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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并将原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外生性检测设修正为内生性检测设；其次，通过数值模拟说明了全要素生产率在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会显著影响该变迁过程的速度；最后，运用修正后的面板数据模型经验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呈正向影响。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行为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变迁；政府干预行为
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6－００50－07
一、引言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与其转型升级过程是高度融合的，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地方政府“土地经济”模式的日趋衰落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不断递减，传统上我国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很难持续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TFP的提高（王小鲁，2000），以及在促进TFP提高过程中政府干预能力的提升， 因此，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当前提出的“稳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稳投资”，而是更强调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来实现整个经济的“稳增长”目标。通过对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TFP和政府干预行为这两个因素来实现上述“稳增长”目标。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相关文献比较丰富。结构主义学派一般认为在经济中各个部门需入弹性的变化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主要动力（如Pasinetti，1981；Syrquin，1988；Harberger，1998等）。以Schumpeterian思想为核心的研究则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就是由于创新和模仿所导致的企业不断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如Nelson & Winter，1982；Winter，1984；Metcalfe，1998等）。 而近期的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导致行业结构变化的机制主要有两种，即“排序”和“选择”（如 Andersen，2001； Montobbio，2002；Peneder，2003；Metcalfe et al.，2006；Holzl et al.，2007等）。虽然上述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
对此，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技术进步和TFP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Galor & Weil（2000）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将一国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尔萨斯经济、后马尔萨斯经济和索洛经济）， 他们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说明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由马尔萨斯经济过渡到索洛经济的重要力量（即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内涵比较狭隘以及其变化过程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因而以技术进步作为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对此，Hansen & Prescott （2002）在Galor & Weil（2000）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TFP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动力的观点。他们将马尔萨斯经济转变为索洛经济的过程划分为完全的马尔萨斯经济阶段、马尔萨斯和索洛经济共存阶段以及完全的索洛经济阶段，并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数值模拟说明了TFP是推动一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在Hansen & Prescott（2002）的模型中存在着如下缺陷：首先，他们将TFP检测定为外生给定的，并没有很好地回答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因而缺乏足够的经济学意义；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而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目前相关文献较少。李博和曾宪初（2010）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1978年之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政府干预行为；1978年以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国际经济和政府干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其他相关文献都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进而从中总结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因素。
与国内前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不同，笔者主要基于Hansen & Prescott（2002）的理论模型，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首先，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的检测设修正为内生性检测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其次，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 使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再则，利用数值模拟说明了TFP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则会影响该变迁进程的速度；最后，基于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以我国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本文的贡献：（1）将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TFP为外生性检测设修正为内生性检测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同时，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2）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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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tf
1. 总体而言，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与前面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6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的时期，新制度的建立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从而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1966～1977年为时期， 此时TFP和产业结构变迁都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由于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此时都处于被压制状态， 因此，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反而更突出；1978～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正逐渐从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开始发挥显著作用，但由于制度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因而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下降；1982～2008年为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在制度方面的改革不断突破（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企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得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提高。
2. 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不断增强，这与先前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57年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但是，由于在“一五”计划中我国各个省份的政府在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力度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从而使得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整体上较为模糊；1958～1965年为 “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在该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断下降，而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本身也处于停滞状态；1966～1977年为时期， 由于此时政府机关以及企业等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而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下降时期；1978～2004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约束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体制因素得到了改善，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这段时期内逐渐增加；2005～2008年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新的改革时期，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更加灵活变动使得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进出口行业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显著增强阶段。
3. 市场需求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且影响程度不断减弱。该结果与我们的经济直觉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了上面的估计结果：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最主要动力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需求拉动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等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就导致市场需求拉动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解释能力较弱。其次，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的区域性差异比较大，中西部省份所消费的商品和怎么写作较大一部分并不是当地生产的， 而是东部省份生产并通过省际贸易实现的。而由于东部省份生产的商品和怎么写作的竞争力要高于中西部省份，因而东部省份的商品和怎么写作销售到中西部省份会使中西部省份二、 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这就导致中西部省份的市场需求对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从而影响了面板数据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最后，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不断转移，有效地减缓了上述不利影响，从而使得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负向影响不断减弱。
4. 资本积累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断减弱。1953～1965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主要完成了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并正在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该时期内我国进行了包括前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在内的大规模投资，这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较为显著；1966～1977年为时期，虽然在该段时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资本积累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是此时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受到的压制相对更大，因而在该段时期内资本积累对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变得较为突出；1978～1982年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此时政府开始大力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恢复；1982～2008年为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投资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因此，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也就不断减弱。
5. 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此时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进步（比如政府的扫盲行动、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等），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而导致了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下降，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下降；1966～1977年为文化大革命影响时期，此时教育领域为“重灾区”，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师成为备受打击的对象，青少年失去了正常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1978～1996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的教育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有了新的提高， 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1997～2004年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这使得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2005～2008年时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规模的持续扩大，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不断加深，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严峻，从而使得高校扩招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因而此时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减弱。6. 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此时对外开放使得我国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必要资本和技术（比如前苏联对我国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等），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前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使得我国经济建设从对外开放中很难获得有力的帮助，因而此时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在1966～2008年时期内，虽然其中经历了动乱，但是在该时期内我国的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变迁基本上是处于同步变化的，即对外开放力度越大，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步伐相应地就会越快。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并不矛盾，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根据前面的研究可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提高TFP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以及提升政府在上述过程中的干预能力有利于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行为与TFP。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就在于政府要能够千方百计地在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以及政策环境等各个方面创造出积极有利的条件，促进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即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这也是当前提出“稳增长”的核心所在。最后， 在促进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贡献水平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要保持合适的干预力度。过低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我国经济错过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有利机遇期，从而有可能步入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增长陷阱；过高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断层现象（即旧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迅速摧毁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相应形成的现象），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大幅下滑、社会剧烈动荡，进而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转型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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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小鲁.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 经济研究，2000（7）：3-15.
［4］陆铭，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 ［J］. 经济研究，2009（3）：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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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Oded Galor & Did N. Weil. Population，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4）：806-828.
［11］Andersen，S. “Satiation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Structural Economic Dynamics. ”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J］. 2001（11）：143 -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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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eneder，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3（14）：427-448.
［21］Winter，G. 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 in Alternative Technological Regime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ior and Organization，1984（5）：287-320.
（责任编辑：郄彦平；校对：龙会芳）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变迁；政府干预行为
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6－００50－07
一、引言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与其转型升级过程是高度融合的，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地方政府“土地经济”模式的日趋衰落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不断递减，传统上我国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很难持续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TFP的提高（王小鲁，2000），以及在促进TFP提高过程中政府干预能力的提升， 因此，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当前提出的“稳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稳投资”，而是更强调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来实现整个经济的“稳增长”目标。通过对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TFP和政府干预行为这两个因素来实现上述“稳增长”目标。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相关文献比较丰富。结构主义学派一般认为在经济中各个部门需入弹性的变化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主要动力（如Pasinetti，1981；Syrquin，1988；Harberger，1998等）。以Schumpeterian思想为核心的研究则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就是由于创新和模仿所导致的企业不断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如Nelson & Winter，1982；Winter，1984；Metcalfe，1998等）。 而近期的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导致行业结构变化的机制主要有两种，即“排序”和“选择”（如 Andersen，2001； Montobbio，2002；Peneder，2003；Metcalfe et al.，2006；Holzl et al.，2007等）。虽然上述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
摘自：毕业论文怎么写www.udooo.com
来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机理，但他们几乎都没有逃脱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框架（Chenery et al.，1986）。对此，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技术进步和TFP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Galor & Weil（2000）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将一国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尔萨斯经济、后马尔萨斯经济和索洛经济）， 他们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说明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由马尔萨斯经济过渡到索洛经济的重要力量（即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内涵比较狭隘以及其变化过程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因而以技术进步作为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对此，Hansen & Prescott （2002）在Galor & Weil（2000）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TFP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动力的观点。他们将马尔萨斯经济转变为索洛经济的过程划分为完全的马尔萨斯经济阶段、马尔萨斯和索洛经济共存阶段以及完全的索洛经济阶段，并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数值模拟说明了TFP是推动一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在Hansen & Prescott（2002）的模型中存在着如下缺陷：首先，他们将TFP检测定为外生给定的，并没有很好地回答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因而缺乏足够的经济学意义；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而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目前相关文献较少。李博和曾宪初（2010）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1978年之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政府干预行为；1978年以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国际经济和政府干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其他相关文献都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进而从中总结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因素。
与国内前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不同，笔者主要基于Hansen & Prescott（2002）的理论模型，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首先，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的检测设修正为内生性检测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其次，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 使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再则，利用数值模拟说明了TFP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则会影响该变迁进程的速度；最后，基于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以我国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本文的贡献：（1）将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TFP为外生性检测设修正为内生性检测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同时，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2）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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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tf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www.udooo.com
p为各省历年TFP扩大10倍后的对数值；lnnagr为各省历年二、三产业总值占所在省份GDP比重扩大100倍后的对数值；lndemand为各省历年实际市场需求量扩大10倍后的对数值；lncapital为各省历年实际资本形成总额扩大1000倍后的对数值；lnopen为各省历年对外开放度扩大100 000倍后的对数值；lngovern为各省历年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扩大1000倍后的对数值；lnhumancap为各省历年中等和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的对数值；Vit为残差扰动项；i=1，2，…，22；t=1，2，…，54；。(三)经验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修正后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略去），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 总体而言，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与前面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6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的时期，新制度的建立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从而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1966～1977年为时期， 此时TFP和产业结构变迁都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由于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此时都处于被压制状态， 因此，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反而更突出；1978～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正逐渐从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开始发挥显著作用，但由于制度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因而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下降；1982～2008年为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在制度方面的改革不断突破（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企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得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提高。
2. 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不断增强，这与先前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57年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但是，由于在“一五”计划中我国各个省份的政府在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力度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从而使得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整体上较为模糊；1958～1965年为 “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在该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断下降，而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本身也处于停滞状态；1966～1977年为时期， 由于此时政府机关以及企业等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而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下降时期；1978～2004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约束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体制因素得到了改善，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这段时期内逐渐增加；2005～2008年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新的改革时期，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更加灵活变动使得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进出口行业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显著增强阶段。
3. 市场需求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且影响程度不断减弱。该结果与我们的经济直觉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了上面的估计结果：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最主要动力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需求拉动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等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就导致市场需求拉动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解释能力较弱。其次，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的区域性差异比较大，中西部省份所消费的商品和怎么写作较大一部分并不是当地生产的， 而是东部省份生产并通过省际贸易实现的。而由于东部省份生产的商品和怎么写作的竞争力要高于中西部省份，因而东部省份的商品和怎么写作销售到中西部省份会使中西部省份二、 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这就导致中西部省份的市场需求对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从而影响了面板数据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最后，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不断转移，有效地减缓了上述不利影响，从而使得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负向影响不断减弱。
4. 资本积累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断减弱。1953～1965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主要完成了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并正在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该时期内我国进行了包括前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在内的大规模投资，这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较为显著；1966～1977年为时期，虽然在该段时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资本积累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是此时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受到的压制相对更大，因而在该段时期内资本积累对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变得较为突出；1978～1982年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此时政府开始大力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恢复；1982～2008年为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投资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因此，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也就不断减弱。
5. 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此时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进步（比如政府的扫盲行动、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等），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而导致了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下降，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下降；1966～1977年为文化大革命影响时期，此时教育领域为“重灾区”，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师成为备受打击的对象，青少年失去了正常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1978～1996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的教育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有了新的提高， 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1997～2004年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这使得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2005～2008年时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规模的持续扩大，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不断加深，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严峻，从而使得高校扩招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因而此时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减弱。6. 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此时对外开放使得我国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必要资本和技术（比如前苏联对我国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等），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前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使得我国经济建设从对外开放中很难获得有力的帮助，因而此时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在1966～2008年时期内，虽然其中经历了动乱，但是在该时期内我国的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变迁基本上是处于同步变化的，即对外开放力度越大，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步伐相应地就会越快。
四、结束语
关于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Hansen & Prescott （2002）的模型框架将政府干预行为因素引入到理论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同时，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检测设修正为内生性检测设， 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从而使模型更具有经济学意义。根据数值模拟和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其干预力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合适的干预力度会加快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而过高和过低的干预力度则会减缓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因此，考虑到近几年我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呈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并不矛盾，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根据前面的研究可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提高TFP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以及提升政府在上述过程中的干预能力有利于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行为与TFP。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就在于政府要能够千方百计地在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以及政策环境等各个方面创造出积极有利的条件，促进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即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这也是当前提出“稳增长”的核心所在。最后， 在促进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贡献水平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要保持合适的干预力度。过低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我国经济错过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有利机遇期，从而有可能步入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增长陷阱；过高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断层现象（即旧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迅速摧毁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相应形成的现象），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大幅下滑、社会剧烈动荡，进而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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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郄彦平；校对：龙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