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高社会福利水平；强国家竞争力；人力资本；个体生命周期
1003—0751（2013）05—0079—08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政治和学术辩论的热门话题。不同时期的持不同价值理念的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公众对于这一话题的观点是不同的。高夫（Gough）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早期，福利国家被认为是有效率和具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因素。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福利国家削弱了国家竞争力这一观点被提出来。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增进国家竞争力的观点再次有了新的追随者。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对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联系。学者们正是在经济危机的归因过程中产生了对高社会福利与强国家竞争力之间认识的差异。因此，对于有关“福利水平与国家竞争力”研究文献的回顾，一个合理的路径就是从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研究中寻找线索。自1975年以来，由于经济危机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陷入重重困难，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阵营的学者掀起了关于西方福利国家危机讨论的热潮。在这一阶段，虽然哈耶克较少专门论述社会福利，但他主张的“自由”概念、强调小政府和提倡发挥市场作用的理念影响新福利改革的思想。②弗里德曼则认为英国、瑞典所代表的福利国家存在严重缺陷，因为无所不包的、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怎么写作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浪费的。③
进入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将学者们的目光再一次吸引到了“经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这一话题上来。有学者把全球化描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认为社会福利领域是遭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④全球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它增加了对国家提供社会保险的要求，同时也减少了国家有效实现这一作用的能力。⑤为此，瑞典福利国家模式一度成为经济学家的抨击对象。林德贝克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外部竞争的增强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瑞典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瑞典模式的出现，该国经济增长率在20多年里一直处于下降趋势。⑥对于上述观点，一些学者予以了回应。德国学者费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提供，不仅促进社会的互助团结，而且还能推动经济的良好运行。⑦其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林德贝克的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人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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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明确无误的证据证实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⑧相反，在北欧福利国家这些拥有强有力和活跃的制度的地区，慷慨的社会福利国家带来的是公平、经济平等和国际竞争力。⑨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保护政策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可以在维护国内政治经济业绩方面发挥宝贵作用，可以为提高技能和生产率提供刺激和资源，以更普遍地促进经济竞争力的提高。⑩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国家仍在思考“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和“是否该建立福利国家”等问题。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只顾炫耀他们的成就时，北欧国家正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这种发展是平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步进行。郑功成指出，将高社会福利看成病态，并不分对象地评论福利病，是不准确的，社会保障的发展并不是经济发展不良的替罪羊。
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国内学者再度关注社会福利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比较消极的代表性观点认为，高社会福利是债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或“隐形推手”，但也不能把危机原因全归咎于高社会福利。一些实证研究也指出，社会保障财政失衡是福利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日益积累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在债务危机期间相对明显。另外，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更使隐性财务日益显现，债务货币化正使福利国家亦步亦趋，走向债务国家。而持积极观点的学者指出，福利制度造就了低廉的经济和社会总成本，普及的教育与科学开发了人力资本，从而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了良好条件。国民福利的增长跟国家竞争力是正相关关系，一个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定能够维系国家强盛与持续发展。
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尽管从他们讨论“福利国家危机”的背后可以看到他们对于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二者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的逻辑，但是，支持福利国家和反对福利国家的学者们都很少直接论及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二者间的关系。即便有所论及，也只是提出较为宏观的观点，缺乏实证分析。本文意在承认“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水平会对国家竞争力造成影响”这一观点的前提下，通过对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共存”的可能性，论证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并从中探讨对中国建设福利社会的启示。
二、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观点
的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关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趋于激烈。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的观点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将经济危机归因于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过程中一度得以确立并被认同。1.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的逻辑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效率放在最高地位。其观点否定福利国家、认为高社会福利损害国家竞争力的逻辑在于：福利国家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高税收政策使企业和成功者缴纳了高额税收，从而扼制了福利创造者的积极性，降低了个人积累，助长了懒惰，破坏了经济成长的动力和竞争力。这些损害具体表现在：第一，高社会福利损害了扩大再生产对于资本的需求，过高的消费消耗了用于生产的资本；第二，慷慨的福利待遇导致社会公民对国家的依赖增强，工作参与度降低；第三，福利国家的高社会福利提升了劳动力成本；第四，福利国家造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第五，福利国家怎么写作体系更多地倾向政治目的而不是怎么写作对象的利益，进而导致了福利的供给过剩或不足，因而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方式。2.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逻辑的局限性
本文选取分属于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三类福利体制中的瑞典、德国、英国、美国这四个国家进行比较。比较指标分别为：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年度GDP增长率、劳动力就业率，数据来源为OECD统计数据库。在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方面，1980至2012年间，瑞典一直维持在27.1%（1980年）—32.0%（1995年）之间波动，远高于德国（最高值27.8%，2009年）、英国（最高值24.1%，2009年）和美国（最高值19.9%，2010年）的水平。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公共社会支出越多，越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而根据OECD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瑞典从1992—2011年的年度GDP增长率总体上超过了德国、英国和美国，整组数据的波动情况并没有出现如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公共社会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之间的强负相关关系。此外，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严重的“福利依赖”在瑞典也没有出现。OECD数据库统计表明，从15—64岁年龄段劳动力就业率来看，2000至2012年间瑞典的就业率远高于德国、英国和美国，瑞典的这一数值维持在72.1%（2004年）—74.3%（2012年）之间波动，而英国的波动区间为69.5%（2011年）—71.8%（2006年），美国为66.6%（2011年）—74.1%（2000年），德国为65.5%（2005年）—72.5%（2011年）。由此，新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相反，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瑞典一直维持着“高公共社会支出、高劳动力就业率和可观的经济增长”的局面。以上对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内在逻辑的分析以及这种内在逻辑的局限性分析表明，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的命题无法完全站住脚。恰恰是一直受新自由主义批评的瑞典实现了高公共社会支出、高劳动力就业率、可观经济增长的并存。
三、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
的实证分析1.瑞典国情概况
从瑞典的国情来看，瑞典表现出高预期寿命（81.5岁）、高就业率（74.11%）、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252.54美元）、低基尼系数（0.2593）、低贫困发生率（0.0835）并存的特点。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情况，瑞典拥有较高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见表1）。相比德国、英国，瑞典的排名有着明显优势；而与美国相比，尽管瑞典在部分年份的排名位次绝对值低于美国，但从排名的稳定性来看，瑞典稍强于美国。在社会福利水平方面，瑞典的社会福利水平在OECD成员国家中属于高水平行列。本文仍选取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三类福利体制的代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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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会主义福利模式）、德国（法团主义福利模式）、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福利模式）来进行瑞典社会福利水平的绝对水平和国别相对水平的比较，比较的指标为OECD网站公布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见表2）。在2004至2012年间，瑞典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且历年均高于其他三个国家。从“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与“GCI得分”散点图来看（见图1），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代表性国家虽然没有出现“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与“GCI得分”的强正相关关系，但是属于社会主义福利模式的瑞典却出现了明显的“高社会公共支出与高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并存”的局面。如果从国情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似性角度出发，在不放入美国进行散点图分析的情况下，三个国家的数据表明“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与“GCI得分”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在P值为0.05水平（双侧）的情况下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477。这也意味着在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众多可能的关系中的确存在“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情形。
除了从数据的绝对值角度进行分析之外，从四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的变动趋势也能得出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结论。从瑞典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来看，瑞典拥有分值较高且稳定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见表3）。在四国中，尽管瑞典的年均GCI得分低于美国，但是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的变异系数仅为0.0144。这意味着瑞典在维持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得分波动范围最小，而且年均GCI得分也比德国、英国高，比美国仅低0.03。
注：（1）年均GCI得分的计算方法为各国从2004年至2012年的GCI得分的算术平均值；（2）GCI得分变异系数=年均GCI得分÷标准差。数据源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历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整理所得，http：//www.weforum.org/.另外，通过相关关系分析四国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变异系数”与“GCI得分变异系数”的相关性也能说明社会福利制度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四国从2004至2011年间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变异系数”与“GCI得分变异系数”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见图2），R2值为0.959。这表明，瑞典持续稳定的高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实现国家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的高位稳定。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信奉自由主义且从移民浪潮中获得了丰富人力资源的美国属于“低社会公共支出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情形，但是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瑞典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思路，而且这种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思路更具吸引力。
2.瑞典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视角
瑞典实现“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与其社会福利模式具有紧密的关系。瑞典的福利制度框架是由一套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严格控制并须进行家计调查的济贫/社会援助体制同时组成。瑞典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居住或工作在瑞典的人，并为家庭和儿童，为遭遇残疾、工伤、疾病和年老的人们提供保护。社会保险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成员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提供必要的保障。国内学者关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介绍很多，但大多是以传统的分模块的方式介绍其社会福利项目。本文尝试以人的个体全生命周期为线索，按照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获得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方式来梳理出瑞典社会福利模式如何实现在人的生命周期全覆盖，并藉此整理出高社会福利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路径图。从个体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人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期（成长及接受教育）、中年期（参加劳动）和老年期（对老年怎么写作产生需求）。瑞典的社会福利体系正是通过完善的家庭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的需求（见图3）。从瑞典的社会福利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图来看，检测设一个瑞典公民经历了完整的生命周期，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完整的社会福利待遇。按照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划分，瑞典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瑞典的家庭政策为儿童健康成长和早期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公平、全面的保障。在瑞典，家庭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元素，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交织在一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强调尽可能充分就业的政治共识的影响。家庭政策的目标在不同的政府执政期间会有所改变，但其基本思想是家庭政策应为所有家庭创造良好的经济生活条件，并提供机会促进父母双方将自己的工作与照顾孩子很好、很便利地结合起来。总体来看，瑞典多数家庭政策是基于居住权而非基于公民权利，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瑞典家庭政策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日间照料中心和课后怎么写作（Day care centers and after-school services）、父母保险（Parental insurance）、儿童津贴（Child allowance）和其他待遇（Other benefits）。瑞典家庭政策的实施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全面的保障。从图3可以发现，从胚胎期到儿童入学阶段，儿童都可以享受旨在维护儿童发育成长起点公平的社会福利待遇。这种维护儿童发育成长起点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可以使儿童能够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获得良好的身体素质，积累较好的人力资本。
第二，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中完善的教育福利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素质、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图3表明，瑞典为青少年提供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免费的教育福利，而且对于那些接受教育时间延长的人会自动延长其相应待遇的给付时间，这对于公民接受教育有着明显的鼓励作用。对于处在工作期仍继续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瑞典采取继续发放学生援助待遇，以鼓励和促进成年劳动者获得必要的教育、更新知识水平从而提高劳动技能。
第三，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无后顾之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瑞典的家庭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交织在一起，家庭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将儿童抚养和父母工作巧妙结合起来。家庭政策的这一导向确保了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劳动参与。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以具体的家庭政策实施分担了父母在子女抚养照料上的部分责任，为父母参与劳动力市场和重返工作岗位解除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拥有完善的就业关联福利，具体包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疾病补偿、就业支持计划等。这些就业关联福利使劳动者即使因各种原因失业后也能顺利重返劳动力市场。
第四，当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后，可以获得优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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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和老年怎么写作，老年阶段的生活能得到可靠保障。3.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机理分析
上述以个体生命周期的角度对瑞典社会福利框架的分析表明，瑞典的高社会福利实现了两代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积极参与。而实现两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依赖于瑞典完善的家庭政策、教育福利以及就业关联福利制度。瑞典的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竞争力的机理和路径具体如图4所示。图4展示了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实现了两代人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传递过程，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实现了代际之间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具体而言，瑞典的高社会福利创造强竞争力的路径有三条。
第一条路径针对已经参与劳动的父母。社会福利体系中家庭政策的实施，使瑞典生育率得到有效回升，并且旨在实现父母参与工作和子女照料平衡的家庭政策分担了父母抚养子女的部分负担，解除了父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同时，工作关联福利制度（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工作支持计划、学生援助计划、医疗补偿计划等）为父母一代成年劳动力参与劳动和就业提供了保障，增进和维系着父母一辈的人力资本。
第二条路径针对新生子女。这一路径最能体现瑞典社会福利制度是如何保障瑞典公民在生命周期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和更新的。该路径从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是儿童阶段。在该阶段，所有儿童自胚胎期就开始享有公平的社会福利待遇，随着年龄增大，儿童在学龄前和学龄期都能获得公平的各种儿童津贴和免费的教育福利。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为新生瑞典公民创造个人生命周期的起点公平，同时也对儿童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瑞典公民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之后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维护。第二部分是儿童进入成年人并参与工作阶段。在该阶段，社会福利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路径与上述第一条路径是一致的。第三条路径针对父母与子女。该路径体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人力资本的传递过程，是人力资本代际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代际人力资本传递过程的关键节点在于：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提升父母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父母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果会影响新生子女的先天发育条件，人力资本（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等）较高的父母更有可能对新出生下一代形成积极影响。
总的来说，瑞典的高社会福利之所以能够创造强国家竞争力，其核心在于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实现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保障和增强了社会成员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实现强国家竞争力的原因就在于：一是以家庭政策和工作关联福利制度维系父母一辈人的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参与率；二是以家庭政策、教育福利和工作关联福利制度维系新生儿童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更新；三是实现了代际之间的人力资本传递的良性循环。这就是瑞典的高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机理。
四、对中国的启示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中国在不断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有着迫切的要求和期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依靠高能耗和低劳动力成本等方式或因素实现了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全球竞争力有所增强。但是，先前依靠的有利因素正在逐步消失或减弱，增强国家竞争力面临寻找新的驱动力的需求。在关于驱动力讨论中，学者、官员以及民众对于是否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福利来促进国家竞争力存在分歧。一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而学者们对于是否要建设福利社会仍未完全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受“GDP至上”和“官本位”等观念的影响，始终对社会福利能促进国家竞争力心存疑虑，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将资本用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面对当前中国学术界、制度决策层以及民众的分歧和疑虑，瑞典的实证分析结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1.积极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社会福利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竞争力，相反，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可以并存。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看待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和改革，从社会保障角度为促进国家竞争力寻找驱动力。瑞典的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得益于其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代际之间人力资本的传递，而美国的国家竞争力主要得益于大量移民（引进国际优秀人才）来维持其在科技、金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瑞典实现的是国内人力资本的良性积累，而美国则深受外界人才政策的影响，其移民优势并不能长期维持。可见，在选择增进国家竞争力思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词www.udooo.com
路时，瑞典更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应通过积极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获得来自内部的人力资本这一驱动力。此外，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增进了其国内的社会团结，维系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劳动力就业岗位，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社会福利这些方面的功能都是社会福利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助力因素。因此，在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时，我们应当持更为积极的态度。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
21世纪初，党和政府确定了社会保障的发展目标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其进一步改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其中由“广覆盖”转变为“全覆盖”，应当是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从瑞典经验来看，瑞典社会福利待遇的覆盖并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死角”，在个体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瑞典公民都能获得社会福利制度提供的稳定安全预期，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和融入社会。当前，中国有必要实现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使处在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成员都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使社会成员在面临各种社会风险时能看到稳定的安全预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成果。3.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积极挖掘和释放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效应
从中国国情出发，一方面，应通过完善儿童福利和教育福利制度，实现家庭政策与儿童福利制度的良好衔接，促进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中早期阶段获得公平的发展条件和机会，维护起点公平。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重点关注对象为“问题儿童”，儿童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残缺型”制度安排，现行儿童福利制度缺乏促进儿童发育成长起点公平和促进社会成员良好的、公平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理念。现有的制度安排如儿童福利院、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想而知，儿童在个体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无法获得良好且公平的发育和成长环境，将会把问题带入他们的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影响他们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参与和社会融入。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进一步完善儿童福利和教育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应通过完善教育制度，实现与儿童福利制度有效衔接，提高公民的素质、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
总而言之，中国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地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通过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挖掘社会保障在积累人力资本、促进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创造就业岗位、维护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营造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社会有机团结等方面的作用来增强国家竞争力。
注释
①Gough， I. （1996） "Social 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 No.2.
②何水：《哈耶克福利国家危机观评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与资本主义》，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3页。④Greider， W. （1997）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 New York： Simen and Schuster， pp.57—58.Martin， H. P.， Schumann， H. （1997） 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London： Zed Books， pp.124—125.
⑤Rodrik， D.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77.
⑥Lindbeck， A. （1997） "The Swedish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September. Vol. 35 Issue 3.
⑦张世鹏：《德国左派知识分子费舍论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30期。
⑧Korpi， W. （2000） "Welfare states， economic growth， and scholarly objectivity"， Challenge， 43（2）， March/April， pp.49—66.
⑨Sachs， J. D. （2006） "The social welfare state， beyond ide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Vol. 295 Issue 5， p.42.
⑩莫瑞吉欧·费雷拉、张文成：《欧洲福利国家：黄金般的成就与白银般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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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11]刘建辉：《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为什么是芬兰》，《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1日。
[12]郑功成：《高社会福利一定会带来福利病吗》，《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
[13]孙涛、臧秀玲：《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财经科学》2012年第6期；胥丽：《债务危机背景下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困境与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4]张士斌、何秋仙：《欧洲福利国家扩张与公共财政赤字的关联性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5]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5期。
[16]何静、徐静：《福利国家的竞争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年第20期。
[17]郑功成：《中国建福利社会可能且可行》，《广州日报》2009年12月22日。
[18]郑功成：《欧债危机不是福利惹的祸》，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2/05/c_11121815
5.htm，2011年12月5日。
[19][20][21][22]OECD.StatExtracts. http：//stats.oecd.org/，2013年1月5日。[23]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由萨拉·伊·马丁教授为世界经济论坛设计，旨在衡量一国在中长期取得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关于全球竞争力指数的详情请参见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原文。
[24]Bergqvist， C.， Nyberg， A. （2002）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and child care in Sweden". In S. Michel S.， R. Mahon （Eds.） Child Care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Gender and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pp.28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