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国影片《1942》“幸福”教育网

[摘 要] 爱国主义电影《1942》以一个家庭为缩影，全面反映描写了河南1942年的大灾荒，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形势，向观众们展示了巨大的灾难对生命个体的破坏以及灾难背后拯救方的种种努力或不作为。它带给观众足够多的反思与警醒。本文对《1942》的剧情进行了综述，影片“哀而不伤给人温暖，也给人以深刻的反思。反思的同时，影片给予观众更深层次的感悟，那是一场生命教育，也是一场有关“幸福”的教育。
[关键词] 《1942》；幸福；生命；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华南农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改革大学生政治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研究成果之

一、主持人：宋欢（项目编号：JG10102）。

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温故一九四二》，片名更改为《一九四二》（或称为《1942》），自上映以来，各方发表了众多的看法。有些人批评《1942》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特别中心的人物，所以影片不好看，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观点。这个情况的确存在，片子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贯穿全片，好像都是一个个碎片，惟一的故事线索就是字幕里“离家XXX公里，逃荒第XX天”。对看惯了一个从头到尾相当完整故事的观众来说，这样的线索无济于事，依然很零碎。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本片的风格之一。
很有意思的是，上映之前，大量的影评人、公共知识分子、权威媒体人士，用诸如“热泪盈眶、良心之作、拷问民族”这样的字眼去形容《1942》，“是个中国人就必须去看它且为之感动”；上映之后，这样的声音亦在持续，大量有关1942年的饥荒史实被翻出，引起了颇多争议，争议主要围绕着河南饥荒的确切人数以及史料来源两个方面展开。在网络上，有考究派详细地指出河南饥荒的统计数字等信息主要来源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新闻文章。甚至有“河南饥荒”的反对者详细考究了白修德的从业经历并指出白修德此篇文章涉嫌查重而被《时代周刊》开除。
历史的真相固然值得认真考证，但是冯小刚导演的《1942》是作为艺术品而非作为影像史料呈现给观众的。仅从电影内容上来说，《1942》为70年前300万死于河南巨大饥荒的人树立了一座碑，再现了一个哀鸿遍野的年代，可能让很多人觉得“惨不忍睹”。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又不能正视历史。我们似乎习惯了冯小刚的幽默路线，却不想他在2012年贺岁档带着我们严肃了一把。在影视剧极端娱乐化的今天，冯小刚拍这样一部超风险的电影，可见其人生态度执著。在《1942》这座“死亡纪念碑”的背后，深深刻着的是“生命”两个字。饥饿是一场生命教育，也是一场有关“幸福”的教育。

一、电影《1942》的剧情综述和反思

电影《1942》剧情主要体现了以下内容：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1 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摔死者无数。这段历史，对国人而言，是段沉重的记忆。但是不能因为沉重而渐渐淡忘。天灾背后，是否还有人祸？导演的视角恐怕更在后者。所以影片镜头关注的不是赤土不是蚂蚱，而是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
故事以老东家老范一家逃难为主线，以政府处理灾情为辅线。老范一家的悲惨遭遇直接表现苦难的残酷；政府上上下下的表现，则还原了灾情背后人性的复杂。灾难发生后，老范一家及村里的百姓，几乎是发自本能地进行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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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路程越走越远，他们储备的粮食越吃越少，最后他们只能挖草根啃树皮了，指望他们进行自救，显然不可能。谁能拯救他们呢？牧师小安来了，他指望通过传福音来拯救灾民，但是在灾民死不瞑目的遗容面前，在炮火纷飞小女孩血肉模糊的遗体面前，他显得那么无助，最后只能逃回教堂。美国记者白修德来了，他亲临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日军轰炸场面，拍下了狗啃食死尸的场面，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说的灾情，重庆政府里的政要们宁愿相信“灾情是有的，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直到他的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出，才愿意赈灾。临时法庭法官老马来了，他想维护的是灾时临时秩序，虽然他曾神气活现地将老范家的没收了，但是一旦日军入侵，他自己也成了俘虏，从厨子回到厨子。而且面对士兵们对灾民的掠夺，他根本无力阻止也不愿阻止。实业家张钫来了，他愿意毁家纾难，捐出一半家产，赈济灾民，但是他担忧钱粮是否能真正落到灾民手中。这四部分人，分别象征了宗教、舆论、司法、慈善，尽管他们都出力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场景：灾民仍旧在大批死亡。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给力！
河南大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或许只是心中的小事。影片开头提到：“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很难全力救灾。而当他真正下决心赈灾时，地方上的官员又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难怪白修德面对惨状，不时摇头：政府在哪儿？九死一生的灾民们好不容易逃到洛阳城外，军队阻止他们进入；灾民们忍饥挨冻扒了火车来到陕西，军队又阻止他们进入。孱弱的灾民只好自生自灭，以至于后来日军给他们粮食，也有人愿意为日本人效力。
也许对那些冷酷的政治家来说，灾民只是偌大的棋盘里的一颗小棋子；也许对那些投机的商人来说，灾民只是用来赚钱的商品。但是，在饥饿、寒冷、战火、疾病面前，老范家的成员一个个减少了，儿子被捅死，儿媳病死，老婆饿死，女儿被卖身为妓，孙子被闷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路边捡了个小女孩，认作亲人。生命的消失，尊严的践踏，这一切却由每一个灾民来承受。死的人死得太过悲惨，活的人活着太过沉重！
影片以一个家庭为缩影，向观众们展示了巨大的灾难对生命个体的破坏以及灾难背后拯救方的种种努力或不作为，它带给观众足够多的反思与警醒：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灾难如此深重，就是一个原因——贫穷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让人欺负，落后民族就备受磨难，落后人民就颠沛流离。借古喻今也罢，以史为鉴也罢，总之，这样的灾难，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再有，也不会再有！我们必须强盛壮大，必须集中力量谋发展，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二、电影《1942》：哀而不伤给人温暖

2012年12月9日，《1942》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举行，众多艺术家对《1942》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了研讨。艺术家一致认为《1942》将对中国电影历史产生深远影响，饶曙光说：“《1942》在中国电影史上有标志性意义，只有我们的民族强大自信之后才能面对自己的灾难，这部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人礼。” 张卫形容《1942》为“一幅民间苦难史诗长卷”， 路海波认为“《1942》体现了中国电影艺术的良心和道德感，超越了中华民族的普适情感”。钟大丰直接评价：“《1942》可与《现代启示录》《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提并论。”赵宁宇也肯定道：“《1942》是电影艺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观念流变之后的成果的展现，也为未来登上新的台阶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陈旭光则从多个方面肯定了《1942》的价值所在：“《1942》第一具有启蒙价值，是鲁迅精神的银幕传达。第二，它有着对个体感性生命生存权的尊重和悲悯，而文明的进程就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第三，它塑造了集体意识，打造了公共记忆，善莫大焉。第

四、题材的超越性，不是简单的战争片、抗日题材等能概括的，格局更加宏大。”

而《1942》里真实又温暖的人性展现也成为专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张卫认为：“冯小刚拍这部电影具有杜甫式对民生的悲天悯人，也有屈原式的‘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1942》是对人在生存底线之下对人性和文化还能保持多少的拷问，幸运的是，导演还是力图保持着一些人性的温暖和人的尊严。” 章柏青则表示：“这部电影虽然展示了民族性中比较不良的东西，但也展示了民族的坚定性，对困难的承受度以及内在的力量，这些是民族发展的希望。具有温暖的色调。”路海波同样认为《1942》是一部温暖的电影：“《1942》没有悲观，而是相信人性的温暖，给人往前行进的力量，哀而不伤。”

三、电影《1942》：“幸福”的教育

不容置疑，电影《1942》从公映至今，获得的赞誉是极高的，除了上述艺术家的高度评价，笔者认为，《1942》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幸福”的教育。为何如此评价？我们再次回到电影中的剧情。
与电影中5升小米可以换取一个女人的，因为想吃一顿饱饭而丢掉性命，为了寻找一点食物踏上100多天的漫漫征程相比，中国人对粮食的浪费如今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新加坡媒体报道，中国餐馆和家庭每年扔掉的食物约有6 000万吨，足够养活2亿人。中国的食物垃圾，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仅在北京一栋办公大楼的食堂，一顿午餐后就要扔掉近150公斤的大米、肉类、蔬菜和几乎一口没动的馒头。
物质的充裕让我们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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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忘记了饥饿的滋味。饥饿可能带来死亡，可能让一个人产生巨大的恐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填饱肚子。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是多么陌生，然而，这就是饥饿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影响，是生命真实的感受。如果不了解这些，就不会知道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一盘菜，对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会珍惜和善待世界上任何能维持我们生命存在的东西。
因为远离苦难，我们同样远离了幸福。现在很少有人为了能吃一顿饱饭而感到幸福；仅有一个安身之地也已远远不能让人满足，如果住不上大房子，很多人就觉得自己不幸福。生活中的一切得来太过容易，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企盼更多难以得到的东西。当幸福的标准被越定越高，人们只能抬头仰望，却忘了低头审视已拥有的东西其实已让你的生命非常充足。这让中国人的幸福感不断降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当中国在一条发展的高速路上狂奔的时候，有人不会想起：我们是个脱离苦难仅仅几十年的国家。如今，我们遗忘的速度却已超过发展的速度。《1942》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民族常常把不该忘记的忘记了”，所以我们觉得不幸福。对于苦难，只有常常“温故”，才知道生命中得来不易的东西有很多。苦难像一根刺，刺痛我们的神经，让我们反思今天对于生活的态度：活着、吃得饱、穿得暖，生命中每一件最简单的事，都值得我们感恩和惜福。

四、结 语

可以说，《1942》全面反映描写了河南1942年的大灾荒，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形势，采取这样全景式的片断式的叙事方式，就笔者而言，对这样高屋建瓴的把握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既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教育色彩，也给予观众“幸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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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欢（1981— ），男，广东化州人，管理学硕士，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办公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