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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斯科特·斯洛维克以美国西部生态批评，尤其以美国西南部环境文学研究为例，就如何探寻环境文学中的地方和全球意义，如何扩大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做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生态批评现阶段关于“地方”的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地方意识和全球意识，倡导“生态世界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在特性与共性、地方与全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生态批评或者说环境文学研究就应该积极探寻这些关系的含义。
关键词: 斯科特·斯洛维克； 生态批评； 地方； 全球； 美国西部
1671-6604(2012)03-0042-05
作者简介： 徐海香，博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斯科特·斯洛维克，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英文系教授，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创会主席，《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主编，《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
主持人简介： 程相占，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研究；张嘉如，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助理教授，比较文学博士，从事当代中国文学、电影与文化批评、佛教环境及禅宗生态论述研究。
斯科特·斯洛维克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创会主席，现任《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ISLE）主编。笔者就环境文学研究中的“地方”话题对斯洛维克教授进行了一次正式访谈。
徐海香（以下简称徐）：斯洛维克教授，在“生态批评第三波：该学科现阶段的北美思考”中，您提到了关“地方”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现阶段生态批评对“地方”的不同观点吗？
斯科特·斯洛维克（以下简称斯洛维克）：我着手写“生态批评的第三波”这篇文章是在2009年。2008年，厄休拉·海斯的《地域和地球：全球的环境想象》和汤姆·林奇的《旱地迷恋：西南文学生态批评探究》差不多同时在美国出版。表面看来，这两本书好像代表了21世纪初关于“地方”的相对立的或者说互相矛盾的观点。海斯的方法是强调改变她称之为“邻近”的必要性。她认为在当今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全球意识”，要用“全球联系的意识”代替“地方意识”。她还认为我们需要新的文学和新的科技（比如说“谷歌地图”）来创造这种新的意识。汤姆·林奇的方法则暗示我们多数人住在地球特定的某些地方，这些具体的不同地方很重要地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感觉。在《旱地迷恋》的引言中，林奇引用了梭罗的《瓦尔登湖》这个例子。梭罗是在凉爽又潮湿的马萨诸塞州写的这本书。在“经济”这篇文章中，梭罗列下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必需品，他列下的单子里没有水。如果梭罗是在新墨西哥的沙漠里写下这本书的话（林奇就是在那里写了《旱地迷恋》），那么水就会名列梭罗所列的必需品名单的第一位，因为“地方意识”，或者说对于当地情况的认识实在是太重要了。林奇认识到地方的重要性。
所以表面上看来这两本书代表了对“地方”这个概念的相反的观点。两本书基本是在同一时间出版，很有些反讽意味。然而，海斯不是简单地在讨论一个新的“全球意识”，或者说她称之为的“世界意识”——这种意识显示了对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熟悉感和舒适感。她说的是“生态世界主义”，“生态”这个前缀意味着一种带有责任感的世界主义。“生态世界主义”显示了一种以“地方”为导向的意识和以“全球”为导向的意识之间的妥协。另外一方面，林奇倾向于强调他所称之为的“生物地方主义”。这种“生物地方”意识是很强烈地以特定区域为导向的。然而林奇承认，任何特定的“生物地方”都是更大区域的一部分，后者又是一个更大区域的一部分。林奇的这种环环相套的“生物地方主义”与海斯的“生态世界主义”性质是相同的。事实上这两位作者的观点不算背道而驰，只不过海斯更多强调了全球，而林奇则更多强调了地方或者说“生物地方”。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学者也在探讨“地方”概念。比如说著名的英国生态批评家格雷戈·格拉德认为，“地方”对他而言不再是有用的范例或者说概念上的参考标志。他的大多数学生住在市区，都倾向于对实际的地方没有很强烈的联系。他在英国伦敦的郊区教书，他说他的学生不再住在真实的地方了——他们住在城市里，住在科学技术里，尤其住在因特网里。格拉德说，对他的学生而言，赛博空间比传统的空间来得更加真实有意义。所以格拉德认为，我们需要心胸开阔地去思考技术空间的其他形式，这些空间也许会取代在过去曾对人类有用的自然“地方”的某些元素。
徐：最近我们探讨到一个有趣的新词“Glocal”。在环境文学研究中，怎样才能把对具体地方的环境文学研究与全球化意识结合在一起呢？
斯洛维克：这正是当今许多学者和作家正在做的事情，尤其以海斯和林奇等人为代表。他们正在试图寻找一个方法，以便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生存语境中重新表达“地方”。“Glocal”在英语中听起来很怪。我想人们已经使用这个词很久了，但是这个词一直都没有真正流行起来。我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朋友，比如说韩国的一些同事们，他们喜欢用“Glocal”或者说“全球主义者”。但是这个词确实很生动地显示了人们试图把“地方”和“全球”结合起来，这两个词不应该分开，“全球”不应该取代“地方”，两者我们都需要。人类是物质地生存于特定地点的生物，即使我们经常旅行，花大量的时间在飞机上，我们总是存在于物质的空间内。同时，即使我们扎根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也在使用来自不同地方的产品——纸、桌子、电、水等等。所以即使不说我们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互换的话，我们至少也参与了地区之间的资源交换。只要人类还存在，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同时拥有全球意识和地方意识，除非出现了技术基础设施的衰竭——我们用光了石油和其他能源资源，整个社会突然瘫痪，或者理论上已经可行，我们可以搬到其他星球上去。
徐：对于“生态世界主义”这个新的属术语，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斯洛维克：不仅仅在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在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少领域都有理论家提出了“世界主义”这个概念。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哲学家科文·安东尼·阿皮亚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关于世界主义的书，提出了世界性的现代人这个概念，认为所谓世界性的现代人就是以四海为家同时又能随遇而安的人。环境保护论者也开始接受世界性的经历，或者说接受多重地方经历这么个事实。厄休拉·海斯使用的“生态世界主义”，就暗指一些个人，这些人对全球很多地方都很熟悉了解，在哪里都觉得自在，同时也认识到我们与环境之间的跨国互动这个事实。同时海斯的“生态世界主义”暗示我们与自然世界相联系的意识，我们都有责任在地球上小心地生活。
还有一位具有印度东部背景的作家皮科·艾耶，他写了不少关于世界性经历的很美妙的文章。他的父母来自印度，他在南加州长大，在美国东北部和英国接受的教育，现在居住在日本。在2000年他出版了《全球的心灵》。我想“全球的心灵”这个概念也与“世界主义”和“生态世界主义”相关，希望人们能够好好了解、深入了解某个特定的地方，同时也适应当今社会的必要：很多人为了家庭、求学或者工作会经常迁徙，具有地理上的灵活性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艾耶的文章里有一种惆怅和惋惜，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一些事情，我们不再和之前一样和“地方”密切相关了。他的文章存在着一种强
徐：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学习地方环境文学的意义所在吗？
斯洛维克：我赞同，在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的结合领域，最主要的争论就是如何在剧烈的社会和科技变化的时代重新定义“地方”这个概念。
徐：这么做的话也许我们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我们与地方文化的关系。
斯洛维克：我认为是这样的。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重要。以我在中国的经历来说，我感觉现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理迁移现象，比以前要多得多。西部偏远地区的人会离开自己的农村老家到东部大城市附近的工厂打工。我与中国很多学生打过交道，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大城市求学的。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正在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经历的意义。
徐：西部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很独特的分支，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研究在美国西部也非常活跃。与美国东部的环境文学研究比较起来，美国西部的“地方特色”，或者说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斯洛维克：在过去的20年间生态批评发展非常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个研究生时我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了。我是在俄勒冈州长大的，但是我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读的研究生。那时我在布朗大学，当我着手研究生态批评这个领域时，情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在90年代，生态批评最早强调的是“荒野”，远离人类城市的荒凉地方。部分原因在于——最起码美国是这个情况——生态批评是对以人类为中心，相当城市化的其他形式的文学批评做出的反应而出现的；这个领域是美国环境运动以及对自然界关注的结果。早期的生态批评家把文学研究当成关注人类经验之外的世界的方法。最明显的方法，或者说最激进的方法就是把视野投向大自然，那里没有人，也没有城镇或公路。这就意味着把研究视野投向描写荒野或者荒凉地区的文学。事实上，北美的多数荒野都在美国西部，也就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一些州。很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不管他们是住在东部还是西部，都关注美国西部文学。有一些作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爱德华·艾比，还有一些当代的作家比如说巴瑞·洛佩兹、里克·巴斯、T.T.威廉姆斯，描写了很多西部风景优美的无人荒野区。因此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成了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的一大重点。
最近，生态批评出现了其他的侧重点，比如说环境正义、多元文化主义、地方食物等，都很适用于美国西部。尤其是荒野意识和边疆概念把许多早期学者吸引到西部文学和西部的生态批评上来。美国边疆的概念是基本适用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那些没有被大量开垦的美国西部地区的。如果我们关注美国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关于西进运动过程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疆的概念继续适用于当今的美国西部。美国的西部对新的、冒险的想法和经历具有开放性。
徐：可以这么说吗？美国东部的生态批评家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研究荒野文学和美国西部文学的，而住在西部的生态批评家们则是运用的局内人的视角来研究的？
斯洛维克：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以我自己早期的生态批评为例，我来自西部，当我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时候我正住在美国东部。很多美国东海岸的生态批评家在美国西部度过了很多时间，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来自于西部。比如说，在佛蒙特的明德学院工作了很多年的著名生态批评家约翰·埃尔德来自加州。所以我不太确定是否真正存在旁观者或者说局内人的视角。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流动性这个话题上——美国人经常搬家。很多人都有都市生活和荒野生活的经历，也有东部和西部的不同经历。这比你说的“旁观者”或者“局内人”要混杂一些。很多著名的西部作家也不是西部本土出身。比如说巴瑞·洛佩兹，他是最好的西部自然作家之一，他出生在纽约。里克·巴斯是当代最有名的西部环境作家之一，但是他来自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罗宾逊·杰夫斯是加州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写了很多关于海洋、山脉、岩石、动物的诗歌，他是来自于东海岸，之后搬到加州海岸边上的卡梅尔镇。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出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你的居住地敞开胸怀，对这个新的地方敞开自己的心胸，你就能够深刻地理解居住在当地的意义并在你的写作和艺术中表达出来。
徐：文学批评家一直把关于自然的文学研究称作“绿色文化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景观只有是绿色的、令人愉悦的，才称得上是有意义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或者文化批评家把目光投向曾经被忽视的西部荒凉景观，比如说沙漠。关注这些“非绿色”景观的学术意义是什么呢？
斯洛维克：在英语中我们用“绿色”来象征环境意识。绿色一直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尽管很多地方的自然景色根本就不是绿色的。这个不准确的象征手法导致我们在生态研究时使用“绿色”这个词。即使是现在，很多环境学者把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称为“绿色研究”。我们也已经把这个称谓当成常见的表达方式。但是对我们这些居住在相对干旱地区的生态批评家来说，在使用“绿色”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自在，我们身处的环境有些绿色，但是也有红色、棕色、灰色、黑色等许多不同的颜色。我的一个同事安·罗纳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地球曲调：内华达专辑》。她用“地球曲调”来表达内华达景观的真实色彩。这里的多数自然景观并不是绿色的，但是相当优美炫目，（人们）就像生活在一幅巨大的优美图画中。多数美国西南部的景观并不像欧洲的田园景观——那里有绿色的草地、森林、乡村农场。当你住在内华达州或者说美国西南部的其他地方，或者中国的西北部时，你会很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自然状态并不是那么充满绿色的。我的书《克服绿色》标题来自华莱士·斯特格纳1972年写的一篇文章“在旱地上的思考”，他说在美国西部“你必须克服绿色，必须停止把美和花园、草坪联系在一起；你必须习惯于非人的标度；你必须理解地理时间”。
所以当我说“克服绿色”时，我所指的是找到新的思考方式让自己接受居住地的事实，这样就可以小心并且适当地居住在此地。这对我而言就是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职能之一：帮我们找到在自己的所在地有意义地生存、合适地生活的办法。这意味着你能生活在一个干旱的地区，就像生活在湿润宜人的地区一样。这一点对于像内华达之类的地区尤其重要。20世纪早期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想在内华达州的中部发展农业，那里很干旱没有水源。于是人们调用了穿过里诺市的“特拉基河”河水。他们建立了一个水坝，把水输送到100千米以外的州中部去种植蔬菜。这对沙漠景观来讲是不合适的使用方法。这样基本就毁了沙漠景观：这些田地使用几年后，化学品就会从底部漫上来，然后这些田地就再也不适合发展农业了。试图使沙漠繁盛起来，在沙漠发展肥沃的农田——内华达的教训适用于世界上很多地区。这对整个生态景观来讲都是摧毁性的。这就是我们在内华达沙漠里的教训——利用沙漠发展农业只是短时间之内有效，却以摧毁性的后果告终。
徐：最近几年涌现了很多研究美国西南部环境文学的专著，比如说大卫·提格的《美国文学和艺术中的西南：沙漠美学的兴起》、奥黛丽·古德曼的《翻译西南部景观：一个盎格鲁文学地域的形成》、汤姆·林奇的《旱地迷恋》等等。多数关于美国西南部环境文学的研究还是侧重于英裔美国作家和他们的自然写作；多数生态批评家关注的依然是自然以及自然的保护。但是环境文学研究应该是多彩多样的。生态批评怎么运用到自然写作以外的文学文本中去呢？怎样才能把生态批评的范围扩大到自然这个话题以外呢
关键词: 斯科特·斯洛维克； 生态批评； 地方； 全球； 美国西部
1671-6604(2012)03-0042-05
作者简介： 徐海香，博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斯科特·斯洛维克，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英文系教授，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创会主席，《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主编，《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
主持人简介： 程相占，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研究；张嘉如，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助理教授，比较文学博士，从事当代中国文学、电影与文化批评、佛教环境及禅宗生态论述研究。
斯科特·斯洛维克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创会主席，现任《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ISLE）主编。笔者就环境文学研究中的“地方”话题对斯洛维克教授进行了一次正式访谈。
徐海香（以下简称徐）：斯洛维克教授，在“生态批评第三波：该学科现阶段的北美思考”中，您提到了关“地方”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现阶段生态批评对“地方”的不同观点吗？
斯科特·斯洛维克（以下简称斯洛维克）：我着手写“生态批评的第三波”这篇文章是在2009年。2008年，厄休拉·海斯的《地域和地球：全球的环境想象》和汤姆·林奇的《旱地迷恋：西南文学生态批评探究》差不多同时在美国出版。表面看来，这两本书好像代表了21世纪初关于“地方”的相对立的或者说互相矛盾的观点。海斯的方法是强调改变她称之为“邻近”的必要性。她认为在当今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全球意识”，要用“全球联系的意识”代替“地方意识”。她还认为我们需要新的文学和新的科技（比如说“谷歌地图”）来创造这种新的意识。汤姆·林奇的方法则暗示我们多数人住在地球特定的某些地方，这些具体的不同地方很重要地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感觉。在《旱地迷恋》的引言中，林奇引用了梭罗的《瓦尔登湖》这个例子。梭罗是在凉爽又潮湿的马萨诸塞州写的这本书。在“经济”这篇文章中，梭罗列下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必需品，他列下的单子里没有水。如果梭罗是在新墨西哥的沙漠里写下这本书的话（林奇就是在那里写了《旱地迷恋》），那么水就会名列梭罗所列的必需品名单的第一位，因为“地方意识”，或者说对于当地情况的认识实在是太重要了。林奇认识到地方的重要性。
所以表面上看来这两本书代表了对“地方”这个概念的相反的观点。两本书基本是在同一时间出版，很有些反讽意味。然而，海斯不是简单地在讨论一个新的“全球意识”，或者说她称之为的“世界意识”——这种意识显示了对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熟悉感和舒适感。她说的是“生态世界主义”，“生态”这个前缀意味着一种带有责任感的世界主义。“生态世界主义”显示了一种以“地方”为导向的意识和以“全球”为导向的意识之间的妥协。另外一方面，林奇倾向于强调他所称之为的“生物地方主义”。这种“生物地方”意识是很强烈地以特定区域为导向的。然而林奇承认，任何特定的“生物地方”都是更大区域的一部分，后者又是一个更大区域的一部分。林奇的这种环环相套的“生物地方主义”与海斯的“生态世界主义”性质是相同的。事实上这两位作者的观点不算背道而驰，只不过海斯更多强调了全球，而林奇则更多强调了地方或者说“生物地方”。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学者也在探讨“地方”概念。比如说著名的英国生态批评家格雷戈·格拉德认为，“地方”对他而言不再是有用的范例或者说概念上的参考标志。他的大多数学生住在市区，都倾向于对实际的地方没有很强烈的联系。他在英国伦敦的郊区教书，他说他的学生不再住在真实的地方了——他们住在城市里，住在科学技术里，尤其住在因特网里。格拉德说，对他的学生而言，赛博空间比传统的空间来得更加真实有意义。所以格拉德认为，我们需要心胸开阔地去思考技术空间的其他形式，这些空间也许会取代在过去曾对人类有用的自然“地方”的某些元素。
徐：最近我们探讨到一个有趣的新词“Glocal”。在环境文学研究中，怎样才能把对具体地方的环境文学研究与全球化意识结合在一起呢？
斯洛维克：这正是当今许多学者和作家正在做的事情，尤其以海斯和林奇等人为代表。他们正在试图寻找一个方法，以便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生存语境中重新表达“地方”。“Glocal”在英语中听起来很怪。我想人们已经使用这个词很久了，但是这个词一直都没有真正流行起来。我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朋友，比如说韩国的一些同事们，他们喜欢用“Glocal”或者说“全球主义者”。但是这个词确实很生动地显示了人们试图把“地方”和“全球”结合起来，这两个词不应该分开，“全球”不应该取代“地方”，两者我们都需要。人类是物质地生存于特定地点的生物，即使我们经常旅行，花大量的时间在飞机上，我们总是存在于物质的空间内。同时，即使我们扎根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也在使用来自不同地方的产品——纸、桌子、电、水等等。所以即使不说我们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互换的话，我们至少也参与了地区之间的资源交换。只要人类还存在，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同时拥有全球意识和地方意识，除非出现了技术基础设施的衰竭——我们用光了石油和其他能源资源，整个社会突然瘫痪，或者理论上已经可行，我们可以搬到其他星球上去。
徐：对于“生态世界主义”这个新的属术语，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斯洛维克：不仅仅在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在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少领域都有理论家提出了“世界主义”这个概念。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哲学家科文·安东尼·阿皮亚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关于世界主义的书，提出了世界性的现代人这个概念，认为所谓世界性的现代人就是以四海为家同时又能随遇而安的人。环境保护论者也开始接受世界性的经历，或者说接受多重地方经历这么个事实。厄休拉·海斯使用的“生态世界主义”，就暗指一些个人，这些人对全球很多地方都很熟悉了解，在哪里都觉得自在，同时也认识到我们与环境之间的跨国互动这个事实。同时海斯的“生态世界主义”暗示我们与自然世界相联系的意识，我们都有责任在地球上小心地生活。
还有一位具有印度东部背景的作家皮科·艾耶，他写了不少关于世界性经历的很美妙的文章。他的父母来自印度，他在南加州长大，在美国东北部和英国接受的教育，现在居住在日本。在2000年他出版了《全球的心灵》。我想“全球的心灵”这个概念也与“世界主义”和“生态世界主义”相关，希望人们能够好好了解、深入了解某个特定的地方，同时也适应当今社会的必要：很多人为了家庭、求学或者工作会经常迁徙，具有地理上的灵活性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艾耶的文章里有一种惆怅和惋惜，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一些事情，我们不再和之前一样和“地方”密切相关了。他的文章存在着一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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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世界性精神上的伤感。约翰·丹尼尔是一位来自俄勒冈的著名自然作家，1992年他出版了《回家的小路》。在那个时候他特别侧重的是美国文化的流动性。美国人经常搬家，因此必须不停地重新建立对新地方的认同感。但是很多美国人不想费工夫建立这种认同感，他们认为生活是短暂的，他们忙于交际、工作、上学，从不愿费工夫来学习他们居住的地方。他是从语言的层面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在美国我们能很容易地学习怎么去说迁徙的语言——我们随心所欲地迁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看待不同的地方，如何很好地融入这些地方。丹尼尔所说的是重新学习地方意识，不管是在流动性方面或“地方”层面都要“语言流利”。我想，这是对于后来海斯所称之为“生态世界主义”的一个雄辩的表达方法。徐：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学习地方环境文学的意义所在吗？
斯洛维克：我赞同，在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的结合领域，最主要的争论就是如何在剧烈的社会和科技变化的时代重新定义“地方”这个概念。
徐：这么做的话也许我们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我们与地方文化的关系。
斯洛维克：我认为是这样的。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重要。以我在中国的经历来说，我感觉现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理迁移现象，比以前要多得多。西部偏远地区的人会离开自己的农村老家到东部大城市附近的工厂打工。我与中国很多学生打过交道，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大城市求学的。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正在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经历的意义。
徐：西部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很独特的分支，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研究在美国西部也非常活跃。与美国东部的环境文学研究比较起来，美国西部的“地方特色”，或者说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斯洛维克：在过去的20年间生态批评发展非常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个研究生时我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了。我是在俄勒冈州长大的，但是我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读的研究生。那时我在布朗大学，当我着手研究生态批评这个领域时，情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在90年代，生态批评最早强调的是“荒野”，远离人类城市的荒凉地方。部分原因在于——最起码美国是这个情况——生态批评是对以人类为中心，相当城市化的其他形式的文学批评做出的反应而出现的；这个领域是美国环境运动以及对自然界关注的结果。早期的生态批评家把文学研究当成关注人类经验之外的世界的方法。最明显的方法，或者说最激进的方法就是把视野投向大自然，那里没有人，也没有城镇或公路。这就意味着把研究视野投向描写荒野或者荒凉地区的文学。事实上，北美的多数荒野都在美国西部，也就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一些州。很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不管他们是住在东部还是西部，都关注美国西部文学。有一些作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爱德华·艾比，还有一些当代的作家比如说巴瑞·洛佩兹、里克·巴斯、T.T.威廉姆斯，描写了很多西部风景优美的无人荒野区。因此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成了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的一大重点。
最近，生态批评出现了其他的侧重点，比如说环境正义、多元文化主义、地方食物等，都很适用于美国西部。尤其是荒野意识和边疆概念把许多早期学者吸引到西部文学和西部的生态批评上来。美国边疆的概念是基本适用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那些没有被大量开垦的美国西部地区的。如果我们关注美国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关于西进运动过程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疆的概念继续适用于当今的美国西部。美国的西部对新的、冒险的想法和经历具有开放性。
徐：可以这么说吗？美国东部的生态批评家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研究荒野文学和美国西部文学的，而住在西部的生态批评家们则是运用的局内人的视角来研究的？
斯洛维克：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以我自己早期的生态批评为例，我来自西部，当我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时候我正住在美国东部。很多美国东海岸的生态批评家在美国西部度过了很多时间，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来自于西部。比如说，在佛蒙特的明德学院工作了很多年的著名生态批评家约翰·埃尔德来自加州。所以我不太确定是否真正存在旁观者或者说局内人的视角。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流动性这个话题上——美国人经常搬家。很多人都有都市生活和荒野生活的经历，也有东部和西部的不同经历。这比你说的“旁观者”或者“局内人”要混杂一些。很多著名的西部作家也不是西部本土出身。比如说巴瑞·洛佩兹，他是最好的西部自然作家之一，他出生在纽约。里克·巴斯是当代最有名的西部环境作家之一，但是他来自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罗宾逊·杰夫斯是加州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写了很多关于海洋、山脉、岩石、动物的诗歌，他是来自于东海岸，之后搬到加州海岸边上的卡梅尔镇。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出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你的居住地敞开胸怀，对这个新的地方敞开自己的心胸，你就能够深刻地理解居住在当地的意义并在你的写作和艺术中表达出来。
徐：文学批评家一直把关于自然的文学研究称作“绿色文化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景观只有是绿色的、令人愉悦的，才称得上是有意义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或者文化批评家把目光投向曾经被忽视的西部荒凉景观，比如说沙漠。关注这些“非绿色”景观的学术意义是什么呢？
斯洛维克：在英语中我们用“绿色”来象征环境意识。绿色一直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尽管很多地方的自然景色根本就不是绿色的。这个不准确的象征手法导致我们在生态研究时使用“绿色”这个词。即使是现在，很多环境学者把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称为“绿色研究”。我们也已经把这个称谓当成常见的表达方式。但是对我们这些居住在相对干旱地区的生态批评家来说，在使用“绿色”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自在，我们身处的环境有些绿色，但是也有红色、棕色、灰色、黑色等许多不同的颜色。我的一个同事安·罗纳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地球曲调：内华达专辑》。她用“地球曲调”来表达内华达景观的真实色彩。这里的多数自然景观并不是绿色的，但是相当优美炫目，（人们）就像生活在一幅巨大的优美图画中。多数美国西南部的景观并不像欧洲的田园景观——那里有绿色的草地、森林、乡村农场。当你住在内华达州或者说美国西南部的其他地方，或者中国的西北部时，你会很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自然状态并不是那么充满绿色的。我的书《克服绿色》标题来自华莱士·斯特格纳1972年写的一篇文章“在旱地上的思考”，他说在美国西部“你必须克服绿色，必须停止把美和花园、草坪联系在一起；你必须习惯于非人的标度；你必须理解地理时间”。
所以当我说“克服绿色”时，我所指的是找到新的思考方式让自己接受居住地的事实，这样就可以小心并且适当地居住在此地。这对我而言就是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职能之一：帮我们找到在自己的所在地有意义地生存、合适地生活的办法。这意味着你能生活在一个干旱的地区，就像生活在湿润宜人的地区一样。这一点对于像内华达之类的地区尤其重要。20世纪早期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想在内华达州的中部发展农业，那里很干旱没有水源。于是人们调用了穿过里诺市的“特拉基河”河水。他们建立了一个水坝，把水输送到100千米以外的州中部去种植蔬菜。这对沙漠景观来讲是不合适的使用方法。这样基本就毁了沙漠景观：这些田地使用几年后，化学品就会从底部漫上来，然后这些田地就再也不适合发展农业了。试图使沙漠繁盛起来，在沙漠发展肥沃的农田——内华达的教训适用于世界上很多地区。这对整个生态景观来讲都是摧毁性的。这就是我们在内华达沙漠里的教训——利用沙漠发展农业只是短时间之内有效，却以摧毁性的后果告终。
徐：最近几年涌现了很多研究美国西南部环境文学的专著，比如说大卫·提格的《美国文学和艺术中的西南：沙漠美学的兴起》、奥黛丽·古德曼的《翻译西南部景观：一个盎格鲁文学地域的形成》、汤姆·林奇的《旱地迷恋》等等。多数关于美国西南部环境文学的研究还是侧重于英裔美国作家和他们的自然写作；多数生态批评家关注的依然是自然以及自然的保护。但是环境文学研究应该是多彩多样的。生态批评怎么运用到自然写作以外的文学文本中去呢？怎样才能把生态批评的范围扩大到自然这个话题以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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