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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是影响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网络关系强度和开放度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
1003-5192(2012)04-0033-06
Family Culture, Family Expert Power and Network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ZHOU Li-xin, YANG Liang-mi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Economy of the Upper Rear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Family culture and family expert power h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network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Using the data of 351 family businesses in Zhejing and Chongqing,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ulture, family expert power and network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mily trust or pan-family trust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network, social trust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centrality, density and range bu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intensity and opennes
Key words:family culture; family expert power; family business; network model
1 引言
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是目前学术界有关家族企业网络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并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纵观这些早期的文献可以发现：第一，许多研究将家族企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没有对家族企业网络特征进行细致深入的刻画；第二，研究主题仅限于家族文化（其核心是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生成与发展演化的积极影响［1,2］，忽视了家族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如由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相对封闭性、专用性和排它性及家族传统价值观和基本信念的较高持续性，导致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生成与发展演化可能有消极影响［3］；第三，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强调家族的权威性，家族企业主在创业或企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的特异性知识、专门技能等超众能力（本文将其定义为家族专家权力）是家族权威性的重要体现。初创阶段的家族企业，内部资源极度匮乏，倾向于通过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以获取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而由于人际信任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导致家族专家权力在网络合作中的作用可能更大。因此，研究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问题，有必要考虑家族专家权力的影响，将其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而现有研究完全忽略了对这一方面问题的探讨。对此，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制造业样本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对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进行经验研究。
［4］。华人家族文化以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强调家族的权威性和关系导向。在个体层面上，华人社会关系依家人、熟人和生人关系之循序而降，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5］，并且这种“差序格局”下的家族关系与熟人关系是密切相联的。华人社会对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家人表现出极高的信任，对具有地缘、业缘等熟人表现出有限的信任，对生人则呈现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本文将前两种信任关系称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这意味着，华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非正式契约基础上，它与建立在法制、规章、制度等正式契约基础上的社会信任相对应，是华人社会传统家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华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作为一把“双刃剑”，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生成和发展演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对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2］。在创业和成长初期，家族企业没有能力构建社会信任资源或构建社会信任资源的交易成本过高，因为制度规范的设计、制定和实施涉及巨大的交易成本，该交易成本往往是缺乏制度创新资源和能力的创业和成长初期企业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家族企业更可能与“缘共同体”建立合作关系。建立在“缘共同体”基础上的家族企业与合作伙伴间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有利于家族企业与伙伴间的沟通学习，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信息和知识，培育合作气氛，提高合作信心，增强合作伙伴的忠诚性承诺，迅速解决合
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也可能是限制家族企业网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如由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相对封闭性、专用性和排它性，导致处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之内的行为主体往往被锁定于家族或泛家族网络之中，而处于网络之外的行为主体由于信任困境很难将其融入至该企业网络之中，这会限制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尤其是开放性网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具有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优势，但由于家族或泛家族关系存在人情和义务等特征，为维护家族或泛家族关系也可能存在一些苦不堪言的成本［6］。因此，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交易成本随着家族企业成长可能呈递增态势，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则呈递减态势［7］。从长远看，高质量、持久性网络关系的构建还有赖于家族企业制度化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对此提出如下检测设：
H1a 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范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强度、持久度、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1b 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强度、持久度、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家族对家族企业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信息等资源的控制，增大了需要该类异质性资源的伙伴对家族企业及网络合作的依赖。一般而言，拥有较大专家权力的家族企业可获得的潜在合作伙伴的数量较多，合作质量也较高，因此更容易构建以自我为中心、大范围、密切持久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开放性网络关系易于吸收新成员的加入，实现跨越边界的组织交流与联系。为避免家族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信息的流失，家族企业主可能会限制开放性网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密切持久的合作关系易于促进互补性资源的共享与隐性知识转移［13］，对维护家族专家权力的权威性可能有不利影响，但该影响会由于密切持久性合作关系的低交易成本等机制优势而降低。对此提出如下检测设：
H2 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范围、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此外，本文认为，信任类型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可能受家族专家权力的影响。完全通过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的家族企业，基本上是处在创业和成长初期的企业，由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加之初创阶段家族企业内部资源极度匮乏，因此在以互补性资源或能力为基础的网络合作中，家族专家权力的作用可能更大；相反，由于完全通过社会信任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的家族企业，往往是已成功渡过创业与成长初期的企业，尽管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信息等专家权力可能会随着企业成长而有所增加，但由于家族专家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成员手中，加之知识的外溢效应，其增长必然会受很大限制。因此，随着家族企业成长及社会信任资源使用的增加，家族专家权力对于网络合作的重要性将逐渐被非家族控制的企业异质性资源或能力所取代或超越。
H3a 家族专家权力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3b 家族专家权力在社会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家族专家权力（FEXP）。借鉴杨学儒［14］等的成果，采用5-point Likert Scale量表测量，范围从1（很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具体测量条款包括：①拥有业务领域内的技术诀窍或秘方；②具有凝聚全体员工促成企业顺利运作的能力；③非常了解关于企业外部的重要情况和信息；④拥有大量的私人商业关系资源；⑤总能提出不同于其他单位的前瞻性变革方案。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的KMO为0.769，Bartlett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因子载荷最低为0.600，累计方差解释能力为4
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的影响：地理区域（LOCA），将浙江企业赋值为1，重庆企业赋值为0；企业寿命（FAGE），用企业成立时间到2009年的时间长度（单位：年）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规模(SIZE)，用2009年底企业资产总额（单位：万元）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主年龄（EAGE），将企业主年龄在35岁以下、36～45、46～55、56岁以上的分别用1～4来表示；企业经济类型(TYPE)，将成品制造企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家族所有权（FO），用家族持有的股份占企业股份总数的比重来测量；家族管理权（FM），用总经理是否由企业主本人或家人担任来测量，并将总经理由企业主本人或家人担任的企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从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影响来看：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放度的负向影响不具有稳健性（β=-0.167,p<0.10；β=-0.133,p>0.10），对网络范围和持久度无显著的影响。检测设H2得到部分验证。这与家族专家权力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会随着合作范围的扩大及合作关系的持久而降低可能存在紧密关系。
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社会信任与家族专家权力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以检验家族专家权力在信任类型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中的调节效应。为确保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所有的交互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结果显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专家权力的交互项为正（网络范围除外
本文的实践价值是：第一，由于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和持久度对企业成长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响［16］，这意味着不重视或过于强调社会信任资源的培育对家族企业成长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家族企业领导人需要根据企业内外部条件进行恰当的权衡；第二，家族企业领导人应注重家族专家权力的培育，除了有意识地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及“干中学”等方式获取本领域、行业特有的知识、技能和信息外，也应注重传承制度的设计，以确保家族专家权力与家族法定权力的同步传承。
本文的局限性体现在：有关家族企业网络范围、强度、持久度和开放度的测量仅考虑了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关系，没有考虑家族企业与其他机构间的关系；对家族文化的测量仅限于家族价值观（家族或泛家族信任），没有考虑家族价值观的多维度性及家族承诺文化等内容；没有考虑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化过程关键变量（如伙伴选择、组织认同）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善。
参 考 文 献：
［1］Redding G. Weak organization and strong linkages: managerial ideology and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A］. In Hamilton G G, ed.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C］.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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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arsden P V.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J］.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1990, (16): 435-463.
［16］周立新.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基于东西部地区的实证［J］.南开管理评论，2009,（3）：74-83.
三、家族专家权力在社会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范围和开放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家族企业；网络模式1003-5192(2012)04-0033-06
Family Culture, Family Expert Power and Network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ZHOU Li-xin, YANG Liang-mi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Economy of the Upper Rear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Family culture and family expert power h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network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Using the data of 351 family businesses in Zhejing and Chongqing,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ulture, family expert power and network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mily trust or pan-family trust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network, social trust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centrality, density and range bu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intensity and op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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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f network. In addition, family expert power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centrality, density and intensity of network. The moderating test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expert power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ust and centrality, range, openness of network.Key words:family culture; family expert power; family business; network model
1 引言
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是目前学术界有关家族企业网络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并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纵观这些早期的文献可以发现：第一，许多研究将家族企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没有对家族企业网络特征进行细致深入的刻画；第二，研究主题仅限于家族文化（其核心是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生成与发展演化的积极影响［1,2］，忽视了家族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如由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相对封闭性、专用性和排它性及家族传统价值观和基本信念的较高持续性，导致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生成与发展演化可能有消极影响［3］；第三，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强调家族的权威性，家族企业主在创业或企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的特异性知识、专门技能等超众能力（本文将其定义为家族专家权力）是家族权威性的重要体现。初创阶段的家族企业，内部资源极度匮乏，倾向于通过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以获取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而由于人际信任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导致家族专家权力在网络合作中的作用可能更大。因此，研究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问题，有必要考虑家族专家权力的影响，将其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而现有研究完全忽略了对这一方面问题的探讨。对此，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制造业样本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对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进行经验研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检测设
2.1 家族文化（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影响
家族文化嵌入于家族历史和动态演化过程之中，主要反映家族价值观及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承诺［4］。华人家族文化以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强调家族的权威性和关系导向。在个体层面上，华人社会关系依家人、熟人和生人关系之循序而降，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5］，并且这种“差序格局”下的家族关系与熟人关系是密切相联的。华人社会对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家人表现出极高的信任，对具有地缘、业缘等熟人表现出有限的信任，对生人则呈现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本文将前两种信任关系称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这意味着，华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非正式契约基础上，它与建立在法制、规章、制度等正式契约基础上的社会信任相对应，是华人社会传统家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华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作为一把“双刃剑”，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生成和发展演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对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2］。在创业和成长初期，家族企业没有能力构建社会信任资源或构建社会信任资源的交易成本过高，因为制度规范的设计、制定和实施涉及巨大的交易成本，该交易成本往往是缺乏制度创新资源和能力的创业和成长初期企业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家族企业更可能与“缘共同体”建立合作关系。建立在“缘共同体”基础上的家族企业与合作伙伴间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有利于家族企业与伙伴间的沟通学习，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信息和知识，培育合作气氛，提高合作信心，增强合作伙伴的忠诚性承诺，迅速解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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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一般而言，当家族企业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水平越高，其“缘共同体”范围可能更大，更可能构建以自我为中心、高密度、大范围的网络关系。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大多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构建以自我为中心、高密度、大范围的网络关系可能有积极的作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也可能是限制家族企业网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如由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相对封闭性、专用性和排它性，导致处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之内的行为主体往往被锁定于家族或泛家族网络之中，而处于网络之外的行为主体由于信任困境很难将其融入至该企业网络之中，这会限制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尤其是开放性网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具有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优势，但由于家族或泛家族关系存在人情和义务等特征，为维护家族或泛家族关系也可能存在一些苦不堪言的成本［6］。因此，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交易成本随着家族企业成长可能呈递增态势，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则呈递减态势［7］。从长远看，高质量、持久性网络关系的构建还有赖于家族企业制度化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对此提出如下检测设：
H1a 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范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强度、持久度、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1b 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强度、持久度、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影响
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社会行为者克服阻力以达到自己渴望的目标或结果的能力［8］。权力来源存在多种维度［9，10］。如French和Ren［9］将权力基础划分为强制权力(Coercive Power)、奖赏权力(Reward Power)、崇拜权力(Reference Power)、专家权力(Expert Power)和法定权力(Legitimate Power)五种类型。专家权力主要来源于与特定任务相关的知识、技能和信息10～12］。Hickson等［11］指出，以最佳方式执行一项任务或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独特知识、技能等提供了对部属、同级等的潜在影响力；Pfeffer［12］认为，通过对企业“关键性资源”（如知识、能力和经验）的控制有助于这些资源的所有者对其他参与者产生显著的影响力；Finkelstein［10］指出，企业高管人员的关键性职业经验、职业领域及职位是专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家族对家族企业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信息等资源的控制，增大了需要该类异质性资源的伙伴对家族企业及网络合作的依赖。一般而言，拥有较大专家权力的家族企业可获得的潜在合作伙伴的数量较多，合作质量也较高，因此更容易构建以自我为中心、大范围、密切持久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开放性网络关系易于吸收新成员的加入，实现跨越边界的组织交流与联系。为避免家族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信息的流失，家族企业主可能会限制开放性网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密切持久的合作关系易于促进互补性资源的共享与隐性知识转移［13］，对维护家族专家权力的权威性可能有不利影响，但该影响会由于密切持久性合作关系的低交易成本等机制优势而降低。对此提出如下检测设：
H2 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范围、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此外，本文认为，信任类型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可能受家族专家权力的影响。完全通过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的家族企业，基本上是处在创业和成长初期的企业，由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加之初创阶段家族企业内部资源极度匮乏，因此在以互补性资源或能力为基础的网络合作中，家族专家权力的作用可能更大；相反，由于完全通过社会信任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的家族企业，往往是已成功渡过创业与成长初期的企业，尽管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信息等专家权力可能会随着企业成长而有所增加，但由于家族专家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成员手中，加之知识的外溢效应，其增长必然会受很大限制。因此，随着家族企业成长及社会信任资源使用的增加，家族专家权力对于网络合作的重要性将逐渐被非家族控制的企业异质性资源或能力所取代或超越。
H3a 家族专家权力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3b 家族专家权力在社会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0年5～7月对浙江和重庆两地制造业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467份，有效问卷351份（将家族成员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民营企业界定为家族企业）。样本的基本情况是：浙江企业178家（50.7%），重庆企业173家（49.3%）；企业平均寿命9.2年，最大值51年，最小值1年；企业平均资产规模5569.99万元，最大值450000万元，最小值8.5万元；企业主年龄集中在36～55岁的范围（83.8%）；成品制造企业168家（47.9%）；企业主家族成员平均持股比例为91.95%；总经理由企业主本人或家人担任的企业273家（79.1%）。
3.2 变量选取与测量家族文化。以家族或泛家族信任（FTRU）来测量，当家族企业选择家人或熟人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时，将其信任类型归类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并赋值为1，否则为0。为研究需要，本文还区分了社会信任、复合型信任两种不同信任类型。社会信任（STRU）即家族企业选择生人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并赋值为1，否则为0 ；复合型信任(CTRU) 即家族企业同时选择家人或熟人关系、生人关系构建外部网络关系并赋值为1，否则为0。本文将复合型信任类型作为参考项。家族专家权力（FEXP）。借鉴杨学儒［14］等的成果，采用5-point Likert Scale量表测量，范围从1（很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具体测量条款包括：①拥有业务领域内的技术诀窍或秘方；②具有凝聚全体员工促成企业顺利运作的能力；③非常了解关于企业外部的重要情况和信息；④拥有大量的私人商业关系资源；⑤总能提出不同于其他单位的前瞻性变革方案。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的KMO为0.769，Bartlett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因子载荷最低为0.600，累计方差解释能力为4
6.702%，信度检验显示Cronbach α值为0.710。
网络结构特征。借鉴Marsden［15］等的成果，选择网络中心度、密度、范围、强度、持久度和开放度来测量。其中：网络中心度（NC）的测量条款包括：“大多数与贵企业相关的企业了解贵企业的产品和技术能力、同一行业内的其他大多数企业都希望与贵企业建立联系、贵企业在与合作伙伴的交往中表现活跃积极、贵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直接联系多于间接联系”；网络密度（ND）的测量条款包括：“贵企业的合作伙伴之间存在很多直接联系、贵企业的合作伙伴之间主要通过贵企业建立联系”。采用5-point Likert Scale量表测量，范围从1（很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网络中心度和密度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的KMO为0.690，Bartlett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因子载荷最低为0.558，累计方差解释能力为62.348%，总量表及各子维度的Cronbach α值最低为0.614，信度和效度基本可以接受；网络范围（NR）用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直接关系类型数量来测量，包括16种关系类型，取值范围为［0，16］；网络关系强度（NI）用家族企业近两年与其他企业的交往频率（均值）来测量。包括从“没有交往”到“每周数次交往”由低至高8个等级，分别取值［1，8］；网络关系持久度（NDU）用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交往时间（均值）来测量。包括从“1月以前开始交往”到“2年前开始交往”由低至高5个等级，分别取值［1，5］；网络开放度（NO）用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交往地的地理范围（均值）来测量。包括从“几乎在本地”到“几乎在外地”由低至高5个等级，分别取值［1，5］。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的影响：地理区域（LOCA），将浙江企业赋值为1，重庆企业赋值为0；企业寿命（FAGE），用企业成立时间到2009年的时间长度（单位：年）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规模(SIZE)，用2009年底企业资产总额（单位：万元）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主年龄（EAGE），将企业主年龄在35岁以下、36～45、46～55、56岁以上的分别用1～4来表示；企业经济类型(TYPE)，将成品制造企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家族所有权（FO），用家族持有的股份占企业股份总数的比重来测量；家族管理权（FM），用总经理是否由企业主本人或家人担任来测量，并将总经理由企业主本人或家人担任的企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从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影响来看：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网络中心度、密度和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网络关系强度和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检测设H1a、检测设H1b得到部分验证。可能的解释是，拥有中心性、高密度和大范围网络关系的家族企业往往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大企业，有能力培育社会信任资源或培育社会信任资源的交易成本较低，导致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影响降低甚至是负向影响关系；由于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具有相当的弹性［5］，在持久性网络关系的培育中，生人关系可以通过一定的关系基础转化为熟人关系，导致社会信任对网络关系持久度的影响降低。从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的影响来看：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放度的负向影响不具有稳健性（β=-0.167,p<0.10；β=-0.133,p>0.10），对网络范围和持久度无显著的影响。检测设H2得到部分验证。这与家族专家权力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会随着合作范围的扩大及合作关系的持久而降低可能存在紧密关系。
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社会信任与家族专家权力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以检验家族专家权力在信任类型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中的调节效应。为确保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所有的交互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结果显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专家权力的交互项为正（网络范围除外
摘自：毕业论文结论范文www.udooo.com
）但均不显著；社会信任与家族专家权力的交互项在网络中心度、范围和开放度显著为负（β=-0.300,p<0.05；β=-1.155,p<0.10；β=-0.481,p<0.10），检测设H3b得到部分验证。这说明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范围和开放度的影响在低家族专家权力的家族企业更明显。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将家族文化界定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并将家族企业主及家族所拥有的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信息界定为家族专家权力的基础上，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网络关系强度和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度的负向影响不具有稳健性；第三，家族专家权力在社会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范围和开放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社会信任对网络中心度、范围和开放度的影响在低家族专家权力的家族企业更明显。本文的理论价值是：第一，对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推进，前期研究主要把家族企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侧重于探讨家族文化的积极效应［1,2］，本文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进行了多维度刻画，并实证了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发展演化存在消极影响；第二，对家族权力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推进，前期研究侧重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等家族法定权力视角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可能影响。本文的实践价值是：第一，由于社会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范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和持久度对企业成长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响［16］，这意味着不重视或过于强调社会信任资源的培育对家族企业成长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家族企业领导人需要根据企业内外部条件进行恰当的权衡；第二，家族企业领导人应注重家族专家权力的培育，除了有意识地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及“干中学”等方式获取本领域、行业特有的知识、技能和信息外，也应注重传承制度的设计，以确保家族专家权力与家族法定权力的同步传承。
本文的局限性体现在：有关家族企业网络范围、强度、持久度和开放度的测量仅考虑了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关系，没有考虑家族企业与其他机构间的关系；对家族文化的测量仅限于家族价值观（家族或泛家族信任），没有考虑家族价值观的多维度性及家族承诺文化等内容；没有考虑家族文化、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化过程关键变量（如伙伴选择、组织认同）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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