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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王国维与近现代出版业的关系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根据王氏与友朋的有关来往书札等材料，论述其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私家刻印者关系的相关史实。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王国维结识了张元济、陈叔通、高梦旦、刘世珩、蒋汝藻等众多出版界人士和著名藏书家，曾多次与他们共谋出版计划，与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商交往频繁，为《四部丛刊》等大型古籍的影印出版作出了贡献。同时，他通过译介各种西方著述，得以谙熟各种新思想和新方法，并将之应用于学术研究，从而不断取得重大学术成果。关键词 王国维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出版
作者 房鑫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王国维与中外学人之学术交流”（07JA770021）
目前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有关论文甚多，但他对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似尚无专门论述。实际上，王国维曾在晚清著名的《时务报馆》工作多时，该馆经理汪康年的很多书札出自他手；另外，他与近代出版界的重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有往来，还为一些著名藏书家筹谋出版计划；与有关人士张元济、陈叔通、高梦旦、高时显、刘世珩、蒋汝藻、徐乃昌、刘承幹等人过从甚密，并曾接受商务印书馆津贴，为之审定稿件、版本，参与包括《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的出版筹备和质量改进。
初涉新闻出版业
1898年2月，由同乡许家惺介绍，王国维进入《时务报馆》任书记，负责删改日文报稿，校对、代撰稿件，复校书籍等工作，还要为汪康年查抄袭率书信，极其繁忙。因所担负的某些工作馆方事先未言明，且薪水反而低于前任，故他一度颇有怨言，在致许家惺函中多次表示不满：“弟近来事较多于兄所言数倍，唯改东文事略减，而写信反为弟专职（穰先生之信大半归弟写，伊自写甚寥寥）。又须校书……又须代作文……心恒不乐”，“又须代翻译作表，及五十六、七等期‘论说’中之表亦弟所作”。[1 ]其实，在时务报的1年多时间，大大开阔了王国维的视野；此外，经汪康年同意，他进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利用工作时间每天学习3小时。在东文学社两年半的时间里，王国维通过学习日语、英语，不但藉以了解西方的思想学术，还得到罗振玉及日籍教师藤田丰八的赏识，从而走上学术之路，并结识了很多中外著名学者，实为其一生事业之开端。
为了让王国维成就学问，藤田丰八曾请求汪康年减少其承担的杂务，改为主要翻译日文，得到汪氏允准。即使在王国维因病回乡休养期间，汪氏还令其弟诒年去函重申旧约。为此王国维感念不已，为了能够全面反映日本情况，他提出“馆中只有日本报一种，新闻太少，尚须添购《大阪朝日新闻》及《新闻》二种，有东便祈定购为要”[2 ]。藤田丰八始终关注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并向日本同行介绍；他后来到中国办报，亦曾请王氏协助。
从1900年秋起，王国维先后协助罗振玉编纂《农学报》、《教育世界》、《国学丛刊》等多种刊物，并撰发了大量文章，在学术界逐渐崭露头角。1916年初，应上海英籍犹太富商哈同（王国维书信中以“哈园”即哈同花园指代）夫人罗迦陵请求，辛亥革命后即寓居日本的王国维回国，为其主编《学术丛编》杂志，他曾函告内藤湖南：“杂志体例与《国学丛刊》略同。” [3 ]由于该杂志刊登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大量高质量文章，从而赢得学术界的好评，很多后来成为各领域的著名学者，如陈邦怀等人都深受影响。
投身商务印书馆
王国维在编纂《学术丛刊》过程中，因实际主事者、哈同管家姬觉迷不懂学问，且秉性刻薄，好弄权势，所以双方的合作始终并不愉快。1917年10月，外界纷传哈园不欲续编《学术丛编》，王国维为此数度与罗振玉函商生计。正好此时商务印书馆为印《愙斋集古录》请罗振玉作序，他遂趁机为王氏在该馆谋职。他曾函询王氏：“商务之局，尊意云何？舍此外，无他处可安贤者，在彼处尚有书可读。不入工厂，想公尚可强诺。”稍后又函称：“哈园知非常局，公明岁之计宜早为筹画。弟意万不得已，仍是商务权行托足，但不入工厂……若公有意，弟愿为曹邱，若不得同意，则宁肯再至神山耳。”[4 ]所谓“不入工厂”，似指不坐班，而“再至神山”，即再赴日本。与此同时，罗振玉还向刘承幹推荐王国维到其处司职纂辑校勘，但因刘处薪酬历来不高，他还是主张首选商务。王国维旋即复函，表示愿入商务，并嘱罗氏商谈此事时，以为该馆编纂《名物字典》为说辞。[5 ]后来因哈园的继续聘用，此议方作罢。
其实，王国维与商务结缘甚早，而且在相关的众多出版商中，关系最为密切。早在1902年，商务就出版了他为金粟斋译书社翻译的日本中村五六《日本地理志》、矶谷幸次郎《法学通论》二书；1907年，出版其所译丹麦海甫定所著《心理学概论》。1912年底，商务又约他撰写《宋元戏曲史》。此外，他还在该馆所办的《东方杂志》上多次发表论文，如在第9卷第10号至第10卷第9号（1913～1914年）上分8次连载《宋元戏曲史》，在第17卷第8号（1920年）上刊发署名“静庵”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和第19卷第3号（1922年）上署名“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除了作者身份外，王国维还曾为商务提供咨询，并接受津贴。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筹划编纂一部包罗四部的大型古籍丛书，采取影印形式，这就是《四部丛刊》。为此商务广邀学术界、藏书界人士参与，王国维亦在其列，曾为《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提供拟收书目，并承担校勘、整理、选择及再版时抽换版本等工作。
据张元济1923年所撰《四部丛刊刊成記》，《丛刊》编印“始于己未（笔者注：1919年），成于今”。这显然是指初编，而没有包括续编和三编。另外，张元济讲的是开印时间，而实际筹印工作则远在此前，书名也几经变化。早在1915年5月，张元济就曾函告傅增湘，商务拟印旧书，定名《四部举要》，分三次出书，第一集已经选出，约一万卷以上。并随函附寄选书目录，请其审核、增减和改定。1917年8月，张元济改定《四部举要》拟收书目，交夏敬观复核；次年12月，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又拟改名为《四部丛刻》， 至1919年初才改定为《四部丛刊》。因此，在商议此事时，商务及有关人士往往混用前述各书名。（为便叙事，以下统一简称《丛刊》）。《丛刊》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仅初编就历时数年，分六次才出齐。为《丛刊》事宜，张元济曾与叶德辉、傅增湘、缪荃孙、王国维等各地学者多次面晤或函商，他们都提出了不少建议。如沈曾植认为，四部之中，经、史、子三部未收清人书，而集部却多收清人书，不合体例；又经、史、子部收书太少。缪荃孙亦表示赞同沈氏意见。于是张元济打算删去清人文集，增加宋金元人集，或兼采两宋词家专集。王国维是张元济重点征求意见者之
一、除面商外，两人还曾多次通信交换意见，并有多通有关书札存世。
《丛刊》的出版过程相当复杂。由于商务初拟同时出版《丛刊》和《道藏》，而两书卷帙浩大，需统筹安排人力物力，以致《丛刊》的出版时间不断调整；又因借用《道藏》底本之事时有变故，从而使《丛刊》工作进程一拖再拖，迟迟无法开印。直到1919年2月6日，张元济才在致傅增湘的函中说，因印《道藏》为人所阻，“拟改印《四部举要》，刻已动手”[6 ]。尽管如此说，实际上直到次月，张元济还在与鲍咸昌商量同时印刷两书，并计算每天的印刷量，及如何适时调剂两书进程等事。这种犹疑不决为外界所闻，因此当年春季叶德辉经过上海会晤张元济时，再申印行《丛刊》之议，商务这才决定着手《丛刊》的编印。《丛刊》的工作流程相当严密。为保证质量，张元济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包括审定拟收书目，选择版本，商借底本，与各方专家商榷，等等。仅就选择拟收书目而言，就要经过数人之手。首先，由孙毓修负责选目，并分批向张元济呈送择定书目，经其亲自修改后，再由其他人复核，然后寄送有关专家和藏书家征求意见。此外，要在书目上注明某书已有，某书需借，何处可借等详细情况，再由张元济等出面向刘承幹、蒋汝藻、瞿启甲、傅增湘等南北著名藏书家商借底本。其中仅与张石铭商定的转让书和借书就达到《丛刊》的十三分之
一、可见外借书籍的数量之大。
根据《丛刊》出版规划，在初编编印过程中就已着手续编的准备工作。1921年初，王国维将草拟的续编目录交与张元济，同年2月7日张元济函告王氏，已与同人商讨了他拟定的续编目录，略作增减后印成草目，并随信寄呈，希望他删除不应增加之书，同时将拟收各书所用版本直接注于书目之下寄回，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范文www.udooo.com
以便据此汇印清目，再向各家商借底本。[7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中列有《续四部丛刻拟目》稿本一卷，当系王氏自留底本。《丛刊》初编出版后，王国维以400元购存一部，并致函张元济，建议更换其中某些书的版本，补充某些书的缺失，再增加若干种。1926年9月，张元济为续编事致函王国维，特将五年前王氏的“原信印成附览”，并告诉他，当年函中所示“《释名》之吕枏序、《春秋繁露》之楼郁序、《列子》之张湛序、李贺之集外诗、山谷之《外集》等均经觅得”，还商借王氏手校的《元氏长庆集》、《张说之文集》、《岑嘉州集》，以抄录照补。函中说：“近因购者纷至，拟将是书全部再版”，为此请他开示“数年来浏览所及”和原书“应行订补之处”。[8 ]王国维旋就张元济要求的诸点作了答复，并提出印行《草堂诗笺》。数月后，张元济再函王国维，告知密韵楼藏书已由商务购入，故前函所说的《张说之文集》、《岑嘉州集》可据以校勘，但《元氏长庆集》宋本仅存二册，故仍须借用王氏校本。①并再次请王氏指出初编中不佳版本，以别求善本。至于《草堂诗笺》，张氏答以久欲印行，并拟设法获得李盛铎所藏五十卷残本配齐。[9 ]
不过，虽然王国维参与了《丛刊》的大量工作，但却未能列入25名发起人中，这显然与他的社会地位有关。商务重经营，除了借重各界名流的声望外，还要考虑能否提供底本等因素。因此在发起人中，一些著名藏书家如瞿启甲、葛嗣浵等赫然在列。
与张元济、陈叔通、高梦旦诸人的交谊
王国维在商务印书馆有不少友人，除了青年时代的好友樊炳清外，与张元济、高梦旦、陈叔通的交往较多，并有往来书札20余通存世。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熟人不多，借书困难。据其日记，沪上唯王秉恩富藏书，但当时年事已高，且惯于亲自取书，故不便经常打扰；另一个常借之处就是商务的涵芬楼，甚至可以借阅善本。例如，1917年10月，王国维向张元济商借北宋本《广韵》，约定次晨送至王寓，后因未按时送达，王氏以为张氏因珍惜而不愿外借，遂欲往涵芬楼阅览，不料后仍送来。现存王国维书札中，此类记载甚多，他还曾打算将涵芬楼某些书刊入《学术丛编》。不过，有时涵芬楼没有其所需之书，就不免尴尬。1916年8月，王国维在撰写《汉魏博士题名考》时，颇欲参考胡秉虔的《西京博士考》，但商务无此书，而可能的藏有者缪荃孙，王氏因鄙视其为人，一度不愿往借。
王国维与张元济认识较早，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至少1911年7月，两人已经相识。后因同处沪上，他经常借阅商务的藏书，而商务的古籍出版也需要深谙版本目录之学的王氏帮助，于是两人交集较多，不过，起初主要限于业务往来、借阅书籍，并无深交，在张氏心目中，王氏地位也不高。例如，1918年初张元济拟就刊印《道藏》计划，将罗振玉列于发起人名单中，但罗氏婉拒，而转推王国维，但张氏却以“静安先生素所倾佩，惟敝处于印行古籍一部分事尚系萌芽，遽延名宿，实增惭愧。顷与敝同人商议，聘请与否一时尚未能定”推脱。[10 ]一些由张元济发起的文人聚会，一般也不请王氏。如1919年5月张氏宴请过沪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作陪者中就无王氏。后来因《丛刊》的编印，两人往来逐渐频繁，相交加深，话题也颇及私事。例如，张氏宗族中，张元济一支是在元末明初才从海宁移居海盐的，他曾与王国维谈及在海宁寻找张氏始祖、宋代张九成祠墓之事。王国维不但告以自己所知，还为之介绍当地熟悉情况之人。此外，他们也经常互相馈赠、介绍友人。如王国维曾赠张元济唐写本《切韵》影本和五代雕板佛像，张氏则介绍过丁文江往见王氏。由于经常向涵芬楼借书，王国维对其庋藏情况非常熟悉，也曾介绍商务购其所缺之书。
不过，王国维与商务及张元济之间也不尽是愉快的交往，有时难免龃龉。1919年8月，王国维见到日本《艺文》杂志刊载的伯希和1911年冬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细亚语史学教授时的演说《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该文系统地介绍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学者利用东方古语言学最新成果在历史、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艺术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他大为震惊，“始知近年西人于东方学术之进步”，于是很快译成中文，投稿《东方杂志》。由于此文甚长，王氏乃择要节译，故颇费精力，也许因此之故而向商务索40元稿酬，不料却被还以20元，遂大为不满，怒而撤回。②次年，马衡听闻此事，遂请他将此稿交北京大学，后载于《国学季刊》创刊号。王国维对张元济也时有不满，如在与罗振玉函中，对张氏对某些古籍价值的判断不以为然。不过，这种分歧可能与王氏从专业角度着眼，而张氏则重版本或出版有关。陈叔通致王国维函在商务诸人中存世最多，③内容不但有公务接洽，更多私人交往，两人关系似比其他人密切得多。陈氏多次请求王国维为自己的“晋莂拓册”、《簠斋尺牍》、《三国志》残本及黄晦木画等题识，并请教涉及的有关问题，王氏一一予以满足。陈氏对王氏之事也十分热心，曾托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设法销售《观堂集林》；他对王国维不喜结纳的个性十分了解，连招饮时都细心选择张尔田、蒋汝藻、高时显、宣古愚等熟人。两人还交流界情况，商量沈曾植后事的处理，十分融洽。
商务的很多业务也是由陈叔通出面与王国维接洽。《四部丛刊续编》征求各方意见，即由陈氏送呈目录，并要求王氏的批注“既须适用，又须求善本”。在交往中，陈叔通对王国维表示了充分信任，如请王氏主持编纂《续愙斋集古录》等书籍时，有关编例、预计全书分量、提供拓本者之酬谢等事均由其决定。因商务董事会人事复杂，陈叔通有时还会透露馆中内情，道及不得已之苦衷，如在谈及某书预约数超过五百以上时说：“可免受商务之责言矣。”[11 ]
高梦旦是商务另一位与王国维交情较深者。1920年底，受张元济之托，陈叔通将高氏介绍与王国维。当时高梦旦正担任编译所长，负责商务出版的主要职责，故请王氏相助，并自次年起每月致送50元津贴。因其居处距王国维寓所较远，高氏特地言明“未敢重劳下顾。此后商量旧学，容当随时就正有道”[12 ]。
1921年初，商务拟印刘喜海《金石苑》稿本，曾委托况周颐重新编辑，但张元济认为况氏所编颇多不当，遂在记录有关问题后将稿件搁置。高梦旦将况氏辑稿和删落稿及张元济的记录册一并送王国维审定。一个月后，王国维将审定稿及跋文交还张元济，表示况氏辑本“大体不差”。其实，况氏虽精于词学，但于金石学却未必精通，但王国维敬重其为人，对其经济窘迫也深为同情，故审查意见可能不无关照。也许高梦旦了解内情，因此在复函中请王国维根据张元济的记录意见修订，还提出“其有目无文者，多可补抄；如属罕见不易搜补，似亦不妨于原目明‘原佚’”的建议，同时告知拟借刘承幹所藏刘喜海另一著作《海东金石苑》稿本一并刊印的设想，并征询王氏意见。[13 ]
樊炳清字抗父，是王国维东文学社的同学，曾在学部图书编译局长期共事。他供职商务期间，一度身体极差，以致数周不能上班，曾将商务所约文章转托王国维撰写。前述署名“抗父”的文章《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实为王国维所撰，其内容与王氏《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基本相同。同样的情况还有出自王氏之手而署樊氏之名的《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两人经常晤谈，私交甚密，曾共同帮助藤田丰八在华办报。
与中华书局及诸藏书家的交往
1921年夏，伯希和将敦煌所出唐写本陆法言《切韵》残卷3种影本寄赠罗振玉。此时王国维研究音韵学已有数年，见此书不少新材料可证实和改正自己旧作处颇多，故极为重视，马上按照原书行款亲自抄录，费时20多天才完成，并设法联系出版。
不久，任职北京大学的马衡得知此事，立即致函王氏，表示“排印需时，不能快睹，同人犹以为憾事”[14 ]，请求王氏代雇抄手，抄录后寄京。王国维旋即复函介绍了此书的特点和价值，并说因此“已将前所撰《续声韵考》改削小半”[15 ]。他告诉马衡，抄手不易寻觅，但已手录一副本。马衡复函说，得知《切韵》为唐写本而非外界所传的五代本后，极其兴奋。因闻出版事尚无着落，而即使付印也要花费两三个月时间，急欲先睹为快，要求王氏将手录本挂号邮寄，以便转录，并以半月为期。稍后，王国维复函说，《切韵》出版事已与商务印书馆联系，但“竟无成议”，遂转而与中华书局商量印价，答复是影印500册在200元之内，20天即可印成。他建议马衡在北大同人中集资刊印此书，可取400册，另100册则归自己和罗振玉。马衡旋即复函表示同意，并要求先行开印。后来，经马衡醵资，此书由中华书局友人高时显经手，不到一月即由中华出版，实际所费仅133元。书由原本照相，彩色石印，用四开连史纸线装，质量上乘。令人唏嘘的是，由于政府积欠薪水，北大诸人一时竟无法凑齐区区200元！[16 ]
王国维还参与了刘世珩、蒋汝藻等藏书家刊刻古籍的版本选择等工作。20世纪初叶，上海刻书风气甚盛，一些著名藏书家刊刻了不少各类稀见古籍，如缪荃孙、徐乃昌、刘承幹等均刻有各种丛书，宋本《营造法式》被多次刻印，又有人刊印《唐大诏令集》等，因而王国维曾建议缪荃孙设法抄刻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大诏令集》。[17 ]而刘世珩则打算刻印元人杂剧，因“世无善本”，故请王国维代选二十种，并将刻板等事一并委托。两人为此数度函商，王氏提出了不少版本方面的意见，并提供了的善本。这些藏书家刻印的书籍蔚为大观，尤其是质量往往超过出版商。
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嗜书如命，经常手录珍本，藏弆极富。他曾打算影刻20种宋本，请王国维一一作跋；刻普通本数十种，以使各成一丛书。为此委托董经率20余名技艺高超的刻手来沪，于北西藏路赁屋作刻字处，专营此事，并商得张元济同意，可以借刻商务所藏的任何古籍。后来，他又欲扩大影宋本规模，“视力量为进退，不限定二十种也”[18 ]。王国维曾为蒋氏作《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深知其藏书精华所在，虽远在北京，仍积极出谋划策，联系抄写，并亲自任校勘之责。密韵楼藏书后因蒋氏生意失败而被商务收购，为此蒋氏悲痛欲绝，竟投靠军阀以图再得旧藏。他在函告王国维此事时言语决绝，对张元济颇多指责。现存的王氏复函无激烈回应，可能与双方都是友人有关。不过，王国维对蒋氏遭遇的深切同情显而易见，与一些友人多次提及，如致神田喜一郎函中说：“蒋氏密韵楼之书，因商业失败，现归商务印书馆，弟与蒋君多年旧交，亦代为惋惜也。”[19 ]
综上所述，王国维参与出版工作正值清末民初中西交流密切，西方思想文化骎骎而入，影响日增之时。他所从事的保存传统文化的工作，不但使很多珍稀古籍得以传世，还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投身研究，成为日后有关领域的权威。另外，他翻译的大量各学科著作，对我国哲学等多门新学科的创立影响重大。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眼界大开，因此谙熟西方先进学术思想和方法，不但思想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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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运用于学术研究，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学术界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中国上古史由于史料来源单一，且史实与传说混淆，因此长期以来真相混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他倡导“二重证据法”，结合出土材料与文献研究古史，将我国的信史从周代上推至殷商。又如，由于葱岭以西自古史料匮乏，故西域史事悬而未决者甚多，他受前述伯希和文章以语言证史的启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转而研究西北史地，撰《西胡考》、《西胡续考》、《西域井渠考》等一系列文章，创获丰硕。可以说，王国维积极参与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使其如虎添翼，站到了更高的学术平台上，终成一代宗师。注释：
①王国维撰《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时，多作校勘记，故后来密韵楼藏书虽有散佚，却可藉王氏校本存部分原貌。
②其实，该文共六七千字，稿酬20元并不算太低。1912年王国维为商务撰《宋元戏曲史》，稿酬千字3元；1923年4月，蔡元培应约为商务编译书稿，稿酬为译稿千字4元。又据1925年初罗家伦致蔡元培函，译文千字5元为常例。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商务的稿酬还是合理的。
③国家图书馆了中外友朋致王国维函数百通，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与整理，但因故未付梓，仅在《档案与史学》、《学术集林》刊出部分。今见《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收录了这些书札中的大部分，但未见陈叔通致王国维函，可能是不知落款“敬”者为何人之故。因此书错误甚多，不克一一纠正，故径引国图原函。
参考文献：
[3][5][15][16][17][19]王国维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6、15、24、86、348、802、802-804；马衡致王国维函，国家图书馆藏、中华书局估价单，鲁迅纪念馆藏：50、873.
[4]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299-300、302.
[6]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95.
[7][8][9]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
1、232、232-233.
[10]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69.[11]陈叔通致王国维函，国家图书馆藏.
[12][13]高梦旦致王国维函，国家图书馆藏.
[14]马衡致王国维函，国家图书馆藏.
[18]蒋汝藻致王国维函，国家图书馆藏.
编辑 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