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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下，国家通过金融控制，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导致了“制度性歧视”。文章通过分析2000—2009年的宏观数据，得到国有企业贷款比重，进而构建评价制度性歧视的指标，部分验证了“制度性歧视”仍然存在的观点。当信贷市场上出现制度性歧视时，民营企业将承担多数损失，产能受到限制，进而拖累了经济总产值。
【关键词】 信贷； 国有银行； 制度性歧视
一、前言
目前阶段，银行信贷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绝大多数无法上市通过证券融资的企业而言，银行起到了最主要的外部融资渠道的作用。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制度性歧视”现象，即国有企业获得绝大多数贷款，而非国有企业只能得到少部分——企业的所有制而非银行的盈利需求和企业的资金需求决定了企业将获得多少贷款。
这种信贷制度性歧视现象并不合理，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首先作为贷款提供方，银行没有从制度性信贷配给中获得更多利益（Loren Brandt and Hongbin Li，2003），反而因为贷款决策偏离商业原则，造成市场效率丧失。其次，大量资金注入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使得国有企业对银行借贷产生极强依赖（朱光华，陈国富，2002），信贷资金过多地投放于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导致了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张军、金煜， 2005）；并且，制度歧视性的信贷政策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受限，拖累了民营经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双重拖累（刘瑞明，石磊，2010；刘瑞明，2011）。此外，一项对中国的分省实证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银行集中度（国有大银行相对份额）降低，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林毅夫，姜烨，
毋庸置疑，银行信贷的制度性歧视造成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障碍。这种障碍的本质是信用困境。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机制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约束，是一种横向的信用体系。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却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纵向信用体系（张杰，2000）。这种信用体系的特点是政府必须通过国家权威来维持每一环节的联系。在这种纵向体系里，国家意志决定了国有银行信贷的投向和数量，通过固定存贷比率限制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行为选择（Jahangir Aziz and Christoph Duenwald，2002），银行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以及国家信用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对居民储蓄形成了垄断，最终国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朱光华，陈国富，2002）。这个体系中所有的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 国有银行是中转站，把免费资本输送给国有企业。在国家高度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制度性歧视”由此产生。
受数据来源以及时间所限，笔者利用“国有企业贷款比重”构建指标，观察企业信贷中的所有制歧视程度。因为在已有的公开数据源中无法获得近几年按企业所有制细分的信贷配给数据，所以采用建模估算的方式获得指标具体数值。
首先确定三条基本检测设：
检测设1：全部银行信贷只包括发放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和发放给整个非国有部门的信贷。
检测设2：考虑制度性歧视，国有企业信贷需求首先被满足。所以银行分配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变动可以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变动的固定倍数来表示。
检测设3：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信贷，因此国有企业总产值比重与银行信贷分配的关系应该相对稳定。
在以上检测设基础上，将“银行信贷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比重（LOAN_RATIO）作为被解释变量，用相应年度的“国有工业产值/ 工业总产值”比重（SOEPRO）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基准模型：
LOAN_RATIO=C+AiSOEPRO+E
其中，C是截距项，Ai为待估系数，E为误差项。民营企业的信贷占比将受到两个因素影响：截距项C和误差项E。
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2009年的贷款总量是一个异常点，所以在第一次回归时，剔除2009年的数据，选用2000—2008年数据。回归方程为：
LOAN_RATIO=C+A1SOEPRO+E
第二次回归把2009年的数据加入分析，回归方程仍为：
LOAN_RATIO=C+A2SOEPRO+E
第三次回归向模型中放入控制变量M，试图控制政府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分析见后文）对2009年数据造成的影响，回归方程变为：
LOAN_RATIO=C+A3SOEPRO+A4M+E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第一列可知，第一次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较好，可以认为解释变量SOEPRO与被解释变量LOAN_RATIO相关性很强。其次，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SOEPRO）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中第二列显示，估计系数SOEPRO的p值在10%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检验，F检验的p值也是同样如此。其次，是拟合优度有所下降和DW值显示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可以断定本次回归中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当使用了异方差自相关一致协方差估计（Hetero-skedasticity and Autocorrelation Consistent Covariance Estimator，简称 HAC）之后，解释变量的p值仍然未通过显著水平为10%的检验，自相关仍旧存在。证明2009年的银行贷款总额数据确实为一个异常点。表中第三列显示的回归结果便是引入控制变量M后的回归结果。相较第二次回归，没有虚拟变量控制时拟合优度增加了，可以认为解释变量SOEPRO与被解释变量LOAN_RATIO相关性加强。其次，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SOEPRO）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与银行信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这又一次证实了关于银行对于非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具有“制度性歧视”的结论。
通过三次回归的比较，最终决定选用第一次回归的模型和样本，剔除异常值进行计算。选用的方程为：
LOAN_RATIO=C+0.914750*SOEPRO+E
■∶■ （1）
设G为总工业产值，G1为国有工业产值， G2为非国有工业产值，基于之前的检测设有G2=G-G1，并且国有企业贷款=A*SOEPRO*LOAN， 非国有贷款=（LOAN_RATIO-A*SOEPRO）*LOAN。
将这些关系带入（1）式，便可以得出所需的指标：
■∶■
利用回归结果将2000—2009年的数据代入（1）式，计算得到表3。
从表3中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银行确实存在对非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歧视。
2008年的第三季度，在全球金融风暴下，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国务院把扩大内需作为2009年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明确提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投资金额高达4万亿元。
由图1可见，此次的4万亿救市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农村民生基建等方面。回顾建模分析的检测设前提：检测设全部银行信贷只包括发放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和发放给整个非国有部门的信贷， 银行分配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变动可以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变动的固定倍数来表示。货币宽松政策导致2009年银行信贷规模达到近10万亿元，而4万亿救市投资中大部分的资金流向了各种基建工程，因此笔者所研究的国有经济贷款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之前的检测设“全部银行信贷只包括发放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和发放给整个非国有部门的信贷”在2009年的数据中失去了价值。
四、结论
信贷的所有制歧视是造成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近年国家鼓励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但是以往的实证研究以及本文的验证结果表明，信贷中的制度性歧视依然存在。信贷制度性配给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家实行金融压抑政策时得到显著体现，而以向国有银行融资为主的民营经济受到最大波及，进而整体社会生产总值下降。本文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政府逐渐放开对金融市场的压抑和管制，引入中小民营银行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既然国有大银行的所有制偏好在所难免，那么，民营企业在资金不足时可以转而向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借贷。由于中小金融机构通常扎根于地方，借贷双方彼此熟悉，信用调查成本相对较低，并且，民间金融组织的股东常常与运作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他们的监督成本以及出现不良行为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郭斌、刘曼路，2002），非利息的融资成本大为减低，提高了借贷效率。二是建议民营企业寻求外商投资，拓展外源融资途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中小型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缓解的程度最为明显。三是国家要逐渐撤去一些国有企业的制度“保护伞”，让市场给与国有企业改进效率的动力和契机，而非依赖于银行
【参考文献】
［1］ Loren Brandt and Hongbin Li，“Bank Discrimination in China： Ideology， Information or Incentiv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2003）.
［2］ 朱光华， 陈国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9）： 21-26.
［3］ 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34－45.
［4］ 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11）： 24-32.
［5］ 林毅夫，姜烨.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1）：7-22.
［6］ 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2000（4）.
［7］ Growth-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Nexus in China， Jahangir Aziz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Asia and Pacific Department，Christoph K. Duenwald，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November 2002，IMF Working Paper No. 02/194.
［8］ 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EB/OL］.
［9］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EB/OL］.
［10］ 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J］.经济学，2011（2）.
［11］ 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关键词】 信贷； 国有银行； 制度性歧视
一、前言
目前阶段，银行信贷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绝大多数无法上市通过证券融资的企业而言，银行起到了最主要的外部融资渠道的作用。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制度性歧视”现象，即国有企业获得绝大多数贷款，而非国有企业只能得到少部分——企业的所有制而非银行的盈利需求和企业的资金需求决定了企业将获得多少贷款。
这种信贷制度性歧视现象并不合理，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首先作为贷款提供方，银行没有从制度性信贷配给中获得更多利益（Loren Brandt and Hongbin Li，2003），反而因为贷款决策偏离商业原则，造成市场效率丧失。其次，大量资金注入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使得国有企业对银行借贷产生极强依赖（朱光华，陈国富，2002），信贷资金过多地投放于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导致了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张军、金煜， 2005）；并且，制度歧视性的信贷政策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受限，拖累了民营经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双重拖累（刘瑞明，石磊，2010；刘瑞明，2011）。此外，一项对中国的分省实证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银行集中度（国有大银行相对份额）降低，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林毅夫，姜烨，
摘自：学年论文格式www.udooo.com
2006）。毋庸置疑，银行信贷的制度性歧视造成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障碍。这种障碍的本质是信用困境。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机制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约束，是一种横向的信用体系。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却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纵向信用体系（张杰，2000）。这种信用体系的特点是政府必须通过国家权威来维持每一环节的联系。在这种纵向体系里，国家意志决定了国有银行信贷的投向和数量，通过固定存贷比率限制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行为选择（Jahangir Aziz and Christoph Duenwald，2002），银行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以及国家信用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对居民储蓄形成了垄断，最终国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朱光华，陈国富，2002）。这个体系中所有的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 国有银行是中转站，把免费资本输送给国有企业。在国家高度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制度性歧视”由此产生。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择说明与计量模型的设定
已有多种研究设计证明银行信贷具有制度性歧视。通常会从两个方向来考虑。第一个是构建计量模型，选取能够代表企业获得信贷情况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所有制设定为一个控制变量，进而验证所有制能够影响到银行信贷。第二个方向是利用统计数据，直接计算得到可以衡量制度性歧视的指标。受数据来源以及时间所限，笔者利用“国有企业贷款比重”构建指标，观察企业信贷中的所有制歧视程度。因为在已有的公开数据源中无法获得近几年按企业所有制细分的信贷配给数据，所以采用建模估算的方式获得指标具体数值。
首先确定三条基本检测设：
检测设1：全部银行信贷只包括发放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和发放给整个非国有部门的信贷。
检测设2：考虑制度性歧视，国有企业信贷需求首先被满足。所以银行分配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变动可以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变动的固定倍数来表示。
检测设3：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信贷，因此国有企业总产值比重与银行信贷分配的关系应该相对稳定。
在以上检测设基础上，将“银行信贷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比重（LOAN_RATIO）作为被解释变量，用相应年度的“国有工业产值/ 工业总产值”比重（SOEPRO）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基准模型：
LOAN_RATIO=C+AiSOEPRO+E
其中，C是截距项，Ai为待估系数，E为误差项。民营企业的信贷占比将受到两个因素影响：截距项C和误差项E。
(二)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如表1）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计量结果
根据模型，使用计量软件eviews对数据进行了三次OLS回归。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2009年的贷款总量是一个异常点，所以在第一次回归时，剔除2009年的数据，选用2000—2008年数据。回归方程为：
LOAN_RATIO=C+A1SOEPRO+E
第二次回归把2009年的数据加入分析，回归方程仍为：
LOAN_RATIO=C+A2SOEPRO+E
第三次回归向模型中放入控制变量M，试图控制政府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分析见后文）对2009年数据造成的影响，回归方程变为：
LOAN_RATIO=C+A3SOEPRO+A4M+E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第一列可知，第一次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较好，可以认为解释变量SOEPRO与被解释变量LOAN_RATIO相关性很强。其次，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SOEPRO）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中第二列显示，估计系数SOEPRO的p值在10%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检验，F检验的p值也是同样如此。其次，是拟合优度有所下降和DW值显示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可以断定本次回归中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当使用了异方差自相关一致协方差估计（Hetero-skedasticity and Autocorrelation Consistent Covariance Estimator，简称 HAC）之后，解释变量的p值仍然未通过显著水平为10%的检验，自相关仍旧存在。证明2009年的银行贷款总额数据确实为一个异常点。表中第三列显示的回归结果便是引入控制变量M后的回归结果。相较第二次回归，没有虚拟变量控制时拟合优度增加了，可以认为解释变量SOEPRO与被解释变量LOAN_RATIO相关性加强。其次，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SOEPRO）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与银行信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这又一次证实了关于银行对于非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具有“制度性歧视”的结论。
通过三次回归的比较，最终决定选用第一次回归的模型和样本，剔除异常值进行计算。选用的方程为：
LOAN_RATIO=C+0.914750*SOEPRO+E
(二)进一步分析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得到了“国有企业贷款比重”的指标A*SOEPRO ，即A= 国有企业贷款/银行贷款总额。但是简单的国有企业贷款比重并不能作为说明银行制度性歧视的指标，还要考虑到国有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并和非国有企业贷款比重与非国有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之比作比较，即：要考虑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在其工业产值中的比例。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该比例，能直观地看出银行是否确实存在对非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歧视。该制度性歧视指标为：■∶■ （1）
设G为总工业产值，G1为国有工业产值， G2为非国有工业产值，基于之前的检测设有G2=G-G1，并且国有企业贷款=A*SOEPRO*LOAN， 非国有贷款=（LOAN_RATIO-A*SOEPRO）*LOAN。
将这些关系带入（1）式，便可以得出所需的指标：
■∶■
利用回归结果将2000—2009年的数据代入（1）式，计算得到表3。
从表3中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银行确实存在对非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歧视。
(三)异常点的讨论
根据以上的回归过程可以发现，2009年的数据很特殊，特别是在银行信贷总额这个数据上有几倍的激增，相对于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说是一个异常点，对回归结果造成了影响。下面简单分析一下2009年的特殊情况。2008年的第三季度，在全球金融风暴下，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国务院把扩大内需作为2009年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明确提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投资金额高达4万亿元。
由图1可见，此次的4万亿救市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农村民生基建等方面。回顾建模分析的检测设前提：检测设全部银行信贷只包括发放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和发放给整个非国有部门的信贷， 银行分配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变动可以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变动的固定倍数来表示。货币宽松政策导致2009年银行信贷规模达到近10万亿元，而4万亿救市投资中大部分的资金流向了各种基建工程，因此笔者所研究的国有经济贷款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之前的检测设“全部银行信贷只包括发放给国有企业的信贷和发放给整个非国有部门的信贷”在2009年的数据中失去了价值。
四、结论
信贷的所有制歧视是造成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近年国家鼓励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但是以往的实证研究以及本文的验证结果表明，信贷中的制度性歧视依然存在。信贷制度性配给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家实行金融压抑政策时得到显著体现，而以向国有银行融资为主的民营经济受到最大波及，进而整体社会生产总值下降。本文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政府逐渐放开对金融市场的压抑和管制，引入中小民营银行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既然国有大银行的所有制偏好在所难免，那么，民营企业在资金不足时可以转而向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借贷。由于中小金融机构通常扎根于地方，借贷双方彼此熟悉，信用调查成本相对较低，并且，民间金融组织的股东常常与运作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他们的监督成本以及出现不良行为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郭斌、刘曼路，2002），非利息的融资成本大为减低，提高了借贷效率。二是建议民营企业寻求外商投资，拓展外源融资途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中小型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缓解的程度最为明显。三是国家要逐渐撤去一些国有企业的制度“保护伞”，让市场给与国有企业改进效率的动力和契机，而非依赖于银行
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udooo.com
信贷歧视维持生长。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政府已经意识到民间金融的重要性，默认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而地方上的中小银行、信用合作社却正在向国有大银行的运行体制同化；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可以带来新的资金供给，但也使企业失去了部分独立性，而让国有企业直面市场竞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参考文献】
［1］ Loren Brandt and Hongbin Li，“Bank Discrimination in China： Ideology， Information or Incentiv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2003）.
［2］ 朱光华， 陈国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9）： 21-26.
［3］ 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34－45.
［4］ 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11）： 24-32.
［5］ 林毅夫，姜烨.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1）：7-22.
［6］ 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2000（4）.
［7］ Growth-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Nexus in China， Jahangir Aziz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Asia and Pacific Department，Christoph K. Duenwald，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November 2002，IMF Working Paper No. 02/194.
［8］ 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EB/OL］.
［9］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EB/OL］.
［10］ 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J］.经济学，2011（2）.
［11］ 郭斌，刘曼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