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书当代摄影史书写：状况、作用和路径信

摘 要：在制度、人才、学术积累等多重背景的夹击下，当代摄影史书写成为中国摄影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这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丰富包容性和批判性，又赋予它极高的研究意义。它既是摄影理论的自我圆满，也可以在多学科空间内开辟新的学术生长点。通过对著作、论文等当代摄影史文本的考察，可以发现学界尚未积累大量有深度的力作，技艺思维的主导，削弱了研究成果的思辨性与批判性。而现有各类成果所展现的学术亮点，也同时提供了当代摄影史书写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当代摄影史；学术制度；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路径；视觉秩序
作者简介：汤天明，男，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7）
1671-0169（2013）01-0069-05 收稿日期：2012-10-18
进入高等教育学科建制的摄影，正面临严重的身份焦虑，它虽不失为新兴的“朝阳学科”，也显示出建构学科体系的理论诉求，但短暂的发展历程、强烈的工具属性、固化的技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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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及自我标签的艺术身份，造成了外界的严重误读。在当前的批评界，也存在着僵化的学科等级意识，摄影正处在这个等级的底层，地位的低下、研究资源的匮乏、学术建树的先天不力与后天不足，联手强化了摄影学科发展的困境。此外，摄影的研究队伍、资料积累、学术平台均呈现弱势状态，在弥漫功利主义的摄影界，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理论工作者的地位，都未得到应有的待见，摄影圈内部对于理论的偏见，甚至不亚于社会对于摄影的歧视或误解。
作为一个相对狭窄的学术领域，摄影需要在多学科的碰撞中迸发出新的学术生长点。不过，此间不涉及对于技术的任何偏见，而只是对于理论阐释、文化批判的兴趣使然。摄影是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和文化现象，与人文、社会、历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摄影学者所积累的各类理论观点和学术叙述，皆以此为出发点。
摄影学科的发展不仅有赖于丰富的实践，也需要摄影理论的有力支撑，而摄影史的研究，则是摄影理论建树中的当务之急。

一、当代摄影史的书写困境

在中国摄影史研究中，当代史的书写一直面临两个困境。
其一，在全体史学界，“当代”都是学者难于下笔的范畴，久之则积淀为“盛世修史”让位于“隔代修史”的不成文惯例，“当代”的制度性敏感，凸显出“权力”与“真相”之间的某种联系。
摄影史研究既是史料之发掘，也是观点的突破，由于涉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历史观，这种“突破”自然会受到掣肘，舒宗侨曾指出：“现在有少数青年摄影工作者，还在盲目崇拜三十年代的摄影艺术，有的人盲目摹仿西方摄影作品，要是我们对摄影史有了科学的历史的认识，就不会再走弯路，就会加强警惕。”其实，无论从史学意义还是现实意义来看，1930年代的沙龙摄影和西方的摄影作品都有其可取之处，论者体现出的显而易见的偏颇，未免不是取自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却也足以显示出为权力代言的学术姿态。
时至今日，舒宗侨式的学术表达已极度弱化，但相似的思维仍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隐存，例如，普见于各类教材中的艺术“民族性”与“时代性”论述，本质上是一种怎么写作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艺术所应承担的“普世价值”让位于“时代精神”，贬抑了普世价值在艺术精神内核中的连贯性，既开脱了“文艺”（将文艺的荒谬推给时代局限，忽视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与反思），又为当下文艺提供颂词，借文化繁荣、文艺复兴讴歌盛世。而“民族性”借力弘扬本土文化传统，客观上辅助了民族主义建构，亦可供部分人士有意凸显西方艺术之“水土不服”而行文化保守主义。这类史学研究中的权力魅影，构成了当代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制度限制。
其二，外部学术生态的限制，并不足以构成史学盲区的全部原因，在逼仄的史学研究环境中，《炎黄春秋》等刊物的奋力维持及其启蒙贡献，是知识分子批判性格的典范标本。南京大学已故历史学教授高华的现代史写作，虽然尚未得到主流的认可，但已借助互联网及海外出版平台广为流传，作为一个具有知识分子良心的史学研究者，他的沙飞研究亦为摄影界所不及参见高华《革命年代》一书第221-2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值得摄影界自省的学术现象。
学术探索的不力，折射出摄影界学术意愿的薄弱（这将在下文加以详述），但客观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也不容忽视。在我国摄影理论整体匮乏的背景下，摄影史的研究队伍面临着较大挑战，复旦大学顾铮教授将其概括为“教育背景的局限、传统学科观念的拘束、研究视野、观念及研究方法的保守、研究环境的恶劣、国外研究资讯的匮乏”，如何对当代摄影史上的诸多问题作出科学、中肯的评价，使之既能在学术上丰满摄影史这一学科，又能在实践中反哺于当下的摄影实践，都考验着摄影史学界的学术勇气与研究能力。

二、技术思维的反证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技术思维对中国摄影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开展当代摄影史书写工作，实现学术研究中的“去技术化”，也是对技术主导的摄影思维的一种反制。
摄影术自晚清传入中国后，以宫廷摄影和民间实用摄影为发轫，经历了根据地红色摄影与国统区摄影之分野，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定为一尊。若抛开意识形态分歧，仅从本体角度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摄影界并未产生独立、系统的理论阐释或行动准则，无论是醉心于画意摄影的郎静山，还是沙飞、吴印咸等红色摄影家，关心的都是用技艺来完成美的创造或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忽略了摄影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摄影语言的独立性、摄影的本体性与主体意识等关涉价值判断的重要命题。这种由技艺所主宰的创作思维，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对中国当代摄影产生着重大影响。
摄影史是摄影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对当下摄影现状的考察与评判，必须在历史脉络中寻找线索。颇为遗憾的是，上文所述的技艺决定论造成的影响，在摄影史研究中直接体现为某种误解和偏见——在可见的摄影史著作中，不乏这样一些倾向，如将技术发展史作为摄影史书写的主体、将美学流派发展史等同于摄影史本身，而摄影与社会、文化、思想、政治的互动，却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了。在一次以摄影史书写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某学者提出的“摄影史应当包括器材维修史”，即是技术思维在学术领域的鲜明表达。摄影史研究需要确保涵盖面的广泛，技术视角是无可厚非的，但摄影的发生与发展，毕竟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类更深层面的史学问题加以详考、分析和论证，才能体现出史学研究在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追寻。在这一意义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似可为摄影史研究提供新的思维，它所追求的批判立场、自由主义倾向、跨学科甚至破学科的研究方式，与上述将摄影放置在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学术路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有限的摄影史论叙述中，不乏非摄影专业人士的贡献，我们没有看到过苏珊·桑塔格、本雅明等人的摄影作品，陈卫星、高华两位学者分别来自新闻学和历史学，胡武功、鲍昆、杨晓彦、顾铮等人均有一定的摄影技术功底，但近年来主要沉浸于史论研究，丰富的摄影活动经历也为他们的学术拓展提供了直接经验。这一学术状况表明，在新闻摄影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存在诸多重叠的背景下，将多学科视角引入新闻摄影理论研究，或将成为开拓、深化摄影理论格局的一种路径。

三、摄影史学的制度空间

中国摄影史研究是体制内的理论诉求，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学术空间的相对宽松，赋予摄影史论研究以一定的可行性。
学者李树峰指出，新中国成立至今，摄影界一共有三次正式提及修史，其一是1956年的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上，蒋齐生希望“学会能把过去的资料加以汇集、整理和研究”，但随着不断到来的政治运动，这一工作未能顺利开展；其二是1982年的《中国摄影史》编委会第一次会议，直接指向特定的学术成果，并在三年后完成了预定的编写计划，形成了《中国摄影史（1840—1937）》马运增等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和《中国摄影史（1937-1949）》蒋齐生等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两部著作。显然，上述两次修史活动都并未以当代摄影史为主题，其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极为浓郁，体现出摄影史研究者对于革命史观的自觉靠拢。2007年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将摄影史建设作为会议主题，指出了摄影史建设在摄影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会议并未将研究对象限定在近代与现代，这给当代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3]。
自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降，学术界、摄影界成以“当代”为研究范畴的摄影史著作共计十余部。《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史（1949-1986）》陈昌谦主编，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新闻摄影史》甘险峰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摄影史略》宿志刚等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新中国摄影60年》杨晓彦著，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王瑶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影像革命：当代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胡武功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在较长的历史跨度上，对当代摄影历程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考察与表述，其间不乏体例的创新和史料的挖掘，更有对思潮的反思与批判。不过，在现有各类以“中国摄影史”为题材的著作中，“当代”的份额仍不及近代与现代，另外，部分当代摄影史论著的质量，依然能够显现前述的当代“困境”。在有限的篇幅中，器材、技术、机制、作品的描述占据了较大篇幅，部分涉及反思的内容套用了主流的历史观念，却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索，仍旧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框定。可见，当代摄影史学理论的丰富，一方面有赖于制度本身不断放宽其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界主动在现有的学术秩序之外，作出一些大胆的突破。

四、当代摄影史的学术路径

摄影的传播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原始状态下的观看是一种生物本能，而组织化、社会化的看与被看，则显示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形式，诸如政治关系、关系或商业关系。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的百余年内，摄影的社会动员、历史重构等社会功能从未间断，意识形态对摄影活动的参与，在许多历史时期都造成了摄影作品、摄影人、摄影制度的扭曲。进入19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趋弱，犬儒主义阴影之下的摄影，在传统的权力干涉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又面临新的商业染指。利益驱动下的摄影运作，渐趋成为摄影界的自觉意识，与时期的某种“被迫性”相比，显得更加令人忧虑，也更加凸显出梳理、总结、反思摄影史的巨大意义。而创新当代摄影史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则是对于这一意义的呼应和支撑。

(一)“观看秩序”概念的引入

“观看秩序”这一概念是中山大学杨小彦先生在《新中国摄影60年》杨晓彦著，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中提出的概念。作为一种崭新的学术表达，它精确地概括了当代摄影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联系——权力和资本通过控制视觉产品间接控制观看者，落实到摄影领域，则表现为特定的摄影内容、摄影语言和摄影制度。对“观看秩序”的变迁展开探索，既可厘清摄影这一传播形式自身的沿革，也能够窥见它与社会的强互动关系，折射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之转型。而在文学史、文艺史、美术史等领域，尽管没有大量使用“观看秩序”这一框架，但针对权力和资本控制的反思早已展开。
建国后的27年间，在强权主导的文艺体制与新闻体制下，权力利用摄影开展视觉建构，成为这一阶段的摄影主题，这是一种单向的、强制性的观看秩序。四五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局，有限度地松动了传统的控制模式，文艺界的解冻和新闻界的改革，催生了新的摄影体制的诞生，但传统的权力模式尚未完全瓦解，及至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又分别出现了资本的控制模式和基于互联网的民间模式。观看秩序的重新布局，凸显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对摄影的影响，也能显示出摄影对社会的反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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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秩序”概念诞生之前，已有学者在“权力与摄影”的框架之下展开研究，摆拍、查重等摄影现象均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究其学术水平，有如下几点不足：一是研究的琐碎性大于系统性，目前尚未发现以“批判”为基本立场、且在行文中建构内在逻辑性的摄影著作；二是成熟的批判当然需要坚定的批判立场，但更有待逻辑的建构，如果只流于对史料的回顾和罗列，显然无法成为理性的雄辩；三是国内学术界的“临渊履薄”状态，限制了学术表达的自由度，也削弱了批判的力度。

(二)断代史研究——从点向面的开拓

随着周老虎、刘羚羊、张飞鸽等虚检测新闻图片的相继，检测照片问题越发引起学界、业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晋永权著，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一问世就产生了轰动效应，作者耗费数年精力走访当事人，并在书中注入了翔实的史料，对短短四年间的一系列业务争辩进行了数十万字的分析，成为摄影史研究领域前无古人的标本性文献。
比作者的研究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于摄影史研究以及当下摄影实践的启迪作用，一位接受过晋永权采访的摄影师在翻阅该书时就表示：“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传统摄影模式在今天仍然以不同程度的形式呈现着，如何在传统与当下之间构建联系，以及分析形形色色的查重现象在目前所依附的土壤，是当代摄影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就相关学术评价判断，因为学术功底的扎实和现实意义的强大，《红旗照相馆》的影响力更引人注目，这给我们的启示有二。启示一，作为一部时间跨度极小的断代史，却获得如此之高的学术关注，说明与构建宏大的史学体系相比，研究某个微小的问题同样具有迫切而现实的意义，其由“点”向“面”的辐射效应不容小觑。启示二，“摄影史的考据难度在于作品的零散和难以穷尽，而不在于距离久远和遗存量少”[3]，摄影活动的庞杂交错要求摄影史研究的论据必须充分、翔实，不能从现有的结论中综合、臆想出新的结论，而是要尊重摄影现象的零散与复杂，下一番钩沉的功夫，才能保证理论的公正、客观，最大程度地排除个人偏见。例如，如果没有《红旗照相馆》的介绍，可能还有不少读者并不知晓大陆新闻界、摄影界曾于1950年代在真检测问题上做过论争，不知道曾在1957年大量翻译介绍苏联新闻摄影界对新闻图片查重问题的反思文章，而是一概地认为那个年代的主导思想就是查重。这里还有一个相似的案例，鲍昆曾指出，1970年代照相机制造工业的复苏和民间小知识分子摄影沙龙的萌现，可视为“四五摄影运动”和“四月影会”诞生的前奏[4]，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中，也有部分作者的回忆录佐证了鲍昆的这一结论，这说明，创新性观点的提出离不开直接的历史参与和一手史料的占有。

(三)新媒体平台的开拓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平台已不仅限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博客、论坛以及新兴的微博在传播当代摄影史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原《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借助博客、微博发布自己在时期拍摄的虚检测照片，并附加了大量的回顾和反思，这与目前可见的其他一些照片相比，具有了更多的学术价值。老摄影家许林、香港《摄影杂志》创办人伍振荣等人在网络上对中国当代摄影史上的虚检测照片所进行的批判，其力度并不亚于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著作。鲍昆、刘树勇、孙慨、杨小彦、贺延光、司苏实等人，都曾经或正在网络上提供当代摄影史研究的原始资料或发表个人见解。
面对互联网形态下的这些学术新现象，传统学界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不能因网络文献较为薄弱的学理性、逻辑性和规范性而加以排斥，在不可阻挡的网络传播态势下，既要参与这一新形式的摄影史研究，以不断强化其规范性、科学性，同时也要把摄影史的网络书写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

(四)美术馆的摄影史参与

不同形式的摄影展览正在成为研究当代摄影史的新力量，王璜生曾以《美术馆：以史学的立场和方式介入摄影》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一文对该现象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评价。美术馆作为具有专业品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展览、研究、出版四个方面形成熟练的运作规范。中国当代摄影史上有名的“十年一瞬间”、“人民的悼念”、“艰巨历程”以及近年问世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等，均由不同规模的美术馆主办。美术馆的当代摄影史参与，不仅壮大了摄影史的研究队伍，其本身亦应成为摄影史学界的研究对象之一。
这里不能不提及艺术家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展览，2002年张大力开始了解到中国历史照片被修改和美化的事实，并于2003年开始了一个以此为素材的大型的艺术计划：寻找这些改造前后的图像，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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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置在一起并详细标注来源。而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每次展览均设置鲜明的主题，影像的选择、流程的策划及配套进行的相关学术活动，都试图围绕主题并使之走向深化，近年来频现影坛的一些冠以“国际”之名的摄影大展，由于其采用“影像杂烩”式的办展思路，在一些评论家眼中已现颓势，广东美术馆的创新，或在展览界具有鲜明的示范意义。
参考文献：
舒宗侨.开展《中国摄影史》的编写工作——我国摄影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J].新闻大学，1983，（1）.
顾铮.作为新学科的摄影史：历史、现状与反思[J].文艺研究，2010，（8）.
[3]李树峰.“中国摄影史”写作：历史与当下的反思[J].文艺研究，2010，（8）.
[4]鲍昆.记忆·寻找·重构——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摄像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刘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