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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本达（Brenda Lansdown）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教授，1940年代创立“探究—研讨”教学法。1971年，以她为主要作者的《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在美国出版。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1982年，75岁高龄的兰本达应邀访问中国。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默耕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梦玉教授正在着手进行小学自然课的改革。为了使自然课程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地为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怎么写作，刘默耕先生将自然课程的性质由“让学生学到一些浅近的自然科学知识”改变为“启发和发展儿童主动地创造性地自行获得知识与技能和运用知识技能的能力”，把自然课由单纯的知识性学科改变为“一箭多雕”的教育性学科，使学生在知识、志趣、能力，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
“探究—研讨”教学法刚传来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梦玉教授就断言：她相信，“即使百年内无人认识它，百年后必将如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默耕先生也在20年前就说过：“这是最适应我国‘四化’需要的教育学说”，“它将会与我们的……教育目标同在！”这一学说的传入，本来应该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提的“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问题。但是，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是当时以灌输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还难以动摇，探究式教学还没有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还没有整体的教学改革规划，各门学科还是各自为政。现在时机已成熟。
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适应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立德、树人”的核心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正与我国社会结构“思想体系”相适应。
我们过去对“全面发展” 往往有一种误解，把“德、智、体、美”割裂开来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其实，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就它们的作用来看，德育是灵魂，它的核心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作用来说，人们的思想行为靠它来调控方向，它还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注入动力；从形成来说，它又离不开人们的智、体、美的实践。因此，把“德、智、体、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育，则相得益彰，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则两败俱伤。
兰本达研究教学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考虑如何学习知识，而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因此，她把智育放在人的整体发展这个大前提下来考察，这就不能仅仅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而要以“为什么教”（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前提来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兰本达认为，“一定的教学方法形成相应的思想体系”。教学方法是怎样使人形成思想体系的呢？只要看一下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就能明白。世界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基本的观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用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这些观点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最抽象的概括。 人们从认识单个的具体事物开始，就形成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这样的概念积累多了，又会形成更加抽象的上位概念，这样经过多次抽象才形成这些“最基本的观点” 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即世界观。它并不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提供具体的答案，却能够帮助人们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向，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过程有三个要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二是这些经验要通过个体的加工形成概念；三是得到的概念要经过再一次的加工，使它们形成“体系”。这样，“探究—研讨”教学法就不难理解了。
“探究—研讨”教学法特别重视概念，重视个体的概念形成过程，因此首先要“探究”，但探究不是目的 。兰本达这样拿它和“发现法”作比较，认为 “发现法”只强调儿童个人的发现，使用的实物教材虽便于作业却不能成功地为形成概念而奠定基础；“发现法”不注重儿童间的相互作用，也忽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发现法”没有“研讨”这一步。“发现法”不以儿童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建立概念的基础。“只注意眼前的实际事物”，“探索一些孤立的性质而回避概念，既不管过去，也不问将来”。兰本达特别忌讳别人把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和“发现法”混为一谈，就是因为“探究—研讨”教学法重视的是“概念”而不是“经验”。经验在这里只是形成概念的材料，不是学习的目标。
仅有零碎的概念还不够，还需要将它们组织成为“概念体系”。关于概念体系，兰本达的表述是：“关于宇宙自然界的最高的抽象”。概念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兰本达认为： “各人沿概念箭头通向概念、进而通向概念体系的路是独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所有的概念建立者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浩瀚的事实中探求意义，探寻一个概括的体系，把一个问题所有可能的特性都包括进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知道各种事实；那些不合适的东西使我们识别和排除掉不适当的体系。建立概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长时期地在混沌中漂浮；这是思考者在许多概念箭头组成的矩阵中探寻一条条道路的过程。这时候的问题是要找出一条路，把各个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概念体系。可是常常会退回到具体的结果上去，再从另外的点出发去寻找”。到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教育的结果不断地向帮助学生树立世界观靠拢了。
虽然，这个过程不可能在小学阶段完成，但在小学阶段必须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走。正如兰本达所说的：“谁也不能把一个概念教给另一个人。别人只能创造出一个概念，帮助‘学习者’自己——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建立起一个概念。正如给自己治病的医生需要一个卫生的环境、护士细心的照料以及最新的医学刊物一样——孩子需要一个敏感和有智慧的教师”。
虽然兰本达研究的主要是小学科学教育，但她认为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适用于所有学科，也应该用在所有学科。她和她的研究生们就在小学的语文、数学等学科甚至成人的职业教育都进行过实验，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为小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好基础，不是一个科学课负担得了，而应该是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目标。这样才能真正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兰本达对教学论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教学和思想体系形成之间的关系，并找到了帮助学生形成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科学途径。我们一向重视德育，一再提醒教师要“教书育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就是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我们一直以为“教书育人”就是“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教书是智育，育人才是“德育”。德育才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智育就不太相干。但在兰本达看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教书就在育人，问题是用怎样的观念去“育”。孔乙己的老师大概不会一天到晚叫他做书呆子，只是用封建社会的观念老老实实地“教书”，书呆子自然而然就“育”出来了。不管什么“社会结构”的学校，哪个学校不是“智育”的时间安排最多？在兰本达看来，学生的学习活动都是宝贵的德育资源，而我们过去却把最宝贵的资源浪费掉了。
（组稿：刘中林 编辑：秦俊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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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实际操作上，也由过去单纯的接受式改变为探究式。这个思路，被兰本达认为和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的思路相类似，于是通过这次访问，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就和中国的自然课改革结合起来了。“探究—研讨”教学法刚传来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梦玉教授就断言：她相信，“即使百年内无人认识它，百年后必将如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默耕先生也在20年前就说过：“这是最适应我国‘四化’需要的教育学说”，“它将会与我们的……教育目标同在！”这一学说的传入，本来应该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提的“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问题。但是，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是当时以灌输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还难以动摇，探究式教学还没有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还没有整体的教学改革规划，各门学科还是各自为政。现在时机已成熟。
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适应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立德、树人”的核心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正与我国社会结构“思想体系”相适应。
我们过去对“全面发展” 往往有一种误解，把“德、智、体、美”割裂开来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其实，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就它们的作用来看，德育是灵魂，它的核心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作用来说，人们的思想行为靠它来调控方向，它还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注入动力；从形成来说，它又离不开人们的智、体、美的实践。因此，把“德、智、体、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育，则相得益彰，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则两败俱伤。
兰本达研究教学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考虑如何学习知识，而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因此，她把智育放在人的整体发展这个大前提下来考察，这就不能仅仅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而要以“为什么教”（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前提来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兰本达认为，“一定的教学方法形成相应的思想体系”。教学方法是怎样使人形成思想体系的呢？只要看一下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就能明白。世界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基本的观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用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这些观点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最抽象的概括。 人们从认识单个的具体事物开始，就形成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这样的概念积累多了，又会形成更加抽象的上位概念，这样经过多次抽象才形成这些“最基本的观点” 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即世界观。它并不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提供具体的答案，却能够帮助人们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向，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过程有三个要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二是这些经验要通过个体的加工形成概念；三是得到的概念要经过再一次的加工，使它们形成“体系”。这样，“探究—研讨”教学法就不难理解了。
“探究—研讨”教学法特别重视概念，重视个体的概念形成过程，因此首先要“探究”，但探究不是目的 。兰本达这样拿它和“发现法”作比较，认为 “发现法”只强调儿童个人的发现，使用的实物教材虽便于作业却不能成功地为形成概念而奠定基础；“发现法”不注重儿童间的相互作用，也忽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发现法”没有“研讨”这一步。“发现法”不以儿童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建立概念的基础。“只注意眼前的实际事物”，“探索一些孤立的性质而回避概念，既不管过去，也不问将来”。兰本达特别忌讳别人把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和“发现法”混为一谈，就是因为“探究—研讨”教学法重视的是“概念”而不是“经验”。经验在这里只是形成概念的材料，不是学习的目标。
仅有零碎的概念还不够，还需要将它们组织成为“概念体系”。关于概念体系，兰本达的表述是：“关于宇宙自然界的最高的抽象”。概念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兰本达认为： “各人沿概念箭头通向概念、进而通向概念体系的路是独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所有的概念建立者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浩瀚的事实中探求意义，探寻一个概括的体系，把一个问题所有可能的特性都包括进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知道各种事实；那些不合适的东西使我们识别和排除掉不适当的体系。建立概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长时期地在混沌中漂浮；这是思考者在许多概念箭头组成的矩阵中探寻一条条道路的过程。这时候的问题是要找出一条路，把各个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概念体系。可是常常会退回到具体的结果上去，再从另外的点出发去寻找”。到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教育的结果不断地向帮助学生树立世界观靠拢了。
虽然，这个过程不可能在小学阶段完成，但在小学阶段必须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走。正如兰本达所说的：“谁也不能把一个概念教给另一个人。别人只能创造出一个概念，帮助‘学习者’自己——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建立起一个概念。正如给自己治病的医生需要一个卫生的环境、护士细心的照料以及最新的医学刊物一样——孩子需要一个敏感和有智慧的教师”。
虽然兰本达研究的主要是小学科学教育，但她认为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适用于所有学科，也应该用在所有学科。她和她的研究生们就在小学的语文、数学等学科甚至成人的职业教育都进行过实验，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为小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好基础，不是一个科学课负担得了，而应该是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目标。这样才能真正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兰本达对教学论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教学和思想体系形成之间的关系，并找到了帮助学生形成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科学途径。我们一向重视德育，一再提醒教师要“教书育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就是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我们一直以为“教书育人”就是“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教书是智育，育人才是“德育”。德育才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智育就不太相干。但在兰本达看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教书就在育人，问题是用怎样的观念去“育”。孔乙己的老师大概不会一天到晚叫他做书呆子，只是用封建社会的观念老老实实地“教书”，书呆子自然而然就“育”出来了。不管什么“社会结构”的学校，哪个学校不是“智育”的时间安排最多？在兰本达看来，学生的学习活动都是宝贵的德育资源，而我们过去却把最宝贵的资源浪费掉了。
（组稿：刘中林 编辑：秦俊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