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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学在近30年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确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集群，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力作，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但同时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如还缺乏一个公认的学科范式，为研究而研究现象还比较突出，研究者自我封闭现象还比较严重，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加剧。在未来，高等教育学只有通过更加开放的路线才能解决难题，具体策略是进一步推进高教研究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和微观化，并通过加强规范化来促进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学走向新的繁荣。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学科范式
1673-8381（2013）02-0001-07
非常幸运的是，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高等教育学不仅成功地获得了自己的学科地位，而且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这一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与以潘懋元为首的一批高等教育学者开拓努力分不开的［1］，另一方面也与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三十年来不断蓬勃发展的局势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呼唤高等教育研究迅速成长，高教研究主动地反映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则促进了自身的壮大，因此，高等教育学科地位的获得是高等教育研究与高教改革实践结合的结果［2］。
可以说，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高等教育研究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从根本上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最显著的标志是不仅获得了高等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的独立授权，而且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训练高级研究人员。目前高等教育学科硕士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百家。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已经上升到二十多家（有研究者对2006年的数字进行统计，当时的硕士学位点已经93家，博士点16家，考虑到2011年一批师范大学具有一级教育学博士点授权，其中多设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者，估计超过20家。），每年在学的硕博士研究生数量愈两千人，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培养基地［3］。
另一方面，高教研究者仍然不满足于目前的学科地位状况，正在向更高的学科目标努力［4］。虽然这一目标看似遥远，但并非不可能实现。
目前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高教研究的专业队伍规模不小。在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还有一个数目更为庞大的业余研究者群体，他们一方面在从事高教具体实务工作，另一方面也在从事高教研究和思考，并且他们经常把他们的思考结果付诸行动，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成为高教研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高教研究从两个战线同时进行，一是在学科的旗帜下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是在实践中反思并指导实践的进行，两支队伍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动活泼局面。特别是业余研究队伍的存在，他们能够把高教实践中第一线的问题直接揭示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高等教育研究边界和扩大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把多学科的和多元的思维方式带到了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来，从而使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一种多学科、多元互动的发展局面，这为高教研究学术思想的创新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不难看到，高教研究队伍发展的总体态势是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即从事专门高教研究的队伍在努力地通过具体的高教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而实践部门的业余研究者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从而两支研究队伍都在朝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交相辉映的高教研究发展局面。
在近30余年的高教研究中出现了大批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的力作，这些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能够代表高教学科发展水平和高教发展的方向。此外，伴随一批优秀的高教研究期刊出现，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的优秀成果也脱颖而出，这些成果及时地反映了高教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揭示了高教研究的进展状况，从而在高教学科建设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些代表性著作中，首先当数潘懋元先生的著作，他的著作奠定了高教学科的发展基调。其次是薛天祥先生的著作，他在高教学科走向理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此外就是《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和《复旦教育论坛》等一批高教研究刊物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连接专业研究者与业余研究者、学术与政治、大学与社会的重要渠道。
毋庸置疑，学术界是通过高教研究的声音来判定高教研究进展状况的，没有这些高教研究声音的显示，高教学科地位的影响力就难以显示出来。高教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世界的精彩来。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平面的，多元的立体的世界更能够反映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复杂性也是从立体多元中反映出来。往往是各种元素复杂地交错在一起的，是很难取舍的，从而有一种含混的感觉。
多元化给人们的方法论启示是，视角主义研究方式则越来越具有市场［13］，但同时人们也希望在某一主导的研究范式下形成一种多元的趋势，而不是互不统属的多元。这看似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
具体而言，个性化表现为研究者所反映的是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代表了自己价值立场。不仅如此，研究者希望用自己的直接感触反映对世界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论证工具。这也表明，人们的学科立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学科立场越来越走向开放。
客观地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种情绪的动物，但同时每个人都在梳理自己的情绪，试图使自己归于理性的主宰。但人们又不希望由一个固定的范本束缚自己，都希望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希望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所有这些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有超越了这一层限制，个体才能走向更广大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中，都在对付一些生活中的细碎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生命的主体，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完全独处的时候才能思考更宏观的事情。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时代，周围事物变化太快，每个人都忙于周遭发生的一切，心灵很难宁静下来。当每个人思想忙于应付周围的事件的时候，所关注的其实都是个体的成长，这就是个性化的实质。
可以说，个性化所反映的是真实世界的直接呈现方式，人们更愿意用当下的生活方式来解释未来，而不是用遥远的理想来解释当下生活，这样世界就充满一种建构主义特征［13］。这促使高教研究的思维方式转变，促使我们从理论的天空降落到现实世界中来。事实也如此，当理论能够反映人们的价值需求的时候，理论自身也就成功了。当然这时个体不再是某一个体，而是普遍的个体，是一种超越的个体。所以说个性化也是一种出路。
个性化反映的也是人们的生活状态的转变。传统研究把自身限于对理想的追求状态中，而今天的研究则越来越显示的生命个体对生存状况的反思体验中。这也是生活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传统上不显示力量的微观个体一下子变成了关注的焦点，这种转变是突变式的，从而人们的反应也是措手不及，尽管人们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指后现写作技巧论的影响。后现代去中心化思想已经暗示人们注意那些过去被掩蔽的现象。 ，而事实的变化却比人们预想的更快更猛烈，从而人们的思想并未真正准备好。面对这一转变，高教研究的理论准备还很不成熟，这直接导致了研究范式的更替，因为传统研究范式在此是缺乏解释力的。而新范式的建立则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而在人们适应这一新形势过程中，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自我生活状态的反思，而思考的结果必然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背离。这一特征也表明，高教研究总体上开始对宏大叙事背叛，从而开始从对理论和对整体的关注转向对行为和对局部的关注［8］。
微观化的实质是，传统上被视为研究对象的东西在今天就不能想当然地被作为被动的客体对待，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把他们作为研究的主体对待，换言之，研究者不能用自己的声音代表他们的声音，必须隐去自己的声音而彰显研究对象的声音。而这越发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发言，而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研究对象的意志。于是，传统的主客分野在这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了。
如上所述，这种变化客观地与高等教育规模巨型化联系在一起。在高等教育规模巨型化之后，每个人被分割在一个微观的局部，但同时又都蕴藏了一种无意识的能量，如果不时时加以关注的话就可能转变成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从研究者的视野看，确实很难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生存局限的视野，这客观地决定了每个人只能专注局部的细小的事物，逐渐对整体的和抽象的事物产生游离状态。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必然，因为学科发展的逻辑是先分化后综合，没有内部分化过程也很难产生一种高层次的综合。
从另一个角度说，微观化是走向精细化的前奏，这要求我们克服传统的粗略的看问题的方式，要求我们关注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在这种新的研究视野下，只有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深层互动才可能整合出新的高等教育活动形象，唯此时对高等教育认识才是深刻的，才能超出传统认识的局限并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知识范式。
研究方法一般是作为学术规范的执行载体出现的，因为方法规范了学术过程要求，代表了学术界的共同价值追求。研究方法也是作为交往媒介出现的，人们通过它来审判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从而也决定了对其研究结论和研究过程的接纳程度。由此可知，如果研究者没有自己的方法论立场的话，就很难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明确，也很难使人判定他的研究是否符合公认的科学原则。因此，研究方法是学术共同体相互认同的基础。
必须指出，目前高教研究界对方法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满足于个体的经验认识，还没有自觉地上升到站在学术共同体高度来审判自我的立场。换言之，人们还满足于一种自说自话状态，倾向于自我封闭，倾向于听命于能够带来直接功利的行政判定，而不怎么服膺学术共同体的意志。这种状况虽然是学术处于依附状态的显现，但同时也是学术自觉意识淡薄的折射。为此，我们特别呼吁高等教育学科方法论的建设。
客观地说，高教研究已经成为多学科的场域［15］，但并没有形成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仅仅成为多学科的殖民地，而没有成为多学科的共同生长点，仅仅是成为多学科渗透的平台，而没有成为多学科活动的组织者或主体。长此以往，教育学者就很可能会忘记自己学科的发展使命，也不会去努力探寻学科独立发展的方法和途径［16］。只有当高教研究形成了自己明确的学科规范的时候，它才能成为多学科活动的组织者，它的独立主体地位才能够真正确立。
参考文献
［1］ 肖海涛，殷小平.潘懋元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3.
［2］ 王洪才，张 静.中国高等教育30年改革历程回顾［J］.复旦教育论坛，2008（2）：1822.
［3］ 车如山，刘文霞.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的不均衡性［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3）：4446.
［4］ 李 均.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基于学科政策与学科历史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1（11）：3237.
［5］ 李 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62.
［6］ 王洪才.从本质主义走向非本质主义：中国高教研究30年回顾［J］.现代大学教育，2012（2）：16.
［7］ 王洪才.中国高等教育学创立、再造与转向［J］.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5158.
［8］ 王洪才.论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性与学科归属［J］.高校教育管理，2007（2）：611.
［9］ 王洪才.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2127.
［10］ 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M］.刘 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
［11］ 王洪才.多元方法：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里程［J］.大学教育科学，2011（5）：8286.
［12］ 王洪才.论高教研究的四种范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4）：7482.
［13］ 王洪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两种取向：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2（2）：3541.
［14］ 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50.
［15］ 王洪才.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J］.大学：学术版，2011（9）：3135.
［16］ 阎亚军.独立自主的中国教育学何以可能［J］.高校教育管理，2012（6）：4349.
（责任编辑 东 彦）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WANG Hong-cai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cent 30 years. Its position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as been established， a constellation of researchers formed， a series of masterpieces published and a group of elite scholars produced.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a number of problems he also arisen， such as lack of a generally accepted discipline paradigm， predominance of research for the sake of research， self-closeness of researchers and increasing interference from interest groups. These problems can only be solved in the future with a more open policy. The strategies which can be taken are diversifying， individualizing， refin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disciplin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ademic community and make it prosper.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ubject status； subject paradigm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学科范式
1673-8381（2013）02-0001-07
一、 高等教育学发展的主要成就
高等教育学的进展状况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学科地位获得如何，二是研究群体成长状况如何，三是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如何，四是有无特别活跃学者个体。(一) 获得了稳定的学科地位
学科地位的获得是一个学科能否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也不例外。如果不能获得学科地位的话就很难获得合法性地位，从而就很难获得体制内一系列资源的支持，同时也影响到体制外资源的获得，这是中国社会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所以，取得学科地位是一门学问获得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非常幸运的是，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高等教育学不仅成功地获得了自己的学科地位，而且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这一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与以潘懋元为首的一批高等教育学者开拓努力分不开的［1］，另一方面也与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三十年来不断蓬勃发展的局势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呼唤高等教育研究迅速成长，高教研究主动地反映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则促进了自身的壮大，因此，高等教育学科地位的获得是高等教育研究与高教改革实践结合的结果［2］。
可以说，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高等教育研究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从根本上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最显著的标志是不仅获得了高等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的独立授权，而且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训练高级研究人员。目前高等教育学科硕士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百家。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已经上升到二十多家（有研究者对2006年的数字进行统计，当时的硕士学位点已经93家，博士点16家，考虑到2011年一批师范大学具有一级教育学博士点授权，其中多设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者，估计超过20家。），每年在学的硕博士研究生数量愈两千人，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培养基地［3］。
另一方面，高教研究者仍然不满足于目前的学科地位状况，正在向更高的学科目标努力［4］。虽然这一目标看似遥远，但并非不可能实现。
(二) 形成了庞大的学科队伍集群
高等教育研究队伍规模也是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状况的重要现实指标。我们知道，没有相当的研究队伍，许多研究就难以展开，也难以形成一个研究声势。高等教育研究所涉及内容非常广阔，可以说涉及每个高校的具体学科教学，涉及每个高校的管理实务，涉及高等教育的体系、类型和层次划分，还涉及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比较借鉴，此外还涉及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资料整理等［5］，如果没有充足的研究队伍，这些研究工作就难以展开。目前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高教研究的专业队伍规模不小。在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还有一个数目更为庞大的业余研究者群体，他们一方面在从事高教具体实务工作，另一方面也在从事高教研究和思考，并且他们经常把他们的思考结果付诸行动，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成为高教研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高教研究从两个战线同时进行，一是在学科的旗帜下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是在实践中反思并指导实践的进行，两支队伍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动活泼局面。特别是业余研究队伍的存在，他们能够把高教实践中第一线的问题直接揭示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高等教育研究边界和扩大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把多学科的和多元的思维方式带到了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来，从而使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一种多学科、多元互动的发展局面，这为高教研究学术思想的创新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不难看到，高教研究队伍发展的总体态势是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即从事专门高教研究的队伍在努力地通过具体的高教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而实践部门的业余研究者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从而两支研究队伍都在朝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交相辉映的高教研究发展局面。
(三) 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高教研究成果是衡量高教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尺。因为高教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就是通过这些成果被社会所认识的，特别是获得学术界承认的，如果没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的出现就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重视。在近30余年的高教研究中出现了大批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的力作，这些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能够代表高教学科发展水平和高教发展的方向。此外，伴随一批优秀的高教研究期刊出现，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的优秀成果也脱颖而出，这些成果及时地反映了高教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揭示了高教研究的进展状况，从而在高教学科建设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些代表性著作中，首先当数潘懋元先生的著作，他的著作奠定了高教学科的发展基调。其次是薛天祥先生的著作，他在高教学科走向理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此外就是《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和《复旦教育论坛》等一批高教研究刊物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连接专业研究者与业余研究者、学术与政治、大学与社会的重要渠道。
毋庸置疑，学术界是通过高教研究的声音来判定高教研究进展状况的，没有这些高教研究声音的显示，高教学科地位的影响力就难以显示出来。高教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世界的精彩来。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平面的，多元的立体的世界更能够反映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复杂性也是从立体多元中反映出来。往往是各种元素复杂地交错在一起的，是很难取舍的，从而有一种含混的感觉。
多元化给人们的方法论启示是，视角主义研究方式则越来越具有市场［13］，但同时人们也希望在某一主导的研究范式下形成一种多元的趋势，而不是互不统属的多元。这看似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
(二) 高等教育研究个性化趋势将更加突出［12］
个性化趋势是研究者主体意识成熟的标志，即人们通过研究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独特看法和价值吁求。这意味着，人们并不愿意无条件地把自己归属于某一价值立场，而是要反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不断深化的观点，希望由此揭示一个理想的世界面貌。具体而言，个性化表现为研究者所反映的是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代表了自己价值立场。不仅如此，研究者希望用自己的直接感触反映对世界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论证工具。这也表明，人们的学科立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学科立场越来越走向开放。
客观地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种情绪的动物，但同时每个人都在梳理自己的情绪，试图使自己归于理性的主宰。但人们又不希望由一个固定的范本束缚自己，都希望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希望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所有这些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有超越了这一层限制，个体才能走向更广大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中，都在对付一些生活中的细碎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生命的主体，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完全独处的时候才能思考更宏观的事情。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时代，周围事物变化太快，每个人都忙于周遭发生的一切，心灵很难宁静下来。当每个人思想忙于应付周围的事件的时候，所关注的其实都是个体的成长，这就是个性化的实质。
可以说，个性化所反映的是真实世界的直接呈现方式，人们更愿意用当下的生活方式来解释未来，而不是用遥远的理想来解释当下生活，这样世界就充满一种建构主义特征［13］。这促使高教研究的思维方式转变，促使我们从理论的天空降落到现实世界中来。事实也如此，当理论能够反映人们的价值需求的时候，理论自身也就成功了。当然这时个体不再是某一个体，而是普遍的个体，是一种超越的个体。所以说个性化也是一种出路。
个性化反映的也是人们的生活状态的转变。传统研究把自身限于对理想的追求状态中，而今天的研究则越来越显示的生命个体对生存状况的反思体验中。这也是生活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 高等教育研究微观化趋势明显
与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相伴随的是研究对象的微观化。过去人们陷于对理论体系的着迷状态中，试图摆脱现实生活的局限而去思索超越的未来。而现实中这种思索方式对个体潜能产生了抑制作用，也导致了个体生活不幸福的体验。当人们放弃了远大理想寄托时候，就能够产生一种自我解放的效应。而关注日常生活情境则提供了这种转变的时机。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传统上不显示力量的微观个体一下子变成了关注的焦点，这种转变是突变式的，从而人们的反应也是措手不及，尽管人们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指后现写作技巧论的影响。后现代去中心化思想已经暗示人们注意那些过去被掩蔽的现象。 ，而事实的变化却比人们预想的更快更猛烈，从而人们的思想并未真正准备好。面对这一转变，高教研究的理论准备还很不成熟，这直接导致了研究范式的更替，因为传统研究范式在此是缺乏解释力的。而新范式的建立则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而在人们适应这一新形势过程中，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自我生活状态的反思，而思考的结果必然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背离。这一特征也表明，高教研究总体上开始对宏大叙事背叛，从而开始从对理论和对整体的关注转向对行为和对局部的关注［8］。
微观化的实质是，传统上被视为研究对象的东西在今天就不能想当然地被作为被动的客体对待，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把他们作为研究的主体对待，换言之，研究者不能用自己的声音代表他们的声音，必须隐去自己的声音而彰显研究对象的声音。而这越发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发言，而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研究对象的意志。于是，传统的主客分野在这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了。
如上所述，这种变化客观地与高等教育规模巨型化联系在一起。在高等教育规模巨型化之后，每个人被分割在一个微观的局部，但同时又都蕴藏了一种无意识的能量，如果不时时加以关注的话就可能转变成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从研究者的视野看，确实很难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生存局限的视野，这客观地决定了每个人只能专注局部的细小的事物，逐渐对整体的和抽象的事物产生游离状态。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必然，因为学科发展的逻辑是先分化后综合，没有内部分化过程也很难产生一种高层次的综合。
从另一个角度说，微观化是走向精细化的前奏，这要求我们克服传统的粗略的看问题的方式，要求我们关注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在这种新的研究视野下，只有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深层互动才可能整合出新的高等教育活动形象，唯此时对高等教育认识才是深刻的，才能超出传统认识的局限并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知识范式。
(四) 高等教育研究规范化吁求急迫
客观地说，高等教育研究越是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和微观化，则越需要研究者具有明确的规范意识，并通过对规范的遵循使研究过程具有自明性，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否则研究结果就难以获得认同，那么研究者自身的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14］。所以，规范化不仅是建设学术共同体的需要，同样也是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基础上获得自我认同并获得价值体验，如果失去社会承认，自我价值就是孤独的。那么，对学术共同体规范的遵守就是自我价值显示的一个途径。传统的封闭式研究往往缺乏规范意识，个体所借助的是一些外在体制保护，而非来自共同体规范的保护。而当研究叙事多元化之后，传统的体制就失去庇护效应，那么就需要由一个新的学术规范来补充，否则个体话语将失去效力。自然而然，这个新的学术规范必须具有广泛的约束力和解释力，能够作为学术界共识，否则就难以承担这一使命。学术规范的建设一般是从方法意识开始的，这应该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一般是作为学术规范的执行载体出现的，因为方法规范了学术过程要求，代表了学术界的共同价值追求。研究方法也是作为交往媒介出现的，人们通过它来审判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从而也决定了对其研究结论和研究过程的接纳程度。由此可知，如果研究者没有自己的方法论立场的话，就很难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明确，也很难使人判定他的研究是否符合公认的科学原则。因此，研究方法是学术共同体相互认同的基础。
必须指出，目前高教研究界对方法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满足于个体的经验认识，还没有自觉地上升到站在学术共同体高度来审判自我的立场。换言之，人们还满足于一种自说自话状态，倾向于自我封闭，倾向于听命于能够带来直接功利的行政判定，而不怎么服膺学术共同体的意志。这种状况虽然是学术处于依附状态的显现，但同时也是学术自觉意识淡薄的折射。为此，我们特别呼吁高等教育学科方法论的建设。
客观地说，高教研究已经成为多学科的场域［15］，但并没有形成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仅仅成为多学科的殖民地，而没有成为多学科的共同生长点，仅仅是成为多学科渗透的平台，而没有成为多学科活动的组织者或主体。长此以往，教育学者就很可能会忘记自己学科的发展使命，也不会去努力探寻学科独立发展的方法和途径［16］。只有当高教研究形成了自己明确的学科规范的时候，它才能成为多学科活动的组织者，它的独立主体地位才能够真正确立。
参考文献
［1］ 肖海涛，殷小平.潘懋元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3.
［2］ 王洪才，张 静.中国高等教育30年改革历程回顾［J］.复旦教育论坛，2008（2）：1822.
［3］ 车如山，刘文霞.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的不均衡性［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3）：4446.
［4］ 李 均.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基于学科政策与学科历史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1（11）：3237.
［5］ 李 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62.
［6］ 王洪才.从本质主义走向非本质主义：中国高教研究30年回顾［J］.现代大学教育，2012（2）：16.
［7］ 王洪才.中国高等教育学创立、再造与转向［J］.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5158.
［8］ 王洪才.论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性与学科归属［J］.高校教育管理，2007（2）：611.
［9］ 王洪才.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2127.
［10］ 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M］.刘 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
［11］ 王洪才.多元方法：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里程［J］.大学教育科学，2011（5）：8286.
［12］ 王洪才.论高教研究的四种范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4）：7482.
［13］ 王洪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两种取向：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2（2）：3541.
［14］ 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50.
［15］ 王洪才.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J］.大学：学术版，2011（9）：3135.
［16］ 阎亚军.独立自主的中国教育学何以可能［J］.高校教育管理，2012（6）：4349.
（责任编辑 东 彦）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WANG Hong-cai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cent 30 years. Its position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as been established， a constellation of researchers formed， a series of masterpieces published and a group of elite scholars produced.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a number of problems he also arisen， such as lack of a generally accepted discipline paradigm， predominance of research for the sake of research， self-closeness of researchers and increasing interference from interest groups. These problems can only be solved in the future with a more open policy. The strategies which can be taken are diversifying， individualizing， refin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disciplin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ademic community and make it prosper.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ubject status； subject paradi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