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早期启蒙思想书写

摘要：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传统的封建制度和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的理学思想呈现出衰败之势。从朝堂到民间，呼唤变革的声音日益高涨。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其早期启蒙思想。
关键词：王艮；早期启蒙思想；理学；心学
1672-2663(2012)01-0120-05
唐代以降，随着封建社会由盛而渐衰，封建正统思想也走向僵化进而濒于瓦解。至明代中晚期，社会上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王艮。王艮及其所创泰州学派的思想为中国亘古未有，真足以“掀翻天地”。王艮的早期启蒙思想在当时主流的理学、心学的缝隙中顽强地萌发，竞也影响甚广，信徒众多。王艮发前代大儒所未发之鸣，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走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虽然由于满人入关问鼎中原，加强了思想的控制而致使中国自发的启蒙思想被扼杀，但其思想的启蒙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一、王艮早期启蒙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与思想家所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对自身所处社会、时代的感知与认识是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一步。

(一)明代中晚期的社会情状

1.经济方面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之外，手工业发展迅速。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一带，出现了以棉纺业和丝纺业为主的城镇，如魏塘镇、枫泾镇、盛泽镇、南浔镇等。这些城镇同时出现了新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经济形式，也就是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催发了新的社会关系，机户与机工之间的关系相比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不同，机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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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并不依附于机户，拥有较之农民更大的自由。彼时，苏州城的商业也日渐发达，唐寅有诗云：“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可见当时繁荣。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使得封建经济出现了松动，资本主义正萌芽于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为王艮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

2.政治法律方面

明成祖以来，宦官势大，胡作非为，对明代政权破坏严重。官场贪贿成风，官吏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大肆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失去生活保障成为流民，农民革命此起彼伏，严重威胁到封建统治。法律方面，与唐、宋、元相比，明代自朱元璋开国就形成了重刑传统，对这一时期的法制状况，王艮用八个字进行了总结，可谓得其要，即“刑不胜刑，罚不胜罚”。政治的腐败和刑罚的严苛，让百姓苦不堪言，为王艮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3.社会生活方面

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很能体现当时的世道人心的。与王艮所处年代相距很近的著名的戏曲家汤显祖所作《牡丹亭》、文学家冯梦龙所作“三言两拍”等作品当中充满了对“”的描写与刻画。这是与理学禁欲主义的公然作对，也体现了时人对封建纲常的叛逆。那么与文学作品对应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呢?《客座赘语》载：南京城正、嘉以前“风尚最为醇厚”，尤其是“嘉靖中年以前，犹遵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可见当时之社会情势。纲常对于世道人心的约束式微。理学对人性的压抑，使得民众对其反感异常，人心思变为王艮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人文基础。

(二)王艮身世

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1年)冬十二月八日，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王艮出生在一个“灶户”(也称亭户)家庭，灶户就是获得政府批准占有灶籍在盐场设灶煮盐的盐户。灶户的社会地位之低，史书上有所记载：“令各府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煮盐之民又称“灶丁”或“亭子”。灶丁从15岁至60岁，每年都要向官府缴纳一定的“盐课”，还要承担官府徭役。灶丁的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生存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王艮就是灶丁。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载，王艮7岁人私塾读书，11岁便因家贫辍学“就理家政”，19岁外出经商(贩卖私盐)。八年的灶丁生涯王艮目睹又身历了最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他分外地想让这些为生存痛苦挣扎的百姓尊严而快乐地生活，这也为他的早期启蒙思想奠定了基调。而只受过四年蒙学教育的经历与他的思想罕受“名教羁络”不无关系。
王艮25岁时，过山东，谒孔庙，“萌发了‘孔子亦人耳’的朴格平等观念……树立了“代圣贤言志”的自信与志向。29岁时，王艮“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遂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这可以看做王艮托梦言志，“天坠压身”象征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和正统理学思想的束缚，带给百姓的无边痛苦，王艮本人愿作擎天之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他的思想照亮变革之路。从这一年起至38岁，王艮在家乡自学、讲学。早期启蒙思想初步形成。
38岁至47岁的十年中，王艮师从王阳明，受到阳明心学较深的影响，但他“时时不满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王艮与王阳明的思想冲突下文将有所阐述。
王艮47岁时，王阳明逝世，在葬师后，回到家乡，开始招徒独立讲学，直到57岁离世，泰州学派自此正式发端。从学王艮者甚众，既有冠冕之士也有渔樵布衣。王艮声名日隆，影响愈大，其早期启蒙思想也更为成熟和深刻。

二、王艮早期启蒙思想的理论土壤

思想不是无根之水，对他人思想的批判、继承或延伸，实质上也是既有思想以各种方式对个人思想的影响，因此成为个人思想形成的土壤。

(一)理学的统治

宋代初建，最高统治者有鉴于唐代藩镇势力对政权的致命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权。但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频发的农民起义就是例证)。封建正统思想也在发生变化，以适应高度集权的需要，于是理学应运而生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理学又称道学，其认为“理”为万物之本，世上万物均由“理”而孕生。“理学萌发于唐‘韩愈’道统思想，中经北宋程颢、程颐的发展，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他思想的指导原则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学思想中三纲五常就是这个“天理”，所谓“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而“三纲五常，礼之大体……皆因之而不能变”，因此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人欲”则既包括对“天理”的怀疑与违背，也包括人的物质需要，如衣食住行等。理学家认为人欲张，则天理亏——这直接威胁到封建统治者以纲常为核心的权力基础，因此对人欲必然加以最大程度的遏制。这样一种压抑人性的理论在南宋以后成为官学，元仁宗皇庆年间曾诏令科举考试以朱熹所作《四书章句集注》及五经传注作为应试标准。到了明代，明成祖钦定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理学著作，不是朱熹所著就是朱熹所注，使得“朱学具有了法典的意义……学者士人只能以朱学为鹄的，极力推崇而不敢逾越”。
王艮所处的年代，刻板严峻的理学与经济日趋繁荣的现实社会渐趋脱节。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对理学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感和逆反，质疑理学的声音不绝于耳，王艮也不例外，他的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事实上就是源于对理学的反抗。

(二)心学的兴起

由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情势的变化，理学发展到明中期，也呈现出了僵化的态势，王阳明的心学为理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其实质是将道德——程朱所说的客观早有的‘天理’——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以便从人们心灵深处压制人们的所谓‘邪念”。心学的中心思想是“心外无物”，即是说世间万物都是由心而生，心能体会到的便是存在，心所不能感知的便不存在。这与理学万物由理而生的哲学观念是有差别的。心学与理学虽然在哲学观念上有所区别，政治目的却是相同的，一是维护封建道德；二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心学并未脱离理学的范畴。应该注意的是心学毕竟有别于理学，心学反对理学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晦涩牴牾的哲学，更加重视人的内心感受，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文主义倾向，同时也为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的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条进路。
王艮跟随王阳明左右近十年，对阳明之学有所继承，但更多的是发挥和改造，诚如黄宗羲所言：“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王艮与其师思想相异的根源就在于立场的不同，王阳明以朝廷重臣的身份更关注维持现有的封建制度，而王艮一介布衣更多关注的是“百姓日用”之事。

三、王艮早期启蒙思想的内容

本文中一直在使用启蒙这个概念，笔者以为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简单论述，以助明确王艮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合理性。启蒙一词，笔者所知最早出现在东汉应劭撰《风俗通·皇霸》中：“且有疆兵良谋，杂袭继踵，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之后的文献中也有使用，如朱熹《易学启蒙》，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浅眇，安得一切智人出兴于世，作大归依，为我启蒙发覆耶”等等。由上可见，启蒙在中国古代有使人明其所未知之事理的意思。但近代以后，西学东渐，人们所称“启蒙”却是源自西方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西方启蒙时代(Age 0f Enlightenment)古典自然法理论兴盛，作为启蒙思想的内核，影响巨大，直接成为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建国理论。其主要观念有：①人性解放。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发展。②个人本位。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念，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组成社会的目的。③平等。不仅指平等或平均地占有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把所有人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④博爱。指对整个人类的广泛的爱。此外，还有涉及到具体政治法律制度设计的分权主义观念、社会契约观念等等。
由此可知，中国固有之“启蒙”概念与近代意义上的“启蒙”并不完全契合，二者都有发明新事理之意，但后者在内容上有一定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论及启蒙思想则应当对上述古典自然法观念有所体现。之所以称王艮的思想具有启蒙思想的属性，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中确已包含有上述观念。

(一)人性解放观——对理学的反抗

欧洲启蒙思想家解放人性的诉求基于天主教对人性的束缚，而王艮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理学压抑人性的反抗。其思想的矛头直指“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理学基本原则。在王艮看来，“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出自《周易·系辞上》“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一句。这里王艮有托古之意，借圣贤之语反对理学对人欲的抑制。什么是王艮的道呢?“愚夫愚妇知与能行，便是道。”愚夫愚妇能知与能行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质生活需要和人生而有之的七情六欲。同样，这也是在王艮眼中的“天理”，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对于百姓来说，生存的权利、生活的权利不正是这“天然自有之理”吗?那王艮眼中的“人欲”又是什么?“才着意，便是私心”、“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他所谓的人欲是对“天然自有之理”的干涉。王艮也主张消除私欲，如他在《乐学歌》中所言：“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但此私欲已与理学所指之人欲相差不知多少，他所要消除的私欲，是干涉百姓生存、生活权利的行为，是压抑人性的思想。可以这样说，王艮重构了“天理人欲”观念，他欲达之天理中已然包裹了理学想要消灭的人欲。
王艮不但肯定了人民确保生存、自由生活意愿的正当性，而且认为人应有“思想的自由”，反对理学对人的思想的粗暴干涉，他对徐节推语“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须人为立意做作”，赞赏有加，称之为“见之真，信之笃”。但必须对“思想的自由”加以注意，王艮认为人民可以自由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他相信“天理良知(道、天理、良知在王艮的话语中是可以相互置换的)”自在人心，通过“学”——君可以成为“尧舜之君”，民可以“成为尧舜之民”。他所谓道、天理、良知事实上仍包含着忠、孝等封建核心，这从他自身的行为上就可知悉，据《遗集·年谱》载，王艮父亲曾患痔疮，疼痛难忍，王艮见血肿竟以口吮之以解父之痛，可见王艮视孝之重。王艮只是相信人民即使自由地思想仍不会离经叛道，并非提倡真正意义的思想自由。但，相比理学强制人思想的行径，王艮无疑开放和宽容得多。
因此，王艮在反抗理学中所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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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确有解放人性之功效，对其冠以启蒙之谓也是不为过的。

(二)个人本位观、平等观、博爱观——对心学的发挥与背离

王阳明将天地万物的本源由理学外化的“理”转变为内化的“心”，哲学意义上虽同属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更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如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如果说阳明心学迈出了人本主义的一小步的话，那么王艮的思想将其更往前推进了一大步，隐约中已能看到个人本位的影子。王艮十分强调“身”，十分强调自我(《尔雅·释诂》曰：身，我也)的主体地位。
“故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
“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
“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
以上所言是从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来说明身的重要性，这里的身不是指王艮个人，更加不是指王艮的躯体，而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个人是天下国家的基础，没有个人就没有天下国家。除了身是天下国家的构成要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作用。王艮指出：“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这是人的价值体现。王艮谈“尊身”绝不只限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因为人能够去实现自我的价值，这价值就是弘道。中国古代，儒士一直都有弘道观念，在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影响下，往往不惜以身殉道。但是王艮并不主张“杀身成仁”，他更看重对个体的保护，把人的生存权利始终摆在首位。举例说明：孔子曰：“殷有三仁”，是指纣王无道，微子遂舍朝廷而去；箕子谏纣不听，披发佯疯，被纣王革为奴隶；比干强谏纣王，被纣王剖心而死。王艮反对孔子“以其心皆无私，故同谓之仁”，而是认为“优劣则于记者次序见之矣”。由此可见王艮“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之态度，道与身遂处在同一层面，但毕竟元身便“道无所依”。
王艮与王阳明思想分歧的焦点在“爱民”与“爱人”上。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打压和限制人的天然需求，造成社会反抗情绪的积聚和爆发，实质上背离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张。王阳明认识到了这一点，十分重视“爱民”、“保民”，并重申“民为邦本”之论，“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摇，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从这句话中，可以清晰地读出，王阳明保民是为了统治者可以“有粟而得食”，最终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王艮提倡“爱人”，他说：
“爱人直到人亦爱，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
王阳明之“爱民”思想是一种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由上对下的，纵向关系的爱；王艮所言“爱人”则是站在作为个体的人的立场上，是没有等级的，横向关系的爱。王艮在《明哲保身论》中将“爱人”的观念进一步推向深入：
“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
王艮以“身”为出发点，将他的“爱”推行于无差别的个体之间，“推己及人”，强调个体在正视、珍惜、尊重自身的需要、生命、尊严时，也将必然地对他人报以同样的感情，最终欲达之结果是“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价值的实现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如此从“自身角度出发”，则一个平等、博爱的社会自然形成，这才是真正地顺应“天理”——人之需求隶属其中，且积极地、不违背整体利益地得到满足。王阳明的“爱民”观仍属儒家传统“仁爱”观的范畴，而王艮的“爱人”观则更接近抑或可以说部分重合于“博爱”观念了。因此，王艮的这一“爱人”思想，明显带有朴素的“个人”、“个体”本位倾向和对平等、博爱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与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启蒙思想不谋而合。
王艮对平等的渴望也不见于其师王阳明。在王阳明那里，人是有等级的，他说：“惟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所由分也”。圣愚有分的题外之意不外乎圣当统愚，愚服从于圣是应该且必需的。但在王艮看来，所谓良知，所谓天理，所谓道无非“愚夫愚妇与知能行”的“百姓日用”之事，毫无神秘之处，“人人皆可为尧舜”。不难看出，他真正想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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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人格上所有人是平等无差的。
王艮晚年时，得到了一次实践他平等思想的机会，据《年谱》载：“时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谋。先生竭心经划，二公喜得策，一均而事定，民至今乐业。”王艮所供之策就是《均分草荡议》，其部分已佚，残留部分尚能看出王艮主张，将场内草荡丈量之后，“除粮田、官地等”外，划“定经界”，按照灶丁人头，“每丁分该若干顷亩”，这样的主张已不同于封建式的土地垄断，均分和“定经界”体现了王艮平等、平均主义的小私有思想。由主张人格上的平等发展到对经济上的平等的诉求，王艮已然注意到了封建制度下不平等的根源，即土地的分配问题，王艮的早期启蒙思想渐趋深刻。
王艮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王艮54岁时，与友、徒同游金陵灵谷寺，同游之人“列坐寺门歌咏”，王艮曰：“此羲皇景象也。”过了一会，王畿到来，“同游序立候迎”，王艮曰：“此三代景象也。”又过了一会，“隶卒较骑价争扰寺门外”，王艮曰：“此五伯景象乎?”王艮再次托古以言志。五伯也即春秋五霸，当时的社会状况是诸侯割据，以力霸天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王艮实检测五伯景象以喻当时之世，指出封建社会对人的压迫与戕害，这也是他不满最甚的社会情态。三代即夏商周时代，这一时期礼制昌明，为先秦儒家所称颂和向往。王艮对此也不甚欣然，虽然礼制社会较为稳定而少纷争，但他反对森严的等级制度。羲皇时代是传说中的远古社会，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很多都习惯于将其美好的社会理想描述成上古景象，原因大概是“托古改制”较易为人所接受，王艮也不例外。他真正向往的社会形态是人们可以“列坐歌咏”式的，也就是个体自由，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人的价值可以充分实现的“大同之世”。
四、结语
王艮出身寒微，识尽民间疾苦，好学而自强，手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启蒙学派——泰州学派。泰州后学不负先师，“多能以赤手搏龙蛇”，将先师启蒙思想的火种手手相传。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虽对王艮及泰州学派多有批判，但其所受之影响也是非常明晰的。王心斋先生无愧为“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
(责任编辑　关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