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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记者在灾难性电视新闻直播报道中角色定位和意义电大

收藏本文 2024-02-01 点赞:15790 浏览:61964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 “5·12”的发生,短时间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内引发了社会人群行为及心态的震荡与变化。由于外部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秩序瞬时“断裂”,人们赖以生存的信息环境出现了“断流”,对社会信息的重组与传播,便成为大众媒介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以四川电视台2008年“5·12”新闻制播报道为切入点,探寻此类报道中,记者的角色定位与作用,以及由此对报道内容所带来的建构性价值。
关键词 灾难新闻;记者;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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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秦夕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灾难性新闻是大众媒体对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由于灾难性事件往往会对现实社会造成直接的,有时甚至是极为重大的影响,因此,它成为大众媒体与社会受众所共同关注的对象。
灾难新闻一般意义上具有以下基本特征:背向性、突发性、刺激性、冲突性。而就“5·12”而言,此次灾难的严重性与破坏性在区域内是史无前例的,灾难新闻的一般性特征得到无限放大;对新闻媒体而言,前所未有的灾难也挑战了媒体与记者的“新闻经验”与“制作惯性”,在新闻报道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中,既存在着极大的自然与市场的风险,同时也为媒体与记者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灾难性事件中所存在的若干不确定因素,使得记者自身的角色定位及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这些都在四川电视台“5·12”新闻直播报道中得到了体现。
作为新闻报道中最活跃的因素,灾难新闻报道中记者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此前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从人文角度提出,“记者要成为苦难的‘温柔抚摸者’、爱的信息传达;同时,记者要避免成为‘痛苦加剧者’;记者不应成为‘心灵底线的挑战者’。也有研究者从新闻学角度出发,提出记者在灾难报道中要充当好“调查员、预警员、记录者、舆论引导者、民生关注者”等角色。
就“5·12”新闻报道而言,外部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自然引发社会组织与社会人群心理的强烈震荡,外部信息的相应缺失、常态性信息交互的“断流”、人们赖以生存的信息环境均衡被打破,使得信息的需求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阶段”。对信息的“非常态”采集、生产与传播便成为大众传媒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任务。而在这一任务进程中,记者的身份与角色定位,无疑成为了其中不容忽视的“要件”。与此前所述的灾难性新闻报道中的记者角色相比,“5·12”新闻直播报道中的记者,也因为其所处环境的不同,以及身份的多样性,进而产生了更具复合性的角色定位及角色效应。

一、“5·12”直播报道中记者的职业定位

记者在灾难新闻报道中,首先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普适性的职业角色。作为信息的采集与传播者,他们在报道中首先实践的是客观信息的采集、传播与公众舆论引导的角色意识。这一点,也在四川电视台“5·12”新闻直播节目中得到了体现。

(一)还原信息真实,恢复信息交互平衡的传播者

“5·12”灾害发生后,四川电视台即把握时间第一落点,立埠,迅速反应:四川电视台第四频道在地震发生后两小时,即2008年5月12日16:30分开始直播《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特别直播持续至13日凌晨,共计约7小时40分钟。直播报道打破了原有播出秩序,随时插播地震相关最新报道,及时传递多路记者发回的大量甚至未经删改的第一手信息,主流媒体相关报道的透明性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受众的知情权。媒体在信息断裂过程中,抢占舆论高地,以真相粉碎谣言,安定人心,借助“省、市政府公告”、省地震局史无前例的当日六次“新闻发布会”等权威信息传达,实现媒体议程设置职能,肃清谣言,实现媒体议程与政府议程的无缝对接。以2008年四川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现场》节目为例,记者在当日直播报道中呈现出以下行为特征:
1.“现场”报道。在灾难发生当日的时间段中。由于获得的有效信息有限,记者紧扣“现场”二字,首先第一时间记录地震“现场”情况,实现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空间全覆盖,多点联动,告知事件、传播信息成为记者的第一要务。
2.多点串联,多位合作,共同构筑新闻报道场域。面对灾情,一方面,记者“驻守”省地震局等候最新信息,通过权威信息的快速发布,在第一时间内充任了信息发布与“意见领袖”的角色,对短时存在的信息“断流”进行了联通,对可能存在的谣言进行了预防,也通过相关信息的发布,让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权威媒体与权威信息的存在,借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面对重大灾难性事件时市民的普遍惶恐与焦虑。另一方面,多路记者在市民及周边各个现场以“受灾”与“救灾”为核心议题延展相关话题,持续发回报道,增强报道延续性与事件报道完整性。
3.多渠道整合信息。与此同时,面对因地震影响造成的信息不畅等因素而引发的报道难度,记者借助多种信息渠道收集整合信息并及时发布。一方面现场报道借助字幕、电话连线、卫星直播等形式构筑信息流,如《最新插播: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成都较强震感市民不用惊慌》节目借助记者口播与受众提供的手机视频结合的方式,向受众介绍成都受到地震影响的真实情况,有效提升了报道的可视性。另一方面积极整合其他报道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弥补事件报道空白,如引用央视视频资源《央视记者专访市长葛红林》,以主流信息传播传递核心价值取向。

(二)占领舆论高地,信息与舆论双重传播效益的引导者

灾难事件报道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及受众需求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凸显。重大灾难事件发生之后,社会的局部或大部原有秩序被打乱,就大众处层面而言,亟待信息的知晓与由此形成的舆论导向的引导,来重新确认新环境下自身的定位及行为方向,同时也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与环境。而在这一过程中,记者在大众媒介报道中所描述的信息内容的不同侧重,以及由此所产生出的不同内涵指向,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四川电视台“5·12”直播新闻报道中,记者在上述两方面均有较为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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