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固化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社会资本分析

作者简介：刘宏伟，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元芳，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连/11602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资本视域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政治学研究”（09BZZ017）及辽宁省社科基金“基于社会资本分析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政府对策研究”（L08BZZ010）成果之一。
摘要：布尔迪厄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成为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阶层固化成因的理论范式。高等教育是实现个人向上流动的最好通道，但近年来高等教育却不再是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的渠道，反而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表现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寒门难出贵子”与“蚁族”现象。社会资本差异与失衡是导致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导致高等教育机会及就业机会不平等，催生了阶层固化；城乡社会资本失衡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占有不均，进一步加剧了阶层固化。
关键词：布尔迪厄；社会资本；阶层固化；高等教育
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阶层固化”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议题。阶层固化是指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导致的社会阶层间流动减少，父母的阶层地位决定了子女的阶层地位，社会阶层结构实现了接近原样的代际复制，不平等在代际被固定化的现象。阶层固化的出现对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遏制这种趋势，将会对社会发展及社会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
高等教育是实现个人向上流动的最好通道。人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跨越社会阶层间的障碍。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农村青年或者出身贫寒的学子正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是近年来，人们发现，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高等教育却不再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渠道，反而成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那么，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体现在何处？高等教育又为何和如何助推了阶层固化？本文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这一问题。

一、“寒门难出贵子”与“蚁族”：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表现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分层及流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对高等教育领域中阶层固化的关注起因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2011年，一篇题为《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的文章，引发了人们对阶层差距影响教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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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问题的广泛讨论。该文记者针对国内名牌高校农村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进行了调查和访谈，感叹“‘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3] 。“寒门难出贵子”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高考制度为许多草根阶层尤其是农村孩子提供了鲤鱼跃龙门的机会，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正是这样的写照。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教育差距也随之拉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没有扩大反而降低了。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4]越是名牌高校这种现象愈加明显。
如果说“寒门难出贵子”体现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那么“蚁族”现象则是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年轻人在走向社会时的差异。廉思及其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被称为 “蚁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过高等教育，但大都毕业于国内二三流高校，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家庭收入较低。当他们来到大城市，就只能居住在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大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怎么写作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推销、广告营销和餐饮怎么写作为主，月平均收入不足2千元。[5]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以他们的起点在大城市打拼，想要实现向上流动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家庭，将来也很难摆脱与父辈相同的阶层地位，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屌丝的后代仍然还是屌丝。

二、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高等教育助推阶层固化的分析范式

社会资本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范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一网络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共同熟悉的、体制化的网络，或者说是一种与某个团体的成员身份相联系的网络，它在集体拥有的资本方面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或者提供赢得各种各样声誉的‘凭证’。”[6]根据这一定义，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7]。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网络规模大小不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不同，为个体所提供的支持自然不同，取得的成就也不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由于社会资本质和量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与他对教育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教育占据着中心地位，他致力于探讨现代分层社会中阶级、文化和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8]他把教育体系看做社会地位获得和权力分配的主要机构。当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机会的扩大减少了社会不平等，促进了社会公平时，布尔迪厄坚持认为，教育实际上有助于维持社会体系的不平等，“教育体系——远不止家庭、教会或公司——已成为现代社会传递社会不平等的最主要机构”[9]。因为教育活动与各种资本形式密切相关，“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取决于家庭先期投资的文化资本这一前提，而且，教育资格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也取决于社会资本，而后者是继承得来的，又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获得这类收益”[10]。占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决定了人们能否获得教育及获得什么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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