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傅葆石教授出生于香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事教学和汉文化研究已近30年。代表著作有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1993），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中文译作《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等。著名学者李欧梵在为其著作写的序中说，傅葆石教授是海外华人学者中最早研究上海的学者。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被三联书店引进到国内，译作《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已于2012年8月出版。我们的话题也自然从这本书开始。
一、《灰色上海》：复原历史真实的复杂性与暧昧性
刘波（以下简称刘）：《灰色上海》刚在中国出版了，但实际上《灰色上海》是您1993年就在美国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而且是您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傅葆石（以下简称傅教授）：对，这是从我1989年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这一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接着便找到了教职以及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合同。不久之后，我去了伯克利大学做博士后，前后三年左右的时间把论文修改扩充，1993年书就出来了，很快。
刘：实际上当时您还很年轻，看李欧梵说您是最早研究上海的。
傅教授：对，是最早一批吧，应该这样说。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去上海的。我的论文是写孤岛至全面沦陷时期屈居在上海的一些文化人的思想。我选的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跟当时上海《古今》杂志的小品文作家群（包括文载道、周黎庵）这些文人作家来探讨他们的心灵困境和思想挣扎，主要是看他们面对沦陷时期整个上海的大变动、大暴力所作的回应、抉择的复杂性和道德暧昧性。
刘：为什么选择上海？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命题的研究？
傅教授：因为我本身一直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兴趣，上海当然是这一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新文化中心，我一直对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种很特别的想法。在选题的时候，我记得在写博士论文设想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想好一定要写上海。当时我的兴趣是什么呢？因为七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学术界，对于纳粹（犹太人）集中营的历史与文学很是红火。当时我也修了很多这方面的课，我看了很多有关Holocaust的书以后，就觉得中国史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啊，就是如何去理解在一种极端处境里一些人的一些思想、态度、心态以及他的一些行为。而且当时也有很多人在重新做抗战史，但我看很多书，都没看到有人在做沦陷区。当时大多觉得沦陷区是日本统治的，所有在沦陷区的人都是亡国奴，没什么好研究的。
刘：您说当时很多人在重新做抗战史，是西方人在做吗？
傅教授：西方的历史学家有一些。当时主要在做汪精卫政权呀，军事史呀。当时搞抗战史的台湾的比较多，大陆也有不少做的，都是做延安啊，游击队啊，但我觉得其实沦陷区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不过最初我的设想也只是一个比较粗的看法，就是抗战、沦陷。我一直以来都对这样一个题目感兴趣，就是人如何在这种大时代里安身立命，在民族大义与乱世求生的道德夹缝中如何做出各种选择。
我写了设想后，就想亲自到上海去看看。当时我听说上海比起其他很多城市对档案资料、历史资料保存、整理得比较好。我还听说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在开始整理孤岛文学。但是你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申请去中国做研究，不容易。当时问了几个地方，也是凑巧，刚好上海的一所高校说，可以呀，很好啊，你来嘛，然后我就去了。
刘：您是以什么身分去的，博士生？
傅教授：对，博士生。美国这边出钱，自己去做研究。我很感激给我这个机会，因为如果继续在斯坦福大学，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就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很安静，好像与世隔绝似的，很漂亮，但在那种环境下不可能会想到这种沦陷时期中国文人的挣扎、困境、暧昧性的。不过当时我去上海找资料做研究，很不容易。
刘：为什么？
傅教授：上海图书馆很多书都找不到或者不能借。当时刚刚开放，百废待兴，很多资料都看不到。也有一些朋友帮忙，花了很大的力气，只看到了一些孤岛文学的资料。当时的日常生活也不容易习惯。记得当时我在上海中山北路等公交车，等了很长时间，还是因为太挤了，挤不上去，所以就干脆一路走到南京路，要走1个多小时，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书找资料。
刘：因为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傅教授：没有其他的，不像现在，有出租车什么的，当时没有，只有公交车。你挤不上去只好走路。其实这样也好，可以想象到战乱时上海的很多情况。然后当时就访问了不少上海的文人作家，这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时社科院也在做这个研究，所以跟他们谈了一下，他们也是刚开始，得到的信息不是很多。在上海做了一些基本的资料，主要还是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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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幸存者谈天、访问，对他们在沦陷区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了解，特别是像散文家柯灵先生、小说家许杰先生他们那种面对历史胸怀坦荡、无畏无惧的心态，他们那种忠厚包容的言行深深地感动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想一定要好好把这个题目做出来，虽然之前想的不是特别多。刘：那您的题目什么时候开始确定下来的呢？因为您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傅教授：决这个题目是在上海呆了一年多的时候，当时上海刚刚出了《王统照文集》，出了《李健吾文集》，我看了一下这些书，觉得还挺好的，就觉得这个题目真的可以做。
刘：您在上共呆了多久？
傅教授：两年多，访问了很多人。我的题目是研究很多二线作家的，他们在沦陷区惨淡求生，被逼做出了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妥协，承受了战争的苦难。还有不少上海沦陷的时候在那住过，但不是特别有名的，我都访问过了。我很喜欢跟这些人讨论。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加深了我对日军暴力统治下上海的了解。
刘：他们都跟您说了什么？
傅教授：很多，各种各样的，当时他们的生存状态，各种想法。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很多人往往把当时沦陷时期的生活和后来的混淆起来。
刘：所以刚才您说幸存者，我就在想，大概这指的是双重意义上的幸存者。第一是抗战，第二就是。
傅教授：对，所以我对这题目越发感兴趣。看来，这两者大概相似性还挺强的吧，不然那些人不会把这个搅乱的。不过，我却没有对此深入探讨。
刘：您当时访问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
傅教授：他们多数人在听到我问的题目时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当时80年代，他们对海外、对海外来的人还是比较好奇。跟我见面，开始还比较拘谨，但因为80年代是变革的时代，他们积累了很多东西，还是想要不吐不快，所以慢慢就放开了。他们很多都很愿意讲，但就是讲的时候容易把几个时期给搞混了。
刘：那您是通过单位的关系去找到他们的，还是通过个人的关系找到的？
傅教授：个人的关系吧。老师啊，朋友啊，文化沙龙啊等等。当时上海的学术界、文学界都非常热闹。我很幸运，去上海的时候赶上了这场“文化热”，感受到了当时中国对于文化、思想的重视、痴迷。记得当时我住的宿舍本地人是不能进来的，他们来看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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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我也得跟守门的师傅阿姨解释，很麻烦。外国人住的宾馆啊，像国际饭店啊，本地人也是不能进去的。我记得当时还用外汇券呢，现在可能不能想象，跟现在完全两样，写东西呀干什么都不方便。我去的时候还是刚刚开始有个体户，卖馄饨啊，卖茶叶蛋的。当时我们吃饭的食堂晚上过了时间没得吃，或是做得太差，我们一批“留学生”就跑到学校后门外去吃馄饨，茶叶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很饿，吃了个茶叶蛋。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家叫“阿里山”的，做那种小馄饨很好吃。所以我就感觉上海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感到国家正在大变化，中国正在变好，但又感觉整个变化跟当时的物质条件是不匹配的，但越是这样越让人感觉兴奋，探索中国的前途。所以我到现在都很怀念那个时候。
刘：当时他们把您看作是港澳同胞还是美国人？
傅教授：好像也没分得很清楚吧，有时叫我港澳同胞，多数情况下称我是海外华人。
刘：那您的访谈对象对您有没有什么忌讳呢？因为您本身是香港人，又是从美国来的，也许他们会觉得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同他说的？
傅教授：可能有吧，但我没感觉。我那时穿得特别朴素，我穿那种上海的大棉鞋，所以还没碰到什么障碍。当时整个就感觉很多人都有很多话，想要说出来。
刘：而且是真实的。
傅教授：对，真实的。而且他们认为我是海外来的，不会对他们有什么不利的，况且我也是搞学术的，不会乱搞什么，所以还是什么都说的。
后来我从上海回到斯坦福。真正把这题目定好，是回到美国以后。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变动很厉害，有很多文化沙龙，很活泼，和很多人交往，到现在都还很熟的，所以在那种环境下，我很难静下心来想东西。回到美国以后，就把这个题目具体化、系统化。斯坦福大学有个胡佛图书馆，我进去看，哇，很多很多上海沦陷时期的报纸杂志从来没有被人用过，而这些报纸杂志都是我在上海听过名字但见不到的，像《上海生活》《新申报》和杂志等。
刘：你说的是中文的杂志？
傅教授：中文的，当年的杂志！我还找了一些当时英文的杂志。我当时想，哇，这简直不能想象，太好了。
刘：原来宝库在这儿！
傅教授：是啊，就这样不停地读和抄笔记。当然，当时在上海感受的那种不同的氛围，特别是跟很多前辈文人作家讨论，还有讨论以后的一些感想，也很重要。有那么多材料没人用过，就此开了题。
刘：那当时您的题目定下来后，导师的意见是什么？
傅教授：我的导师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啊，就写了。
刘：您的导师是美国人？
傅教授：美国人，白人。
刘：他们当时对这题目什么感觉？
傅教授：他们不是很知道，因为我的两位导师是做社会史、经济史和党史的，所以他们对我这个题目不是很了解。美国这里的学术界风气应该说是很自由的。我对社会史、经济史压根儿不感兴趣，什么海关资料土豆查重啊，我没兴趣。我就对文化史思想史情有独钟，虽然不流行，但我喜欢，喜欢去研究人，人在某种生存环境下的心情、想法。导师们都很好，他们对我非常地容忍。我定下来这题目，他们就说好啊，你做吧，这个题目还真是没人做过，也没人想过。当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还多读了一个比较文学，我喜欢文学，但以历史为主。这样定了题目就写，写起来很快。我想题目和修博士生的课用了很长时间，但写论文很快，主要还是因为在上海生活过的那种体验，与前辈文人作家讨论后的感受以及胡佛图书馆这么多的资料，就写得很快。我这样的做法在当时还是很独特的，用文学、文学家的眼光来看历史。
刘：其实就是说您在上海的体验、访问，还有胡佛图书馆的资料，它们就像历史的拼图一样，您给它拼起来。
傅教授：是，可以这么说。我想搞历史就是这样，把很多不同的东西串起来，连成一个故事，把它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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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对，因为现实是很复杂的。傅教授：是复杂的，人是很暧昧的。
二、香港一加拿大一美国：成长和见证中养成边缘性与敏感性
刘：我接下来的提问可能会比较尖锐，希望您不要介意。我原来曾问过您为什么会选择上海，尤其是那一时期的上海，实际上是因为我觉得这跟您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您的身份是有很大关系的，可能大陆的人不会想到这些，或者是一个台湾人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些。傅教授：为什么呢？
刘：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一种观照吧。您成长时期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您知道您是中国人，但是又处于那样一种特别的环境下，并没有祖国来管你，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可能没有归属感，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像一朵浮萍一样。我认为您选这样的题目，您的研究方向和观点，和您本身对自己身分怎样认识、对自己的思想世界怎样认识以及您自己的成长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很想知道您自己的成长经历。
傅教授：我老家是广东，我的祖父母是中国大陆来香港的，我父母和我都出生在香港。我出生在一个小渔村。我小学的时候是处于殖民地冷战时期，我和其他大学者也不一样，我小时候对学习没有多大兴趣。
刘：你们小学都学什么？
傅教授：小学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也不是政府津贴的，上学要坐船过海去的。主要课程就是读英文、中文、数学等，好像也有读中国历史，但中国历史是读清朝以前的，还没到战争就没了。
刘：也就是说英国人不会告诉你们战争是怎么回事，香港是怎么沦为租界的。
傅教授：是啊，直到高中才开始读到英文的世界史，里面才有战争和战争以后。我当时不太爱读书，只喜欢踢球，喜欢看电影。上学以后除了帮家里做点事外，其余时间就都是玩，看电影。那时看的多数是黑白的粤语电影，因为便宜。
刘：当时香港的教育是小学就会开英文课吧？
傅教授：是的。不过，我父母都不懂英文，我没有兴趣，学得不好。
刘：那时在香港什么样的人才会说英文呢？
傅教授：那就是比较高层次的人了，都是精英分子。当时香港最好的学校是政府学校，比如英皇、皇仁、圣保罗等，都是超级名校，只有这种学校的学生才有英语讲得好的，而且很有那种英国口音的。我是出生在鸭脷洲，一个偏僻的小渔岛。六七十年代初鸭脷洲没有桥，都要坐那种船到香港仔，再坐公交车去香港岛，我们都被看作是渔民。所以我中学考到香港岛读书，就比较受歧视，而且我们当时剪的发型、口音都和人家不一样。我当时去上学，连坐船带换车、走路，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到学校，所以总是迟到，迟到了学校要罚。
刘：怎么罚？
傅教授：罚你站在那个地方，不许去上课，一站站两堂课。不仅有这个惩罚，还有警告。我那个学校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学校，教英语教得也不怎么好，所以我也不想讲英语，跟大家讲广东话，但校长推行要多讲英语。我的英语很差，同学又歧视我们鸭脷洲的，所以我想从那时候起就有这种很强的边缘心态。
刘：那中文课也说广东话？
傅教授：是，我的中文课很好。可能是因为喜欢看电影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学习和我后来搞的学术没有太大的关系。香港那时的教育是殖民地的教育，比较重视英语。我英语不好，读的学校的等级又是差一点的，我在学校还受到歧视，所以有点无心上学，整天踢球和看电影。
刘：我在您自己写的一个小传里看到，那个时候您看电影，因为国语片都是比较大的公司出品的大片，所以看一次国语片就像过节一样。
傅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语片很好，后来就渐渐走下坡路了。那时有好多明星，夏梦啊，傅奇、石慧啊等等。我的名字曾经给人家开过玩笑。香港1967年，以后对左派有很多歧视，傅奇、石慧都是左派。那我姓傅，傅奇，石，石慧，就好像我也是左派一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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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开我玩笑，但其实我跟他们没关系。刘：1967年香港的时候您是在上中学了Ⅱ巴？对那次您印象深刻吗？
傅教授：挺深的，很恐怖的，好像到处都有炸弹，有恐怖袭击的，晚上不能出门。
刘：但鸭删洲要好一点。
傅教授：好很多。我家楼上住的就是鸭脷洲小工会的头头，亲左派的，他们都是小老板，开店的。整天都在播什么“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我从小就听了很多。我们楼下却是一个教会的幼儿园，整天播教会的歌，所以这氛围就很奇怪，有左有右。但我们和楼上楼下的关系都很好。鸭脷洲地方小，左邻右里都认识的，没有炸弹，在我们对面的香港仔就有。
他们成天播“东方红，太阳升”这类歌，我很小就熟悉这些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对我有影响，中学后期就开始对大陆有好感。一是我觉得自己比较边缘，英语不好，在学校被抓到讲广东话就总受罚，又整天迟到；二是我的一个历史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好像比较“左倾”，给我们讲战争和帝国主义，我就特别有感受，就觉得我们这种不够时髦、不够洋的总受歧视。
当时香港已经有左派、很明显的分化，1967年后左派里面在青年学生中又分出新左派，也分出很多，讲起来很复杂。他们搞很多社会活动，或者是探讨中国传统。那时是香港很动荡的时候，钓鱼台运动、母语运动等，大学里也出现了很多个文社，大家都开始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与香港的关系，香港有没有自己的文学，自己的文学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到中学后期时开始有兴趣读书，读书的来源不是学校，而是因为自己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想知道，究竟为什么中国会有大陆、香港，为什么会分开。用功了一年，考“会考”，考到了不错的成绩。
刘：会考是什么？
傅教授：香港当时是这样，6年小学，5年中学，之后是全港公开的“会考”，成绩好的继续2年预科，再考大学，然后3年大学。另外。中三就开始分文科、理科，我是在文科班，一般成绩好的去理科班。我在中学最后一年用功，读这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会考考得不错。后来我就去了加拿大，读了一年的预科，之后上了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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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看我这一路上，就是有一种很强的边缘心态。这种边缘心态让我们搞文化研究的有一种强烈的敏感性。现在我看我自己的这些著作，我自己感觉都是把很多被压制的声音提出来，这是我的做法，但我并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去做，后来回过头来看还确实是这样。这种敏感性使我能够特别关注到这些被历史压制了的声音。刘：对，自身的一种处境决定了自己关心的研究命题。
傅教授：是啊。
三、《双城故事》一冷战：跨界研究继续享受边缘
刘：您的另一本著作《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应该说是本电影论著。我知道您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喜欢电影，但您是历史专业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把电影纳入您的研究体系的呢？傅教授：其实我这个人也是很暧昧的。因为现在很多搞电影的人找我去讲电影，但我又是历史系的人，所以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是哪面的了，可以说是游走于电影与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吧。现在美国最重要的电影研究杂志，我是编委。其实我以前喜欢看电影，但没想到会对电影做研究。
我记得是1993年，我的书快出版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回香港，刚好香港国际电影节正在搞一个专题，研究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区时期的电影负责人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他知道我对这段时期做过研究有一些心得，问我有没有兴趣帮他们写稿，可以给我提供一些电影资料。同时，我另一个学界的前辈跟我说，根本不可能搞电影史，特别是沦陷时期的，因为没什么资料。他本来以前想做，后来也放弃了。但他一说我反而更感兴趣了，人家说不可能做的我就想做着试试看。刚好罗卡先生安排我看的就是《木兰从军》。那么我一看，我说我来写写看，试试看。这件事把我以前喜欢电影的兴趣引起来，我就想，其实我搞历史的，也可以搞电影啊。你看了我的《双城故事》，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你觉得我做的和你们电影专业的有什么不一样？
刘：很不一样。可能我们更关注它的拍摄手法，它的表现，但是您可能更关注它的拍摄背景、幕后和其中的一些象征、隐喻。
傅教授：对，因为我是搞历史的，所以我特别重视各种史料，也对影片产生的整个的context，整个时代比较敏感，所以看电影不只是认为好看，更关心这电影的文化政治，这电影的历史想象，想表达一些什么与当时的特殊处境相互关联的东西，想它深藏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
刘：但我发现您仍关心那一段历史，就是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只是研究载体换了，从文学到了电影。
傅教授：对，所以人家说我比较跨界，从历史跨到了文学，又跨到电影，但核心还是思想史、文化史。1993年那本书出来后，我也是想搞搞创新，所以选择了电影。除了电影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外，我也想看看电影工业，还有当时想搞搞上海跟香港，但是重点还是像你说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其中有一段是1945年到1950年，放在了结尾。
当时有很多书评，就是认为这本书跨界了，把电影放进了历史，放了很多资料。而且特别是搞电影的人推荐说，我用的资料不是传统搞电影的人用的那种资料，用了很多报纸和电影杂志，这个他们觉得比较特别。正因如此，引起了国内很多朋友对我这本书的很多兴趣。
刘：我觉得《双城故事》的切入点特别好，因为上海和香港本来就是互相影响、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电影人的往来传播了各自的文化。
傅教授：对。另外当时我觉得对于香港存在普遍的偏见，认为那是个文化沙漠，粤语片乱七八糟，粗制滥造，没什么意思的，所以我在书里说，我认为不是这么简单的。还是那句话，我在无意识中确实在关注着那些被压制的声音。我觉得香港的罗卡先生对我的书的一些评价有他的一些见地。我们住在美国，你在美国是边缘，相对中国，也是边缘，即使我还是中国人，但回去我还是客人。
刘：对呀，中国人认为你是美国人。
傅教授：但在这里我也不是主流，研究方向不是主流。你看前些年我主要管行政工作，我比较推中国的研究，但学校不这么看，所以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做更多的工作。
刘：那也就是说汉学的研究在美国还是很边缘化的。
傅教授：是边缘化啊，当然也有一些搞得很出色，但大多集中在搞当代，因为和美国当代的政策联系紧密，历史的就很边缘了。
刘：就是说这种研究还是很功利的。
傅教授：特别是搞中国的研究，政策性的研究是主流，因为对美国当订政策有利。而且我作为华人也不是主流啊，你是少数民族，就算是在少数民族里你也不是主流啊，真正的少数民族是黑人啊，西裔啊。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有很强的这种边缘心态。那这种边缘心态就会在有意无意问让我对这些受到排斥、受到压抑的声音特别关注，特别敏感。也许我住在国内，我本身是比较主流的人，我是汉族人，我在主流里面，可能我就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但在这里我会对很多东西特别敏感，这是在国内体会不到的。比如我在香港，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中秋节嘛，也就那么回事，每年都是家里这样过的。但我出了国以后就想，为什么要过中秋呢？这是有一个含义的。为什么美国人不管那些东西呢？推己及人，我就对很多事情特别敏感。这种敏感性让我对历史上的很多问题就特别特别关心。我在上海的时候，他们说我找对资料了，没人用过；我回来美国，在胡佛图书馆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人用过。我搞这个上海电影也是，很多人说你根本不能做了，但我做的时候发现资料很多啊，只是没人用而已。所以说这种边缘性也是很有好处的，我很享受。
刘：那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开始研究冷战的？
傅教授：基本是从2005、2006年开始，对冷战有兴趣。但是现在研究环境不一样了，因为我出了那些书以后，很多人认为我是搞电影的，而且就搞那一段的，找我去写那些东西，所以花了我很多时间，很多精力，新的研究进展很慢。
刘：那现在关于冷战的研究您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还是一个摸索期吗？
傅教授：还是在摸索期吧，找了一些资料。因为我是这样看的，你能找到什么资料，决定了你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我这人写东西很慢，我总是用很长时间慢慢寻找适合题目的方法和切入点，所以一开始我总是定下一个很大、很广的问题和框架，去看很多的资料，这些资料慢慢带着我，让我把问题慢慢缩小，然后我的方法和视角慢慢就自然出来了。所以现在我的确是在一个摸索期、消化期、思考期。
刘：咱们这学期上的课是讲冷战，我看您仍然是引用了很多电影来说这方面的课题。
傅教授：对，以前都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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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电影，但对冷战历史环境下的中国电影，尤其是香港电影关注得还比较少。刘：所以我想这也是个新的视角吧。
傅教授：算是吧，我特别重视那些表述得不是很明显的电影。大家都知道那种宣传片特别容易看出来，但是一些表达得不很明显的电影，怎么去看。我在《双城故事》里就讲到了，从娱乐片里看到政治，看它是怎么表述的。这也是一种方法。
刘：那我觉得还是延续了您那种边缘心态的，关注被压制声音的方法。
傅教授：大概是，潜意识还是这样。但是我很享受这种边缘感，它能让我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而且边缘也不是完全无声的。
刘：那您对将来的研究题目、研究方式还有些什么规划呢？
傅教授：我是想从工业和文化政治的角度重新书写1930年-1960年的华语电影史，其中包括冷战时期香港、台湾的电影发展和前中国影人的复杂心态。
刘：打算研究多少年啊？
傅教授：哎呀！这我可不知道了，慢慢做吧。主要是一边做，一边享受它的乐趣。
●作者简介：刘波，电视台新闻中心编导；北京100859。
●责任编辑：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