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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向世界宣传了红军正面和积极的形象，虽然《西行漫记》中引用的采访材料大多是赞扬性的材料，加上斯诺的亲身经历有着刻意“表演”的痕迹，但其还是较为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西行漫记》的价值在于以一个国共之外的第三者的身份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所经历的一次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对刚结束长征各方面尚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重塑形象，摆脱劣势，获得国内外舆论同情和支持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西行漫记；斯诺；红军
一
《西行漫记》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埃德加斯诺在1950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0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三六年为解决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一系列采访，所完成的一本著作。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如果能拓宽视野，变换认识角度，更深入一步地思考斯诺1936年的西北之行，那么在赞扬和钦佩斯诺这一堪称历史性壮举的同时，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会在1936年夏天接待一位美国记者来访，而不是在此之前？除了气候、交通和通讯等客观条件外，有没有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值得思考的政策背景？为什么斯诺的访问会受到领导人的如此重视，以致除了周到细致的接待外，会“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斯诺长谈？要回答这些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并非易事，答案实际上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正经历着的一次深刻的转变，而且这一转变是在极为复杂和严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即世界正面临的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与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同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正日甚一日。这一系列的问题使我们对于西行漫记的背景便产生了种种思考。
首先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斯诺于一九三六年进入的苏区，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九三六年恰恰是红军经过了国民党的一九三〇年一月
因此红军在瑞金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出，因此便开始了举世闻名，响彻中外的重大战略转移长征。长征路上可谓是危险重重，国民党军不断进行打击。强渡大渡河中，红军勇往直前，踏着铁链、迎着炮火打退敌人，强行度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境内。红军在大渡河以北爬上了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大雪山，。一、三、五、八、九军团九个月以前在江西开始长征时有大约九万武装，现在也只剩下了四万五千人的武装力量，红军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过大草地又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在这里食物的匮乏不仅困扰着红军，藏族地带的人民敌视红军，并且缺乏结为友好联盟的机会，因此也受到了藏族人民的干扰与袭击，在此期间红军的人数亦不断减少，他们筋疲力尽，体力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终于到达了长城下的陕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们离开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军先锋部队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一再陕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小小根据地的二十五、二十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斯诺到达红区的时间恰恰是红军受到国民党的打击，经历完长征，各方面力量最为薄弱的时期，就在这时，红军为什么接受了一名来自海外并且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记者来采访自己呢？我们不难发现，红军之所以这样做，很大一部分上是为了宣传自己，宣传红军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而从斯诺的《西行漫记》整体行文中也不难发现，就上一段引自斯诺对长征的评论，我们也可以看出，斯诺在红区所发现的、体会的大部分是红军优秀的一面，因此来宣传红军的伟大和其优秀之处，这也正是当时的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因为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战争与床途跋涉，红军这时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红军这时便需要巩固自己的形象，树立自己的形象，来使世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所改观，而就宣传效果来看，《西行漫记》确实取得了家喻户晓的作用。《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5]二
那么至此，我们又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斯诺为什么要帮助红军进行宣传呢？是斯诺故意这样写作？还是红军向斯诺展示的基本都是自己优秀的一面？接下来我们通过《西行漫记》自身的内容来回答这个问题。
斯诺自己说过：“我和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员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样就是了”
在的叙述中，他就说道：“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式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功。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一、上门板；二：困铺草；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四：借东西要还；五：损坏东西要赔；
而红军优秀的一面我们从斯诺的笔下是可以充分了解的。比如她书中谈到“中国的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三十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的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7]
因此，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红军在最困难的时期，借用了斯诺的笔头，向外界宣传了的优势和积极的方面，介绍自己和苏联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实行普选、改革、热心帮助农民的政党，对于整体的力量的恢复和其在世界的影响，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的眼光是长远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红军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与自己的处境，并且找到了正确地解决措施，而且，这一举措确实起到了它的作用，就是斯诺的宣传起到世人对于红军的态度的改变。
三
那么就斯诺的《西行漫记》来言，它是否对于后来人研究，认识历史上的有非常丰富的学术价值呢？我先就我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来谈一下。在《西行漫记》这本书中，埃德加斯诺在赞扬、肯定的方面要大大多于去认识的错误，几乎段段句句中都可以见到斯诺对于的赞扬。另外斯诺所采集到的材料，因多系采访资料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带入采访者自身的主观因素。
比如在描述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进行转移时，进行战略大转移后，他这样说道：“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达到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精神。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第五次围剿后的战略大转移，进行了强烈的赞扬。而和其他领导人在其他场合曾经表示过对长征的异议。由此可知，的回答多半出于宣传伟大一面的目的。
除此之外，斯诺本人对于的许多看法也多是赞扬性的，斯诺在评价长征中说道：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然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往如昔。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抖擞精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区，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跟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有很多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斯诺称红军核心力量未受到严重打击，似不确。事实是红军在长征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长征之后红军数量已经由十几万变为三万。再如斯诺称红军在长征中就考量到苏联因素因而决定向陕甘宁进发。但事实则是，红军在长征出发之
由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首先埃德加斯诺所引用的采访材料大多是赞扬性的材料；其次她所亲历的情景，又多为有意展现给她的。所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受上述局限接触了红军积极的一面之，写就的一篇宣传红军的作品。可以说，此书不能作为纯学术的研究著作来看待，使用书中材料做研究时也要经过其他史料的比较和验证。而从另一面讲，《西行漫记》作为宣传作品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对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斯诺以一位外国人的身份去向人们介绍，无疑这更容易使大多中立的人去相信书中描述的内容。总之，这本书书让当时还比较神秘的为大多数读者所了解，尤其是让很多的美国人所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阅读此书后改变了对的偏见，也有很多人正是通过阅读此书开始向往甚至 “起而行”来追随。
总之，我们从《西行漫记》中可以看出，红军在长征结束后的困难时期，接受了一位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的采访与宣传，对于红军向外国确立其积极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第一卷[A].斯诺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1984：192.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对外关系的起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6-15.
[3][4][5][6][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关键词]西行漫记；斯诺；红军
一
《西行漫记》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埃德加斯诺在1950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0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三六年为解决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一系列采访，所完成的一本著作。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如果能拓宽视野，变换认识角度，更深入一步地思考斯诺1936年的西北之行，那么在赞扬和钦佩斯诺这一堪称历史性壮举的同时，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会在1936年夏天接待一位美国记者来访，而不是在此之前？除了气候、交通和通讯等客观条件外，有没有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值得思考的政策背景？为什么斯诺的访问会受到领导人的如此重视，以致除了周到细致的接待外，会“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斯诺长谈？要回答这些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并非易事，答案实际上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正经历着的一次深刻的转变，而且这一转变是在极为复杂和严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即世界正面临的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与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同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正日甚一日。这一系列的问题使我们对于西行漫记的背景便产生了种种思考。
首先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斯诺于一九三六年进入的苏区，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九三六年恰恰是红军经过了国民党的一九三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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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围剿，一九三〇年五月的第二次围剿，一九三〇年五月的第三次围剿和一九三三年四月的围剿，这前四次的围剿红军充分发挥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的战斗方式，充分将红军的优势发挥了出来，而在第五次国民党的围剿中，红军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附件事变中没有能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户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的优势，因此红军在军事上、人数上等都受到了严重的挫败，到了一九三四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3]因此红军在瑞金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出，因此便开始了举世闻名，响彻中外的重大战略转移长征。长征路上可谓是危险重重，国民党军不断进行打击。强渡大渡河中，红军勇往直前，踏着铁链、迎着炮火打退敌人，强行度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境内。红军在大渡河以北爬上了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大雪山，。一、三、五、八、九军团九个月以前在江西开始长征时有大约九万武装，现在也只剩下了四万五千人的武装力量，红军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过大草地又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在这里食物的匮乏不仅困扰着红军，藏族地带的人民敌视红军，并且缺乏结为友好联盟的机会，因此也受到了藏族人民的干扰与袭击，在此期间红军的人数亦不断减少，他们筋疲力尽，体力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终于到达了长城下的陕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们离开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军先锋部队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一再陕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小小根据地的二十五、二十
六、二十七军会师。
然而斯诺对于此次的长征评价是积极的，他说道：“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往如昔。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4]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斯诺到达红区的时间恰恰是红军受到国民党的打击，经历完长征，各方面力量最为薄弱的时期，就在这时，红军为什么接受了一名来自海外并且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记者来采访自己呢？我们不难发现，红军之所以这样做，很大一部分上是为了宣传自己，宣传红军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而从斯诺的《西行漫记》整体行文中也不难发现，就上一段引自斯诺对长征的评论，我们也可以看出，斯诺在红区所发现的、体会的大部分是红军优秀的一面，因此来宣传红军的伟大和其优秀之处，这也正是当时的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因为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战争与床途跋涉，红军这时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红军这时便需要巩固自己的形象，树立自己的形象，来使世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所改观，而就宣传效果来看，《西行漫记》确实取得了家喻户晓的作用。《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5]二
那么至此，我们又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斯诺为什么要帮助红军进行宣传呢？是斯诺故意这样写作？还是红军向斯诺展示的基本都是自己优秀的一面？接下来我们通过《西行漫记》自身的内容来回答这个问题。
斯诺自己说过：“我和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员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样就是了”
在的叙述中，他就说道：“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式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功。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一、上门板；二：困铺草；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四：借东西要还；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写卖要公平；七：写东西要付钱；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斯诺所写出的东西是他亲眼所见、并且亲身感受到的。因此可以说《西行漫记》是其根据其亲见亲闻写出的。而告诉斯诺关于红军的内容和红军在斯诺参访时表现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红军积极的一面。自然，由于上述局限，斯诺所知道的红军也多半是其优秀的一面。而红军优秀的一面我们从斯诺的笔下是可以充分了解的。比如她书中谈到“中国的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三十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的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7]
因此，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红军在最困难的时期，借用了斯诺的笔头，向外界宣传了的优势和积极的方面，介绍自己和苏联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实行普选、改革、热心帮助农民的政党，对于整体的力量的恢复和其在世界的影响，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的眼光是长远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红军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与自己的处境，并且找到了正确地解决措施，而且，这一举措确实起到了它的作用，就是斯诺的宣传起到世人对于红军的态度的改变。
三
那么就斯诺的《西行漫记》来言，它是否对于后来人研究，认识历史上的有非常丰富的学术价值呢？我先就我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来谈一下。在《西行漫记》这本书中，埃德加斯诺在赞扬、肯定的方面要大大多于去认识的错误，几乎段段句句中都可以见到斯诺对于的赞扬。另外斯诺所采集到的材料，因多系采访资料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带入采访者自身的主观因素。
比如在描述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进行转移时，进行战略大转移后，他这样说道：“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达到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精神。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第五次围剿后的战略大转移，进行了强烈的赞扬。而和其他领导人在其他场合曾经表示过对长征的异议。由此可知，的回答多半出于宣传伟大一面的目的。
除此之外，斯诺本人对于的许多看法也多是赞扬性的，斯诺在评价长征中说道：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然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往如昔。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抖擞精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区，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跟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有很多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斯诺称红军核心力量未受到严重打击，似不确。事实是红军在长征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长征之后红军数量已经由十几万变为三万。再如斯诺称红军在长征中就考量到苏联因素因而决定向陕甘宁进发。但事实则是，红军在长征出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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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原本的目的地是湖南一带，而不是陕甘宁。总之，埃德加斯诺对于长征的评论，绝非客观全面的分析。因此《西行漫记》一书中的内容作为史料使用时要格外小心的。由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首先埃德加斯诺所引用的采访材料大多是赞扬性的材料；其次她所亲历的情景，又多为有意展现给她的。所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受上述局限接触了红军积极的一面之，写就的一篇宣传红军的作品。可以说，此书不能作为纯学术的研究著作来看待，使用书中材料做研究时也要经过其他史料的比较和验证。而从另一面讲，《西行漫记》作为宣传作品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对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斯诺以一位外国人的身份去向人们介绍，无疑这更容易使大多中立的人去相信书中描述的内容。总之，这本书书让当时还比较神秘的为大多数读者所了解，尤其是让很多的美国人所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阅读此书后改变了对的偏见，也有很多人正是通过阅读此书开始向往甚至 “起而行”来追随。
总之，我们从《西行漫记》中可以看出，红军在长征结束后的困难时期，接受了一位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的采访与宣传，对于红军向外国确立其积极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第一卷[A].斯诺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1984：192.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对外关系的起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6-15.
[3][4][5][6][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