性灵的彰显和个性的呈现，有的甚至表现为任诞乖张。他们改变了汉儒的经学风尚，鲜有钻研传统经学者，注经也是以获得玄学义理为旨趣。东晋时期，侨姓士族又积极推动玄学与佛学的融合，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又一转变。受玄风影响，侨姓士族重视山水自然，用情于文学艺术。兰亭集会与以往文人聚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具有鲜明的士族特色。兰亭集会的参与主体是从北方南下的会稽门阀士族群体，其间展现了侨姓士族在永和年间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以及哲学思考和政治忧患。《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深受王导赏识，又是太尉郗昙的女婿，曾受到庾亮的器重。此外，王羲之素与会稽王司马昱关系密切，在永和年间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之职。因此，王羲之在会稽士族阶层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号召力。永和年间的士族虽然已经不能左右政治，但他们还可以引领时代文化的走向。清谈在最初形成之时是一种交流哲学思想的方式。发展至两晋，清谈逐渐演变成一种显示谈玄者身份和素养的手段。士族列坐水滨，饮酒赋诗，谈玄体道，这种生活方式源于：科技论文写作www.udooo.com
是贵族式的。纵情山水需要有相当水平的物质生活作为基础，否则难以产生“游目骋怀”的雅兴；领悟道旨更是要求体悟的主体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储备，否则难以体会“畅叙幽情”的雅趣。因此，诸如兰亭集会这样的游宴活动的参与者只能是政治上拥有一定权力，经济上具备一定实力，并且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士族群体。兰亭集会属士族型文人游宴活动，是以王羲之家族为主，以谢氏家族、孙氏家族等为副的家族式聚会。兰亭集会的参与者既是诗人，也是玄学家，是政治精英，也是士族名士。“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杜牧《润州二首》其一)东晋士族以其风流旷达著称于世，兰亭集会则是对这种魏晋风度的一种呈现。兰亭诗和序文再现了东晋士族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致。王羲之的时代，尽管士族阶层在现实中仍有无法完全排遣的忧虑和痛苦，他们对人生的终极追求已经不再局限在单纯的声色享乐上，自然山水风光成为消解其内心郁结的良药。这即是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所言的“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兰亭集会发生在会稽，一方面说明了会稽士族生活的进一步雅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山水风光中体性悟道成为了重视精神层面享乐的东晋士族们的一种重要而普遍的娱乐方式。士族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虽然为官，却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为境界。兰亭诗歌中不乏“以玄对山水”的佳作，作为东晋士族精英阶层的代表，兰亭诗人从现实环境中超脱出来，开始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等问题进行思考，他们既追求无为虚静，又以饮酒赋诗的方式抒写了抽象深奥的玄理。其风流旷达既是一种生活的情态，又是一种深入精神层面、文学艺术层面乃至哲学层面的风韵。三会稽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
南渡之前，江东既有本土大族，他们大多是在两汉时期相继从北方迁移江南的，在东汉中后期衍化为儒学世族。《世说新语·赏誉》篇记载:“会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孔、魏、虞、谢是会稽四大旧姓，在孙吴立国江东前后有空前发展并进入鼎盛时期，各大家族除政治上握有重权外，均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家学与门风。永嘉南渡以后，朝廷倚重江东本土大族，江南士人纷纷被提拔，“会稽四姓”自然是人才辈出。会稽旧族接受的是汉朝思想文化，今文经学在各族家学中占主导地位。魏晋之际，京洛一带兴起的玄学思潮对江东地区几乎没有造成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江东地区的学风较为保守。尽管在两晋之际，会稽旧族通过侨姓士族接触到了玄学思潮，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玄化倾向，其崇尚传统儒学的家学门风始终得以保持和延续。不同于侨姓士族，东晋南朝时期，江东旧族多治经学，而且即便习玄，也少有真正称得上旷达和风流的士人，唐长孺先生对此有论述:“东晋以后的江南名士受新风气的影响自无可疑，但江南土著与渡江侨旧在学风上仍然有所区别；这只要看《世说新语》中叙述南人者大多不是虚玄之士，而一时淡士南人中可与殷浩、刘惔辈相比的更是一个都没有，便可知道玄谈还不是南士的专长。另一方而我们却可看到南士还相当重视传统经学。”⑤的确，以德行、学识等方面论，“四族之俊”都不能称做是最为杰出的。“四族之俊”保有会稽旧族的儒学风尚，这局限了他们接受玄风的程度和方式，其玄化并非表现为研究玄学义理或者创作玄言文学，而是体现在诸如《世说新语》中提到的“雅量”等兼容了儒玄思想的人格品质上。《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从前文所引《世说新语·赏誉》篇中孙绰评价“四族之俊”之语来看，孙绰可能与“四族之俊”或多或少都有交往。因而不难推测，“四族之俊”在与侨姓士族交游的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了与侨姓士人的友谊，另一方面浸润了玄风，遂在会稽旧族中脱颖而出。“四族之俊”符合了侨姓士族尚玄的文化取向，尚玄实际上已成为东晋时期品评士人的重要标准。这也可以反过来作为诸如孔汪、孔安国、谢沈、虞预等崇尚儒家道德学术、德才兼备之士未能被称许为“四族之俊”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会稽旧族与南渡的侨姓士族关系较为微妙，二者之间一方面存在着利益上的争夺关系，另一方面又相互交游与合作。东晋前期，琅邪王氏和颍川庾氏曾有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当时，会稽孔氏在政治舞台上已有一定地位，因而也被卷进了这场政治风波，会稽孔氏因为与颍川庾氏关系甚好，对琅琊王氏也持不满态度。然而，从《世说新语》的记载中又不难发现，会稽旧族与侨姓士族的交游较为频繁，例如会稽谢氏与侨姓谢氏和侨姓郗氏都常有交游，并且关系都比较好。与吴郡士人相比，会稽士人在接受新兴学风的过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东晋清谈活动和玄言风尚的中心，分别在会稽和京师两地。永嘉之乱后，由于会稽一带山水秀丽，南渡的世家大族大多寓居于此。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会稽的玄学风尚自兴起后便未有过衰歇，会稽的谈玄名士与京师谈坐关系极为密切，以侨姓士族为中心的玄风笼罩了会稽学界，作为当地土著的会稽旧族，自然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总之，南渡以后，江东士族相对独立的状态被打破，开始与侨姓士族交往，其交往的具体表现是多元的，就文化层面而言，通经致仕的江东本土大族和普遍玄化的侨姓士族共同生活，不同的士风和学风相互碰撞，形成了玄儒兼综的新思潮，引发了东晋后期名士品评标准的转变，会稽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直到隆安三年，卢循、孙恩海上作乱，会稽才衰落下去。据《晋书·孙恩传》：“(孙恩)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受战乱破坏的影响，东晋后期，会稽地区的学术文化也逐渐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亮丽的自然风光和东晋中前期会稽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吸引了大批南渡士族前来定居，侨姓士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使会稽形成了一种游弋谈玄的风气，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之间的文化张力使会稽成为了玄儒兼综的学术文化中心。会稽地区的兴衰与士族的行为紧密相连，这是后人在处理人地关系问题时需要注意与借鉴的。
注释：
①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②“在会稽山阴两县界”，有误。会稽县是南朝陈时分山阴县地立，会稽、山阴两县同城而治。鲁迅先生在《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中注云：“案，宋时无会稽县。此非孔记，或后人有所增改。”
③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④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页。
⑤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