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夜》多重文化主题

摘　要：《子夜》通过众多不同的人物形象深刻表现了：一、传统的历史性溃散；二、人性的现代堕落和蜕变；三、个人命运的无情改变；四、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五、没有答案的未来，它们共同构成《子夜》丰富多样的艺术世界，审美地显现了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折性变化。对《子夜》多重文化主题的理解是对《子夜》的基础性理解。
关键词：《子夜》　多重文化主题
受制于1949年之后茅盾对自己人生经历与作品的意识形态化解释及修改的制约与导向性影响，《子夜》丰富多样的审美主题至今仍仅仅被看做是“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1949年之后的研究者们不检测思索地把这一显然深受时代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与影响的非审美言说看做是“《子夜》的主旨所在”，从根本上忽视了20世纪30年代茅盾所说“‘人’——是我写小说的第一个目标”的深刻意义。 《子夜》正是以30年代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为场境，通过众多不同人物形象，特别是《子夜》开篇所说的“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深刻表现了传统的历史性溃散、人性的堕落与蜕变、个人命运的无情改变、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以及没有答案的未来，它们共同构成《子夜》的多重文化主题。对《子夜》多重文化主题的理解是对《子夜》的基础性理解，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子夜》误读的回应。

一、传统的历史性崩溃

《子夜》首先通过吴老太爷父子从乡下进入上海这个现代都市之后个人行为与精神世界的急剧变化，多方面审美地反映了曾经长期引领、制约、支撑中国人精神世界与行为方式的传统思想、道德、、情感、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等等，在现代生活与文化观念的冲击下不断失去效用并从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精神世界中迅速退出而成为历史。
吴老太爷及其儿子阿萱、女儿惠芳在乡下曾长期坚守传统，特别是吴老太爷，“虔奉《太上感应篇》，二十余年如一日”，传统成为他唯一的精神需要。同时，他把阿萱和惠芳放在自己身边，成为“金童玉女”，试图让其成为传统的后继者。进城之际，吴老太爷试图通过《太上感应篇》以及阿萱和惠芳将传统携入现代都市上海，但他的这一意图几乎在进城之际就被打破。当吴老太爷到了上海时，进入他视野的不再是乡村的宁静而是现代都市的喧啸，“各色各样车辆的海……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所有这些都与乡村生活，与传统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对吴老太爷构成强烈刺激与压迫并直接导致其死亡。他的死亡象征着现代都市对传统的断然拒绝与阻断。
传统的历史性崩溃在进城之后的阿萱和惠芳的行为及精神世界的变化中获得进一步表现。首先是阿萱，进入上海途中即被现代都市生活强烈吸引，他坐在吴老太爷身边却“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的妖艳”。阿萱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有双重意义：一是透过异性关注现代都市生活的特殊性；二是被传统压抑的青春情感甚至本能直接被现代都市异性的身体唤醒，这两者都超越了传统的限制，现代都市生活以特殊的方式向阿萱敞开。进入上海之后的阿萱迅速世俗化。当他再一次出现时已经跟着吴少奶奶、杜竹斋、杜新箨等人一起打，“牌声从大餐间传来，夹着阿萱的笑”，这一行为很有意义：一是表明阿萱已通过家庭这个途径开始融入上海这个现代都市；二是他以世俗化而非吴荪甫式的理想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开始自己的都市生活；三是紧随世俗化的是阿萱自我能力的弱化。他最后两次在作品中出现的时候，一次是“托着他那只近来当做宝贝的什么‘镖’”，另一次是“手里拿着戏台上用的宝剑……一边笑，一边很得意地舞弄他这名贵的武器”，这一是表明他通过家庭这个途径已完全融入现代都市生活且无忧无虑；二是表明他已结束了自己的“金童”生活，也就是结束了传统在他这里的存在与延续；三是能力的极度弱化，已是青年的他无论兴趣爱好还是行为状态仍然停留在童年状态，失去应有的生活理想与追求，如吴荪甫所说：“十七八岁的孩子，还干这些没出息的玩意儿。”无论是世俗化还是自我能力的弱化都意味着现代都市对传统的吞噬。
如果说吴老太爷的进城及其结局象征着传统被现代都市的直接拒绝，阿萱进城及其世俗化与自我弱化意味着现代都市对传统的迅速吞噬，那么，蕙芳进城及其最后选择的意义则在于传统经过现代都市生活的验证之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并最终被抛弃。在上海逗留两个月之后惠芳的精神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强烈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并以焦虑苦闷的情绪表现出来，“觉得住在这里很闷，很苦”，这实质是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对她的精神世界构成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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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表现；二是明确意识到现代都市对她精神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知道已经不是住在乡下的我”，这表明她已接受现代都市生活并且已不可能回到吴老太爷曾经规定的传统精神世界；三是迟到的青春的觉醒。蕙芳进入上海时已是二十四岁，本应享受青春、爱情与婚姻的快乐与幸福，但由于传统的压抑使得她青春的要求在现代都市的影响下才迟迟觉醒，“为什么我那样命苦？为什么轮到我就不应该？为什么别人家男女之间可以随随便便？”她在比较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自由并试图摆脱一切束缚，并且最终以“逃走”的方式在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做出明确选择，逃到了“七颠八倒的女青年会寄宿舍”。蕙芳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对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命运的判断，它意味着传统在现代面前失去最后的载体与生存空间。
传统的历史性溃散是《子夜》最初显现的重要文化主题，除通过吴老太爷父子进城之后的行为与精神变化予以表现之外，还通过曾沧海面对儿子时的态度、冯云卿父女的“美人计”以及吴荪甫、赵伯韬等人的颓废行为等加以表现。不过，曾沧海等人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人性的堕落与蜕变。

二、人性的现代堕落和蜕变

如果说《子夜》通过吴老太爷与阿萱、蕙芳进入现代都市上海之后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变化让人看到传统的历史性溃散，那么，《子夜》通过“交际花”这个特殊形象群、曾沧海父子、冯云卿父女以及吴荪甫、赵伯韬等人的行为让人看到人性的现代堕落和蜕变，这是《子夜》又一重要主题，也是《子夜》的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1.曾沧海父子的道德沉沦与人性的现代堕落和蜕变。乡村地主曾沧海对他人的剥削行为已有违传统道德，面对儿子曾家驹时的麻木不仁则深刻表现了人性的现代堕落与蜕变。首先，曾沧海出身“鼎鼎望族”，应当秉承传统，但他不仅“贪财吝啬刻薄”，而且个人强烈，占人之妻为妾。其次，纵容儿子曾家驹不端行为。其表现在面对儿子行为，理应严厉制止并严加管教，但曾沧海却说，“有本事到外边去弄几个玩玩，倒也罢了，叫你在家里吃现成的么？混帐！弄大了肚子，算是你的兄弟呢？算是你的儿子呀！”他关心的不是儿子的行为本身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一行为是否会引起难以解决的后果。曾沧海父子的行为表明最为重要的传统道德与行为规范在乡村小镇已经沉沦，人性在这里已经开始堕落和蜕变。2.冯云卿、吴荪甫的“美人计”与人性的现代堕落和蜕变。如果说曾家父子面对自己的不端行为特别是时的态度表现了传统道德与人性在乡村世界的堕落与沉沦，那么，作为社会生活中坚的冯云卿与吴荪甫为达竞争目的不择手段，利用女儿和亲戚实施“美人计”的行为就更进一步表现了人性的现代堕落和蜕变。地主冯云卿与曾沧海有相似之处，就个人出身而言，他“诗礼传家”，当有良好家教；就个人能力而言，他是“前清时代半个举人”，当有良好传统文化与道德修养；就个人成就而言，他是“有面子的地主”，也就是在当地赢得了个人价值与尊严；就生活状态而言，进城之前“安坐家园享福”，有相对安定的生活。但是，冯云卿在乡下已开始堕落，过上“饱暖荒淫的生活”，“将近五十”的时候“新纳爱宠老九”，利用齐卢战争大发其财。动荡的时代将冯云卿赶进上海之后，在激烈竞争中人性完全堕落：首先，听任姨太太和女儿的放浪行为，道德意识消失。“对于姨太太的夜游生活便简直不敢过问了”，作为父亲，得知女儿行为放浪时，“此时他的心情已经不是单纯的怨恨女儿败坏了‘门风’，而是带几分抱怨着女儿不善于利用她千金之体”。其次，面对商界竞争，利用女儿设“美人计”，为探听赵伯韬在公债场上的消息，他“打定主意找女儿去谈判”，传统与道德被搁置，女儿成为工具，在激烈的竞争中，他心中唯一存在的只有利益；再次，与人合谋陷害竞争对手，道德彻底堕落。除用美人计外，他还与何慎庵合谋，“忙着仙人跳和钻狗洞的勾当”，至此，他的道德完全沉沦，人性彻底蜕变。利用“美人计”的不只是冯云卿，作为社会生活中坚的吴荪甫同样如此。与冯云卿陷入困境之后的行为相比，吴荪甫利用表侄女刘玉英实施“美人计”的行为是彻底的人性堕落与蜕变。3.现代都市的物欲、与人性的堕落和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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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子夜》还通过现代都市强烈物欲与的表现深刻反映人性的堕落和蜕变：（1）赵伯韬等商人的与人性的堕落和蜕变。如果说曾沧海父子、冯云卿父女的人性堕落还有些躲躲闪闪，吴荪甫还有所谓“理想”，那么，赵伯韬的人性堕落和蜕变的方式则有所不同：首先，对金钱充满强烈并相信金钱是万能的。赵伯韬对金钱充满了强烈，“各项公债他都扒进”，因此成为“公债场上的一位魔王”，拥有非正常手段操纵金融市场的能力，并且对金钱万能深信不疑。其次，他公开表现出对异性占有的强烈，人性的堕落毫不掩饰。他“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从交际花徐曼丽到寡妇刘玉英再到青春少女冯眉卿等等，毫不掩饰自己对异性的与嗜好。再次，商业竞争中只有利益没有人性。赵伯韬为在竞争中获得成功从而满足自己的，善于制查重象，有很强的个人行为控制能力。此外，《子夜》中的周仲伟、雷鸣等人同样表现出强烈的。（2）交际花的物欲、与人性的现代堕落和蜕变。《子夜》还通过交际花这个特殊群体表现人性的堕落与现代蜕变。交际花是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特殊产物，她们的出现是对五四追求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特殊的历史回应。她们不再以受害者形象出现而是表现出强烈的物欲与并以先天优越的身体条件满足这一，由此表现出人性的堕落和蜕变，极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因此增加了人们对女性精神世界理解的难度。徐曼丽穿行在金钱世界，与吴荪甫、赵伯韬、周仲伟、雷鸣等人公开嬉戏行乐；刘玉英家境优裕却物欲强烈，与男性打交道目的明确，“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冯眉卿刚进上海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烂污行为”，而从她出门时向父亲要钱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她“烂污行为”的目标还没有对准金钱而是青春的放纵与满足。交际花与《子夜》中的现代都市女产业工人一道走出了传统，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她们的生活状态与命运也完全不同。交际花这一群体的出现使人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变得极为复杂，对女性心理与行为的认识也变得相当困难。（3）何慎庵的“圈套”与人性的堕落和蜕变。何慎庵是《子夜》中非常富有审美意味的人物形象。首先，他是时代动荡的“受害者”，但时代动荡让他进入上海，不仅“十年宦囊，尽付东流”，而且“也在公债中跌了一跤”，由此他得出结论，“不是我们运气坏，是我们太老实”，这实质上是对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折性认识；其次，基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新的认识和判断，何慎庵的心理被严重扭曲，完全放弃道德要求，开始走向堕落，他怂恿冯云卿利用女儿实施“美人计”试图从公债场上“翻本”，自己却站在旁边试图坐收渔翁之利；再次，利用“钻狗洞、摆仙人跳、放白鸽”来陷害他人。
作为社会生活中坚的曾沧海、冯云卿、吴荪甫、赵伯韬以及交际花等群体的行为表明，无论是乡村还是现代都市，传统道德已经沉沦，人性已发生深刻的现代蜕变。

三、个人命运的无情改变

《子夜》以现代都市上海为中心，通过战争把乡村与都市、上海与整个中国联系在一起；通过中外文化交流、都市时尚及商业竞争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通过“现代都市女产业工人”这一形象群把上流社会与底层这两个同处一室却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深刻表现了动荡时代对置身其中的个体生存状态与命运的无情改变。包括吴荪甫在内的人们关心未来，但未来却无法预知，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但从哪里以及如何开始没有任何人知道，更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案，所知道并能切近感受到的“是，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样的大刺激，大变动！”由此陷入“子夜”时分所带来的恐惧与不安之中，这是《子夜》又一重要审美主题。个人生活状态与命运无情改变的最典型表现是吴荪甫，时代的动荡使他在家乡建立“模范镇”的理想破灭，国内国际同行竞争、工人罢工、跨入不熟悉行业进行投机等等因素使他的工厂生产难以为继，很快告别人生的巅峰状态，“什么都完了”，个人命运发生根本转折。吴荪甫个人命运的改变也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社会生活中坚这个重要群体命运的整体改变，如赵伯韬最后也无法运转、周仲伟完全破产，等等。这一群体命运的改变也意味着对他们有极强依附性的交际花以及那些女产业工人命运的改变。
个人命运的改变不只是发生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乡村同样如此。地主曾沧海“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但时代的动荡不断地改变着他的个人命运，“第一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双桥镇上飘扬的时候……曾沧海的‘统治’地位却从此动摇了”。他个人命运的改变还特别表现在他的儿子曾家驹个人行为的堕落上。曾家驹作为青年一代不仅形体丑陋无比，且坐吃山空，在家中，在动荡的乡村对妇女实施性暴力，进城之后仍然如此，完全丧失后继者的能力与姿态，他的堕落使得曾沧海及其家庭失去未来。
因此，《子夜》深刻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无论乡村还是都市，时代动荡对个人命运的整体改变，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具有悲剧性，意味着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体都将饱受时代痛苦的煎熬。

四、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

《子夜》以宏大的艺术视野表现了在乡村、北方战事、国内国际商业竞争、工人罢工等重要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与改变：1.乡村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子夜》首先表现的是乡下“土匪”对乡村这个宁静世界既定生活状态与社会秩序的历史性改变，这一改变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变动。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吴老太爷进城及其死亡、地主曾沧海个人与家庭生活的急剧变化、冯云卿的进城及其堕落等等，都是乡村社会生活秩序改变的直接表现。乡村动荡还直接影响到吴荪甫在家乡的工业发展，进而影响他的整个事业与人生理想并导致他最终走向失败，由此，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也随之改变。2.工商业的国际竞争与经济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子夜》最为引人注意的内容之一是作为社会生活最为核心的经济生活秩序的调整与改变。吴荪甫所在的工业与赵伯韬所在的金融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并最终走向失败。他们的失败表明作为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经济领域的生活秩序开始调整与改变，置身于世界格局中的民族工业已无法独善其身，由此，决定中国人生存状态与命运的力量已不再是仅仅来自于自身，而是与世界秩序密切相关。3.工人运动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现代调整。《子夜》用相当大的篇幅表现工人罢工从而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现代调整与改变。工人罢工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它以直接阻止工业生产运转的方式迫使置身其中的所有个体生活状态与命运的改变，进而迫使社会生活秩序的调整与改变。《子夜》一开始就表现了工厂罢工对吴荪甫所在工业生产的直接威胁，最后用了较大篇幅表现工人特别是女工的生活要求，这一生活要求的提出正是社会生活秩序必须调整与改变的直接原因。4.战争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秩序的根本调整。《子夜》没有直接表现战争，却通过军人雷鸣这个人物出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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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现战争的进程。战争是调整改变社会秩序与个人命运的最直接最重要力量，《子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特别表现了战争对现代金融秩序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影响整个社会生活。
《子夜》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表现了社会生活秩序
调整与改变的力量和方式不再是传统的道德与教化，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皇权而是自下而上的暴力，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个人与民族命运的力量已不再仅仅来自于自身而是整个人类。

五、没有答案的未来

尽管《子夜》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这个特殊时期的社会与人生，特别是吴荪甫等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生活与命运从巅峰到低谷的重要转折予以深切的关注和审美表现，但对时代与个人未来却没有做出任何结论，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相反，让人感受到的是如“子夜”时分那样不明朗，无法看到未来，所能看到的只是既定社会生活秩序的调整与个人命运的改变，这是《子夜》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特点。
就个人命运而言，《子夜》中除吴老太爷个人生命结束之外，其他人物未来的生活与命运都不可知。他们的生活与命运的转折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就此结束，如以吴荪甫为代表的社会生活中坚这一群体，虽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如果能够把握时机并善于运用此前积累的丰富人生经验和智慧就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然而，此时他们都已到五十岁左右，个人能力或才能在此前的事业与人生中几乎耗尽，重新崛起的可能性有多大很难说。如吴荪甫，他明确意识到自己已从事业与人生巅峰状态跌落下来，“什么都完了”，但面对失败他“倒又镇静起来”，就能力与个性而言他显然不可能就此罢手。赵伯韬、周仲伟等人的命运同样如此，他们的未来都没有结束但都没有答案。此外，交际花们的命运毫无疑问会因社会生活中坚这个群体的变化而变化，但如何变化就不得而知。那些站在现代机器旁边的女产业工人们的命运是否因她们的反抗就能发生改变也同样不可知。就此看来，《子夜》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更没有回答关于30年代中国社会包括民族工业的出路问题，相反，它倒提出了不少令人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只能这样说，《子夜》所表现的只是正处于调整与改变过程之中的社会生活状态与秩序。
传统的历史性溃散，人性的堕落与蜕变、个人命运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子夜》复杂丰富的审美内容或主题。它们相互依存、彼此映照，审美地表现了30年代中国社会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多方面的深刻变化，迫使人们深切关注和思考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走向世界、由曾经的小农社会向激烈世界竞争转变的进程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
参考文献：
　本文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六集·1927—1937》中的《子夜》初版本为讨论依据，文中与作品有关引文均出自此处。
　茅盾.再来补充几句[J].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4）:573.
[3]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7.
[4]　茅盾.谈我的研究[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一卷·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372.
[5]　茅盾.子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厦门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基金资助，Supported bythe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辉煌与冷落：〈子夜〉的艺术与命运》，编号：201122102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　 者：李城希，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鲁迅研究、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