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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九十年代以来，沈从文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研究者们在总体肯定沈从文作品的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边城》是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内涵丰富，研究角度也多样化，因此，我将其单独列出。研究既包括对内容的深入挖掘，又包括对艺术形式的探索。
关键词：牧歌 形象 命运 原型
《边城》是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内涵丰富，研究角度也多样化。思想内容上，既包括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与提炼，又包括对其真善美包裹下的悲剧意识的挖掘。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作品有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及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他们尤其注意了沈从文思想发展的过程性，从民族身份的认同直至国家认同，并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指向未来的理想的中国人形象；艺术形式上，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引入象征来解释作品中的自然景物。一些学者提出了象征--原型说，引入象征来解释作品中的自然景物；还有针对《边城》的叙事学研究，诸如格非《<柏子>与检测定性叙事》一文对柏子的叙事视角、叙事意图及叙事时间进行了分析探讨，独具匠心。
在《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一文中，刘洪涛从沈从文整个创作的轨迹着手，将《边城》中的理想人物形象上升至"中国形象"。他认为，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沈从文创作，沈从文是以自身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在思考着国家命运，是在下层人民中寻求着生命的"能量"，并将《边城》
两位学者都注意了沈从文思想发展的过程性，以此入手分析了沈从文作品中的精神性命题，从民族身份的认同直至国家认同，并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从而指向未来的理想的中国人的形象。从这个角度上，这样的分析是得当的，尤其是契合了京派创作的精髓，注重乡土精神或本土文化的挖掘，及对可能消逝的传统文明的赞誉和挽留。《边城》及翠翠无疑是沈从文的理想，但这一创作中或许包含着更多的复杂性。
杨瑞仁在《七十年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中提到一些域外学者对《边城》的悲剧性问题的探讨：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边城》一节，评及《边城》时，提到边城人物"命运悲惨"；法国的学者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文中，将《边城》与《大淖记事》对照来看，她认为《边城》"描写了失败，没有结局的爱情"，看到"孤独怎样越来越逼近翠翠"。①金介甫在《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一文中，指出《边城》悲剧性的根源来源于现实，并非是作者的本意，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抗，其中包含着作者本身的无奈感。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沈从文创作中包含着悲剧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这或许是现代社会发展、商品经济渗透其中的必然的命运结局，站在挽留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看，这个结局必然充满着悲剧色彩。
但我认为如果文本只是基于对命运的认可就会掩盖掉文本中的许多深层意味，我以《边城》和《阿金》为例进行说明。如果仅将翠翠的悲剧命运看成宿命（比如在文本表层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她和她的母亲似乎有着相同的命运，或者种种误会最终导致了她只能一个人空守渡船等待傩送的归来），我们可能就会忽略文本中的苗汉文化冲突这一重要隐性内涵。同样，如果我们将阿金未能娶那个漂亮寡妇看成是他的宿命（在文本中我们也的确能够读出宿命论的意味），我们也会忽略一些问题，诸如：阿金如果深爱那个女人，仅仅一个地保是不能阻拦的住他的；他最终将钱全都输在了赌场，竟没了给媒人的钱，这些应该不仅仅是宿命，或许是作者为我们暴露的在存留美好人性的同时，愚昧与落后也同在，这应该也是作者的隐忧所在吧！
所谓"原型说"，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隐含的神话模型，以此解读《边城》的代表性文章是李继凯的《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和朴宰范的《论沈从文<边城>的原型与表现技法》等。后者强调了"死亡与再生"的循环，认为作品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自然的、循环的，均指向了"死亡与再生"，人与自然是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由此，自然也就带有了人性化的象征功用。
我认为将《边城》中钟灵毓秀的山水看做一个整体来象征美好的人性更为合理些，尽管翠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生命的弹性，青春，但是单独拿出翠竹和森林就说是翠翠的投影多少有点牵强。前面我们也已谈到，湘西美丽的山水陶冶了沈从文的灵魂，使之不自觉的获得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纯净的山水赋予了他无穷的想象力，形成了其独特的形象思维，但这更多的应该是基于环境的整体的形象意识。
以上三种观点是诸多学者再次研读《边城》后所形成的较一致的认识，由此可见，《边城》文本自身的丰富性，也表明了学界对作家作品解读趋于多样化，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拓宽了新路子。只是在研读过程中，我们要十分注意把握作家作品的整体风貌，以此为根基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
注释：
①[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J].湖南文学.1989（9）
②[美]金介甫. 沈从文传·序[M]. 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③[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J].湖南文学.1989（9）
④（新加坡）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A]，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M].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3]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关键词：牧歌 形象 命运 原型
《边城》是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内涵丰富，研究角度也多样化。思想内容上，既包括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与提炼，又包括对其真善美包裹下的悲剧意识的挖掘。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作品有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及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他们尤其注意了沈从文思想发展的过程性，从民族身份的认同直至国家认同，并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指向未来的理想的中国人形象；艺术形式上，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引入象征来解释作品中的自然景物。一些学者提出了象征--原型说，引入象征来解释作品中的自然景物；还有针对《边城》的叙事学研究，诸如格非《<柏子>与检测定性叙事》一文对柏子的叙事视角、叙事意图及叙事时间进行了分析探讨，独具匠心。
(一)牧歌--中国人形象
在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见于域外学者，夏志清最早提出"牧歌"这一概念。在这方面做研究的还有，国外学者如松枝茂夫、小岛九代、金介甫等，国内学者刘洪涛，凌宇等。在《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一文中，刘洪涛从沈从文整个创作的轨迹着手，将《边城》中的理想人物形象上升至"中国形象"。他认为，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沈从文创作，沈从文是以自身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在思考着国家命运，是在下层人民中寻求着生命的"能量"，并将《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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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Q正传》相提并论，前者意在启蒙，而将后者放在文化守成主义体系中加以考虑，意在宣扬本土文化。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一文，解释了沈从文对"生命"与"生活"的认识，肯定了"生命"的深刻内涵。并以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及20世纪40年代的《烛虚》、《绿魇》、《白魇》和《水云》等带有哲理思辨性的散文为佐证，渐次说明了沈从文对"生命"的反思。凌宇先生认为这是关于人性的深刻反思，在《边城》和《长河》中达到了极致，肯定了《长河》中的夭夭、老水手等对抗邪恶的勇气和高尚品质，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民族文化的重构。两位学者都注意了沈从文思想发展的过程性，以此入手分析了沈从文作品中的精神性命题，从民族身份的认同直至国家认同，并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从而指向未来的理想的中国人的形象。从这个角度上，这样的分析是得当的，尤其是契合了京派创作的精髓，注重乡土精神或本土文化的挖掘，及对可能消逝的传统文明的赞誉和挽留。《边城》及翠翠无疑是沈从文的理想，但这一创作中或许包含着更多的复杂性。
(二)悲剧--命运说
前面已经提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有很多作品都表现了在阴差阳错中铸成的种种悲剧，即使是牧歌般的《边城》也渗透着些许哀愁。因此，有论者提出了悲剧--命运说，以此来解读沈从文的创作。杨瑞仁在《七十年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中提到一些域外学者对《边城》的悲剧性问题的探讨：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边城》一节，评及《边城》时，提到边城人物"命运悲惨"；法国的学者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文中，将《边城》与《大淖记事》对照来看，她认为《边城》"描写了失败，没有结局的爱情"，看到"孤独怎样越来越逼近翠翠"。①金介甫在《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一文中，指出《边城》悲剧性的根源来源于现实，并非是作者的本意，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抗，其中包含着作者本身的无奈感。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沈从文创作中包含着悲剧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这或许是现代社会发展、商品经济渗透其中的必然的命运结局，站在挽留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看，这个结局必然充满着悲剧色彩。
但我认为如果文本只是基于对命运的认可就会掩盖掉文本中的许多深层意味，我以《边城》和《阿金》为例进行说明。如果仅将翠翠的悲剧命运看成宿命（比如在文本表层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她和她的母亲似乎有着相同的命运，或者种种误会最终导致了她只能一个人空守渡船等待傩送的归来），我们可能就会忽略文本中的苗汉文化冲突这一重要隐性内涵。同样，如果我们将阿金未能娶那个漂亮寡妇看成是他的宿命（在文本中我们也的确能够读出宿命论的意味），我们也会忽略一些问题，诸如：阿金如果深爱那个女人，仅仅一个地保是不能阻拦的住他的；他最终将钱全都输在了赌场，竟没了给媒人的钱，这些应该不仅仅是宿命，或许是作者为我们暴露的在存留美好人性的同时，愚昧与落后也同在，这应该也是作者的隐忧所在吧！
(三)象征--原型说
较早探讨沈从文作品中象征意义的论者多为域外学者，主要探讨了《边城》中的象征和隐喻结构，诸如水、船、塔的象征，结构的象征等。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里谈到："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整个作品当做整个中国民族的预言来读"。②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文论述了"水"的多种象征意义，既是翠翠忧郁的象征，又是天保和傩送生命的象征，还意味着变化无常等。③王润华的《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提到了自然景物的象征，他认为"白塔"和"渡船"就是老船夫的化身，"竹筏、竹林与森林"就是翠翠的投影。④所谓"原型说"，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隐含的神话模型，以此解读《边城》的代表性文章是李继凯的《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和朴宰范的《论沈从文<边城>的原型与表现技法》等。后者强调了"死亡与再生"的循环，认为作品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自然的、循环的，均指向了"死亡与再生"，人与自然是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由此，自然也就带有了人性化的象征功用。
我认为将《边城》中钟灵毓秀的山水看做一个整体来象征美好的人性更为合理些，尽管翠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生命的弹性，青春，但是单独拿出翠竹和森林就说是翠翠的投影多少有点牵强。前面我们也已谈到，湘西美丽的山水陶冶了沈从文的灵魂，使之不自觉的获得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纯净的山水赋予了他无穷的想象力，形成了其独特的形象思维，但这更多的应该是基于环境的整体的形象意识。
以上三种观点是诸多学者再次研读《边城》后所形成的较一致的认识，由此可见，《边城》文本自身的丰富性，也表明了学界对作家作品解读趋于多样化，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拓宽了新路子。只是在研读过程中，我们要十分注意把握作家作品的整体风貌，以此为根基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
注释：
①[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J].湖南文学.1989（9）
②[美]金介甫. 沈从文传·序[M]. 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③[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的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J].湖南文学.1989（9）
④（新加坡）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A]，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M].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3]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