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
[摘要]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能够指导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在中国现实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自觉回应“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等当代流行思潮的挑战，合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发展方向。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0-0011—07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开掘与激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说到底便是在全球化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恰恰构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目标。由于国内、国际诸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各种曲折、障碍中蜿蜒前行的。全球现代性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所凸显的矛盾与冲突都迫切需要我们反思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反思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现代性”本身。因而，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呼唤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才获得了当代出场的条件和路径。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能够指导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一种总体性的现代社会理论，主要透过资本主义、资本逻辑来审视现代性的生成、矛盾与超越问题，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开启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建构的路径。这些思想只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其实践意蕴。
那么，应当如何在现代性建构的现实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推进现代性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在中国现实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根据当代实践要求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合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发展方向。
首先，从历史境遇来看，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点是“晚发”与“外生”。所谓“晚发”就是指，中国现代性在发生时间上晚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所谓“外生”就是指，中国的现代性起初主要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自主生长出来的，而是由西方强国通过殖民征服从外部强行输入的。“晚发”与“外生”的双重性质，不仅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在发展水平上落后于西方现代性，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现代性进程始终伴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冲突。晚发外生的现代性形式极为浓缩地表现出现代性矛盾的尖锐性，由此产生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二难悖论”：如果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吸收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就有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的危险；如果拒绝融入世界体系，拒斥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就会永远落后于世界主流。深刻的“二难悖论”决定了发展道路的复杂性。
其次，从当代现实来看，中国的现代性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包含着一些特殊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国家赢得独立自主，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独立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基本建立，“外生”的现代性逐渐发展为“独立自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文明成果的前提下，独立自主的现代性获得了广泛的外援性条件，开启了全球眼光，实现了经济崛起，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崭露头角。然而，中国现代性所固有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代中国“不仅苦于现代性之发展，而且更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诱发一系列不稳定、不健康的负面因素；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欠发达使得大量前现代因素持续留存，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包袱和障碍。上述两方面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矛盾图景。其中，最为明显的两个症候是：社会时空的重叠和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
一是社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结构与历史时空的倒错重叠，“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个时空世界在当代中国同时并存。从宏观的空间尺度上看，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差异性的时空各自集中分布于西部、中东部内陆和东部沿海等区域之中。从更为微观的空间尺度上看，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也同样表现出多时空并存的差异性格局。社会时空上的差异与断裂，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生产方式以致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层面的差异与断裂，显然构成了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二是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与“市场社会”的风险。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稳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的勃兴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推动财富创造、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也伴生着一些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始终包含着“市场社会”的风险。所谓“市场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其中，市场交换关系
一是应当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区分开来，探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的课题，在实践中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做出专门区分，因而也就将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自由人联合体。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则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与民族国家相结合的路径。更进一步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更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探讨了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二是应当将“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探讨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利用资本来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从实质上说，“资本”是生产关系的一
三是应当将马克思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进行“合理利用和限制”的实践策略。由于“晚发外生”的历史性质，中国现代性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分享、利用资本所带来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马克思将资本看作一把双刃剑，并区分了资本逻辑中引发对抗分裂的“异化形式”与拉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解放潜能”。这就启示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内部控制和规避资本的异化形式，并最大程度地利用、发挥国家内外资本的解放潜能。
四是应当将马克思主要针对资本统治的批判发展为社会主义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合理控制的思想。由于身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主要针对的是资本逻辑，他并未将资本批判全面地扩展为权力批判，没有建立起批判资本与权力交互关系的专门理论。列宁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正日益紧密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而从当代社会发展来看，存在着资本与权力相互交换的风险，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方式防止和阻断这种趋势的萌生。
五是应当发挥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构想，探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整合”与“个性自由”的问题。汲取马克思社会整合与个性自由相互统一的思想，通过人民来规避国家与市民社会彼此分裂以及资本与权力相互交换的风险，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葆有内在超越的趋势与活力。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当代流行的“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思潮中，最具挑战性的便是彼此对立的“后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化理论一历史终结论”。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指认为宏大叙事、同一性强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对其思想基础加以颠覆性解构，并不同程度地宣布现代性的终结与后现代性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所针对的主要论敌之一便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起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对一元的直线进步模式怀有强烈信念，将某种单一的“西方现代模式”预设为一个必然如此、别无选择的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前现代”国家、地区遵循“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亦步亦趋、不断效法和持续追赶。“冷战”结束之后，保守化的自由主义者急于论证资本主义现代性形式的完善性与永恒性，西方现代化理论便进一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者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制度视作现代性的最高成果，认为不再会出现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从而一劳永逸地将资本主义现代性宣布为历史发展的终点。
后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化理论一历史终结论，这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却分享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在一种简单化的理论视野中，二者都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加以贬斥或者褒扬，没有看到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对立倾向的矛盾综合体，其自身就包含着解决矛盾的积极条件。由此，二者都错失了思考现代性问题、寻找现代性出路的正确方法。
与上述对立双方不同，马克思审视现代性问题的视野则更具历史感和辩证性。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将现代性看作一个包含着内在对立倾向的复杂矛盾体，他区分了现代社会的“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又区分了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从而发现了一条现代性“内在超越”的道路。首先，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历史终结论不同，马克思一方面继承发展了启蒙主义的进步观念，另一方面又吸收发展了浪漫主义等反现代主义者对社会进步的批判，形成了内含批判维度的现代性概念，丰富了“进步”、“发展”概念的内涵，揭示了进步与倒退伴生的对抗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性。由此看来，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将马克思与启蒙主义、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终结论混为一谈，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宏大叙事的范本来加以批判的做法，显然低估了马克思思想中超越现代性的维度。其次，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也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内在超越，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奉行文本话语批判和外在超越的思路，不能真正把握住现代性的矛盾和出路。要言之，马克思思想既有坚持启蒙主义理念的成分，又有从社会批判角度颠覆启蒙主义的单线进步观念和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尝试。因而，马克思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抽象对立，形成了一种辩证的现代性概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来说，辩证的现代性观点比简单化的现代性观点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现代性理论，才能完整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关系，而“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往往抽象地割裂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道路与普遍境遇，并各执一端。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参与者，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而不是盲目跟从西方现代化理论、历史终结论或者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
如果盲目跟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策略，那么，当代中国就会无视发展的普遍境遇，错失发展的机遇，迷失发展的方向。全面解构现代性，全盘拒斥既有的现代性形式，就会导致中国自外于全球现代性的普遍进程，这种做法一不合理，二不可能。首先，当代中国放弃现代性的追求是不合理的。近现代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其实质就是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从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落后国家向对外开放、蓬勃发展的现代国家的转型。由于既有的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性，就需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现代性
同样地，如果盲目跟随西方现代化理论，盲目信奉历史终结论，全面模仿和接受资本主义现代性，那么，当代中国就会无视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损害发展的自主性，丧失发展的全面性。首先，全面模仿资本主义现代性，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发展的自主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代世界体系仍然由资本主义所主导，仍然遵循资本的逻辑。资本具有全球扩张和全面支配的逻辑，不断从积累中心地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加强渗透。如果不坚持国家自主发展的道路，只是消极地跟随资本逻辑而随波逐流，那么势必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丧失自主性，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从而走向“依附性发展”。其次，全面模仿资本主义现代性，就会丧失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资本主义现代性行进于资本的矛盾裂变之中。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整个社会生活都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与环节。因此，现代性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巨大的对抗和灾难。当代中国如果盲目适应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要求，任由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残缺化和片面化，那么势必妨碍社会发展的自我矫正与自我更新，丧失社会发展的全面性。
当然，拨开西方现代化理论、历史终结论和后现代主义等意识形态迷雾，并不是要对它们彻底抛弃，而是要批判地汲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以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弘扬马克思思想的现代主义品质，规避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某些全盘解构和拒斥现代性的有害倾向，坚持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方向；另一方面，还应该吸取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合理因素，探索马克思思想的后现代意蕴，克服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终结论所预设的单
结语
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矛盾，迫切要求现代性发展方式实现一种“内在超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式，在伴生大量矛盾的同时，也不断创造着解决这些矛盾的积极条件。对于既有现代性发展方式的超越，绝不是对既有现代性成果的全盘否弃，而是立足于现代性发展自身提供的积极条件，走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畸形、残缺、片面化发展的现代性，而走向另外一种健康、完整、全面发展的现代性。
超越片面化现代性的诉求，正是对一种“完整的现代性”的呼唤：就是要本着科学发展的原则，发掘和释放既有现代性发展方式中蕴含的解放潜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怎么写作。在当代中国，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现代性的实践目标集中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这一目标的达成，要求在利用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矫正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有效地利用和限制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这尤其需要统筹“国际接轨”与“自主发展”的关系，扎根于本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于本国的改革实践，同时开启全球视野，积极吸收国外资源与经验，走中国特色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道路；需要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参与机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合理的规划与限定。
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凸显不断要求我们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当代境遇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实践进程，应当正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责任编辑孔伟]
[摘要]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能够指导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在中国现实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自觉回应“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等当代流行思潮的挑战，合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发展方向。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0-0011—07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开掘与激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说到底便是在全球化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恰恰构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目标。由于国内、国际诸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各种曲折、障碍中蜿蜒前行的。全球现代性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所凸显的矛盾与冲突都迫切需要我们反思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反思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现代性”本身。因而，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呼唤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才获得了当代出场的条件和路径。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能够指导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一种总体性的现代社会理论，主要透过资本主义、资本逻辑来审视现代性的生成、矛盾与超越问题，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开启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建构的路径。这些思想只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其实践意蕴。
那么，应当如何在现代性建构的现实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推进现代性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在中国现实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根据当代实践要求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合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发展方向。
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
理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关键是直面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这就需要深刻把握中国现代性得以生成发展的特殊条件、特殊矛盾和特殊道路。自战争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关切，不是“我们要不要现代性”而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现代性”的问题。由于“晚发外生”的历史境遇、矛盾凸显的当代现实以及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当代中国应当在“多元现代性”中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首先，从历史境遇来看，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点是“晚发”与“外生”。所谓“晚发”就是指，中国现代性在发生时间上晚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所谓“外生”就是指，中国的现代性起初主要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自主生长出来的，而是由西方强国通过殖民征服从外部强行输入的。“晚发”与“外生”的双重性质，不仅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在发展水平上落后于西方现代性，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现代性进程始终伴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冲突。晚发外生的现代性形式极为浓缩地表现出现代性矛盾的尖锐性，由此产生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二难悖论”：如果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吸收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就有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的危险；如果拒绝融入世界体系，拒斥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就会永远落后于世界主流。深刻的“二难悖论”决定了发展道路的复杂性。
其次，从当代现实来看，中国的现代性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包含着一些特殊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国家赢得独立自主，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独立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基本建立，“外生”的现代性逐渐发展为“独立自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文明成果的前提下，独立自主的现代性获得了广泛的外援性条件，开启了全球眼光，实现了经济崛起，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崭露头角。然而，中国现代性所固有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代中国“不仅苦于现代性之发展，而且更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诱发一系列不稳定、不健康的负面因素；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欠发达使得大量前现代因素持续留存，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包袱和障碍。上述两方面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矛盾图景。其中，最为明显的两个症候是：社会时空的重叠和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
一是社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结构与历史时空的倒错重叠，“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个时空世界在当代中国同时并存。从宏观的空间尺度上看，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差异性的时空各自集中分布于西部、中东部内陆和东部沿海等区域之中。从更为微观的空间尺度上看，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也同样表现出多时空并存的差异性格局。社会时空上的差异与断裂，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生产方式以致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层面的差异与断裂，显然构成了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二是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与“市场社会”的风险。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稳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的勃兴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推动财富创造、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也伴生着一些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始终包含着“市场社会”的风险。所谓“市场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其中，市场交换关系
源于：论文 范文www.udooo.com
（而非关系、政治关系）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本构造、运作方式和整合机制。市场社会的运作方式集中体现为权力与资本的非法交换，如不加以有效的政府调节和监督，就可能会危害到社会的公正与团结。摘自：学年论文格式www.udooo.com
对此，我们应当根据当代实践的要求“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的思想视野中，现代社会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社会，而民族国家则是附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形式。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民族国家都是需要超越的历史环节，由此，共产主义社会便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自由人联合体。然而，在当代境遇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并没有被全面超越，而是日益显现出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潜能。由此，现时代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为准绳来创造性地激活和转化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一是应当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区分开来，探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的课题，在实践中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做出专门区分，因而也就将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自由人联合体。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则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与民族国家相结合的路径。更进一步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更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探讨了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二是应当将“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探讨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利用资本来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从实质上说，“资本”是生产关系的一
摘自：学生论文www.udooo.com
种特定类型，而“资本主义”则是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区别。一个社会并不是只要有资本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只有在资本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情况下才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局部领域允许资本活动，但同时在社会整体上不受资本的支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强调“资本”和“资本主义”的严格区分，也没有专门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的问题。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进一步地在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实践中发展出社会主义利用国家内外的资本以实现自我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三是应当将马克思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进行“合理利用和限制”的实践策略。由于“晚发外生”的历史性质，中国现代性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分享、利用资本所带来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马克思将资本看作一把双刃剑，并区分了资本逻辑中引发对抗分裂的“异化形式”与拉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解放潜能”。这就启示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内部控制和规避资本的异化形式，并最大程度地利用、发挥国家内外资本的解放潜能。
四是应当将马克思主要针对资本统治的批判发展为社会主义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合理控制的思想。由于身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主要针对的是资本逻辑，他并未将资本批判全面地扩展为权力批判，没有建立起批判资本与权力交互关系的专门理论。列宁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正日益紧密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而从当代社会发展来看，存在着资本与权力相互交换的风险，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方式防止和阻断这种趋势的萌生。
五是应当发挥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构想，探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整合”与“个性自由”的问题。汲取马克思社会整合与个性自由相互统一的思想，通过人民来规避国家与市民社会彼此分裂以及资本与权力相互交换的风险，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葆有内在超越的趋势与活力。
三、超越“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的二元对立
“中国特色”的关键含义在于不随波逐流，不盲目跟风，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自主性”。这就需要自觉回应各种形式的“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思潮的挑战，充分彰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合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正确发展方向。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当代流行的“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思潮中，最具挑战性的便是彼此对立的“后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化理论一历史终结论”。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指认为宏大叙事、同一性强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对其思想基础加以颠覆性解构，并不同程度地宣布现代性的终结与后现代性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所针对的主要论敌之一便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起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对一元的直线进步模式怀有强烈信念，将某种单一的“西方现代模式”预设为一个必然如此、别无选择的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前现代”国家、地区遵循“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亦步亦趋、不断效法和持续追赶。“冷战”结束之后，保守化的自由主义者急于论证资本主义现代性形式的完善性与永恒性，西方现代化理论便进一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者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制度视作现代性的最高成果，认为不再会出现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从而一劳永逸地将资本主义现代性宣布为历史发展的终点。
后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化理论一历史终结论，这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却分享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在一种简单化的理论视野中，二者都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加以贬斥或者褒扬，没有看到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对立倾向的矛盾综合体，其自身就包含着解决矛盾的积极条件。由此，二者都错失了思考现代性问题、寻找现代性出路的正确方法。
与上述对立双方不同，马克思审视现代性问题的视野则更具历史感和辩证性。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将现代性看作一个包含着内在对立倾向的复杂矛盾体，他区分了现代社会的“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又区分了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从而发现了一条现代性“内在超越”的道路。首先，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历史终结论不同，马克思一方面继承发展了启蒙主义的进步观念，另一方面又吸收发展了浪漫主义等反现代主义者对社会进步的批判，形成了内含批判维度的现代性概念，丰富了“进步”、“发展”概念的内涵，揭示了进步与倒退伴生的对抗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性。由此看来，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将马克思与启蒙主义、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终结论混为一谈，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宏大叙事的范本来加以批判的做法，显然低估了马克思思想中超越现代性的维度。其次，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也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内在超越，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奉行文本话语批判和外在超越的思路，不能真正把握住现代性的矛盾和出路。要言之，马克思思想既有坚持启蒙主义理念的成分，又有从社会批判角度颠覆启蒙主义的单线进步观念和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尝试。因而，马克思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抽象对立，形成了一种辩证的现代性概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来说，辩证的现代性观点比简单化的现代性观点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现代性理论，才能完整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关系，而“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往往抽象地割裂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道路与普遍境遇，并各执一端。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参与者，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而不是盲目跟从西方现代化理论、历史终结论或者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
如果盲目跟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策略，那么，当代中国就会无视发展的普遍境遇，错失发展的机遇，迷失发展的方向。全面解构现代性，全盘拒斥既有的现代性形式，就会导致中国自外于全球现代性的普遍进程，这种做法一不合理，二不可能。首先，当代中国放弃现代性的追求是不合理的。近现代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其实质就是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从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落后国家向对外开放、蓬勃发展的现代国家的转型。由于既有的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性，就需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现代性
源于：毕业总结范文www.udooo.com
的先进文明成果。在没有真正实现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发展之前，就试图全盘解构各种形式的现代性，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理性的。其次，当代中国放弃现代性的追求是不可能的。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就是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逐步深入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也构成了中国社会不可抗拒的进步趋势和历史潮流。企图跳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而走向所谓“后现代性”或“前现代性”的做法，是缺乏历史条件和现实根基的。综上，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应该紧紧围绕着“现代性建构”这个核心，紧紧抓住“完整的现代性”这个目标，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样地，如果盲目跟随西方现代化理论，盲目信奉历史终结论，全面模仿和接受资本主义现代性，那么，当代中国就会无视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损害发展的自主性，丧失发展的全面性。首先，全面模仿资本主义现代性，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发展的自主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代世界体系仍然由资本主义所主导，仍然遵循资本的逻辑。资本具有全球扩张和全面支配的逻辑，不断从积累中心地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加强渗透。如果不坚持国家自主发展的道路，只是消极地跟随资本逻辑而随波逐流，那么势必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丧失自主性，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从而走向“依附性发展”。其次，全面模仿资本主义现代性，就会丧失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资本主义现代性行进于资本的矛盾裂变之中。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整个社会生活都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与环节。因此，现代性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巨大的对抗和灾难。当代中国如果盲目适应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要求，任由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残缺化和片面化，那么势必妨碍社会发展的自我矫正与自我更新，丧失社会发展的全面性。
当然，拨开西方现代化理论、历史终结论和后现代主义等意识形态迷雾，并不是要对它们彻底抛弃，而是要批判地汲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以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弘扬马克思思想的现代主义品质，规避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某些全盘解构和拒斥现代性的有害倾向，坚持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方向；另一方面，还应该吸取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合理因素，探索马克思思想的后现代意蕴，克服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终结论所预设的单
一、直线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观念，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形式。
要超越“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关键还是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分清现代性的“普遍内涵”和“特殊形式”。当代中国要保持住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性，就必须在分享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利益的同时，警惕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和风险。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分清现代性发展的“普遍内涵”与“特殊形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特殊社会形式都能够发展出现代性，都能够创造出现代社会的普遍物质内容，都能够培育出现代文明的一般成果。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形式中，人与社会的发展服从于资本增殖；而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形式中，资本增殖服从于人与社会的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辩证地区分现代性的普遍内涵与特殊形式，才能够合理地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普遍性的现代性成果，规避资本主义特殊形式本身的消极因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结语
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矛盾，迫切要求现代性发展方式实现一种“内在超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式，在伴生大量矛盾的同时，也不断创造着解决这些矛盾的积极条件。对于既有现代性发展方式的超越，绝不是对既有现代性成果的全盘否弃，而是立足于现代性发展自身提供的积极条件，走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畸形、残缺、片面化发展的现代性，而走向另外一种健康、完整、全面发展的现代性。
超越片面化现代性的诉求，正是对一种“完整的现代性”的呼唤：就是要本着科学发展的原则，发掘和释放既有现代性发展方式中蕴含的解放潜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怎么写作。在当代中国，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现代性的实践目标集中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这一目标的达成，要求在利用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矫正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有效地利用和限制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这尤其需要统筹“国际接轨”与“自主发展”的关系，扎根于本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于本国的改革实践，同时开启全球视野，积极吸收国外资源与经验，走中国特色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道路；需要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参与机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合理的规划与限定。
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凸显不断要求我们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当代境遇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实践进程，应当正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责任编辑孔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