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忏悔录》叙事艺术如何写

摘要：本文界定了事实真相在自传中的特殊性。通过观察卢梭《忏悔录》中对事实的叙述，分析了作者写作过程中虚构和取舍的叙事艺术，并解读了作者叙事艺术背后的深层含义。认为作为自传的《忏悔录》是卢梭思想体系中表达对人类社会理想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自传事实真实情感链自我
一、引言
自传是有别于小说的。小说是融合了作家的生活经验和对精神的观察的虚构。小说之所以称为“小说”，是因为作家以小说家的身份写作，他与读者之间对虚构有一种共识和默许。而自传作者和读者之间却签订了一份自传契约。作者不再有虚构的特权。同历史、报道和传记一样，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本质。凭空捏造地名和事件是违反契约的，传记中的细节和材料须经得起考证，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传记事实是除了那些艺术家之外还可以由别人来证实的事实。”（P10）传记的内容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事实是传记的一条枷锁，要求传记作者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免得越过了契约的界限。

二、自传的真实和《忏悔录》中的自传事实

本文所研究的《忏悔录》是让-雅克·卢梭晚年的自传，被公认为现代自传的开山之作之一。开头第一句：“我正在做一件前无故人、后无仿者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这个人就是我。”（P121）这句话奠定了《忏悔录》自传的基调，之后的叙述也确实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书中袒露的事情在卢梭同时代人看来真诚大胆，甚至令他的朋友们感到尴尬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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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实是可能的吗？或者传记的真实究竟是什么？这是研究者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当作者详尽无遗得叙述时，外在的事实也一边不断得在被内化。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是以主观的方式介入，对事实的选择本身就涉及判断，叙述的过程更难免艺术的润色。所以帕斯卡说“自传作者叙述的不是事实，而是经验”。[3]（P26）纳博科夫说：“的事实不是以自然的状态而存在。”[4]（P26）自传作者所叙述的是经验化的事实。《忏悔录》开篇第二段：“唯有我可以这样做。我熟悉自己，也了解别人。我生来就与我所见到的任何人不同。…… 欲问大自然打碎了它塑造我的模子是好是坏，只有读了这本书之后才能判断。”[5]（P121）可见，卢梭一面要揭露自己的真实面貌，一面也承认，代表绝对意义的真相的“模子”，已被大自然“打碎”。试图认识他的人如果从书信、同时代人的证词、从他遗留下来的种种痕迹来判断都将会是破碎、歪曲、错位的。而他将通过《忏悔录》的写作，复原模子，这个复原的过程，一边也是作者的介入、过滤、甚至“创造”“虚构”的过程。
第二卷开头处，作者明确回应了这一“创造”的过程：“写书时所有收集的资料也已经落入别人手里，永远也无法找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忠实向导，那就是标志着我生命延续的感情链……我可能在事实上有疏漏，可能张冠李戴，日期上也可能出错，但对自己所感受到的，对感情促使自己做的，却是不会弄错的，而这正是关键所在……这是我所许诺的心路历程，把它忠实地写出来，我不必有其他回忆，只要像我之前所做的那样，回归到自己内心里。”[6]（P226）
标志作者生命延续的“感情链”，“自己的内心” 才是作者所要的真实。所谓“情感链”是指在自传中出现于卢梭生活中的种种人物，他们与卢梭建立起了关联和连接。“情感链”让“自我”成为可能，因为“自我”正是在他者的逐一融汇中不断生成。而要回到“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要顺着这条“情感链”找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三、在“情感链”中复原“自我”

基于以上的辨析，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忏悔录》作者卢梭是如何用“情感链”找到“自我”的。如果大自然真相的模子已经不能复原，传主卢梭又将通过怎样的方式，构建“自我”真相的模子。这个“自己的内心”会最终以怎样的面貌示人。
大部分自传以时间为序排列事实材料，《忏悔录》也不例外。然而不难发现书中以时间为序的事件往往比重不均。书中记录了1712年作者出生到1765年期间的事，跨越五十余年，删选的工作是必须进行的，正因此，我们在书中看到了有的事被作者强调，有的被重复，有的被忽略弱化，有些公认的事实甚至只字未提。作者的选择不会是任意为之。作为思想家的卢梭，不断修改不断注释自己作品的习惯是公认的。对于自己的自传，作者不可能放弃严肃细致的态度。因此这些维系在情感链周围的事件和众人，如何出现如何安排都一一在作者手中。我们不会否认思想家卢梭，同时也是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卢梭深谙写作的艺术，对于事实材料的取舍、组织都有用意。正是为实现回到“自己的心”铺路。
撇开时间，我们会发现，作者对事件人物的叙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第一类：小说式的叙述

这一类叙述中所涉及的记忆往往是愉悦的。也最能体现《新艾洛伊斯》、《埃米尔》作者的艺术习惯。它们被作者置于放大镜下，细致斟酌，用大量细节、分析，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这里提到的人和事却完全不能和作者实际相处的时间相吻合。这些人是他的邻居、短暂的爱人、早年的保护者，在外人看来，并非作者一生中常相伴的关键人物。但作者花大量笔墨去描绘那些小往事，试图表现出永恒的含义，甚至人物的音色、相交的目光、衣服最小的褶皱都被一一记录。
在这个类别的叙述中，涉及到华伦夫人、巴塞尔夫人、格拉芬耶和加莱小姐、威尼斯的交际花、乌德托夫人等。作者突出了和以上人物的情感和友谊，几乎每一个场景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微小说，一个完整的梦境。这些叙述都会涉及到鲜明的人物形象、戏剧化的场景和诗意的氛围。

1.鲜明的人物形象

比如华伦夫人“与本世纪同时诞生，已经28岁了。她风韵犹存……她的神情亲切而温柔，双目含情，有着天使般的微笑，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灰白色的头发有一种罕见的美，随意拢一拢便光彩照人。她身材不高，有点矮……”[7]（P138）又说到乌德托夫人，“年近30，说不上太美；脸上有雀斑；肌肤也不细腻，眼睛因为近视而有点圆突。……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天然卷曲，垂及大腿。她身材小巧玲珑，举手投足显出既笨拙又高雅的气质，她的思想极为纯朴，惹人喜爱；快乐、轻率和天真在她身上结合得恰到好处……”。[8]（P291）

2.戏剧化的场景

小卢梭和表哥种树的英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个小朋友模仿朗贝西埃先生种树，然而选的位置不对，小树马上面临枯死。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引水沟将他浇灌胡桃树的水偷偷引了过来，故事最终以朗贝西埃先生的大叫和他妹妹的大笑结束。作者不惜大笔墨饶有兴味地讲述这个孩童时代的恶作剧。采用戏剧的开场一般吆喝众人观看，将回忆写成了一个充满的罗马英雄般的壮举：“啊，你们，对于平台上的胡桃树的来龙去脉很好奇的读者们，听听我说这段可怕的悲剧吧。希望你们尽可能得不要颤抖”。[9]（P128）
另一个例子，卢梭和华伦夫人的爱情故事。作者用记述历史传奇般的手法开始这个故事：“……人家对我说她刚出门，上教堂去了。那天是1728年的圣枝主日。我立即追了上去：我见到她，等了等，同她谈了话……我大概还记得这个地方；此后我在那儿洒下过许多的眼泪，亲吻过那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可以用金栏杆把这个幸福之地给围将起来！为什么不让全世界的人来朝拜它！”[10]（P138）这段话流传久远，深入法国读者的心，后来甚至确实在1928年，为纪念卢梭与华伦夫人相见200周年，在卢梭所描绘的地方建起了金栏杆。

3.诗意的氛围

卢梭的童年是被“温柔和简朴”的风景所包围的。作者描绘了一幅宁静的风景画：在燕子的呢喃和苏桑姑姑的小曲陪伴中，小卢梭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宁静地阅读。至于和乌德托夫人的相遇，则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在凉爽的树影下，在夜莺的歌声和潺潺溪流中。几乎在第一大类的事件叙述中，作者都有意营造了诗情画意般的氛围，往往通过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烘托，开始讲述将要发生的动人故事。这种在作品中穿插大量自然风光的写作特点，是卢梭从写作小说《新艾洛伊斯》开始的，而在当时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尊卢梭为浪漫主义文学先驱的原因之一。在十八世纪的读者看来，大自然在卢梭笔下宁静美好，人与自然不分彼此，如同伊甸园再现一般。给卢梭同时代的读者留下了新鲜深刻的印象。
综上三点，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叙述第一大类的记忆时着重用力，大量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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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艺术中常用的手段。充满细腻的描述和浪漫的情怀，使事件和人物都生趣动人，色彩鲜亮，令人过目难忘。

(二)第二类：辩词式的叙述

这一类记忆，往往出现在支离破碎的叙述中。作者不再给我们呈现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而是寥寥数语，勾勒一个漫画般的侧影。然而恰恰相反的是，这里所提到的人和作者相处甚密，在作者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尤其涉及他的老朋友们，之后对于卢梭而言，他们成了他的敌人，阴谋集团，压迫他的社会势力：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奥尔巴赫等等。
狄德罗是卢梭青年时代以来长久扶持的朋友；埃皮奈夫人被公认为卢梭一生最重要的保护人，从相识到友谊的破裂共同经历了十五个年头。然而他们的形象在《忏悔录》中甚少提及，提到的时候也是片段、破碎的。这些叙述模糊不清，和第一类所提到的浓墨重彩、兴趣盎然的描述有天壤之别。
也没有完整的事件交代，对于卢梭生平历史不清楚的读者，因为作者没有交代其中的人物关系，甚至会有看不明了的感受，更不用说像第一类那样兴致勃勃长篇叙述相遇分离的来龙去脉了。这一部分的记忆，完全被抽离了色彩和诗意。取而代之的是不休的解释、辩解、誓言、证据。致使叙述的内容空洞干枯，贫乏无趣。虽然在篇幅和重要性上不亚于第一类记忆，但作者讳莫如深的艺术处理方式，使这部分所表现的“感情链”如同处于灰暗的地带，而“自我”也随之陷于阴影之中有意隐去。这部分叙述表现出以下特点：

1.模糊的人物形象

他们的踪影往往被低落的语气带出，显得隐隐撞撞，模糊难辨，始终处于影子中一般：“当我来的时候……谈话就随之结束了。他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唯有我不知和谁说话才好”，[11]（P270）让-雅克·卢梭从未正面叙述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总是以“单独的会谈”，“在小路一角”出现，他们的秘密，是“从来不为人知和坏心眼的”。狄德罗被描绘得冷漠无情且不守信用；埃皮奈夫人则总爱搜查泰蕾莎（卢梭的妻子）的篮子，至于格里姆，全然忘记卢梭对他在病中的照看，对他投以轻蔑和反对。这些人破坏了卢梭的美好梦境。他们的真面目读者不得一见，因为在卢梭看来，他们是“带着朋友的面具，让我变得孤独而可怜，将我推向悲惨的境地”[12]（P268）。

2.无情节内容的场景

这一类人物的出现和事件的交代是没有具体情节可言的。好友狄德罗首次出现在书中就平淡无味，刻意回避“我从我朋友罗甘先生那里认识了我的朋友，其中就有狄德罗，之后我会有很多地方讲到他”，[13]（P228）然而，一章结束之后，让-雅克·卢梭并未如前述详细讲讲他和狄德罗，而是简简单单地说：“虽然从威尼斯回来，我没有讲到狄德罗，也没有讲到我的朋友罗甘，我并没有忽略他们，之后我尤其和第一位朋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4]（P254）在接下去的叙述中，狄德罗和卢梭的友情并未能合盘托出，作者似乎并无意提及，总是零星片语顺带点到，全然未能有记述小时候和表哥种树一样的完整故事情节了。

3.辩解的氛围

第二大类的记忆也同时被剥夺了恬静的自然美景的烘托。相反，急促重复的辩解不绝于耳。“我的朋友们和我的相识把我这头孤僻的熊当成了绵羊”，[15]（P260）“我很不乐意看到一个比我年龄小的人竟然像控制孩子一样控制我”[16]（P268）。这样叨叨絮絮的抱怨充满全篇，不时打断叙述的进程，将这一大类的记忆包裹上了一层灰色的迷雾。如此百口分辨尚且是不充分的，作者不惜插入了二十九封完整的通信作为辩解的论据，这些一来一回的信件隔断了通畅的叙述，令自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降低。

(三)第三类：被隐藏的记忆

这一类记忆，原本或许该出现在作者的叙事中，却被作者所掩盖甚至隐藏了。对卢梭本人毫无了解的粗心读者几乎完全会被作者蒙在鼓里。而恰恰这些又是卢梭同时代读者们期待作者给出清楚交代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证实作者在处理事实素材时的方式，这种出现在素材选择时的裂痕，有时恰恰是可以充分反映传主本人思想和个性的重要事件。我们不能避开卢梭把泰蕾莎生育的五个孩子送给孤儿院的事实。这件丑闻被伏尔泰在《公民的情感》的小册子中。而作为当事人，卢梭在若干年后，才在发表的书信集中公开忏悔。《忏悔录》中只蜻蜓点水透露了此事，写到泰蕾莎怀孕，他略有悔意。在这件罪上欲盖弥彰，疏于辩解，和作者在自传开篇时信誓旦旦要完全揭露自己的态度是不相符的。作者曾花大量场面，过度严肃的态度去写他所犯下的众多小错误，偷窃丝带，抛弃同行的人，贪心别人的衣服，都言辞凿凿，悔恨切切。而这些对小错误的反省或许都如障眼法一般，掩盖了他所犯下的更大的错误。
同样，论及让-雅克·卢梭的父亲，这个诗意化的形象倒颇符合作者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提到的，是“有道德的公民”“最好的父亲”，“我看他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用最高贵的真理丰富心灵。我看他把塔西托，普鲁塔克和克罗修斯德融入到他的工作。我看在他一旁的儿子受到了最温柔的教导。”[17]（P134）而一份地方史料记录给我们提供的是完全另一种个性的父亲：先是长子出生不久，就抛下一切，去了君士坦丁堡。后是决斗伤人，去尼翁躲避牢狱之灾，而从此也再没有回来，全然不顾当时年幼的儿子和亲友。这两个事件可以说对卢梭童年的成长有重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家庭的破裂，也可以看出，卢梭父亲个性冲动急躁，缺乏对亲情的责任。但在《忏悔录》中，作者却拒绝对他父亲的行为作出质疑和解释，而是满足于说：“我的父亲，在我的哥哥出生后，应招去了君士坦丁堡，成了王宫钟表匠2”“我父亲宁可离开日内瓦，一辈子流落异国他乡。”[18]（P136）相比卢梭一贯擅长分析判断的文风，这种不置一词的沉默态度足以让读者吃惊。

四、在卢梭思想体系中的“自我”认同

不难看出《忏悔录》的作者将传记材料加工成传记的经验事实的过程，是不断通过“情感链”向“自己的内心”靠拢的过程。在叙述记忆中的人事的时候，“自我”也随之显现。书中的传主形象，得益于小说式的叙述而显得光彩夺目，鲜明清晰。父母的爱情浪漫哀伤，童年的温柔幸福，和华伦夫人一起度过的令人沉醉的田园生活等等。这些诗意的细节和童谣般咏叹的氛围奠定了本书的大基调，深入了人心。盖过了之后作者草草提及的痛苦的回忆和艰难的处境。百科全书派旧友、他的保护人、他终身的伴侣、此起彼伏不曾间断的论战……都被有意缩小淡化在这幅美丽的田园画之后，甚至被遗忘。而这种忽视和遗忘又是有意为之，“这种对苦难的健忘是上帝对我后来命运多舛时赐予我的一种安慰。”[19]（P225）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忏悔录》的第二卷开头就用厌倦了的语气说：“我只是勉为其难、心怀忧伤地在写这个下卷。它展示于我的只是不幸、背叛、负义，只是一些悲痛的揪心往事。我真想把我要说的话全都永远埋葬。”[20]（P223）
确实，《忏悔录》的作者巧妙地回避了不愿谈的人，埋葬了不想说的事。我们不难想起卢梭的《爱弥尔》、《新艾洛伊斯》甚至《社会契约论》，作为思想家和小说家的卢梭，从来不曾为写作而写作。在卢梭的著作体系中，《爱弥尔》给出了一个理想公民的培养方案；《新艾洛伊斯》提供了一个模范家庭的案例；《社会契约论》展现了一个完美社会的愿景。
《忏悔录》呢？它并没有和卢梭的思想体系相悖：社会形成之前的人类本与大自然混为一体。文明进程使人类异化，不断陷于堕落，偏离了大自然原本的安排。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但我们要有准确的想法判断我们的现状”指明出路：理想的公民和完美社会的蓝本由此诞生。“在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中，就全败坏了”[21]（P10）《忏悔录》正再现了这个原本的“罗马英雄”，“有着水晶般的心”的让-雅克·卢梭是怎样在人的手中败坏的。如《论人类不平等起源》中的比喻：海神的神像被时间、海水、风暴所侵蚀，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头野兽而不是一尊神明。但是拂去表面的浮尘和长年累月的海藻，他的内心却原封未动，仍然如神明般存在。让-雅克·卢梭尽管命运多舛，饱受社会势力的压迫和旁人的误解，种种污蔑和背叛，都如同风沙海涛使他变成一头野兽。但撇开那层表象，撇去“情感链”中的伤害与误解，就会发现那个“自我”并未曾损害，和最初大自然造就的人一般完美。这就是卢梭在他人的眼光中丢失的，却要在自传中找回的本心。《忏悔录》对自传事实的虚构和取舍，呼应了作者思想体系的初衷。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它可以作为有待进行的对人的研究的第一份参照材料”。[22]（P120）这是卢梭给出的一份现身说法的心灵证据。
五、结语
卢梭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是怎么样的？卢梭树敌颇多，连昔日的朋友如格里姆和崇拜者休姆都加入了诋毁他人格的阴谋团体。在格里姆看来：“他完全是个野蛮人。孤独令他的头脑更加发热，僵化了他的性格，他从森林中待了十八个月才出来，和一切人类为敌。”[23]（P275）休姆则写信给伏尔泰：“他就像头凶猛的野兽，我们只能站在栏杆后面看他，用棍棒接触他”。[24]（P425）在他们眼中，卢梭孤僻、焦虑、薄情又多疑。然而，在讯息传播缓慢的十八世纪，卢梭的名声又是如此之大，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论卢梭，乌德托夫人在巴黎的沙龙里谈论他，杜克洛在法兰西学院里谈论他。书商们回忆卢梭的《新艾洛伊斯》风靡数年，洛阳纸贵，曾到不外卖只出借的地步。至于当时《文学通信》的记者，更因为在歌剧院得以近距离观察卢梭，将卢梭的穿着打扮、帽子的颜色装饰，当做新闻头条大书特书。
这些文字记录，和《忏悔录》中那个温柔安静、善良多情、与世无争、热爱自然的好公民相去甚远。可见各执一词，真相难寻。这也使得自传文学中的事实较其他历史、报告、新闻更为特殊。当作者声称要彻彻底底剖析自我的时候，主观的判断和写作的策略就会像硬币的反面，本为一体，不分彼此。
注释：
[3][4]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2]J.-J.Rousseau：《Oeuvres ComPlètes， tome1-Les Confessions》，Paris：Edition du Seuil，1967年版。
[21]J.-J.Rousseau：《Oeuvres ComPlètes-tome3-L’Emile》，Paris：Edition du Seuil，1967年版。
[23][24]Raymond Trousson：《Jean-Jacque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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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seau jugé Par ses contemPorains》，Paris：Edition ChamPion， 2000年版。
（谢津津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西方语系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