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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在前苏联阵营掀起一股规模浩大的市场化和改革，从苏东各国的转轨历程可以发现：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率与对发展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相关性；但由于各国转轨模式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当改革带来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时，各国民众的市场化支持率和满意度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那些民众依然高度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市
关键词：苏联东欧；转轨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市场化改革；发展；市场化支持率；满意度；政权绩效评估；体制评价
16748131（2013）02009005
一、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苏东各国融入向西方所谓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激进式（或称大爆炸式）或渐进式（或称演进式的）的经济改革，以使之与西欧的经济制度趋同（冯绍雷，2004）。如今，多数苏东国家已经建立了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苏东国家的多次改革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转轨性衰退，而危机影响的强弱与当年的转轨的方式有明显的关系。受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除波兰经济保持增长外，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就连俄罗斯也成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转轨国家之一（金雁，2011）。为什么像波兰这些转型的“优等生”能够消融旧体制中正式经济制度，并以一种新的正式经济（既刺激经济和福利增长，同时促进的发展）制度取而代之，而土库曼这样的国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关于苏东各国的转型比较就转型比较研究来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区域内层面，即同一个区域内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另一个是跨区域层面，即全球视野下跨区域的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一般认为，在区域层面上，原苏东地区的各国转型具有相对充分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卢新波 等，2008）。 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率和对发展的满意度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探讨，以期能得到对转型国家有益的启示。刘国菊，路慧萍：从市场化支持率与满意度看苏东转轨
尽管有各种力量进行过百般的阻挠，波兰仍处于经济转轨的前沿。由于改革之前进行了强大的反体制动员，选民们有效地抵制了协商型过渡方案，一举将团结工会送进了政府。波兰社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易变性，人们之所以如此期待和接受激进改革的方案，主要是因为民众在政治上的胜利和随之实施的政治自由化（诺格德，2006）。如表1所示，民众为继续改革提供了持续的、高水平的支持。尽管面临经济下滑、社会成本高昂和政府更迭等诸多问题，民众仍然愿意忍受困难，对市场经济总体上给予较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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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改革取得了更好的成效，而的满意度更多地反映出民众对政权绩效的评估，而非对体制的评价。我国的转型发展必须考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影响，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关键词：苏联东欧；转轨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市场化改革；发展；市场化支持率；满意度；政权绩效评估；体制评价
16748131（2013）02009005
一、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苏东各国融入向西方所谓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激进式（或称大爆炸式）或渐进式（或称演进式的）的经济改革，以使之与西欧的经济制度趋同（冯绍雷，2004）。如今，多数苏东国家已经建立了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苏东国家的多次改革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转轨性衰退，而危机影响的强弱与当年的转轨的方式有明显的关系。受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除波兰经济保持增长外，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就连俄罗斯也成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转轨国家之一（金雁，2011）。为什么像波兰这些转型的“优等生”能够消融旧体制中正式经济制度，并以一种新的正式经济（既刺激经济和福利增长，同时促进的发展）制度取而代之，而土库曼这样的国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关于苏东各国的转型比较就转型比较研究来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区域内层面，即同一个区域内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另一个是跨区域层面，即全球视野下跨区域的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一般认为，在区域层面上，原苏东地区的各国转型具有相对充分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卢新波 等，2008）。 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率和对发展的满意度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探讨，以期能得到对转型国家有益的启示。刘国菊，路慧萍：从市场化支持率与满意度看苏东转轨
二、转轨中民众对市场化的支持率
波兰、爱沙尼亚等少数国家在创建新的激进制度时，已经有能力成功地突破一阶初始条件（即执政时期的社会经济遗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制约。波兰的全面改革自1990年1月1日始，当时它是第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实施激进式经济制度变革的国家。改革计划的制定者为时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巴尔采罗维奇。“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包含了“华盛顿共识”的所有基本要素：在内部和外部市场推行正统的稳定化和市场化政策，设计相关的制度以推动和支持私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然而，改革的社会成本一直很高，通货膨胀从1990年起一直呈螺旋状上升，并长期停留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曾经有一段时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严重滑坡，公布的下滑率为18%，但实际数字高于此。同时，贫困率大幅上升，收入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波兰的农民和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首当其冲地受到收入和生活标准极度下滑的冲击。这些社会成本造成的政治影响，导致左翼农民政府在1993年9月的选举中上台执政。尽管有各种力量进行过百般的阻挠，波兰仍处于经济转轨的前沿。由于改革之前进行了强大的反体制动员，选民们有效地抵制了协商型过渡方案，一举将团结工会送进了政府。波兰社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易变性，人们之所以如此期待和接受激进改革的方案，主要是因为民众在政治上的胜利和随之实施的政治自由化（诺格德，2006）。如表1所示，民众为继续改革提供了持续的、高水平的支持。尽管面临经济下滑、社会成本高昂和政府更迭等诸多问题，民众仍然愿意忍受困难，对市场经济总体上给予较高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