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国领导理由路径转向

【内容提要】 纵观历史，透过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不难发现，领导问题始终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核心。“经世致用”及为怎么写作的价值追求造就中国哲学的政治特性，官僚领导机制“超稳定”现象的背后是注重纲常的儒家文化，古代哲学几乎与哲学划等号。近代之后的科学与潮流，开创了以科学方法思考和研究领导问题的新局面，并初步形成领导科学雏形。而领导问题的复杂性，使之很难单纯用科学来对待，其中包含着人文、艺术成份。研究领导问题无法抛开哲学工具。因而，中国领导问题研究需按照“领导—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路径发展，这是由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特性决定的。
【关键词】 领导 研究路径 领导哲学 领导科学
2095-5103（2013）04-0033-04
回顾中国领导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正走上了一条“领导—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未来的大趋势，必然是从具体科学或应用科学走向领导哲学。

一、领导问题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

哲学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西方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很少有对政治和领导问题表现出冷漠的，他们不仅力图以自己的哲学理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竭力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领导。至于传统中国哲学，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关注领导问题的倾向。中国哲学与领导问题几乎融为一体，两者密切结合，并产生出特别完美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得国家领导权及其运行机制异常牢固。
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来，无论是汉人统治者还是蒙满统治者都将儒家哲学置于崇高的统治地位。以“仁”、“义”、“礼”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准则及以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经国家、定礼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法宝，而且它高度协调了个人、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地为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传统怎么写作。文人们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为统治者的领导秩序进行论证，“训化”被统治者认同他们所倡导的领导文化理念。一部中国哲学史，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统治阶级进行更好的统治进行论证，以避免被统治者的反抗。文人们将儒家哲学、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一体化，并将由社会基层宗族传统和儒家正统带入国家“官理”中，使其观念不断扩大，行为不断修正规范，从而贯彻儒家哲学与忠于君主制度的使命职能一体化。儒家哲学左右着中国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 并深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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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到官僚统治秩序中。
当然，中国哲学对领导现象的重视，所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悲剧的一面，哲学与领导现象的融合，取得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中国哲学中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兼容天下”的价值取向，是贯穿古今的基本民族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们形成了一种关注天下兴衰、民族存亡的强烈使命感和危机意识，这都是中国领导文化的精髓，激励着中国人始终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思索的主题。
中国国门打开之后，文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大课题一直是摆在近代之后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究竟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及形式来取代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到底由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领导这种社会转变？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社会转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是领导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哲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是围绕着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的斗争领导权而进行的。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问题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其局限性导致探索的失败。只有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明确提出和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的领导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性结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的成功和胜利，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哲学。

二、中国领导学研究是在反思历史传统中走向科学的

虽然说，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真正把领导问题当作科学来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对科学表现出空前的重视，领导学在中国被称为“领导科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领导学的早期研究者们，往往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看成是领导学产生的主要时代背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会上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此，重科学、重技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领导科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兴起的。有学者回忆到，“我国领导科学的研究，是从科学学的研究开始的。由于现代社会管理和四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科学在八十年代初一经酝酿提出，就很快有了长足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强大的生命力。”①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改革的新任务，改革的重点仍然是个领导问题。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论从宏观和全局，还是从微观和局部，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都要求实现现代化，都需要加以改变。为了做到这一点，哲学首先发挥了其先导作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廓清了思想解放的道路，思想理论的解放，社会生活的活跃带来了哲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应当说，这场哲学争论集中解决的是领导思想和原则问题，这是时代给予有关领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随后，1980年，又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是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③伴随着领导问题所引起的人们普遍的重视，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领导问题当作科学来研究，反思以往在领导工作中的非科学现象，这确乎是领导失误的原因，也是领导问题研究的一个巨大缺憾，而造成这种缺憾和失误的，又似乎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哲学有关。结论是，领导首先应是一种科学，而非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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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领导的作用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在领导目标的确定和完成，对领导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和改进，对领导环境的认识和改造等，都需要领导把领导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要着眼于领导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综合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始终保留和局限于具体的局部的思考和研究，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有关领导问题的思考就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就中国哲学本身的特性来讲，它决非是远离生活的学问，尤其是事关国家、社会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哲学决不能视而不见。一方面，中国哲学决不会长期甘心边缘化地位，成为塔里的学问；另一方面，领导科学等应用学科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借助于哲学，这也正是笔者提出要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由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的依据。
我们党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始终要求领导干部重视学哲学。早在1938年，就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动员、组织大家学哲学。1941年，成立了高级研究组、研究组。1942年，又在全党开展了整风学习，主要内容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曾说过：“建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⑦近两年，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又在领导干部中吹进了一股新风，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如何学哲学和用哲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总之，回顾和反思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所走过的路程，更加深切地感到，中国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滋润，中国文人很难背叛历史延续的民族特性。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正经历着“领导—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既是一门新兴学科由孕育、成长到发展、成熟所经历的路程，也是学术规律所致，附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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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传统的特性，附和中国领导问题研究对哲学以来的历史传统。总之，中国领导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从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其实，近年来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注释：
① 张兴民：《我国领导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参见《领导科学》，1985年第l期。
②③⑦ 《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第342-343页、第303页。
④ 黄强：《我国领导科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参见《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⑤ 《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参见《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⑥ 吉勇夫、刘兰芬：《领导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参见《领导科学论坛》，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