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中国新一轮革新红利

[摘 要]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制度改革和完善还存在着巨大空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不仅仅靠投资、靠出口、靠低成本，更要靠改革顶层设计来实现。通过新一轮改革来理顺整个机制，在经济结构、城镇化发展、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分配制度、户籍制度等涉及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全面推进改革，以促使经济质量与改革红利的提升。
[关键词]改革红利；城镇化；体制；制度
[]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57-03
目前，一种唱衰论正在影响着国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已有30余载，人口红利正随着劳动力廉价优势的减弱而几近消失，资源红利伴随土地、矿产等资源的耗竭行将殆尽，出口红利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成本、信用等问题在艰难维持，改革红利也随着原有改革措施的陈旧而日益减少，等等，中国丧失了比较优势，无以实现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这一观点过于悲观，但这种对现今及未来发展的担忧，可视为一种警示，激发国人对改革深化的思考。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产生原有优势减弱的问题，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到发展优势在于创造，只要在原有基础上创造新的优势，那么发展本身就会产生新的红利。

一、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四个方面。在今后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全面提高农业、工业和怎么写作业的水平和效益，进而释放出新的改革红利。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和优化。现今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这依然是我国经济结构中最突出的问题。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3.6亿人，而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万亿元左右。相应的，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包括农民工在内）大约5亿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6.23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5.85倍。这种结构性差别导致农业缺乏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能力，致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农民购写工业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使工业扩大再生产遇到障碍。因此，在新的改革思想指导下，在改革顶层设计的统筹安排下，通过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和开拓新的发展渠道，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形成以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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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关系；进一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进一步延伸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使农民从农产品深加工的经营中增加收益；同时，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防灾减灾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不断理顺农产品，干预控制农业生产资料，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及不断增加农业补贴，让农民从种粮务农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实现在农村经济改革发展中不仅农业得到了发展、农村得到了实惠、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而且农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诚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是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怎么写作业也具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国部分资源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结构中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资金、矿产、土地等核心资源领域逐步形成市场定价模式，打破垄断，促使资源企业与制造企业共生。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措施解决资源型产品生产过剩问题，引进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同时，通过政府干预手段，利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机，强化市场竞争，提高市场准入的技术经济标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协调发展。
总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扩大经济效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国家收益。

二、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城镇化发展

有效需求的增加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扩大内需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未来十年，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蕴藏在城镇化制度变迁之中。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内容、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新改革红利。中国发展消费经济，以培育稳定的国内消费群体。然而，由于现有城市消费质与量的提升速度的放缓，若要实现平衡投资经济与消费经济的目标，则关键在于培育新的高水平的消费市场和新生消费群体。因此，城镇化将释放出刺激消费的巨大潜力，若与配套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绝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让更多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为了实现进城的农民在城镇就业、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由“乡”到“城”的转变，需要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保障房的建设，并推进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一系列综合配套制度的改革。改革对城镇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建设发展本身会促使新改革红利的释放。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进程，将更加有益于充分释放以新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内需潜力。

三、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改革旧体制、创新新体制

1.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亟须改善的不平衡现象，诸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衡；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不平衡；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均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资本回报率鸿沟；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生活现状的巨大差距；经济高增长与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的反差，等等。这些不平衡和差距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要想改变这些不平衡和缩小差距，只有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才能够实现。其中财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加直接的作用。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有益于缩小收入差距，有效刺激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另一方面会牵涉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一旦行政体制改革启动，一场重大而深远的改革行将启幕，伴随改革的推进，改革红利也将越发的显现出来。2.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着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既注重引导一般农户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又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着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怎么写作主体，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来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通过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激发和释放农村发展活力。
3.科技体制。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大多由科研院校及其他科研单位完成，由于这些创新成果的生产转换率低，故而需要通过科技体制的创新改革来提升科技改革的红利。未来的科技创新体系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体系，要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为依托，促进产学结合，实现科技成果高效转换。
4.投资体制。经济持续增长，既要靠内需，还是要靠投资，靠什么样的投资？单纯依靠过去单一的投资方式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积极推动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扩大民间投资，要充分利用民间投资本身所具备的能够主动选择产业的机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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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发展方式，以便获取更大的改革红利。

四、新一轮改革红利来自于关系民生的制度改革

1.分配制度。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进而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势在必行。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一临界值，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差距所引致的收入差距。其次，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中要注重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实现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橄榄形”收入水平分布结构，最终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在收益分配中获得合理的利益、享受到经济文明的成果。再次，分配制度改革要打破因垄断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监督制度，为行业发展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让收益分配在竞争中获得平衡。分配制度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分层次来完成。在建立了新的初次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再分配制度，还要配套设计出监管制度，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制度改革。
2.土地制度。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大幅提高征地补偿以增加农民收入。当农民手上有了钱，就会产生强烈的消费，他们可以拿这些钱去购写生活和生产必需品，也可以将之用于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或进行生产的转型升级。这样一来，广大农民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力就被释放出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3.户籍制度。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为了关键。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2.6%，但是按城镇户籍来计算，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左右，远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可见，现有的户籍制度若不改革，将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目前的状况是，碍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虽然有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他们依然享受不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也无法充分释放出来。因此，只有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才会使人口城镇化率提速，方能让新市民释放出更大的投资与消费潜能。
改革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原有改革带来的正资产很可能因为改革的滞后而变成一种负资产，所以我国改革进程还要进行不断地深化。只有靠新一轮改革才能寻找到更多的增长空间，也只有让改革顺应新发展的需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改革新红利，最终填平旧红利消失后而形成的坑洼。
参考文献：
厉以宁.经济发展的优势[J].中国流通经济，2012，（12）.
叶檀.中国需要新一轮市场改革红利[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2，（4）.
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