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洋烟铁路时代洋烟对近代安徽烟草业进展影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铁路时代洋烟对近代安徽烟草业发展的影响收稿日期：20120318
作者简介：章建（1971-），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法学硕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安徽铁路史、近
代安徽经济史。章 建（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随着津浦铁路安徽段建成通车，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烟草企业（洋烟）开始染指铁路沿线的烟草生产、加工和销售，对进入铁路时代的安徽近代烟草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改变了铁路沿线烟草主产区的种植结构、不断加大了对主产区烟农的盘剥以及加深了对民族烟草加工业的发展的阻碍等几个方面。虽然从客观上说这种影响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安徽烟草业的近代化水平，但这种“资本主义化”的畸形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安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关键词：铁路；烟草；近代；安徽
1009-9107（2013）02-0155-06
1912年，伴随着津浦铁路的全线贯通与运营，标志着安徽由此进入了铁路时代。铁路对近代安徽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然，“安徽已一步一步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227，铁路“不自觉”地被充当了将以农为主的安徽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媒介作用。因为近代化的工业生产需要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两端节点，而连接两端节点的便是交通业的发展。因此，在近代中西交往的互动过程中，铁路扮演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载体角色，在港口与广大腹地之间成为人、财、物乃至信息流动的“桥梁和枢纽”，进而成为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融媒和推进器”622，客观上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对中国内地经济的掠夺。同时，“交通进步是改善和优化区位条件的重要手段，使得经济集聚成为可能”[3]61，因为“运输效率对其它每个因素起到一个支援者的作用：它促使人口增长、使地区专业化、农村商业化，以及地区对内对外的贸易”[4]268。由此资本主义企业的入侵便“出现了新的形式”[5]97，即在“农村商业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在中国进行原料生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立体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这一点在安徽的烟草业发展进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所有农作物中，烟草由于纯消费品的市场定位以及高利润的产品结构，使其既能以商品形式在安徽进行倾销，又能以原料（烟叶）的形式供应给西方企业，因此烟草可以说是与近代的工业生产、商品销售和原料市场的联系最为紧密、商品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农作物，从而能更突出地体现随着近代铁路交通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中外经济交流在安徽的“更为紧密的联系”。本文即试图以津浦铁路通车始至全面抗战爆发的二十多年时间为节点，重点探讨铁路时代西方烟草企业（洋烟）对安徽烟草业、重点是津浦沿线的凤阳等地烟草业发展的影响。

一、安徽传统的烟叶生产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产品一直是近代安徽对外贸易的大宗。其中，稻米是最主要粮食作物，晚清以来的一般年份，全省的稻米产量大约在4 500万石左右[6]33，而且芜湖已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稻米输出口岸。麦类是安徽省内仅次于稻米的另一重要农作物，多产于淮北，江淮地区亦有间种。除稻麦之外，其他的杂粮还包括高粱、小米、豆类、玉米、甘薯等。安徽还是经济作物的重要种植省份，近代以来，茶、麻、油菜、烟草、棉、丝、花生、药材等都有相当的种植面积，其中以茶为安徽农产大宗。但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烟草业的快速发展亦是近代安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
烟草最早在明末清初引进安徽，由于其对气候、土壤和水的要求与皖东地区的自然条件相符合，故定远、凤阳一带最先得到推广，产量也较大。如定远县“自明朝万历年间即开始种烟，崇祯十三年（1640）栽烟盛行”[7]。由此可见，安徽已有400年的烟草种植历史。后烟草种植逐步由皖东向其他地区发展，到清中叶，安庆府各县及其他地方也有了种植。清光绪年间的《凤阳府志》记载，凤阳一地“烟草、则纵横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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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繁植”，每到七八月间是“商贩四集”，可见当地的烟草市场已初具规模。这一时期各地烟叶的加工主要还是停留在晾晒烟的阶段，其中桐城的“黄梅烟”、宿松的“晒黄烟”及凤阳的“皮丝烟”，因品质优良而“饮誉省内外”[8]2，成为全省三个最主要的烟叶产地。所谓晾晒烟，是指早期传入我国的并广为种植的烟草品种，俗称土烟等。其加工成烟制品的方法也较简单，一般是把成熟的烟叶挂在屋檐下晾晒干燥后手工制成烟丝，用简单的烟具抽吸，辛辣味重，刺激性大，故消费面较窄，多是农民自种自吸，或有少量出售，不能用做卷烟的生产。到20世纪初，省内大部分县都种植有晾晒烟。1915年，安徽烟叶种植面积达14.6万亩。而据1919年全省60个县经济调查史料证实，有35个县种植晾晒烟的面积较大，共计18.7万亩，总产量达26万多担[9]2，烟草成为了安徽一些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
19世纪末，出于对烟草行业高利润的觊觎，西方的卷烟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被吸烟者所接受。20世纪初，西方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中的低关税（税率2%～5%）向中国大量倾销卷烟，并逐渐从通商口岸侵入内地市场。安徽即在这一时期成为“洋烟”的市场，一时间省内县城、集镇等地都以吸纸卷洋烟为时尚。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不仅将安徽等内地作为洋烟的倾销地，而且还因为洋烟的畅销使得许多烟叶主产地原有的晾晒烟生产日渐式微，烤烟生产则通过逐步地、有目的地烟种改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大行其道。烤烟原产于美国，也称美烟，烟叶成熟后在特制的烤房中烤干，而不像晾晒烟那样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多，因此产量和品质一般都有保证，成品颜色黄，弹性较大，是卷烟的主要原料。随着资本主义企业侵略的加深，安徽逐渐成为烤烟生产大省。

二、铁路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烟草企业对

安徽传统烟草业发展的影响 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使自古以来仰仗舟楫之力的安徽第一次有了近代化的陆路交通工具，其中凤阳受益匪浅，因为铁路“自北来渡淮，至蚌埠入县境，南经长淮卫、门台子、临淮关、板桥、小溪河、石门山五站，交嘉山县界，此为县境陆路交通最要之点”[9]。也就在安徽进入铁路时代的这一年，西方烟草企业便开始利用交通条件，积极地在产地组织烟叶生产，这其中又以英美烟草公司为急先锋和主要势力。英美烟草公司于1902年由美国公司和英国帝国公司合组而成，总部设在伦敦，它凭借在中国的关税特权和拥有的雄厚资本，先后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卷烟厂，逐渐垄断了当时国内卷烟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但在其进入中国市场后的约10年时间里，所使用的烟叶都是直接从美国输入的[10]140，成本较高，因此迫切希望在中国内地找到合适的原料产地。
在西方资本主义烟草势力大举内侵安徽的过程中，津浦沿线的凤阳遂成为重要的烟叶生产基地，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该地位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其优良的自然条件，如凤阳地处淮河南岸丘陵地区，土壤、日照、气候等条件都极宜于烟草的种植，且具有种植晾晒烟的悠久传统，更在于民国初年津浦铁路的修通，贯穿凤阳南北全境，并与淮河水运交汇，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形成了有利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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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降低了运输费用，便利了产品的运达和销售，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靠近交通网络，事实上就等于更靠近沿海和国际市场[11]。
铁路使凤阳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以及庞大的内地消费市场有了直接的交通联系。英美烟草公司在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逐步从源头上开始控制安徽烟草业的发展，就地引种、就地烘烤、就地销售，以凤阳为主要基地，全力染指津浦铁路沿线地区烟业生产、加工、销售，对安徽烟草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力推广烤烟种植，改变了津浦铁路沿线地区传统烟叶种植品种和结构

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选择津浦铁路安徽沿线的传统烟叶产地作为“洋烟”入侵的突破口，在凤阳、定远以及与凤阳经淮河相连的怀远一带进行土壤配比化验，继而通过免费向农民提供烟种、在当地“设庄收购”等方式，大力推广烤烟种植，并首先在凤阳县刘府种植美国烤烟成功，随之向四周发展。据《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记载，“1913年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通过写办协助，推种美烟”[8]12。推种成功后，为了垄断凤阳烤烟市场，攫取高额利润，英美烟草公司一方面以提高烤烟和贷放资金、肥料、烘烤设备等为诱饵诱导农民种植烤烟，另一方面又通过地主豪绅以不种美种烟叶就收回佃户所租土地等相要挟，在其威胁利诱之下，美种烟叶的种植在凤阳及其周围一带得到迅速推广。“凤阳所产之烟在民国四年前仅种土烟， 每年不过二万包之谱， 自民国五年英美烟公司来凤考察土质， 谓凤地西南乡暨附城一带土质轻软， 最宜烟草， 始发给美国种子， 修盖炕房， 讲求培植。据商会调查， 七年全县产洋烟一万七千包，土烟二万八千包。……凤阳所产之烟， 行销颇远， 无待推广， 且地近津浦路线， 交通亦甚便利”[12]。仅仅几年的时间，铁路沿线烤烟的种植面积大增，逐渐取代了晾晒烟的优势地位，“产区以凤阳为最普遍，定远、怀远次之，此外如寿县、宿县、灵璧、五河等县，亦有种者，但为数较少。统计数县烟农，当在四万户以上”，至此“土烟已逐渐淘汰”[13]。
1919年，以凤阳为主的安徽烤烟总产量为1 050万磅上下，占当年全国总产量的23.1%。1920年，英美烟草公司更在蚌埠设上海储蓄银行分行，每年春季派员下乡向农民发放烤烟种子、肥料及器材，为扩大烤烟种植提供经济保证[8]12，15。当时，在整个津浦铁路沿线，以及经过蚌埠可由淮河水运连接的一些县份，亦都成为重要的烟叶生产基地，但烤烟的主要生产还是在铁路沿线的凤阳以及定远，通过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4]120。
可以看出，1919年时凤阳的烟叶种植面积虽然并不是最大的，但在其烟叶品种结构中，洋烟（烤烟）占据了主要地位，又因为有便利的铁路交通，因而凤阳烟叶的单价在当时的安徽是最高的，达到每石20元，高出一般县份一倍，高出有些县份甚至接近两倍，单位效益实现了最大化。就其缘由，不仅在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更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多年投入，加上便利的交通，一时间使得“洛阳纸贵”。就全省而言，因推广烤烟种植，使其市场份额逐步加大。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津浦铁路沿线及邻近地区的烤烟种植面积亦随之不断扩大，到了30年代后，仅凤阳、定远周围方圆百里就有数十万亩烟田比邻相连，一片葱绿[15]493，种植面积有了较大规模的提高。烤烟种植由凤阳逐渐推展到淮河两岸包括怀远、灵璧、宿县、五河、亳州、阜阳的广大地区，由此在淮河南北形成了以凤阳为中心的烤烟生产区。1935年，安徽烤烟产量达1 700万磅，1937年更创历史最高纪录，产量达3 000万磅[14]64，成为全国三大烤烟产区之一[16]，这其中又以凤阳所产烟叶“品实为较佳”[17]370而成为突出代表。
另据《凤阳县志》记载：“凤阳邑杂粮生产甚微，惟熏烟一项农民倚为副业，每年产值约300 余万元，由英美在县设坊收购。”[9]1917年，英美烟草公司便于凤阳境内选择津浦沿线交通方便的门台子，投资兴建了安徽境内第一座烟叶复烤厂，1919年建成投产。该厂“规模宏大，有东、西两厂，每厂装有烤烟机器，中、外职员五、六十人，工人五百余人”[18]462。津浦铁路沿线烟农所产美种烟叶的绝大部分，都在经过复烤厂加工后通过铁路被英美烟草公司收购运往上海，除少数外销外，大部分在上海制成卷烟后行销全国[19]57。当时许多名牌卷烟都以凤阳烤烟为配方原料，“据说凤阳的烤烟香味和颜色都比河南许昌的好，优质的烤烟制成‘三炮台’、‘前门’、‘大英’、‘刀牌’、‘哈德门’等名牌卷烟，次等的制成‘高而富’、‘紫金山’、‘翼鸟’等牌子卷烟”[20]。由此可见，津浦铁路沿线凤阳和怀远、定远等地美种烤烟的大量种植与门台子烤烟厂的设立，标志着铁路沿线的烟叶主产区已经基本完成了种植品种与结构的转换。

(二)不断加大对产烟区烟农的盘剥

安徽传统的晾晒烟生产在20世纪初历经多年的发展已自成气候，根据《安徽省六十县经济调查简表》的统计，即使到了1919年美种烤烟在津浦铁路沿线凤阳等地生产方兴未艾之时，大多数非铁路沿线地区还是以传统晾晒烟生产为主，且烟叶种植的面积达14万多亩，占全省烟叶种植面积总数18.7万亩的77%[14]119121。但从烟价来考察，以凤阳和凤台两县做比较，在烟叶种植面积上，凤阳只占凤台种植面积的45.5%，产量只占38.6%，而总价则占77.3%，由此可见美种烤烟的市场利润远远高于土烟。以晾晒烟为主的土烟，主要还是处于小农经济的生产范畴中，大多数未与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和市场相联系，依然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状态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与改善并贴补家用的特性。相反，津浦铁路沿线的烤烟生产已经不可避免地与近代大工业联系在一起，成为工业生产重要的原料来源，因此烤烟的种植通过铁路的连接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虽然，从上述相关数字可以看出，烤烟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晾晒烟，按照常理，生产烤烟的农民理应得到更好的回报。但事实上，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残酷盘剥，烤烟区农民的生活依然没有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所倒退。
英美烟草公司对烟农的压榨首先体现在对烤烟从种植到收购的全过程控制上。在推广美种烤烟之初，英美烟草公司常常通过低价或贷款的方式供给农民种子和炕房所需的设备，并以较高的回收烤烟，在不长的时间内挤垮了当地的晾晒烟种植，从而造成“五谷之外，以烟叶为大宗，中以凤境出产为最夥，农民唯一之副产也”[13]。但此刻，英美烟草公司却露出狰狞的面目，全面压低收购价以获取最大利益，从而使得广大烟农“向英美烟公司请领烟种，甚属困难，且所收烟叶，非卖于该公司不可，因价值上彼此争执，甚或滋生事端”[21]508。此外，在烟叶收购过程中，英美烟草公司还制定了繁杂的手续，通过“预散烟售券，分发各烟农，上编号码，由各烟农持券入厂售烟，每日按规定八百号，陈列一室，由外人按号估价，不得争执。因此一般烟农，多忍痛售脱，舍此无他厂收写。…烟农辛勤数月，所获代价，仅能维持种烟肥料等费损失”[18]462463。此外，在收购时压低品质、以好充次、克扣斤两乃至勾结地方官僚士绅共同欺压烟农等行径已是普遍现象，这更加重了对广大烟农的盘剥。例如，1930年冬，凤阳武店、殷涧一带烟农为英美烟草公司无理压低烟价，集体罢市一周。而烟农的收入更是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1933年凤阳平均每亩种烟收入17.5元，支出25.5元，亏损8元；1934年每亩收入12.1元，支出25元，亏损12.9元，比上一年又多赔了4.9元[18]755。1936年，凤阳、定远、怀远三县烟农愤怒集会，英美烟草公司压低烟价，是年中等烟由往年每担20余元降低为10余元，相差过大，使烟农辛勤数月所获代价仅能维持种田、肥料之损失，激起烟农不满，遂造成双方的严重冲突。《皖北日报》也曾载，烟农周中岳投书该报，痛诉税务机关“五里一关，十里一卡”任意盘剥烟农的卑劣行径[22]。由此可见，虽然烤烟种植面积、产量虽增加较快，但凤阳等地烟农的收入却甚微，在英美资本主义的直接剥削外，农民辛劳一年所获无几，甚至亏本，但却给英美烟草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8]15。

(三)不断加大对民族烟草工业的排挤

洋烟对安徽烟草业的最大影响表现在对民族烟草加工业发展的阻碍。自清代中叶起，安徽的烟丝加工业即已兴起。1916年，全省有1 103户从事烟丝加工，加工烟丝价值达175.37万元[14]214。1919年，通过安徽省60个县的经济调查，有制作烟丝的作坊、工场59个，共有固定资本6.74万元，流动资本111.97万元，从业人员近500名，全年共加工烟丝6 925担[14]228231。而凤阳和邻县一些烟农更是在烤烟种植面积大增的基础上试制手工卷烟成功，除供自己吸食和馈赠外，还作为商品到市场出售，以抗争“洋烟”的输入。其中凤阳手工制作卷烟的“总计一百三十余家，分销附近各县农村间，每年约四万余元，无商标及品名”[9]。1925年，英美烟草公司写办范玉田从上海购写了2台花旗牌卷烟机，在蚌埠兴办大来烟厂，成为安徽第一家私营机制卷烟厂[8]6。之后，各地又先后出现了数十家私人小烟厂。这些小烟厂都是作坊性的私营小厂，生产设备简陋，生产方式简单，除使用小型手摇卷烟机和手摇切丝机外，都是手工操作，年产卷烟总共不过几千箱，而且生产的都是一些低档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营作坊式的小厂生存环境日益险恶，例如先后在凤阳烟草主产区刘府设厂的兴业公司、华成烟草公司、大来公司等先后都被迫停产[23]，即使是当时民族烟草业中较大规模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6年起在蚌埠设分店，1919年在刘府设置烤烟厂，与英美烟草公司展开竞争，但由于资本不敌等原因，不几年即倒闭退出。因为“现在市场，几完全为颐中（即英美烟草公司——引者注）所垄断。因外资雄厚，华商烟公司，无有与之抗者”[13]，英美烟草公司“利用雄厚的资本，在缺乏的时候，可以高价大量收写，华商烟厂不能竞争；在产量增加时，又可抑低观望，有恃无恐，华商烟厂资本不足，无力屯积，又不得不购，因此成本上已居于不利的地位，甚至有为外商收写殆尽，不得不以较高价向外商转购，或以更高价向外国定购，都是常有的事情”[24]。因此，与南洋公司相似，内地许多民族工业小厂和手工业作坊最后都逃脱不了关门的命运。
从全国范围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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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3年开始，西方的烟草公司迅速在上海、汉口、沈阳等大城市设厂，使民族卷烟业“潜伏着衰败的危机”，从1908年起，华商各厂连片倒闭，“上海的6家卷烟厂仅剩下1家名为德隆的小厂，余均相继停业”[25]236。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卷烟厂共五十余家，资本最大的不过二三百万元，多数在五十万元以下，而由英美烟公司更名的颐中公司一家的资本，就有三百六十万镑，比所有华商烟厂资本的合计还要大好几倍。颐中公司的产销平均年在五十万箱左右，华商合计不过四五十万箱，长江及沿铁路线各城市都有颐中公司的分厂或写作技巧人，销货款项的收付，又有相当期间的通融，而华商各商便没有这样的力量，除了压低货价以外，便没有第二条出路。这是外商工厂喧宾夺主的一例”[24]21。在此基础上，洋烟逐渐垄断了安徽境内各大城镇的主要市场份额，据《海关十年报告》载，1922年芜湖关进口“洋烟”即达45 785万支，次年增至50 234万支。1924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安徽境内正式设立卷烟销售营业机构，建立卷烟仓库，大量倾销卷烟。颍州（今阜阳）、亳州、滁州、蚌埠、芜湖、和州（今和县）、庐州（今合肥）、安庆、三河等20余地都有其营业机构。此一时期，安徽的卷烟批发零售，主要是由外国烟商在省内各地设立的卷烟营业机构及其写作技巧商把持[8]11。到了1935年，由芜湖关进口的洋烟总价即达313.1万元，仅次于棉布进口位居第二，占当年全部进出口总额2 644.4万元的11.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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