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晚清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路径探析

摘要：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是晚清文学及其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对杂志所刊小说文本的研究，一种是以杂志本身为对象的研究。在两种研究路径中，第一种持续时间长、成果多，处该领域研究的宰制地位，但研究后续成果创新不足；第二种起步晚、成果少、不系统，但着力凸显小说杂志作为中国早期大众传媒之一种对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影响，对突破文学研究的学科壁垒有方法论的意义。针对第二种路径研究不充分的现状，从现代性理论视角运用传播学、文学、编辑出版学等学科研究新方法深入解读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价值及意义将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及视角。
关键词：晚清小说；晚清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方法
1672-4283（2012）04-0148-07
晚清白1902至1910年间创办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并称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从媒介形态上说，它们是近代报刊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从发生学角度看，它们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早期具有卓越见识的知识分子通过向西方媒介的学习、借鉴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新型媒介，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物质形态。从文学意义上讲，小说与杂志的结合不仅使报刊形式丰富化、现代化，在小说从边缘文体向中心文体位移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中国文学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正如著名学者陈平原所说：“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文学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它“兼及物质与精神、文化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特性，使之成为考察晚清文学最理想的研究对象。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研究有两种路径：小说研究和杂志研究。小说研究是指以杂志所刊载的小说文本为主，涉及作家及作品的主题意蕴、叙事技巧、情节结构、文本类型、语体形式、文本意义等的研究。这一研究路向始于1920年代，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创新性明显不足。杂志研究是指以传播学、期刊学、编辑出版学等学科为基础，围绕杂志形式、版式、广告、编辑思想、传播方式等展开的研究。1990年代之前，这类研究没有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关注，之后随着版本学、期刊学、传播学等学科独立性增强和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形成了一些成果，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亟待进一步推进。梳理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研究路径，意在通过新史料的发掘、新理论的应用、新思路的开拓，寻绎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自身的价值及其作为媒介这种独立存在物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进一步确认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的合法性。
研究路径一：关于杂志小说的研究
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阿英曾经说过：“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个时期是最突出的。一是唐朝的传奇小说，二是晚清小说。这两个时期小说的特点，就是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情况，和产生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化基础上的各种不同的思想。”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相关研究是随着小说创作与翻译同时起步的。创办于1902年的《新小说》所刊《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分别由谈虎客和平等阁主人批注，这是关于现代小说最早的评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第一部专章论述和分析晚清小说的著作。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是晚清小说研究的标志性著作。除此之外，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均对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相关内容均有所评述。相比较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则以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米列娜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最具代表性。梳理已有的研究，可以将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七个问题：

(一)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不但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常常从一个方面代表着文学研究的水准和品质。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当晚清小说从古代的“小道”逐渐转变为中国文学的核心文体后，这一方法遂被广泛运用到晚清小说研究当中，通过对作家身份的考证，建立起早期的晚清作家作品研究体系。魏绍昌的《晚清四大小说家》、刘瑜的《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刘德隆的《刘鹗散论》、王祖献的《<孽海花>论稿》、时萌的《曾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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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这些专著从不同侧面对晚清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综合评述，是近年来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有关晚清小说史的研究

史的研究是研究由散论向系统论发展的重要标志。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阿英的专著《晚清小说史》，我国有了第一部晚清小说史。在该书中，阿英前后引述的晚清小说作品200多种，涉及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作品90多种。这一研究既显示出占有史料的丰富性，也显示出对晚清小说专业研究的开创意义，虽没有建构起史的体系，但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和地位。
继阿英之后，1997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欧阳健著《晚清小说史》是又一部晚清小说研究专史。该书在论述体例上与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有所不同：阿英是以小说类型为经线，以作品为纬线，而欧阳健则以时间为经线，以作家及作品为纬线；因所处时代不同，持论也不同：阿英所在1930年代，文化背景比较单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当时的主流理论话语，所以他运用的是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欧阳健处于文艺观多元化的新时期，注重发掘作品的独特性，背景分析的视野也更加广阔；两书的侧重点不同，阿英略述的晚清四大小说在欧阳健的小说史中有详细论述和评析，阿英忽视的作家作品在欧阳健的小说史中有所补充，如《新中国未来记》《文明小史》。
两本小说史对晚清小说都着力进行了细致分析，但未能进一步分析晚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未涉及晚清小说理论，未能完整地呈现出晚清小说的历史发展进程。

(三)关于翻译小说的研究

在晚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方小说的译人使中国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发生质变，所以晚清翻译小说研究是考察晚清小说质变的关键。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共刊载翻译小说82篇，其中《新小说》14篇，《绣像小说》16篇，《月月小说》41篇，《小说林》11篇，以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为主。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较早关注晚清翻译小说，但并未论及四大小说杂志的小说文本。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杜慧敏《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阚文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几种，王宏志主编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和卜立德主编的《Translation and Creation——Reading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1840-1918》两部论文集，也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四)晚清小说与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关系的研究

将晚清小说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审视，可以明确地看到：在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学内部变革的双重动力下，小说在晚清小说界革命运动中取代古典诗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核心文体，并在报刊这一新型大众媒介的支持下创造出与古典小说不同的新内容、新形式、新语言、新意象和新风格。但这种“新”同时却是不完全、不彻底的，有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有对古典文学的保留、有对二者的融合与创新，在许多层面上都表现出在东西方文化中的矛盾与犹疑。正如捷克汉学家米列娜所说：“晚清小说抓住了正在形成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这种主题变化范围使人想起欧洲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它表明，晚清小说有作为民族文学的能力。”美国学者王德威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些来自海外汉学家的观点大大地刺激了中国晚清小说的研究，以致1990年代后以晚清小说为对象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如何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及小说在转型中的意义，成为新文学史观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指向，研究成果中以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影响最大。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以宏阔敏锐的史家眼光及视野，引入西方叙事学为理论构架，通过对小说叙事模式在时间、角度、结构三个方面的渐变分析，对文本、形式及内容进行整合研究。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以“现代性体验”为理论视角，对晚清小说的历史转型展开了文化研究，通过对现代性体验这一具有文化诗学意义的概念的阐释及其内涵、特征的分析，借助个案探讨了晚清小说中的现代性表现，对晚清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开拓意义。此外，郭延礼的《中国文学的变革》、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单正平的《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均是这一方向的重要成果。

(五)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小说理论的研究

随着晚清小说的发展，理论上的反思也得以推进。小说理论是晚清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西方小说的译介过程中，其小说理论对中国小说理论也形成冲击，以序、跋、诗话、评点为主要形式的古典小说批评理论出现了新的变化，小说家们以旧瓶装新酒，在旧的形式中融入了新的批评思想，并将新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古典小说评析，使作品焕发出全新的意义。陈平原的《清末小说理论概说》、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都有一定论见，另有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韩国金泰宽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方正耀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均对晚清的小说理论展开研究，有自觉的批评意识，但部分持阶级立场的分析损害了研究的价值，研究有待于创新。
研究路径二：关于小说杂志的研究
1990年代，在西方理论话语的持续影响下，期刊学、传播学等新的学科逐渐兴起，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同时，文化研究热潮兴起，学术研究中学科交叉研究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都对文学研究突破学科限制走向创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作为中国现代早期大众媒介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文学文本意义得以实现的物质载体，也是文学接受主体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因媒介视角的介入，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在晚清文学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得以凸显，晚清文学在媒介视阈中的特殊表现也成为新的意义基点。沿着这一路径可将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为以下三点：

(一)期刊学视野中的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研究

这一类研究始于本世纪初，2000年山东大学郭浩帆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作为期刊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做了详细的史料梳理和分析论证，第一次从作家群体、文本的思想意义、小说杂志的特色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虽然郭著在某些细节研究上还不够深入，资料的整理还不够充分，研究更多地止于对四大杂志身份的确认以及其意义的合法性阐释，但是它的开拓性是显而易见的。继之，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研究》则部分侧重小说期刊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她不仅分析了《新小说》《绣像小说》的编辑特色，而且关注到了《月月小说》《小说林》的办刊策略。此后，这一路向的相关研究陆续展开，仅2003至2011年以之为主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就有12篇。黄霖先生的《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是一篇重要的研究文献，第一次认真客观地论述了梁启超作为一个编辑和报人对《新小说》艺术性的重视，并从理论倡导、创作实践、编辑思想等方面分析论证了《新小说》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小说》与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是使中国小说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大关戾”。这一研究无论是从期刊学、编辑出版学、文学还是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创新意义。

(二)传播学视野中的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研究

传播学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后，其影响力短期内并没有被充分认识，直到1992年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后，传播学的文化创新价值才受到关注，传播的物质载体价值，媒介的重要性才在学科独立前提下体现出来。加之近20年来网络的普及应用，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的改变日益加深，引起学术界对媒介的广泛反思。文学杂志作为印刷传播时代最重要的媒介形态，对文学生产与传播也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媒介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开始突破文学的学科限制，走向新的意义层面。陈平原主编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周海波的《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等书都关注到了媒介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真正将传播学融入文学研究的是马永强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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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第一次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传播学专用术语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专业范式。

(三)其他角度的研究

除了期刊学和传播学视野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中穿插着对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关联性论述。如陈平原《转变》一书关于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论述：“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有三个在创刊号上登西方文豪像，当然不无作为旗帜的味道。《新小说》选的是托尔斯泰，《小说林》选的是雨果，《月月小说》选的是哈葛德。表面上前两者取法托尔斯泰、雨果，文学趣味自然高些，实际上并非如此；倒是学哈葛德实在些。”根据图像选择的不同判断当时编辑及读者的趣味，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深度解读。此外，他还关注到小说杂志的广告：“在某种意义上说，广告是读者欣赏趣味的最佳表述。以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口味为进攻对象，广告用夸张、明快且大众化的语言，无意中为一时代文学留下一漫画化的缩影。‘新小说’广告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突出其‘思想高尚’，一是强调其‘情节曲折’。前者为提高身价，后者则为招徕读者——不过，‘新小说’家确实也是如此创作的”。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对四大小说杂志作了更加准确明晰的评价：“如果说《新小说》办得最贴近政治，《绣像小说》办得最‘纯正’，《月月小说》办得最‘热闹’，那么两位学者型编者所办的《小说林》在理论上显得最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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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充分地表达自己对小说这种新的启蒙工具的推崇，梁启超将他创办的小说杂志命名为《新小说》。正是梁启超具有的跨文化新视野，才有了《新小说》的诞生。一个“新”字，寄托了梁启超对这一文学杂志革故鼎新的政治愿望，也为中国小说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树立了丰碑。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之于群治之关系》，他在开篇连用十五个“新”字，气势磅礴，令人震撼，尤其是在民智未开、举国迷茫的社会氛围中，无疑于睡梦中敲响的晨钟，被誉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一个标志性文献。《新小说》共创办24期，除了梁启超未完成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新”冠名外，其他栏目也多用“新”字，如广东戏本《新吕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杂记《新感情》《新骨董录》、写情小说《新聊斋》、杂歌谣《新少年歌》，其用意之深，在在可见。这仅仅是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新”，其通过小说文本思想、主题、语言等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新气象更多更丰富。在梁启超和《新小说》的引领下，《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在“如何新”上也多有创意，富有新思想的新小说大量出现、新的小说类型被引进、新的叙事技巧的应用、新的审美理论的建构等等，从多个层面对“新”所包蕴的现代性特征予以充分诠释。同时，各杂志还刊登了大量以“旧”为主题的小说、笑话、游戏文章等，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谴责，与“新”的立意形成鲜明对比，突出“新”的重要性。尽管晚清文学还没有建构起现代文学体系，但它是中国文学脱“旧”人“新”的开始，开创之功不容小视。

(三)以颓废为视点探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小说文本的现代性质素

中国以颓废为标志的小说上可追至兰陵笑笑生的《梅》、曹雪芹的《红楼梦》，下可延至苏童的《妻妾成群》、卫慧的《上海宝贝》、贾平凹的《废都》等。颓废主义文学曾经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有过一个大的发展，也有论者认为中国晚明时期曾经有过明显的颓废之风，且此风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创作与风尚。作为一种审美范畴，颓废的美学意义备受争议。自中国现代文学成史以来，它就被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史所摒弃，在美学意义上始终被当作崇高、优美等的对立面进行阐释与应用。较早对颓废的审美意义予以正确解读的中国学者当属解志熙，他在著作《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一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一书中对颓废主义在中国的蘖分和演进做了梳理，在审美意义上对颓废做出了符合其本源意义的阐释，并通过实证分析对这种文学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予以解析。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论述了颓废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他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表现，对《红楼梦》、苏曼殊、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的颓废之风均有独到发见，唯论及晚清文学，他认为因受到时局的限制，“颓废”的意识此时几乎荡然无存。李欧梵有关颓废的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其意义深远，但对晚清文学的颓废表现似有失偏颇。与其一脉相承的王德威之后提出的观点即与他相悖，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一样，都充分表现出世纪末情绪，颓废作为晚清小说的四重话语之一，是被压抑的晚清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晚清的三部小说《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有着明显的颓废之风。无论对晚清文学中的颓废特征如何评价，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颓废作为审美范畴的意义获得了新的理论价值，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探讨现代性的世界三大权威著作之一，他以考古学方法对颓废进行了词源上的考证，通过分析16至19世纪不同作家、批评家、诗人对颓废意义的推进式阐释，既梳理了颓废概念的演进历史，也清晰呈现出颓废的语义丰富性。他引用了尼采在《论瓦格纳》中有关颓废的见解：“没有什么比颓废问题更加深切地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自有理由。‘善和恶’仅仅是该问题的一个变种。一旦你获得了发现颓废症状的敏锐眼光，你也就理解了道德——理解了在它至为神圣的名义和价值准则之下暗藏着什么：贫困的生活，终结的意志，高度的倦怠。道德否定生活。”他还比较推崇克罗齐关于颓废的定义：“颓废是一个更普遍的概念；它指生活各个方面的衰败——道德、政治、宗教和艺术的颓废作为互相包含的整体。”虽然卡林内斯库说他把颓废作为现代性的一种面孔只是一种检测设的隐喻，但这隐喻在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颓废的特征，颓废所特有的末世论色彩与晚清在经历了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和签订了一系列丧失国家尊严与国家权力之后所特有的幻灭感存在逻辑上的共通。虽然晚清四大小说被鲁迅命为谴责小说并一直沿用至今，但所有的谴责都源于国家的颓败，因为颓败，才会腐朽，因为腐朽又加剧颓败；因为颓败，才有了烟花柳巷的繁华世界，有了晚清文人的放荡无羁，文人可以在烟花柳巷里赏尽了美色之后坐在那里写小说，写的薄情寡义，也写她们的情深似海，上海的四马路才可以既是文化源出地，又是名利场。
（四）以图像为研究对象，考察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在民族国家想像的建构与公共空间的建构上展示的现代愿景
图像是一种无文字的文本，它可以纪实反映风土人情，也可以传达对未知世界的全新认识，单篇图像表达的是某一种场景，而多个图像的组合则可以构建出编辑希望为读者建构的社会、民族国家图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从创刊起，就对图像有着特别的情怀，《新小说》共刊图画55幅，有世界著名作家照片、世界风景画、外国及著名人士；《绣像小说》以“绣像”闻名，全72期共刊载绣像808幅，其中虽不乏对中国古代绣像画场景的摹仿，但也有大量绣像融入了西方因素；《月月小说》在图片的选择上与《新小说》相似，但照片及图画的总量远远超过《新小说》，共刊载图画106幅，足见《月月小说》对图像表现力有充分的认知；《小说林》别具一格，其图画栏共刊载图片47幅，其中除了刊登世界著名作家的肖像外，还每像都附有小传一则，编者意图明显，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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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的文字解释为读者提供更深入的解读信息，传递尽可多而准确的信息。外国风景风俗画也是各小说杂志图像的重要内容，它所展示的西方风景是促使国人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之一，而大型船只、炮及其他种类的现代科技新发明对开拓国人的智识与眼界所产生的影响力更是无法估量。
运用图像来传达思想，中国的先民起步很早，象形文字是最形象的体现。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士陶器上刻着的鱼、鸟、蛙及人像，无不传达着独特的艺术风貌和远古先民已经开始独立的审美意识。在晚清小说杂志发韧期，作为新媒体人的编辑群体就已经注意到图像作为无声语言的表意功能，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一百年之后，会有一个全新的“读图时代”来临，但是他们在小说杂志创办之初对图像的引入，无论是在传播学还是出版学研究中都具有深远意义。他们关注的图像有两种，一种是照片，另一种是绘画。照片是直观真实地再现对象，而绘画则是以情境间接表现情绪，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照像技术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新型技术，对晚清的市民阶层来说是完全超乎想像的一种东西，真实而清晰的显像技术对读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带给他们思考和想像的空间也是无限的，在小说的叙述配合下，能够更好地营造出民族国家想像的具体场景。因此，作为媒介技术的新发展，图像也不例外地成为小说杂志这种新媒体的关注对象。中国绘画作为传统精粹的一部分，被小说杂志保留下来，给读者带来审美享受只是其中之一，而那些风景绘画则具有更深层意义上的表现功能：在内乱外辱交加的乱世，风景如画的祖国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凌辱和破坏，富饶美丽的风景是否可以依旧？民族与国家何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富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通过图像与小说共同建构起对民族国家的想像，为中国小说杂志的编辑、出版、传播开创出现代性图景。
除以上所述外，研究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的路径还有很多。现代性之所以如此深邃，正是因为在晚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与反叛，又有对西方的借鉴与融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的现代变革都为文学的现代性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文学在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有着本质的差异，无论是语言、文体、叙事技巧还是图像、广告、杂志的运营模式都与西方原生的现代性不同，这种不同正是我们努力追寻和表现的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
[责任编辑 蒋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