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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兴于西汉武帝时的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对东汉儒生的影响也颇深。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在思想方面与公羊学有着多重关联。尤为突出的是《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公羊学“大一统”、“内外有别”思想的关联及《吴越春秋》与公羊学之复仇观的关联。
关键词：《吴越春秋》 公羊学 内吴外越 大一统 内外有别 复仇观
西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西汉所尊的儒术实际上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儒学，即《春秋》公羊学。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对东汉的影响也颇深。董仲舒公羊学对东汉的影响可分为的与民间的两个方面。对的影响反映在《白虎通》中，《白虎通》引《春秋》经传和其他经书时常采用董仲舒的说法。对民间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被称为董仲舒的对立面的王充都受到了董学的深刻影响，其他人则无须多论了。” ① 《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与王充生活在同一时代，《吴越春秋》与公羊学亦有着多重思想关联。
针对这一问题，金其桢先生先后写有《〈吴越春秋〉“内吴外越”探辩》②《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两篇文章进行了专门讨论。其主要结论为：“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的创立者太伯，乃‘周太王之子’，‘王季历之兄’，系周文王的亲伯父，是正宗的周室。阖闾系太伯的第二十世孙，均是正宗的周室后裔。而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无余系‘禹之后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勾践则系无余的二十余世孙，是夏的后裔，非周之后裔。故而很显然，从赵晔所持有的周室为正统这一儒家观点来看：阖闾、夫差无疑是周室的‘正处’、‘亲密’的‘内’，阖闾之传和夫差之传理所当然地应该称为‘内传’；而无余和勾践无疑是周室的‘别处’、疏远的‘外’，无余之传和勾践之传，理所当然地应该称为‘外传’。”③金其桢先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赵晔为儒者，儒家奉周室为正统，吴国为周室同姓、越国为别姓，故赵晔“内吴外越”。金其桢先生打破赵晔为越人，故应尊越的思维定势，从赵晔所接受的儒家思想观念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得出了言之成理的结论，值得肯定。
笔者认为，金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仅以吴越是否为周室后裔这一点作为赵晔别其内外的依据未免草率，因为吴虽为周室后裔，但在春秋时期正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视为夷狄，赵晔不可能毫无缘由地推尊作为夷狄的吴国。儒家经典中“内吴”的原因也决不仅因为吴国为鲁国同姓（同为周室后裔）。当吴国有夷狄之行时，得到的是“殊会”④的待遇。另外，金先生文章既然称阖闾、夫差为周室后裔，故应为“内传”，那么太伯、寿梦、王僚岂非周室后裔，何不曰“内”。为解决这一矛盾，金文又从文体学的角度将“传”与“内传”加以区别，言“传”就是“传说古往之事”，而“内传”则是“一种传记小说体，以载传主的遗闻逸事为主”。并认为吴国前三传（太伯、寿梦、王僚传）重史实，后二传多演绎，故有“传”与“内传”之区别。我们且不论金文所称《吴越春秋》吴国前三传重史实的前提不能成立（《王僚使公子光传》中笔增犹多，如渔父救渡、击绵女沉江等事）。这种以双重标准——其一是赵晔尊抑的态度，其二是“传”与“内传”文体上的差别——来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就不很科学。而且金文也没有具体指出赵晔“内外有别”思想的根源（文章无一处涉及《公羊传》或公羊学）。金先生的两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越春秋》“内吴外越”问题进行专门、系统探讨的代表性论著，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尚有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本文试图从赵晔所处时代儒家思想的主流——《春秋》公羊学入手剖析问题的根源。
纵观《吴越春秋》之前的著述，并没有以国为别，分出内外的例子。《越绝书》虽有内外传之分，但非以国别，吴越二国均有内外传。赵晔以国为界，内外有别的思想当源自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公羊传》突出“大一统”观念，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说。《公羊传·鲁隐公元年》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文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⑤《公羊传》流传于战国，其“大一统”主张，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的愿望。到了汉代，维护和加强国家的统一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董仲舒的公羊学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代要求，“大一统”成为董仲舒公羊学理论的三大基本命题之一，其《天人三策》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⑥“内外有别”是《公羊传》大一统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具体主张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其国（鲁国）、诸夏、夷狄分为三个等级，两相比较时，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
赵晔著《吴越春秋》“内吴”而“外越”的做法，正是对公羊学“内外有别”原则的遵守。然而吴国与越国同属夷狄，应属同一等级，《吴越春秋》何以把二者区分出高下呢？这个问题同样能在公羊学中找到答案。按照《公羊传》的解释，“诸夏”高出“夷狄”一等，《春秋》经传中可以称诸夏国君及王室重要成员为“子”，“夷狄”一般而言是不可以称“子”的。尽管吴、越均属夷狄，但《公羊传》对待两国的态度很不相同，对越国始终以夷狄视之，了无褒奖；对吴国，则抓住《春秋》经中两次称其为“子”的事例（称“子”，即以其为“内”的表现形式），大加褒扬。其一为《公羊传》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⑦《春秋繁露》言：“先忧我者见尊。”⑧吴因忧中国，即可以称“子”。其二，《公羊传》哀公十二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诸侯莫敢不至也。”⑨《公羊传》于《春秋》经文的行文顺序及称谓上发掘微言大义，言《春秋》虽不赞许吴以夷狄而主中国，但以“子”称之，则体现了“重吴”的思想。黄池之会，吴国取得了中原盟主的地位，有利于“诸夏”局面的稳定，因此被重视、被褒扬。要之，吴国由于心向中国，并为“诸夏”局面的稳出了贡献，因此，《公羊传》赋予其高于其他夷狄之国（如越国）的地位，几以诸夏视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发展了《公羊传》“内外有别”的思想。
关键词：《吴越春秋》 公羊学 内吴外越 大一统 内外有别 复仇观
西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西汉所尊的儒术实际上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儒学，即《春秋》公羊学。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对东汉的影响也颇深。董仲舒公羊学对东汉的影响可分为的与民间的两个方面。对的影响反映在《白虎通》中，《白虎通》引《春秋》经传和其他经书时常采用董仲舒的说法。对民间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被称为董仲舒的对立面的王充都受到了董学的深刻影响，其他人则无须多论了。” ① 《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与王充生活在同一时代，《吴越春秋》与公羊学亦有着多重思想关联。
一、《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公羊学的“大一统”、“内外有别”思想
《吴越春秋》采用纪传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有内传与外传之分。现存卷帙内传分别为《阖闾内传》《夫差内传》；外传为《越王无余外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归国外传》《勾践阴谋外传》《勾践伐吴外传》。另三卷未标明内外的为《吴太伯传》《吴王寿梦传》《王僚使公子光传》。两卷内传皆为吴国之传，越国则均是外传，吴与越内外有别，界线分明。赵晔为越人，为何“内吴而外越”。历代学者也屡次提出质疑。元代进士徐天祜指出：“元本《阖闾》《夫差》皆曰内传，下卷《无余》《勾践传》皆曰外传，内吴而外越，何也？况赵晔又越人乎？若以吴为内，则《太伯》《寿梦》《王僚》三传不曰内，而《阖闾》《夫差》二传独曰，则又何也？”明人钱福在其《重刊吴越春秋序》中，也曾指出：《吴越春秋》“其大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而所编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矣”。《吴越春秋》的“内吴外越”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金其桢先生先后写有《〈吴越春秋〉“内吴外越”探辩》②《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两篇文章进行了专门讨论。其主要结论为：“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的创立者太伯，乃‘周太王之子’，‘王季历之兄’，系周文王的亲伯父，是正宗的周室。阖闾系太伯的第二十世孙，均是正宗的周室后裔。而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无余系‘禹之后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勾践则系无余的二十余世孙，是夏的后裔，非周之后裔。故而很显然，从赵晔所持有的周室为正统这一儒家观点来看：阖闾、夫差无疑是周室的‘正处’、‘亲密’的‘内’，阖闾之传和夫差之传理所当然地应该称为‘内传’；而无余和勾践无疑是周室的‘别处’、疏远的‘外’，无余之传和勾践之传，理所当然地应该称为‘外传’。”③金其桢先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赵晔为儒者，儒家奉周室为正统，吴国为周室同姓、越国为别姓，故赵晔“内吴外越”。金其桢先生打破赵晔为越人，故应尊越的思维定势，从赵晔所接受的儒家思想观念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得出了言之成理的结论，值得肯定。
笔者认为，金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仅以吴越是否为周室后裔这一点作为赵晔别其内外的依据未免草率，因为吴虽为周室后裔，但在春秋时期正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视为夷狄，赵晔不可能毫无缘由地推尊作为夷狄的吴国。儒家经典中“内吴”的原因也决不仅因为吴国为鲁国同姓（同为周室后裔）。当吴国有夷狄之行时，得到的是“殊会”④的待遇。另外，金先生文章既然称阖闾、夫差为周室后裔，故应为“内传”，那么太伯、寿梦、王僚岂非周室后裔，何不曰“内”。为解决这一矛盾，金文又从文体学的角度将“传”与“内传”加以区别，言“传”就是“传说古往之事”，而“内传”则是“一种传记小说体，以载传主的遗闻逸事为主”。并认为吴国前三传（太伯、寿梦、王僚传）重史实，后二传多演绎，故有“传”与“内传”之区别。我们且不论金文所称《吴越春秋》吴国前三传重史实的前提不能成立（《王僚使公子光传》中笔增犹多，如渔父救渡、击绵女沉江等事）。这种以双重标准——其一是赵晔尊抑的态度，其二是“传”与“内传”文体上的差别——来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就不很科学。而且金文也没有具体指出赵晔“内外有别”思想的根源（文章无一处涉及《公羊传》或公羊学）。金先生的两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越春秋》“内吴外越”问题进行专门、系统探讨的代表性论著，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尚有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本文试图从赵晔所处时代儒家思想的主流——《春秋》公羊学入手剖析问题的根源。
纵观《吴越春秋》之前的著述，并没有以国为别，分出内外的例子。《越绝书》虽有内外传之分，但非以国别，吴越二国均有内外传。赵晔以国为界，内外有别的思想当源自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公羊传》突出“大一统”观念，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说。《公羊传·鲁隐公元年》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文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⑤《公羊传》流传于战国，其“大一统”主张，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的愿望。到了汉代，维护和加强国家的统一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董仲舒的公羊学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代要求，“大一统”成为董仲舒公羊学理论的三大基本命题之一，其《天人三策》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⑥“内外有别”是《公羊传》大一统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具体主张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其国（鲁国）、诸夏、夷狄分为三个等级，两相比较时，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
赵晔著《吴越春秋》“内吴”而“外越”的做法，正是对公羊学“内外有别”原则的遵守。然而吴国与越国同属夷狄，应属同一等级，《吴越春秋》何以把二者区分出高下呢？这个问题同样能在公羊学中找到答案。按照《公羊传》的解释，“诸夏”高出“夷狄”一等，《春秋》经传中可以称诸夏国君及王室重要成员为“子”，“夷狄”一般而言是不可以称“子”的。尽管吴、越均属夷狄，但《公羊传》对待两国的态度很不相同，对越国始终以夷狄视之，了无褒奖；对吴国，则抓住《春秋》经中两次称其为“子”的事例（称“子”，即以其为“内”的表现形式），大加褒扬。其一为《公羊传》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⑦《春秋繁露》言：“先忧我者见尊。”⑧吴因忧中国，即可以称“子”。其二，《公羊传》哀公十二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诸侯莫敢不至也。”⑨《公羊传》于《春秋》经文的行文顺序及称谓上发掘微言大义，言《春秋》虽不赞许吴以夷狄而主中国，但以“子”称之，则体现了“重吴”的思想。黄池之会，吴国取得了中原盟主的地位，有利于“诸夏”局面的稳定，因此被重视、被褒扬。要之，吴国由于心向中国，并为“诸夏”局面的稳出了贡献，因此，《公羊传》赋予其高于其他夷狄之国（如越国）的地位，几以诸夏视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发展了《公羊传》“内外有别”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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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中还有一次称吴为“子”的例子，哀公二十九年经文“吴使季子来聘。”《公羊传》对此解释为“贤季子让国”，故称吴季札为“子”。董仲舒则认为，称“子”非但为贤季札，实因作为夷狄的吴国能幕王化，率先来聘于鲁，“吴、楚国先聘我者见贤。”⑩另外按董氏“德等也，先亲亲”之区别内外亲疏的标准（《春秋繁露·观德》），吴、鲁同为姬姓，越国则为他姓，“内吴外越”也是应有之义。综上，以公羊学的思想观念为准，吴与越并举时，当然要“内吴”。摘自：毕业论文目录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