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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记者：程院长，您好！我们党已走过了91年的非凡历程，召开了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我们将迎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史来看，修改党章是大
程恩富：好的。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全党在思想组织上的一致和组织行动上的统一所制定的章程，是政党的政治纲领和行为规范。对我们党来说，党章的性质、内容和产生程序决定了党章在党内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刘少奇曾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规则。”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但是，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其制定不是一劳永逸的，必然随着我们党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1921年党的一大标志着我们党的正式成立，当时大会虽然没有通过正式的党章，但在大会通过的《中国第一个纲领》具有党章的功能。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章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党章。此后，我们党的每次大会都把通过修改党章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党章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见证。这其中，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的变化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来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新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至1949年）。从党章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来看，在1945年党的七大以前的历次党章中，并没有对党的指导思想做出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党的指导思想内容首次明确写进党章的是在七大党章中。党的七大是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成熟的标志。这在七大党章中可以得到具体的体现。七大党章在内容结构上更加完善成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首次出现了“总纲”部分，对党的性质、党的目标、纲领和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具体规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1949年至1978年）。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其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八大党章没有将“思想”写进党章，这是一个重要变化。关于八大党章中不提“思想”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真正的原因是根据本人的提议。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要提马克思主义，不提他本人的思想。此后，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和十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一样的，即：“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略有变化，在总纲中指出：“中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1978年至今，我们党召开了从十二大到十七大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我们党都根据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中国党章》的修订、补充或丰富，把党所获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创新及时地记录下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对党章的修订或调整的幅度较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修改党章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和反映。这几次党章对党的建设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二
记者：那么，能否详细谈谈党的十四大以来几次党章修改的情况和影响？
程恩富：好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指针”。十四大党章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其贯穿党章全文。新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从而也就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新党章把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载入了党章，并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7年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党章把“理论”写进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通过了关于《中国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这次修订党章
2007年党的十七大通过了《中国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入党章。十七大党章总纲指出：“十六大以来，党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党章（以及宪法）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修订，是随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不断产生而与时俱进的。这种关于治党治国指导思想表述的修订和丰富，既反映了中国广大党员和我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也反映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章的修订，其中关于对中国的指导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根据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情和党情，对治党治国指导思想及时地进行修订和充实，做出新的表述，是合情合理的，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结果。中国的历史表明，及时在党章中体现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有利于更好地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深刻体现了“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一时怎么发表展的要求。
无疑，近十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经过更为深入的建设，党情和国情发生了比以前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两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做出了新的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而全党认真贯彻和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就是认真执行了党章里的规定，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由于10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而产生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因而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对党的指导思想作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党应当及时地、充分地反映这样的党心和民心，不失时机地对治党治国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更为科学的阐述。
三
记者：从十四大以来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情况来看，随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表述语的内容也长了起来。这就涉及到近年来常被议论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准确凝练地表达和阐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个问题在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常被提及，并且在高校中流行着一些简化性的名称，如把思想概论简称为“毛概”，把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简称为“邓三科”，把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简称为“中特理论”。这些简称当然有失准确性和科学性，但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人们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表述语凝练化的期待。实际上，就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也存在类似问题。那么，您对此有何看法？
程恩富：的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在党章中应对党的指导思想做新的修订，使文字的表述更为简约、精炼和科学，即把十六大党章、十七大党章关于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表述——“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调整为“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平时行文或说话可以简称为“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或“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是指不包括斯大林理论在内的马列主义，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记者：那么，作这样的修订的理由是什么呢？
程恩富：第一，简称为“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个建议，首先是因为十七大党章中已经具有这一含义和相关词语，我们只是简洁地提炼一下，没有改变其基本精神。近几年，党的有关文件和文章经常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样的长句，或用“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而没有提到马列主义和思想，频频受到国内外的议论，因而非常有必要及时加以改进。
第二，简称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个建议，来自同志今年3月1日在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他指出：“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表述党的指导思想，也具有简洁性。只是还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是指不包括斯大林理论在内的马列主义，因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应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时期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发展做出了指导和贡献。由于它们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自产生以来依次诞生的作为该运动的指导思想，因而完全可以把它们集中起来，概括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用这样一个专用词汇来表述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和成果，因而均属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伟大事业的继续前进和发展，在党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方面，我们党一定还会做出新的理论创新，形成新的可以作为我们党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无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今天，人们在行文和说话的时候，把依次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都分阶段地一一罗列出来，全都叙说一遍，显然是很繁琐的，甚至成了一件使人产生厌烦情绪的事情。因此，无论从制定党的文件或一般写作的要求来说，还是人们日常的语
东西都是不利于大众化和传播的。
第四，把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目前这四种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集中用“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这样一个专用词汇来表述，而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词，一方面是区别于之前我们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术语只概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成果，而不包含思想；另一方面，不用“体系”一词，反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词语的逻辑上科学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创立的列宁主义和思想，无疑都是理论思想上的科学体系，人们不会因为没有在它们身上使用“体系”一词而否认它们不是体系。显然在正式的术语上再附加上“体系”是多余的。没有在文字上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称之为体系，仅仅把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文字和语言上的对比，并不会为任何称为“体系”的思想理论增加任何分量，试图表明“体系”中包含几个理论成果也不是必须的最佳用法，因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分别包括马克思思想和恩格斯思想两大理论成果，马列主义也是分别包括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两大理论成果的。
责任编辑：袁志平
记者：程院长，您好！我们党已走过了91年的非凡历程，召开了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我们将迎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史来看，修改党章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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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修改党章的问题上有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即党的指导思想表述问题。能否请您先向本刊读者介绍一下历史上我们党历次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情况及其具体变化？程恩富：好的。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全党在思想组织上的一致和组织行动上的统一所制定的章程，是政党的政治纲领和行为规范。对我们党来说，党章的性质、内容和产生程序决定了党章在党内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刘少奇曾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规则。”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但是，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其制定不是一劳永逸的，必然随着我们党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1921年党的一大标志着我们党的正式成立，当时大会虽然没有通过正式的党章，但在大会通过的《中国第一个纲领》具有党章的功能。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章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党章。此后，我们党的每次大会都把通过修改党章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党章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见证。这其中，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的变化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来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新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至1949年）。从党章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来看，在1945年党的七大以前的历次党章中，并没有对党的指导思想做出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党的指导思想内容首次明确写进党章的是在七大党章中。党的七大是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成熟的标志。这在七大党章中可以得到具体的体现。七大党章在内容结构上更加完善成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首次出现了“总纲”部分，对党的性质、党的目标、纲领和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具体规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1949年至1978年）。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其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八大党章没有将“思想”写进党章，这是一个重要变化。关于八大党章中不提“思想”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真正的原因是根据本人的提议。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要提马克思主义，不提他本人的思想。此后，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和十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一样的，即：“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略有变化，在总纲中指出：“中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1978年至今，我们党召开了从十二大到十七大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我们党都根据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中国党章》的修订、补充或丰富，把党所获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创新及时地记录下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对党章的修订或调整的幅度较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修改党章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和反映。这几次党章对党的建设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二
记者：那么，能否详细谈谈党的十四大以来几次党章修改的情况和影响？
程恩富：好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指针”。十四大党章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其贯穿党章全文。新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从而也就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新党章把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载入了党章，并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7年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党章把“理论”写进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通过了关于《中国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这次修订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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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的这次修订，总纲在原来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关于思想的论述和关于理论的论述之后，对原来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加以调整补充，形成了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坚持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2007年党的十七大通过了《中国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入党章。十七大党章总纲指出：“十六大以来，党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党章（以及宪法）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修订，是随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不断产生而与时俱进的。这种关于治党治国指导思想表述的修订和丰富，既反映了中国广大党员和我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也反映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章的修订，其中关于对中国的指导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根据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情和党情，对治党治国指导思想及时地进行修订和充实，做出新的表述，是合情合理的，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结果。中国的历史表明，及时在党章中体现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有利于更好地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深刻体现了“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一时怎么发表展的要求。
无疑，近十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经过更为深入的建设，党情和国情发生了比以前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两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做出了新的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而全党认真贯彻和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就是认真执行了党章里的规定，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由于10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而产生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因而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对党的指导思想作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党应当及时地、充分地反映这样的党心和民心，不失时机地对治党治国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更为科学的阐述。
三
记者：从十四大以来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情况来看，随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表述语的内容也长了起来。这就涉及到近年来常被议论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准确凝练地表达和阐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个问题在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常被提及，并且在高校中流行着一些简化性的名称，如把思想概论简称为“毛概”，把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简称为“邓三科”，把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简称为“中特理论”。这些简称当然有失准确性和科学性，但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人们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表述语凝练化的期待。实际上，就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也存在类似问题。那么，您对此有何看法？
程恩富：的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在党章中应对党的指导思想做新的修订，使文字的表述更为简约、精炼和科学，即把十六大党章、十七大党章关于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表述——“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调整为“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平时行文或说话可以简称为“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或“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是指不包括斯大林理论在内的马列主义，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记者：那么，作这样的修订的理由是什么呢？
程恩富：第一，简称为“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个建议，首先是因为十七大党章中已经具有这一含义和相关词语，我们只是简洁地提炼一下，没有改变其基本精神。近几年，党的有关文件和文章经常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样的长句，或用“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而没有提到马列主义和思想，频频受到国内外的议论，因而非常有必要及时加以改进。
第二，简称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个建议，来自同志今年3月1日在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他指出：“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表述党的指导思想，也具有简洁性。只是还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是指不包括斯大林理论在内的马列主义，因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应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时期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发展做出了指导和贡献。由于它们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自产生以来依次诞生的作为该运动的指导思想，因而完全可以把它们集中起来，概括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用这样一个专用词汇来表述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和成果，因而均属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伟大事业的继续前进和发展，在党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方面，我们党一定还会做出新的理论创新，形成新的可以作为我们党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无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今天，人们在行文和说话的时候，把依次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都分阶段地一一罗列出来，全都叙说一遍，显然是很繁琐的，甚至成了一件使人产生厌烦情绪的事情。因此，无论从制定党的文件或一般写作的要求来说，还是人们日常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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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流，都越来越强烈地需要一种能够把这些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集中起来加以叙述或表达的简练的方式和词汇。无疑，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做出一种简约而集中的概括和表述，已经成为时下我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普遍愿望和要求。况且，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习惯的语言和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任何繁琐冗长的（上接第3页）东西都是不利于大众化和传播的。
第四，把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目前这四种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集中用“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这样一个专用词汇来表述，而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词，一方面是区别于之前我们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术语只概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成果，而不包含思想；另一方面，不用“体系”一词，反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词语的逻辑上科学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创立的列宁主义和思想，无疑都是理论思想上的科学体系，人们不会因为没有在它们身上使用“体系”一词而否认它们不是体系。显然在正式的术语上再附加上“体系”是多余的。没有在文字上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称之为体系，仅仅把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文字和语言上的对比，并不会为任何称为“体系”的思想理论增加任何分量，试图表明“体系”中包含几个理论成果也不是必须的最佳用法，因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分别包括马克思思想和恩格斯思想两大理论成果，马列主义也是分别包括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两大理论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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