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和波动联系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协整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并引入虚拟变量比较了1992-2000和2000-2012年两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协整；虚拟变量
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种核心变量，也是一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给予了广泛关注。Fabricant（1942）曾用偏离-份额法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从而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henery et al.（1986）利用多国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模型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标准比较模糊，容易产生变量遗失，其产业结构的衡量方式也较为复杂。Peneder（2002）分别以产业进口和出口份额比重代表产业结构，并引入投资额和经济景气指标等控制变量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吕铁（2002）指出偏离-份额法由于没有考虑规模递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将最终造成产业结构效应的低估，并且他认为有必要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宏观效应进行差别研究。孙广生（2006）研究发现第二产业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其次依次是第三和第一产业，但他对产业结构的度量同样过于简单，对金融时间序列的处理也不够精确。刘伟、张辉（2008）利用偏离-份额法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不断减弱，但文中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并不够细致。干春晖等（2011）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时，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但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地抑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为力求弥补现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本文对时间序列和模型的处理更加谨慎，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使模型结论更加精确，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指标进行了合理补充，引入虚拟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具体量化和对比，以期重点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视角探讨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影响。

二、模型构建

（一）指标

1.产业结构合理化

该指标反映了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刻画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体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干春晖等（2011）建议用泰尔指数TL测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1）
其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L即表示生产率。TL为各产业加权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权数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TL=0，TL越大，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

鉴于产业结构形式由低到高的演变路径为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知识密集产业，本文从两方面入手衡量了产业高级化，一是采用传统的高级化比率即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TN，集中反映前三种产业形式的发展程度；二是考虑到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的怎么写作化已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采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指标用来集中反映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程度。TN与TS上升时，产业结构即在升级。
（二）模型
1.为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建立如下模型（2），因变量分别为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增长和以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表示的经济波动。
（2）
2.汪海波（2008）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和全面展开阶段、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和完善阶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具体研究后两个阶段（1992-2000与2000-2012）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差异，并引入虚拟变量D1建立模型（3），经计算，2000Q4lnTN和lnTS值分别为1.6742和0.3339，由式（3）各系数的显著性便可判断截距和斜率效应的结构差异。
（3）
其中， 。

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阶段

1.协整检验

对模型（2）中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原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E-G法和Johansen法检验均表明该模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1992-2012年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

2.经济增长

式（2）中经济增长模型结果如式（4），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5）：
T （-9.4194） （

7.5206）

R2=0.6330 （4）
T （-20.6292） （1

4.3331） （-19.1144） （5）

式（5）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内系统存在误差调节机制防止长期关系的偏差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式（4）中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4235，第三产值与第二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6092，二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6330。这表明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可以在63%的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做出解释，其他控制变量有37%的解释力，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中，非农产值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而怎么写作信息业等知识密集产业的升级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高速的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的路径发展中，前三阶段的发展对经济贡献不大，知识密集产业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国必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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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在最后一个阶段的升级，才能真正有效的提高经济发展。

3.经济波动

式（2）中经济波动模型结果如式（6），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7）：
T （

5.9215） （-

3.8930）

R2=0.3776 （6） T （1

2.4428） （-0618） （-3.0356） （7）

式（7）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误差调整机制存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由式（6）可知，第一，产业波动只能在38%的程度上对经济波动作出解释，经济波动不仅受到产业经济波动的影响，还更多受到如宏观政策、国际形势、消费信心等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第二，TN的提高会增加经济的波动性，TS的提高会减少经济的波动性，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在历史发展时期已经积累了较多的问题，存聚了较大风险，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益于防止经济波动的产生，它对经济波动的缓释程度甚至高于TN的引发作用。综上所述，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1992年起我国就应该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大力发展的产业。

(二)分阶段模型

1.经济增长

T （-5.5945） （7.7564） （-0.7700） （-

2.4779）

R2=0.66 （8）
由（8）可知，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第二阶段不显著。TN截距效应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第一阶段市场机制初步确立阶段， TS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达0.6747，在第二阶段中TS的弹性下降到0.4919，TS斜率差异显著。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过了起初高速发展阶段，效率有所下降，知识性密集产业作为社会应大力发展的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却变得缓慢，这对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怎么写作化和信息化的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

2.经济波动

（5.9953） （-4.2923） （-

1.3612） （

3.7610）

R2=0.51 （9） 式（9）中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加剧了经济波动，第二阶段影响不显著。TN截距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的提升均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但在第二阶段TS对经济波动的缓释作用较第一阶段呈现下降趋势，缓释弹性从0.3527下降到0.0897，TS截距差异显著。我国第三产业的波动性风险提升。综上所述，可以看出，2000-2012第二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1992-2000第一阶段存在着结构突变，尤其是截距差异效应显著。其中，TS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降低，对经济波动的缓释弹性也下降，TN则不显著。
四、结论
本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则比较复杂，经济波动更多的受到了其他经济变量和宏观形势的影响。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长期均衡，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并能引发经济波动，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则对经济增长有高速促进作用，并能明显缓释经济波动。第三，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已经到了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经济部门的时代。我们应理性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同社会需不同的产业形式去促进经济发展。第四，市场取向改革制度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明显降低，这也是产业周期效应的必然体现，我国应继续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改善风险管理，促进效率提升，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参考文献：
孙广生.经济波动与产业波动（198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03）.
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
[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05）.
[4]Fabricant， S.，1942，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1899-1939”， NBER， New York.
[5]Chennery， H.B. ， Sherman， R. and Moises， S.，1986，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Pender， M.， 2002， “Structure change and aggregate groth”， WIFO 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