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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尤利西斯；关照性叛逆；译语读者
摘要：关照性叛逆是翻译中一种常见的叛逆行为。侧重于读者理解和阅读的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译本鲜明地凸显出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最，表现形式诸如语义连贯、形远意达、注释之便，为理解和研究翻译中的关照性叛逆提供了极好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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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Escarpit)。在翻译时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意识和阅读习惯的关照性叛逆是叛逆性行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但对其进行专项研究的却并不多见。萧乾、文洁若合译本《尤利西斯》以怎么写作读者为翻译目的，鲜明地体现了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点，为理解和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力提供了极好的范文。本文即结合书中的具体实例来对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进行分析。
一 叛逆与关照性叛逆
传统译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转换，强调以原作为中心，力求译文与原文对等，遵循“忠实性”原则，认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进入20世纪，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对翻译活动有了更为深入和广义的理解。翻译文学不单纯只是语码间的转换，还具有了一种跨越地域和时空的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功能。翻译绝非在真空中进行，绝对的“忠实”只是人们的理想。译者由于受到译语文化、翻译目的、自身素质等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改变，故导致了叛逆的出现。叛逆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翻译现象，即西洋谚语中所谓的“翻译者即反叛者
孙致礼在《翻译与叛逆》一文中指出，翻译中绝对的忠实是不存在的，因而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叛逆行为可分为五种常见的表现形式，无意性叛逆、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其中所谓“关照性叛逆”，指的是对译文读者的关照。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有时对艰涩难懂的原文做出某种形式的“明晰化”处理(孙致礼，2000)。笔者则进一步指出，关照性叛逆的表现手法不仅局限于将“艰涩”化“明晰”一种处理手法上，针对特定读者所采用相应的翻译手法或翻译策略，诸如变换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的语体风格、语言形式等也属于关照性叛逆的范畴。例如在19世纪末，中国的著名翻译理论家严复提倡推广西学来救亡图存，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由于严复寄希望于当时上层建筑的代表者士大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等来变革社会、富国强兵，为引起他们的关注，翻译时他采用了令这类读者所心折的古雅文体，惟其古雅，反而易达，结果其译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林纾采用章回体来翻译外国小说也是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态。因此，是否采用关照性叛逆、如何进行表现是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尤利西斯》与萧、文译本简介
《尤利西斯》(Ulysses)是现代派小说的先驱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意识流长篇小说(下简称《尤》)，被誉为是西方文坛的“奇书”，“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代表着西方文学的巅峰。《尤利西斯》描写了1904年6月16日早晨8时至次日凌晨2时这18个小时内，主人公布卢姆和他妻子摩莉及斯蒂芬3个人在都柏林城里的活动。乔伊斯把布卢姆18个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比拟为史诗《奥德修纪》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的10年漂泊。通过对三个人的意识流动的剖析，向读者展现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和个人经历，力图反映整整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乔伊斯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以18种不同的视觉和多种不同风格写作《尤》，其中涉及宗教、哲学、医学、天文、地理、历史、音乐多方面专业知识。
乔伊斯曾对为他写传记的画家弗兰克·勃真说，“我在这本书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加之所选的典故是如此晦涩，足以使任何人感到困惑。”作者有意识地在书中设置了阅读的障碍，加大了阅读的难度。乔伊斯的朋友、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曾说：“我花了3年时间才读懂它。”这样一部“天书”(箫乾语)在西方能够理解全书的人数尚且不多，何况是生活在截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习俗惯例、审美倾向完全迥异的中国读者，读懂此书的难度犹如攀越蜀道。在此背景下，萧乾、文洁若两位译者担当起了搭建通途的翻译工作，他们以娴熟的翻译手法，对原作做了准确细致的理解传达，将一部充满原作者灵感与译者心血的作品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改变了人们对意识流小说的看法，引领读者进入到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殿堂。在译文中，萧、文更多地考虑译语读者，将译文的重点放在读者的理解和反映上，体现出译文文化和译文读者的双重取向，在翻译中展现出关照性叛逆所蕴含的鲜明特色。
三《尤利西斯》中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箫乾、文洁若翻译《尤》书的翻译目的是“我们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因为有了这样的翻译目的作为指导，他们的译文更倾向于译文读者的接受和译人语习惯，表现出很强的创造性。具体表现为语义连贯、形远意达(例如运用空格来处理非标点段落)以及注释之便等，彰显出箫译独树一帜的个性化特色以及于读者的一片淳淳之心。如此翻译虽在某些方面违背了意识流小说的翻译原则，但同时亦推动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在东方社会的推广普及，使原著的艺术生命力在另一国度得以再度延续。译文凝结了箫、文两位译者自身的创作灵感、体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再现了原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语义连贯
乔伊斯在《尤》中打破了传统小说中的语言规范，采用一种文理不顺、语义不清的语体，诸如颠倒语序、句法错乱、常用残缺句、省略句等来达到“有限的自由、有序中的无序”(Gotffried，1980:14)。处理这样的语言变异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面对的主要障碍。如果不进行适当的语义连贯或语义补足便难以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和感受，这时便要求译者翻译时进行适当的“变通”。趋向于译文文化和译文读者双重取向的萧译多处运用释义翻
摘要：关照性叛逆是翻译中一种常见的叛逆行为。侧重于读者理解和阅读的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译本鲜明地凸显出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最，表现形式诸如语义连贯、形远意达、注释之便，为理解和研究翻译中的关照性叛逆提供了极好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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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Escarpit)。在翻译时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意识和阅读习惯的关照性叛逆是叛逆性行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但对其进行专项研究的却并不多见。萧乾、文洁若合译本《尤利西斯》以怎么写作读者为翻译目的，鲜明地体现了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点，为理解和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力提供了极好的范文。本文即结合书中的具体实例来对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进行分析。
一 叛逆与关照性叛逆
传统译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转换，强调以原作为中心，力求译文与原文对等，遵循“忠实性”原则，认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进入20世纪，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对翻译活动有了更为深入和广义的理解。翻译文学不单纯只是语码间的转换，还具有了一种跨越地域和时空的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功能。翻译绝非在真空中进行，绝对的“忠实”只是人们的理想。译者由于受到译语文化、翻译目的、自身素质等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改变，故导致了叛逆的出现。叛逆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翻译现象，即西洋谚语中所谓的“翻译者即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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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uttore traditore)。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earpit)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准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2000)。但叛逆并不意味着背叛原作，它根本的特点是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赋予作品的形式，使原作的意义在另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历史性环境中得以再造。孙致礼在《翻译与叛逆》一文中指出，翻译中绝对的忠实是不存在的，因而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叛逆行为可分为五种常见的表现形式，无意性叛逆、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其中所谓“关照性叛逆”，指的是对译文读者的关照。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有时对艰涩难懂的原文做出某种形式的“明晰化”处理(孙致礼，2000)。笔者则进一步指出，关照性叛逆的表现手法不仅局限于将“艰涩”化“明晰”一种处理手法上，针对特定读者所采用相应的翻译手法或翻译策略，诸如变换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的语体风格、语言形式等也属于关照性叛逆的范畴。例如在19世纪末，中国的著名翻译理论家严复提倡推广西学来救亡图存，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由于严复寄希望于当时上层建筑的代表者士大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等来变革社会、富国强兵，为引起他们的关注，翻译时他采用了令这类读者所心折的古雅文体，惟其古雅，反而易达，结果其译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林纾采用章回体来翻译外国小说也是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态。因此，是否采用关照性叛逆、如何进行表现是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尤利西斯》与萧、文译本简介
《尤利西斯》(Ulysses)是现代派小说的先驱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意识流长篇小说(下简称《尤》)，被誉为是西方文坛的“奇书”，“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代表着西方文学的巅峰。《尤利西斯》描写了1904年6月16日早晨8时至次日凌晨2时这18个小时内，主人公布卢姆和他妻子摩莉及斯蒂芬3个人在都柏林城里的活动。乔伊斯把布卢姆18个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比拟为史诗《奥德修纪》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的10年漂泊。通过对三个人的意识流动的剖析，向读者展现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和个人经历，力图反映整整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乔伊斯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以18种不同的视觉和多种不同风格写作《尤》，其中涉及宗教、哲学、医学、天文、地理、历史、音乐多方面专业知识。
乔伊斯曾对为他写传记的画家弗兰克·勃真说，“我在这本书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加之所选的典故是如此晦涩，足以使任何人感到困惑。”作者有意识地在书中设置了阅读的障碍，加大了阅读的难度。乔伊斯的朋友、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曾说：“我花了3年时间才读懂它。”这样一部“天书”(箫乾语)在西方能够理解全书的人数尚且不多，何况是生活在截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习俗惯例、审美倾向完全迥异的中国读者，读懂此书的难度犹如攀越蜀道。在此背景下，萧乾、文洁若两位译者担当起了搭建通途的翻译工作，他们以娴熟的翻译手法，对原作做了准确细致的理解传达，将一部充满原作者灵感与译者心血的作品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改变了人们对意识流小说的看法，引领读者进入到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殿堂。在译文中，萧、文更多地考虑译语读者，将译文的重点放在读者的理解和反映上，体现出译文文化和译文读者的双重取向，在翻译中展现出关照性叛逆所蕴含的鲜明特色。
三《尤利西斯》中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箫乾、文洁若翻译《尤》书的翻译目的是“我们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因为有了这样的翻译目的作为指导，他们的译文更倾向于译文读者的接受和译人语习惯，表现出很强的创造性。具体表现为语义连贯、形远意达(例如运用空格来处理非标点段落)以及注释之便等，彰显出箫译独树一帜的个性化特色以及于读者的一片淳淳之心。如此翻译虽在某些方面违背了意识流小说的翻译原则，但同时亦推动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在东方社会的推广普及，使原著的艺术生命力在另一国度得以再度延续。译文凝结了箫、文两位译者自身的创作灵感、体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再现了原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语义连贯
乔伊斯在《尤》中打破了传统小说中的语言规范，采用一种文理不顺、语义不清的语体，诸如颠倒语序、句法错乱、常用残缺句、省略句等来达到“有限的自由、有序中的无序”(Gotffried，1980:14)。处理这样的语言变异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面对的主要障碍。如果不进行适当的语义连贯或语义补足便难以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和感受，这时便要求译者翻译时进行适当的“变通”。趋向于译文文化和译文读者双重取向的萧译多处运用释义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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