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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3-0150-5
2010年秋叶转红时，从东瀛日本传来一个消息——“山片蟠桃文化奖”将授予中国学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先生。此时，恰值严先生的又一部大作《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进入编辑整理的最后阶段。
“山片蟠桃文化奖”创建于1982年，以18世纪日本哲学家山片蟠桃（1748-1821）的名字命名，是日本民间对于世界范围的学者研究日本文化的成就进行评价的唯一奖项。该奖每3年评选一次，每次仅限一人获奖。创建30年以来，除1994年授予周一良先生外，其余获奖者均为欧美学者。严先生作为中国学者第二次获此殊荣，充分显示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而这种学术功力又集中地体现在2011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之中。
该书以六编的体制，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观念”、“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和“双边及多边文学研究的原典实证观念与方法论”三个层面，阐发了严先生在比较文学领域通过“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实践而建构起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
一
其他学科的人在听到“比较文学”这一专业概念时，往往会提出令人无从回答的问题：“你们是把谁和谁进行比较？”若是读读《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相信不会再有人发出此问，而遭遇此类问题的学科内人士，想必也能给出切中要害的回答。该书的第一编“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观念”，就阐发了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一般概念的学理性思考。在《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一文中，严先生从“北大一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的定名谈起，阐述了两校论坛缘何舍弃教育部学科目录中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名称之尾“世界文学”而只取其头“比较文学”，同时揭示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为何要在教育部1985年关于设立实体性学术机构的文件中所使用的“比较文学”概念之后添加“比较文化”这一范畴。本着学术的严肃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原则，严先生一直致力于澄清比较文学“是一种‘学术存在’而不是一种‘文学存在’”，反复强调“比较文学”的宏大多元的跨文化性质、严肃深奥的学术本位性质，以及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性质，为“比较文学”正名。在《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一文中，严先生澄清了，比较文学的“比较”并不是一种“对比方法”，而是在研究中养成的一种多元的“思维形态”，在“比较思维”的指引下所产生的判定和结论，更加接近文学与文化发生、发展的事实。这篇文章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和高级研究人员的培养都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如此，该文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导师和研究生也同样具有启示性意义。
第一编还包括对贾植芳先生比较文学观的阐述和对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研究道路的总结。此编中的6篇文章，共同显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突破“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藩篱、脱开初创时期“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束缚与论争的发展样态，清晰地勾画出了“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
二
说到“民族特色”，在传统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研究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甚至有学者“制造”出所谓具有“单一性”和“凝固化”的“纯粹的民族文学”。由于隔断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化的联系，研究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种状况，严先生结合自身对东亚文学发生的研究体验，提出了在三个层面上“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1：79]的学术构想。这便是第二编…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变异体’研究”的主体内容——对比较文学“发生学”研究的思考。其中第一篇《关于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是这一单元的纲领性论文，文章从“确立‘文学变异体’的概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以及“把握文化传递的‘不准确形态”’这三个方面论述了比较文学“发生学”的范畴，阐明了其研究路径和操作程序。
早在1985年，严先生就在《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明确提出了“文学变异体”的概念。本书中，该文作为研究实例收入了第五编。在“记纪神话”研究之后，经过《竹取物语》、《浦岛子传》等个案，严先生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日本古代文化，进而将日本古代文化的本质归纳为“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化”。
关于文化传递的“不正确理解”形态，严先生主张，所有的文化学者都应该对此进行深层把握，这样才能清楚地解析出文学与文化传递的轨迹。例如，同为中国的儒学文化，在启蒙时代的欧洲，表现出批判封建神学束缚的理性意义，成为争取资产阶级权力的精神力量；而在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却表现为巩固幕府统治、维护极权制度的封建意识形态，并在日后成为日本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精神敌人。严先生指出，经过欧洲启蒙思想家和日本德川幕府思想家理解和阐述的儒学，已经不是中国本土的“事实的儒学”，而是由阐述者从各自的需要出发演绎出来的“描述的儒学”，后者即是在特定时空中对前者所做的“不正确理解”。
此外，《“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一文，针对近年出现的“比较文学死亡论”、“比较文学危机论”等论调，作了简洁有力的回应，批评了空言学理的浮泛，强调了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对于所有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此文都具有警示作用。
三
第三编以一个独立的单元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si-nology研究”。严先生坚持在行文中使用英语的“Sinology”，并特意借助脚注说明这一概念的中文表述应使用“中国学”，但同时需再加括号标注“汉学”。之所以不简单地使用汉语的“汉学”、“中国学”或“中国研究”等概念，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对此的汉语表述还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存在恰恰表现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摆脱学术史上的混乱，因而在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学术界的对话中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和错位。实际上，“Sinology”包含着以历史时间和研究内容相区分的性质不尽相同的学术，严先生对“Sinology”概念的坚持，也折射出他清晰明确的学术思维、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以及坚定不移的学术立场。
2010年秋叶转红时，从东瀛日本传来一个消息——“山片蟠桃文化奖”将授予中国学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先生。此时，恰值严先生的又一部大作《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进入编辑整理的最后阶段。
“山片蟠桃文化奖”创建于1982年，以18世纪日本哲学家山片蟠桃（1748-1821）的名字命名，是日本民间对于世界范围的学者研究日本文化的成就进行评价的唯一奖项。该奖每3年评选一次，每次仅限一人获奖。创建30年以来，除1994年授予周一良先生外，其余获奖者均为欧美学者。严先生作为中国学者第二次获此殊荣，充分显示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而这种学术功力又集中地体现在2011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之中。
该书以六编的体制，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观念”、“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和“双边及多边文学研究的原典实证观念与方法论”三个层面，阐发了严先生在比较文学领域通过“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实践而建构起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
一
其他学科的人在听到“比较文学”这一专业概念时，往往会提出令人无从回答的问题：“你们是把谁和谁进行比较？”若是读读《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相信不会再有人发出此问，而遭遇此类问题的学科内人士，想必也能给出切中要害的回答。该书的第一编“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观念”，就阐发了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一般概念的学理性思考。在《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一文中，严先生从“北大一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的定名谈起，阐述了两校论坛缘何舍弃教育部学科目录中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名称之尾“世界文学”而只取其头“比较文学”，同时揭示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为何要在教育部1985年关于设立实体性学术机构的文件中所使用的“比较文学”概念之后添加“比较文化”这一范畴。本着学术的严肃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原则，严先生一直致力于澄清比较文学“是一种‘学术存在’而不是一种‘文学存在’”，反复强调“比较文学”的宏大多元的跨文化性质、严肃深奥的学术本位性质，以及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性质，为“比较文学”正名。在《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一文中，严先生澄清了，比较文学的“比较”并不是一种“对比方法”，而是在研究中养成的一种多元的“思维形态”，在“比较思维”的指引下所产生的判定和结论，更加接近文学与文化发生、发展的事实。这篇文章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和高级研究人员的培养都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如此，该文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导师和研究生也同样具有启示性意义。
第一编还包括对贾植芳先生比较文学观的阐述和对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研究道路的总结。此编中的6篇文章，共同显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突破“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藩篱、脱开初创时期“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束缚与论争的发展样态，清晰地勾画出了“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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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的构想。二
说到“民族特色”，在传统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研究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甚至有学者“制造”出所谓具有“单一性”和“凝固化”的“纯粹的民族文学”。由于隔断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化的联系，研究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种状况，严先生结合自身对东亚文学发生的研究体验，提出了在三个层面上“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1：79]的学术构想。这便是第二编…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变异体’研究”的主体内容——对比较文学“发生学”研究的思考。其中第一篇《关于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是这一单元的纲领性论文，文章从“确立‘文学变异体’的概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以及“把握文化传递的‘不准确形态”’这三个方面论述了比较文学“发生学”的范畴，阐明了其研究路径和操作程序。
早在1985年，严先生就在《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明确提出了“文学变异体”的概念。本书中，该文作为研究实例收入了第五编。在“记纪神话”研究之后，经过《竹取物语》、《浦岛子传》等个案，严先生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日本古代文化，进而将日本古代文化的本质归纳为“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化”。
关于文化传递的“不正确理解”形态，严先生主张，所有的文化学者都应该对此进行深层把握，这样才能清楚地解析出文学与文化传递的轨迹。例如，同为中国的儒学文化，在启蒙时代的欧洲，表现出批判封建神学束缚的理性意义，成为争取资产阶级权力的精神力量；而在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却表现为巩固幕府统治、维护极权制度的封建意识形态，并在日后成为日本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精神敌人。严先生指出，经过欧洲启蒙思想家和日本德川幕府思想家理解和阐述的儒学，已经不是中国本土的“事实的儒学”，而是由阐述者从各自的需要出发演绎出来的“描述的儒学”，后者即是在特定时空中对前者所做的“不正确理解”。
此外，《“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一文，针对近年出现的“比较文学死亡论”、“比较文学危机论”等论调，作了简洁有力的回应，批评了空言学理的浮泛，强调了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对于所有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此文都具有警示作用。
三
第三编以一个独立的单元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si-nology研究”。严先生坚持在行文中使用英语的“Sinology”，并特意借助脚注说明这一概念的中文表述应使用“中国学”，但同时需再加括号标注“汉学”。之所以不简单地使用汉语的“汉学”、“中国学”或“中国研究”等概念，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对此的汉语表述还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存在恰恰表现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摆脱学术史上的混乱，因而在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学术界的对话中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和错位。实际上，“Sinology”包含着以历史时间和研究内容相区分的性质不尽相同的学术，严先生对“Sinology”概念的坚持，也折射出他清晰明确的学术思维、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以及坚定不移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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