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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式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理性推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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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后危机时代中国对

源于:党校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外贸易的”超调式”震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与探讨,对其展开理性推理与经验探讨是中国对外贸易转入正轨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贸易所有量层面、贸易国差异层面、贸易品差异层面定位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总体表征,并从供求关系影响、信贷关系影响、贸易政策影响、垂直分工影响等层面进行理论推理,进而提出国际生产分割深入演进与中间产品存货调整相结合、全方位的产品贸易链接与贸易总量相持渗透相结合、国际贸易强化自由自主与国际多方协调管理相结合的经验探讨。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超调式”震荡 中国对外贸易
引言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GDP同比增长率为-2.76%,全球贸易受挫达23.45%,而后危机时期全球GDP同比增长率为4.16%,全球贸易则实现了近21%的增长,贸易涨跌的辐度较大,超出其他各领域的震荡,因此有学者称之为”超调式”震荡。”超调式”震荡使贸易的弹性水平显示出前所未所有的振幅,其表征、原因、影响都成为学术界、政治界、经济界热切关注的问题。自2008年始至2012年,危机与后危机时代并没有彻底脱离危机时期的所有表征,在增长的过大震荡之余,也对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向、选择提出了新的问题。因此,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超调式”震荡展开理性推理与经验探讨,是后危机时代使中国对外贸易转入正轨并持续发展的必要题域。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总体表征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在进、出口贸易层面的“超调式”震荡使中国的贸易经济备受关注。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总体表征可从贸易所有量、贸易国差异、贸易品差异等维度进行定位。

(一)贸易所有量维度: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之源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除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外,一直保持向上的增长。然而自金融危机至今这一时期进、出口贸易在此期间增长与下挫幅度表现为最高,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增长率最高分别近40%、36%,而危机爆发时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下降率最高分别近20%、12%,增长与下降幅度分别近60%、48%,是危机期间较之其他领域振辐较为突出的领域,其震荡幅度相较于经济衰退的其他层面可用“超调式”以解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公布的《2008-2010年中国月度进、出口总额及其同比增长率》数据显示,2008年12月-2010年12月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幅度呈现“超调式”震荡,进、出口贸易的下降幅度最高期间达到25%与41%,分别出现在2009年3月与2009年7月;而在恢复阶段增长幅度最高期间达到46%与58%,分别出现在2010年8月与2010年10月,其增长与下降的落差幅度总差为71%与99%。贸易所有量维度的差异呈现显著的“超调式”震荡之源。

(二)贸易国差异维度: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之轴

从贸易国别维度考察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表征,不仅对进、出口贸易震荡的国别界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地位的影响的国别差异界定,而且可以挖掘”超调式”震荡的根源。根据《2008-2010中国月度分国别(地区)出口额趋势图》显示,欧盟、美国、中国香港三大地区成为震荡幅度最为突出的领域。中国香港地区较之欧盟、美国有一定的殊异,在于其多是作为中国的“中转”站发挥作用,一般是经香港再出口至其他国家,因此欧盟、美国出口市场的波动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的震荡之轴。以2009年1月与2009年2月欧盟与美国市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超调式”震荡度为例,2009年1月,欧盟对进口贸易的推动基本达到7%,美国对进口贸易的数值却为负增长,达到负数的近4%;然而2009年2月份,欧盟对进口贸易的推动基本达到35%,美国对进口贸易的数值却达到了23%。

(三)贸易品差异维度: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之基

联合国统计数据《2008-2010年中国BEC分类商品的年度进、出口额》显示,2009年中间产品出口、资本品出口以及消费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9.19%、30.27%以及30.32%;2009年各产品进口比例则分别为78.42%、17.31%以及3.93%。从金融危机波及影响到的中间产品出口、资本品出口以及消费品出口分项来看,2009年中间产品出口下降波动最大,同比达到近27%,共减少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资本品出口下降波动居中,同比达到23%,共减少贸易额达1100亿美元;消费品出口下降波动相对最少,同比达到20%,共减少贸易额达930亿美元。由此数据看出进出口贸易的“超调式”震荡,中间产品的下降对贸易的影响最大,消费品与资本品的下降额相对较少,贸易品差异维度的考察可清晰地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对中间产品、消费品、资本品的依赖度及其贸易量。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理性推理
基于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总体表征从贸易所有量、贸易国差异、贸易品差异等维度的定位,可推理出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主要缘由在于供求关系影响、信贷关系影响、贸易政策影响、垂直分工影响等层面。

(一)供求关系影响: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供求使然

美国学者Alessandria G.与 Kaboski J.P.在2009年曾指出,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重创,使其进口需求在一定时期处于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在危机中对需求因素的下降,则必然对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国家造成冲击。出口依存度较高国家的冲击又反过来使其对西欧、美等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消化能力降低,在各国供求关系波动影响下,生产水平整体上处于萎缩状态。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国,同样在此过程中引起“超调式”震荡,其震荡体现在出口依存度强的领域,由于需求的疲软,贸易总额必然有所下降,贸易量也与之减少,贸易也随之降低,从而直接影响出口依存度较强的产品与出口,因此简单而言需求减弱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供求使然。

(二)信贷关系影响: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市场使然

信贷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杠杆,在国际贸易中受到重创的进、出口领域,信贷的“不畅”或“中断”都对国际贸易造成影响。中国是贸易大国,但在国际贸易中较之国内贸易而言,因为其周期长,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对流动资金需求、经营活动风险、资本需求都有所增加。在危机期间,当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不能有效缓解交易中的信贷需求,则会对贸易的”超调式”震荡造成更大的冲击。面对信贷关系中的”不畅”或”中断”,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往往只能减少经营活动、减少生产,从而使贸易、交易额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在不断的波动与震荡中反作用于信贷关系,则可能引发更大的不稳定,进而使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超调式”震荡。

(三)贸易政策影响: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利益使然

有学者指出,贸易政策如何对全球贸易影响的震荡超出经济影响本身。各国在经济贸易中为了本国的利益往往会选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典型的即是在本国产口出口状态较佳,会出台政策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而当出口对本国贸易造成不利影响时则会出台政策阻碍产品的出品。当一国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时,则很可能使对其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出口受损,进而使相应的企业倒闭、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经济衰退。在危机时,由于各国贸易壁垒的提高,出口额的大幅下降,而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企业濒临倒闭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经济出现衰退。因此从此角度上看贸易政策影响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超调式”震荡的诱因。

(四)垂直分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 “超调式”震荡的分工使然

随着国际贸易的推进,各种产品的生产已不再是纯粹的自产自销式,也不是一国的自产自销式,而是一件成品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同一成品可能分布至几十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因此垂直分工体系的深入演进,使生产链上某一环节的冲撞都可能影响到其他环节,进而影响整件商品。若该产品对垂直分工的依赖度较大,则一个环节的中断可能导致整体生产的中断,生产、贸易、交换、消费等环境都随之受到影响,当此产品在全球流通时,则产生”超调式”震荡。中国作为积极融入国际化生产体系中的大国,其在垂直分工方面的影响更为显著,进而造成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超调式”震荡。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经验探讨
本文在对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在贸易所有量、贸易国差异、贸易品差异等维度定位的基础上,从供求关系影响、信贷关系影响、贸易政策影响、垂直分工影响等层面展开了理论推理,基于此对其进行经验探讨并得出中国对外贸易“超调试”震荡产生的根源与推力:国际生产分割

摘自:本科论文www.udooo.com

深入演进与中间产品存货调整相结合、全方位的产品贸易链接与贸易总量相持渗透相结合、国际贸易强化自由自主与国际多方协调管理相结合。

(一)国际生产分割深入演进与中间产品存货调整相结合

在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际分工也逐步推进与深入。主要体现在国际生产分割深入演进与中间产品存货调整相结合的环节,由于生产环节的增多,生产程序的复杂,中间贸易存货调整的环节在贸易中也日益重要,中间产品存货调整对生产、消费、分配、物流等环节也产生了持续的“放大”效应,从而使“超调式”震荡更为放大。中国对外贸易中国际生产分割深入演进与中间产品存货调整相结合的步调也更为加快,也即增强了其“放大”效应,因此国际生产分割深入演进与中间产品存货调整的结合是危机冲击下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根本原因。

(二)全方位的产品贸易链接与贸易总量相持渗透相结合

中间产品、资本品、消费品全方位的产品贸易链接,使贸易的辐射面扩大,在此基础上贸易总量的相持渗透进一步放大中国对外贸易与世界各国的联结,使贸易的“超调式”震荡成为可能。如2010年中间产品出口、资本品出口以及消费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8.10%、16.81%以及3.71%,中间产品出口已达到78%左右,资本品与消费品出品也占到22%左右,从此数据可看出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全方位的产品贸易链接与贸易总量相持渗透相结合是中国对外贸易“超调式”震荡的重要推力。

(三)国际贸易强化自由自主与国际多方协调管理相结合

自由贸易即国与国贸易过程中税费的减少、关税壁垒的降低甚至取消。自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体系逐渐确立,自由贸易政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推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贸易的自由自主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动而不断演变,资本的扩张性使得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国际贸易自由自主与多方协调管理相结合成为必要。国际多方协调管理过程中要秉承合作性、互利性、共赢性的原则,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坚持国际贸易强化自由自主的同时,也受到国际多方协调管理,尤其是加入WTO后贸易政策、贸易方向受国际影响较大,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发达国家的牵制与干扰,国际贸易强化自由自主与国际多方协调管理相结合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超调式”震荡的一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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