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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型翻译语料库的完善与语料库语言学技术方法的日益成熟，“翻译共性”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翻译共性中的显化日益得到翻译界的认可。本文尝试从关联翻译理论角度探析翻译过程中对于英汉文化差异处理的翻译显化问题。
关键词：翻译共性显化关联理论
：A
一引言
翻译共性，亦称翻译普遍性或翻译普遍特征，Baker（1993：243）将其定义为“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语言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即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目标语原创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特征。对于这个定义是包含双重含义的：首先，对于翻译的共性是在特殊的语言模式下对于概率性进行分布的，这主要是在语言中归纳的方式基础上获得的；其次，语言的翻译共性是由英语翻译自身造成的，这与东西方的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具有的差异并没有关系。语料库对于翻译共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从词汇、句法和文体等角度关注简化、显化和范化三方面问题，其中又以显化研究最为突出。然而，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忽视这些因素去研究只与翻译认知有关的翻译显化是不可行的。关联理论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探讨文化翻译的显化问题。
二显化
1定义
Blum-Kulia于1986年提出著名的“显性检测说”，即“译者对原文的解释过程可能导致译文比原文冗长。这一冗长现象表现为译者提高了译文在衔接层次上的显化程度”（Blum-Kulka，2004：92）。Blum-Kulia认为这种显化现象的产生一般来说，绝大部分是在英文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的不合理阐述与解释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过程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而不是取决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对（Language pair）造成的具体差异（如英语语法体系差异或者语言文体偏好差别）。而针对显化检测说，Seguinot则认为，显化的表现方式不仅限于文本冗长（1988：106-108）。她强调显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现：我们在译文中去表现出原语中没有说明的一些信息，可以通过聚焦于强调等多种途径来显示出原文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英文的显化现象我们需要去研究是由西方语言体系差异导致的，亦或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自身所固有的，这都需要通过正确的但是并不明确的一些译本所具有的可能性为基础的。
2显化与文化因素
影响显化的因素有语言内的因素，也有语言外的因素，语言内的因素是包括了英语自身的因素与文本的因素，而语言外的因素是包含了翻译者的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等。语言本身的因素是指语言系统自身的差异如语法体系和文体偏好的差异导致译文显化，不同的文体类型同样也影响译文的显化程度；文本因素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把源语转化为目标语，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一定要按照目标语的特征和思维方式对源语进行加工，使之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译文就会具有显化倾向；翻译者因素指的是翻译者在对于语言翻译与转化过程中都会将自己主观的理解过程中在文章后面注释出来，而翻译的文章程度则涉及到了翻译者具有的语言文化素养与个人能力等。而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指的是翻译语言对于各自社会地位的差异或者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针对语言来说的社会地位，对于不同时期的地区文化背景中，社会的多种方面语言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进行着语言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我们进行的翻译活动的目标不只是将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这不是进行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将原来文章中的含义照实翻译出来，让读者们可以去了解到原有文化包含的信息。对于翻译来说，本质就是将原来社会文化背景中语言蕴含的意义转变到另一个环境中的语言。然而，针对社会文化差异，读者可能缺少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因此难以很好地理解文章，这就需要我们去在翻译过程中了解到两者的差异，增强文章翻译后的可读性，所以让文章显示出显化倾向。
三关联理论与跨文化翻译
Sperber和Wilson在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关联的交际原则是：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Gutt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特殊形式的交际，也遵循着交际的一般规则。它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文章原来的作者是交际者，而翻译者就是受体；第二轮：翻译者是交际者，而读者就是受体。因此翻译者是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了两种角色，（赵彦春，1999）“……在交际过程中想要成功，我们一般的要求之一就是让翻译者，也就是信息发出者的意图能被广大的听众所认识”（Gutt，2004）。因而翻译者的基本责任就是让原来的作者创作意图与读者最后的期盼相一致，然而由于读者处在的认知环境是与创作者处在的环境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因此翻译者需要及时做出一定的调整，让创作者与读者能够“间接互明”，即要让译文读者尽可能理解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翻译作为一种交流形式主要被视为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这种交流的成功取决于明示推理及关联。翻译中的关联理论认为，沟通交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最佳的关联目的，要通过最少的努力来得到交际主体需要表达的在文章中的语境效果。在翻译这个双重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中，译者的任务是传达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及交际意图的同时在译文中取得最佳关联。我们在翻译过
关联理论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翻译的评估标准，是因为它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语言间的解释性的类似。如果译者传达给了目的语读者与关联原则相一致的那种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说译作与原作达到了足够近似，忠实于原作本身就是关联理论的应有之义。语言翻译行为只是一种目的性的行为，是为了可以实现不同国家地区信息的跨文化与跨语言沟通交流而设计的文化行为。由于文化背景等的差异，原语作者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译者在翻译得过程中应该从译语读者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原则与翻译策略。因为译者的意图应与读者期待相吻合，译者应该在译语情景和译语文化中按照译文读者所期待的方式产生作用，也就是要以译文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需求，这也就需要译者对原文的内容进行增删或替代转换，实际上就是在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解释，也就是将原文中包含的文化信息与文本内涵展现出来，并且在翻译的语言中增加一些有助于读者能够理解的表现方式。而对于原有文章中隐藏的文化信息中蕴含的“显化”就是两种地区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对于目标文化中的读者许多时候会对原语文化中一些因素不太了解，所以需要我们去利用显化的形式来展现给读者。下面将基于语料库中汉英翻译文本的对比，运用关联理论探讨汉英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的显化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关联理论对翻译中文化冲突的解释力及带来的显化翻译共性。
1物质文化
例1：杜慎卿道：“苇兄，小弟最讨厌的人，开口就是乌纱帽。”（《儒林外史》第三十章）
译文：“Wei hsiao”,said Tu,“nobody irritates me more than these people who can talk about nothing except their official connecti
例2： 他命令眼睛只注视着孙小姐旗袍的后襟，不敢瞧旁处。（《围城》）
译文：He fixed his eyes on the back hem of Miss Sun’s Chinese Dress（qi pao）and didn’t dare glance to either side.
上例中的“纱帽”和“旗袍”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物质文化的词语，前者是指对中国封建时期人的身份和地位象征的描述，乌纱帽是古代官员的代称。后者是指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服饰，译者将“乌纱帽”译为“official connection”，而对于“旗袍”的翻译，译者先将其译为“Chinese dress”，然后再用直译的方法在后面进行了加注，准确地传递了信息意图，使读者以最小的努力获得了作者的交际意图，凸显了原文本的文化内涵。
2政治文化
汉语中常常涉及一些政治色彩的缩略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结合文化背景常识理解自然很容易，但是直译的话必然给外国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遵循最佳关联原则，译文常常把缩略语包含的信息补全，文字较长，实现显化翻译，使译文更容易被接受。如：
例3：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变。
译文：This will put an end to the practice of farmers paying grain tax to government for working the land that has persisted for as long as over two millennia.
“皇粮国税”是有关当今中国农业问题的一个常用的政治术语。倘若直译为“Imperial Grain,State Tax”，定然难以令外国读者理解。故而在翻译这类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词汇，尤其是像这种隐喻时，译者须首先理解其所指意义，将其内涵在翻译中凸显出来，以使英语读者理解并接受。
3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词汇是指那些在发音、语法、形式体系上有别于其他民族语言的表达，汉语中的同形异义、同音异义、谐音双关、对偶句、双关语、四字成语、歇后语等都属于语言文化词汇。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风俗习惯反映到词汇上，便使其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及鲜明的文化个性。如果不加以注释翻译，必将难以成功地实现原文的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造成翻译的失败，这种显化是处理这类语言现象时出现的鲜明的翻译共性。如：
例4：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译文：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ke Liang,the master mind.
例5：班门弄斧。
译文：show off proficiency with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
五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过程中译者追求的最佳关联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为决定最佳关联性的两个条件，即译者提供的认知语境和译文读者的认知水平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对于翻译活动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译者首先要对潜在读者的认知环境有所了解，继而在原文本明示的基础上作出语境检测设，寻找最佳关联，然后对原文本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进行取舍，最后尽可能地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在这一过程中，对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加以显化处理是不可避免的，这能够有效激活译文读者脑海中相关的文化认知图式，使它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2512394）：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中文化因素探析。
参考文献：
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
Gutt E 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Oxford:Blackwell,1991.
[3] Liosa-Braithwaite,Sara.2004.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C]//M.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LEP.
[4] 黄立波：《基于汉英/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
[5] 胡显耀：《语料库翻译研究与翻译普遍性》，《上海科技翻译》，2004年第4期。
[6] 吴昂、黄立波：《关于翻译共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
[7] 赵彦春：《关联理论与翻译的本质——对翻译缺省问题的关联论解释》，《四川外国语学报》，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戴洪波，女，1979—，黑龙江巴彦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
关键词：翻译共性显化关联理论
：A
一引言
翻译共性，亦称翻译普遍性或翻译普遍特征，Baker（1993：243）将其定义为“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语言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即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目标语原创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特征。对于这个定义是包含双重含义的：首先，对于翻译的共性是在特殊的语言模式下对于概率性进行分布的，这主要是在语言中归纳的方式基础上获得的；其次，语言的翻译共性是由英语翻译自身造成的，这与东西方的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具有的差异并没有关系。语料库对于翻译共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从词汇、句法和文体等角度关注简化、显化和范化三方面问题，其中又以显化研究最为突出。然而，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忽视这些因素去研究只与翻译认知有关的翻译显化是不可行的。关联理论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探讨文化翻译的显化问题。
二显化
1定义
Blum-Kulia于1986年提出著名的“显性检测说”，即“译者对原文的解释过程可能导致译文比原文冗长。这一冗长现象表现为译者提高了译文在衔接层次上的显化程度”（Blum-Kulka，2004：92）。Blum-Kulia认为这种显化现象的产生一般来说，绝大部分是在英文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的不合理阐述与解释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过程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而不是取决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对（Language pair）造成的具体差异（如英语语法体系差异或者语言文体偏好差别）。而针对显化检测说，Seguinot则认为，显化的表现方式不仅限于文本冗长（1988：106-108）。她强调显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现：我们在译文中去表现出原语中没有说明的一些信息，可以通过聚焦于强调等多种途径来显示出原文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英文的显化现象我们需要去研究是由西方语言体系差异导致的，亦或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自身所固有的，这都需要通过正确的但是并不明确的一些译本所具有的可能性为基础的。
2显化与文化因素
影响显化的因素有语言内的因素，也有语言外的因素，语言内的因素是包括了英语自身的因素与文本的因素，而语言外的因素是包含了翻译者的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等。语言本身的因素是指语言系统自身的差异如语法体系和文体偏好的差异导致译文显化，不同的文体类型同样也影响译文的显化程度；文本因素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把源语转化为目标语，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一定要按照目标语的特征和思维方式对源语进行加工，使之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译文就会具有显化倾向；翻译者因素指的是翻译者在对于语言翻译与转化过程中都会将自己主观的理解过程中在文章后面注释出来，而翻译的文章程度则涉及到了翻译者具有的语言文化素养与个人能力等。而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指的是翻译语言对于各自社会地位的差异或者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针对语言来说的社会地位，对于不同时期的地区文化背景中，社会的多种方面语言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进行着语言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我们进行的翻译活动的目标不只是将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这不是进行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将原来文章中的含义照实翻译出来，让读者们可以去了解到原有文化包含的信息。对于翻译来说，本质就是将原来社会文化背景中语言蕴含的意义转变到另一个环境中的语言。然而，针对社会文化差异，读者可能缺少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因此难以很好地理解文章，这就需要我们去在翻译过程中了解到两者的差异，增强文章翻译后的可读性，所以让文章显示出显化倾向。
三关联理论与跨文化翻译
Sperber和Wilson在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关联的交际原则是：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Gutt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特殊形式的交际，也遵循着交际的一般规则。它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文章原来的作者是交际者，而翻译者就是受体；第二轮：翻译者是交际者，而读者就是受体。因此翻译者是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了两种角色，（赵彦春，1999）“……在交际过程中想要成功，我们一般的要求之一就是让翻译者，也就是信息发出者的意图能被广大的听众所认识”（Gutt，2004）。因而翻译者的基本责任就是让原来的作者创作意图与读者最后的期盼相一致，然而由于读者处在的认知环境是与创作者处在的环境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因此翻译者需要及时做出一定的调整，让创作者与读者能够“间接互明”，即要让译文读者尽可能理解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翻译作为一种交流形式主要被视为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这种交流的成功取决于明示推理及关联。翻译中的关联理论认为，沟通交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最佳的关联目的，要通过最少的努力来得到交际主体需要表达的在文章中的语境效果。在翻译这个双重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中，译者的任务是传达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及交际意图的同时在译文中取得最佳关联。我们在翻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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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往往会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让文章中一些隐含的文化因素难以被读者理解，这种暗含意义不会让同一文化语境下的读者产生认知上的差异，而对于译语环境下的读者来说，往往会因“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而产生理解困难。因此，译者要从原文明示手段提供的信息中推断出作者暗含的交际意图，得出自己的语境推测，然后在译文中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为其提供最充分的语境效果，尽可能明白准确地表达原文。四关联理论下的汉英翻译显化关联理论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翻译的评估标准，是因为它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语言间的解释性的类似。如果译者传达给了目的语读者与关联原则相一致的那种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说译作与原作达到了足够近似，忠实于原作本身就是关联理论的应有之义。语言翻译行为只是一种目的性的行为，是为了可以实现不同国家地区信息的跨文化与跨语言沟通交流而设计的文化行为。由于文化背景等的差异，原语作者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译者在翻译得过程中应该从译语读者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原则与翻译策略。因为译者的意图应与读者期待相吻合，译者应该在译语情景和译语文化中按照译文读者所期待的方式产生作用，也就是要以译文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需求，这也就需要译者对原文的内容进行增删或替代转换，实际上就是在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解释，也就是将原文中包含的文化信息与文本内涵展现出来，并且在翻译的语言中增加一些有助于读者能够理解的表现方式。而对于原有文章中隐藏的文化信息中蕴含的“显化”就是两种地区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对于目标文化中的读者许多时候会对原语文化中一些因素不太了解，所以需要我们去利用显化的形式来展现给读者。下面将基于语料库中汉英翻译文本的对比，运用关联理论探讨汉英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的显化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关联理论对翻译中文化冲突的解释力及带来的显化翻译共性。
1物质文化
例1：杜慎卿道：“苇兄，小弟最讨厌的人，开口就是乌纱帽。”（《儒林外史》第三十章）
译文：“Wei hsiao”,said Tu,“nobody irritates me more than these people who can talk about nothing except their official conne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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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例2： 他命令眼睛只注视着孙小姐旗袍的后襟，不敢瞧旁处。（《围城》）
译文：He fixed his eyes on the back hem of Miss Sun’s Chinese Dress（qi pao）and didn’t dare glance to either side.
上例中的“纱帽”和“旗袍”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物质文化的词语，前者是指对中国封建时期人的身份和地位象征的描述，乌纱帽是古代官员的代称。后者是指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服饰，译者将“乌纱帽”译为“official connection”，而对于“旗袍”的翻译，译者先将其译为“Chinese dress”，然后再用直译的方法在后面进行了加注，准确地传递了信息意图，使读者以最小的努力获得了作者的交际意图，凸显了原文本的文化内涵。
2政治文化
汉语中常常涉及一些政治色彩的缩略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结合文化背景常识理解自然很容易，但是直译的话必然给外国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遵循最佳关联原则，译文常常把缩略语包含的信息补全，文字较长，实现显化翻译，使译文更容易被接受。如：
例3：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变。
译文：This will put an end to the practice of farmers paying grain tax to government for working the land that has persisted for as long as over two millennia.
“皇粮国税”是有关当今中国农业问题的一个常用的政治术语。倘若直译为“Imperial Grain,State Tax”，定然难以令外国读者理解。故而在翻译这类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词汇，尤其是像这种隐喻时，译者须首先理解其所指意义，将其内涵在翻译中凸显出来，以使英语读者理解并接受。
3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词汇是指那些在发音、语法、形式体系上有别于其他民族语言的表达，汉语中的同形异义、同音异义、谐音双关、对偶句、双关语、四字成语、歇后语等都属于语言文化词汇。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风俗习惯反映到词汇上，便使其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及鲜明的文化个性。如果不加以注释翻译，必将难以成功地实现原文的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造成翻译的失败，这种显化是处理这类语言现象时出现的鲜明的翻译共性。如：
例4：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译文：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ke Liang,the master mind.
例5：班门弄斧。
译文：show off proficiency with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
五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过程中译者追求的最佳关联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为决定最佳关联性的两个条件，即译者提供的认知语境和译文读者的认知水平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对于翻译活动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译者首先要对潜在读者的认知环境有所了解，继而在原文本明示的基础上作出语境检测设，寻找最佳关联，然后对原文本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进行取舍，最后尽可能地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在这一过程中，对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加以显化处理是不可避免的，这能够有效激活译文读者脑海中相关的文化认知图式，使它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2512394）：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中文化因素探析。
参考文献：
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
Gutt E 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Oxford:Blackwell,1991.
[3] Liosa-Braithwaite,Sara.2004.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C]//M.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LEP.
[4] 黄立波：《基于汉英/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
[5] 胡显耀：《语料库翻译研究与翻译普遍性》，《上海科技翻译》，2004年第4期。
[6] 吴昂、黄立波：《关于翻译共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
[7] 赵彦春：《关联理论与翻译的本质——对翻译缺省问题的关联论解释》，《四川外国语学报》，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戴洪波，女，1979—，黑龙江巴彦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