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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文章编号 1006-575(2012)-04-0065-12
摘 要：
本文将形象界定为用于记录与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事物所呈现的状态及属性的信息,从而实现中西方学者在旅游目的地形象内涵理解上的对接。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目的地形象分成本体形象、传播形象与感知形象三个层面,就每个层面形象测量的内容进行归纳综述,从而将目的地形象测量内容的众多观点置于一个可统
关键词：
旅游目的地形象; 测量内容; 综述
1 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 Destination Image,简称TDI)的构成成分属性和维度分解是TDI测量的主要内容,解决的是“测量什么”的问题(李宏,2007)。但由于TDI概念目前还缺乏统一的界定,概念框架并未最终形成(Echtner,Ritchie,1991;张宏梅,等,2011),且TDI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具有综合性、多样性、相对性和动态性特征(Gallarza,et al.,2002),因而导致TDI测量内容存在分歧。
尽管国内对TDI有目的地意象(庄志民,2007)、目的地映象(毛端谦,等,2003)、目的地感知形象(郭英之,2003)等多种译法,但大多数学者将Image与“形象”作对等使用,本文也以目的地形象作为TDI译名使用。国内的形象研究目前正处于学科交叉研究阶段,涉及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传播学、美学等多个学科(王学军,2007),对形象的理解要比西方对Image的理解更为深刻与丰富(宣宝剑,2008),这也加剧了TDI研究中对其概念界定与测量内容的分歧。
形象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语言译义下具有不同意义指向(胡立新,200
TDI自20世纪70年代初被提出以来,经过80年代在概念整合方面的重要尝试,TDI的概念界定至今仍是研究的首选问题(Baloglu,McCleary,1999;程金龙,2011),印象(Impression)、信念(Belief)、想法(Ideas)、情感(Affection)、表征(Representation)等术语不断被用来描述TDI。考虑到关于西方TDI概念的文献研究资料一直很丰富,本文不再赘述。
尽管不同的概念表达出TDI不同的方面,但西方学者都视TDI为一种主观感知,是个体心理机制对刺激物的处理结果,对TDI的概念界定都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只是因对形象形成过程的心理作用机制存有不同的认识,而造成TDI理解上的差异。
(1) 形成于知觉
完形心理学认为形象是消费者知觉(Perception)的结果,是由印象、信念等认知(Cognition)成分构成的,是对印象、信念进行编辑形成的内部接受的心智建构。TDI的早期概念(如Crompton,1979;Gartner,1993)多在此框架下进行界定,强调TDI的认知成分。
(2) 态度建构
Lawson与 Baud-Bovy(1977)首次将形象的概念超出知觉范畴,将其定义为知识、印象、成见、想象和情绪性想法的表达,认为形象既有认知成分也有情感成分。该种观点在TDI研究中也逐渐占据主流,认为TDI是一个由理性认知和情感诠释所构成的心理结构(Baloglu,McCleary,1999;Kim,Richardson,2003;Hong,et al.,2006)。
抛开国内学者对Image、TDI在中文译名准确度上的争议,依据学者们对形象本质的理解,本文将国内学者所界定的TDI概念梳理成五种观点。需要强调的是,前两种观点源自对西语Image的理解,后三种观点尽管在术语使用上仍使用“形象”一词,但与Image有着本质的区别,更多基于中文语境、词性和非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具体如表1所示。
(1) 主观感知的形象观点
持该观点的国内学者对TDI的理解沿袭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思路,根据形象形成的心理作用机制,在知觉或态度框架下强调TDI是一种主观感知,认为TDI是旅游者对目的地各类信息进行心理功能化加工的结果(李巍,张树夫,2007;王红国,刘国华,2010)。
(2) 形神兼备的意象观点。以庄志民(2007)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意象”比“形象”一词更能反映Image的“Mental Picture”本质,最能体现出蕴于内而形诸外的形神兼备属性。意象是一种意蕴化的形象,既是反映者对外部世界形象细节的感知,具有形象的客观性,又蕴含着反映者及其文化族群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解读。该观点认为TDI的塑造过程就是人类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创意解读与旅游地诉诸感官的形象细节融合为一体的过程,既要关注形象的客观性(如资源、产品、载体、项目等),更要强调意蕴的主观创造(如主题、情感、品位等)。
(3) 客观存在的状态观点。形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存在状态的呈现(王朋进,2009)。这种观点的提出依赖于两方面支撑:一是在历史文献中形、象两字的分拆使用及含义;二是《辞海》、《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对形象“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情感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的解释。
(4) 可以流动的信息观点。系统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部分所构成的,形象是一种信息,可以流动,所以形象才可以被表达、被传播,既可以在大众传播语境中出现,也会存在于个体的脑海中(黄莎,等,2012)。(5) 社会共享的符号观点。符号学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来认知客观事物,显然,形象是典型的标志性符号(白凯,等,2008)。但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形象认知是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形象具有社会属性,而非单纯的心理层面概念(刘建峰,等,2007)。
由于学者们对形象的本质存在多种观点,对形象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知抑或是主客观的统一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在TDI界定与测量的角度、目的、内容及路线上就明显不同。西方学者及持有主观感知形象观点的国内学者从个体心理活动角度,关注旅游者的感知;而国内学者的其他观点则多从目的地角度出发,认为形象更多体现目的地的定位与主观意识,旅游形象的内容由自然、文化、民俗、社会心理积淀等资源构成,即使立足于目的地现实,在TDI建设与管理上也存在“象”与“意”的路线差别。
形象及TDI内涵理解上的差异导致TDI测量角度与内容的迥异。若能在形象内涵上实现中西方对接,TDI测量内容就可以得以统一、进行比较。王朋进(2009)认为不应该否认形象的客观性,认知心理学领域所界定的形象准确地说是认知形象,是作为认知的某种结果看待的,这种对认知形象的简化称呼是造成今天不同学科之间对形象内涵无法对接的客观原因。
立足于“可以流动的信息”观点,本文遵循逻辑学中的语义定义(Semantical Dedinition)方法,将形象界定为一种信息,用于记录事物与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状态及属性。事物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包括表达、传播、感受等过程,不同过程中事物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及属性,表现出不同的形象特征。依据目的地与外界的作用过程,TDI至少存在本体形象、传播形象与感知形象三个层面,如表2所示。
本体形象是目的地真实、原生状况的客观表现,通过目的地有形资源(如旅游景观、基础设施等)的外在展示与无形资源(如人文风尚、居民素质、旅游怎么写作等)的内在氛围得以呈现。目的地资源包括自然、人文、社会以及其他任何对目标受众具有吸引力的客观事物(郑迎红,2007),既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传播形象是在媒体世界(包括营销材料与工具)中呈现出的目的地状况,是文字、数据、影像、图表等信息符号的总体缩影。目的地资源丰富、属性多样,选择哪些资源和属性进行媒体传播与呈现,既依赖于目的地形象管理者的形象规划与设计,也与媒体特征、媒体人的采编偏好有关。目标受众通过对目的地的直接体验以及媒介传播的影响(Reilly,1990;张春河,等,2010),在脑海中形成的对目的地的认知与情感为感知形象。在这三个层面的形象中,本体形象是源泉,传播形象是桥梁,感知形象是结果。
显然,按照这种界定,中西方对形象、TDI的理解以及TDI的测量角度与测量内容上的差异就不再是绝对的对立和矛盾,只是针对的形象层面不同。只有对不同层面的形象进行系统测量,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差距比较与分析,才能真正对TDI进行有效塑造、控制与调整。对目的地本体、传播与感知形象的分别测量与差距比较就构成TDI测量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本体形象测量基本围绕目的地的客观属性及文脉特征展开,以国内学者研究为主,强调对目的地客观、外在之“象”(资源、产品、载体、项目等)的测量本文根据研究者实质界定的测量对象与内容,将其研究成果对应到不同形象层面(本体形象、传播形象、感知形象)进行综述。不同的研究目的与学科基础导致研究者在术语命名上存在差异,如在本体形象层面,张安等(1998)将真实、原生的目的地状况称为现实形象,丁陈娟等(2007)则称为实际形象。在具体文献综述时,本文尊重并沿用研究者的具体提法,在对传播形象与感知形象的测量内容进行综述时也同样如此。 。如张安等(1998)针对目的地软件(内在实力、外显实力)与硬件(已建设、待建设)的现实情况,围绕基础设施、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区位条件、怎么写作质量、产业地位、领导素质、政治社会、旅游资源、接待设施、区域环境等内容,选择了40余项测量指标对目的地现实形象进行测量;丁陈娟等(2007)则从一般性要素调查和旅游资源分类两方面对目的地实际形象进行测量,其中一般形象要素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社会治安、公共基础设施等,旅游相关形象要素则根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论》进行。由于国内学者多根据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积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容进行TDI的设计实践(张祖群,等,2005;韩光明,2009;颉斌斌,石培基,2011),因此,这些内容也就作为测量指标评估目的地的本体形象。
目的地本体形象的测量研究基本上是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旅游资源等客观属性展开,强调对目的地的规划与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本体形象测量是一种目的地自我了解的过程,测量的结果可以作为旅游资源普查的结果,帮助形象管理者掌握目的地的客观状况及竞争潜力,明确目的地的典型特征与具体竞争优势,但也因此使得这种测量往往最终演变成对目的地旅游业发展水平或目的地竞争力的评估。
目的地本体形象测量价值的真正发挥在于与其他层面形象测量结果的比较。通过与感知形象测量结果的比较(即图1中的差距1),可帮助形象管理者明确目的地定位,梳理对外传播的内容,以此改变或加强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特色及不可替代性的感知;通过与传播形象测量结果的比较(即图1中的差距2),可帮助形象管理者对目的地传播进行科学设计,深化信息结构与传播方式。这也就意味着目的地本体形象的测量内容除了要能全面代表目的地客观资源的现状以外,还必须与目标受众的知觉经验建立联系,遵循其认知联想框架,否则测量结果的对比分析难以有效进行。
在目的地客观资源与目标受众感知结果之间,传播形象是一个
需要强调的是,以庄志民(2007)为代表的学者在将意象理论运用到TDI塑造实践过程中,认为意象构筑要落到实处,需要“言象互动”,即先通过规划文本语言表述出对目的地的认识与理解,接着通过“绘声绘色”的方式形象化地传导原先停留在语言表述层面的意象形态,然后再将特定的旅游意象形成具体物化的产品形态。其实,对意象形态的形象化传导内容及效果的衡量就属于传播形象测量内容。
目的地传播形象测量将有效检验形象管理者所努力传播的形象内容是否高效影响了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即图1中的差距2)和目标受众的认知联想(即图1中的差距3),从而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出既具吸引力又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的传播形象。所谓议程设置是指媒体把关人决定发表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表达这些内容,并决定发表的优先度和选择性(Manheim,Albritton,1984)。
组织与相关企业(如旅行社、景点开发者、赛事运营商等)直接发放的营销材料、传统媒体的报道和商业性信息以及各种网络文本是目的地传播形象的三种最主要的信息源。信息特征存在与非、文本与音像、网络与纸质等差别,且不同媒体拥有不同的目标受众与选题偏好,文化意识形态及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会影响传播的议题和评论导向(董小英,等,2008)。如何在技术操作层面全面综合不同信源、不同特征的目的地信息,对目的地传播形象进行真实、准确的测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目的地感知形象的测量是为了明确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现状、特征等的主观看法和态度倾向。目标受众包括本地居民、旅游介体、现实游客、潜在游客等多个群体(姚长宏,等,2009)。感知形象的测量结果将充分体现不同群体对目的地感知内容及程度的差异性,进而直接指导目的地的形象规划与传播(即图1中的差距1与3)。
心理学领域的主流观点认为,形象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构成,对目的地感知形象的测量也基本从认知和情感两方面进行(Kim,Richardson,2003;李宏,2007;Martín,Rodriguez,2008)以Baloglu,McCleary(1999),Beerli,Martin(2004),Martín,Rodriguez(2008)为代表的学者认为TDI包括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个部分。其中,总体形象是前面两种形象成分的结合体,且对总体形象一般只用一个题项进行测量(张宏梅,等,2011),因此本文不再针对总体形象进行特别论述。 。
认知成分测量主要是探究目标受众对目的地客观状况与属性的知觉、信念与知识。测量指标往往建立在目的地客观资源、文脉特征基础上,与目的地本体形象的测量内容有一定的重合度。只不过本体形象测量从资源提供的角度进行,强调对TDI的规划设计,而认知成分测量则从目标受众角度进行,注重对TDI的认知理解。
对目的地感知形象认知成分测量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具体测量内容也各有侧重。如Alhemoud与 Armstrong(1996)从自然景点、历史景点、文化景点、人造景点等4个方面测量受众对科威特旅游景点属性的认知;Baloglu 与Mangaloglu(2001)的测评内容除景点属性之外,增加了舒适气候、个人安全、卫生洁净、当地人友好的态度等非景点内容,以此评估4个地中海国家在美国游客心目中的认知;Prebensen(2007)则采用图片、语言及自由联想法,依据Echtner与Ritchie所提出的目的地3个连续链形象,直接获取受众对TDI的属性-整体特征、功能-心理特征与通用-独特特征的认知;白凯等(2006)根据目的地客观要素及整体形象,从安全度、友善度、文明度、整洁度、有序度、产品优劣度等6个维度,测量入境游客对北京的感知评价;欧阳闰平、覃雪(2010)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前提下,从目的地居民对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感知三个方面,形成包括积极(10个题项)与消极(12个题项)两个维度的感知量表;冯捷蕴(2011)以旅游者博客话语为切入点,从文化繁荣、宜居和生态、现代化大都市、社会和谐、经济发展5个维度探讨中西方游客对目的地的感知异同。
事实上,想要从目的地资源属性的角度穷尽列举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的认知维度与指标是非常困难的,期望形成较为统一的认知成分测量体系也是缺乏实质意义的。毕竟,不同类型的目标受众、目的地,在认知维度及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以TDI三个连续体(Echtner,Ritchie,1991)或Keller品牌联想模型(Keller,1993)为基础测量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的认知是目前的惯常做法,只是这两个模型不能直接用来生成量表(李宏,2007)。基于这两个模型开发出科学有效的量表是准确测量认知成分的关键。
尽管与认知成分相比,情感成分对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向有更大、更直接的影响(Lee,et al.,2008),但目前对目的地感知形象情感成分的测量研究仍较为薄弱,且多基于环境心理学领域Russell等人的研究成果所生成的语义差异量表进行测量。如Baloglu与Brinberg(1997)将Russell等人只适用于小规模环境的研究成果推广到目的地这种大范围环境中,用“愉快的-不愉快的”、“唤起的-沉睡的”、“兴奋的-沮丧的”和“放松的-烦恼的”4组变量来测量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的情感反应;Walmsley与Young(1998)运用个人构念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从“商业化-非商业化”、“吸引人-不吸引人”、“安静-嘈杂”、“流行-落伍”、“无聊-有趣”、“生活节奏轻松-生活节奏紧凑”6个维度进行情感成分评估,并结合“愉快的-不愉快的”、“唤起的-沉睡的”得出情感形象的负载矩阵图;Lawton(2005)为贴合沿海旅游景点的主题,则将“流行-落伍”、“生活节奏轻松-生活节奏紧凑”维度替换为“自然-人工”、“昂贵-经济”、“观光客喜爱-非观光客喜爱”。
摘 要：
本文将形象界定为用于记录与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事物所呈现的状态及属性的信息,从而实现中西方学者在旅游目的地形象内涵理解上的对接。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目的地形象分成本体形象、传播形象与感知形象三个层面,就每个层面形象测量的内容进行归纳综述,从而将目的地形象测量内容的众多观点置于一个可统
一、可比较的框架中,从而为我国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旅游目的地形象; 测量内容; 综述
1 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 Destination Image,简称TDI)的构成成分属性和维度分解是TDI测量的主要内容,解决的是“测量什么”的问题(李宏,2007)。但由于TDI概念目前还缺乏统一的界定,概念框架并未最终形成(Echtner,Ritchie,1991;张宏梅,等,2011),且TDI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具有综合性、多样性、相对性和动态性特征(Gallarza,et al.,2002),因而导致TDI测量内容存在分歧。
尽管国内对TDI有目的地意象(庄志民,2007)、目的地映象(毛端谦,等,2003)、目的地感知形象(郭英之,2003)等多种译法,但大多数学者将Image与“形象”作对等使用,本文也以目的地形象作为TDI译名使用。国内的形象研究目前正处于学科交叉研究阶段,涉及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传播学、美学等多个学科(王学军,2007),对形象的理解要比西方对Image的理解更为深刻与丰富(宣宝剑,2008),这也加剧了TDI研究中对其概念界定与测量内容的分歧。
形象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语言译义下具有不同意义指向(胡立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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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认为这恰恰是导致TDI概念与测量内容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文总结归纳了中西方对形象的众多理解,通过界定形象概念,寻求中西方在TDI内涵理解上的对接,在此基础上就TDI测量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我国的TDI测量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2 综述背景:中西方对形象及TDI的不同理解
2.1 西方学者对形象(Image)及TDI的理解
TDI自20世纪70年代初被提出以来,经过80年代在概念整合方面的重要尝试,TDI的概念界定至今仍是研究的首选问题(Baloglu,McCleary,1999;程金龙,2011),印象(Impression)、信念(Belief)、想法(Ideas)、情感(Affection)、表征(Representation)等术语不断被用来描述TDI。考虑到关于西方TDI概念的文献研究资料一直很丰富,本文不再赘述。
尽管不同的概念表达出TDI不同的方面,但西方学者都视TDI为一种主观感知,是个体心理机制对刺激物的处理结果,对TDI的概念界定都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只是因对形象形成过程的心理作用机制存有不同的认识,而造成TDI理解上的差异。
(1) 形成于知觉
完形心理学认为形象是消费者知觉(Perception)的结果,是由印象、信念等认知(Cognition)成分构成的,是对印象、信念进行编辑形成的内部接受的心智建构。TDI的早期概念(如Crompton,1979;Gartner,1993)多在此框架下进行界定,强调TDI的认知成分。
(2) 态度建构
Lawson与 Baud-Bovy(1977)首次将形象的概念超出知觉范畴,将其定义为知识、印象、成见、想象和情绪性想法的表达,认为形象既有认知成分也有情感成分。该种观点在TDI研究中也逐渐占据主流,认为TDI是一个由理性认知和情感诠释所构成的心理结构(Baloglu,McCleary,1999;Kim,Richardson,2003;Hong,et al.,2006)。
2.2 国内学者对形象及TDI的理解
抛开国内学者对Image、TDI在中文译名准确度上的争议,依据学者们对形象本质的理解,本文将国内学者所界定的TDI概念梳理成五种观点。需要强调的是,前两种观点源自对西语Image的理解,后三种观点尽管在术语使用上仍使用“形象”一词,但与Image有着本质的区别,更多基于中文语境、词性和非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具体如表1所示。
(1) 主观感知的形象观点
持该观点的国内学者对TDI的理解沿袭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思路,根据形象形成的心理作用机制,在知觉或态度框架下强调TDI是一种主观感知,认为TDI是旅游者对目的地各类信息进行心理功能化加工的结果(李巍,张树夫,2007;王红国,刘国华,2010)。
(2) 形神兼备的意象观点。以庄志民(2007)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意象”比“形象”一词更能反映Image的“Mental Picture”本质,最能体现出蕴于内而形诸外的形神兼备属性。意象是一种意蕴化的形象,既是反映者对外部世界形象细节的感知,具有形象的客观性,又蕴含着反映者及其文化族群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解读。该观点认为TDI的塑造过程就是人类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创意解读与旅游地诉诸感官的形象细节融合为一体的过程,既要关注形象的客观性(如资源、产品、载体、项目等),更要强调意蕴的主观创造(如主题、情感、品位等)。
(3) 客观存在的状态观点。形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存在状态的呈现(王朋进,2009)。这种观点的提出依赖于两方面支撑:一是在历史文献中形、象两字的分拆使用及含义;二是《辞海》、《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对形象“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情感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的解释。
(4) 可以流动的信息观点。系统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部分所构成的,形象是一种信息,可以流动,所以形象才可以被表达、被传播,既可以在大众传播语境中出现,也会存在于个体的脑海中(黄莎,等,2012)。(5) 社会共享的符号观点。符号学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来认知客观事物,显然,形象是典型的标志性符号(白凯,等,2008)。但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形象认知是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形象具有社会属性,而非单纯的心理层面概念(刘建峰,等,2007)。
由于学者们对形象的本质存在多种观点,对形象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知抑或是主客观的统一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在TDI界定与测量的角度、目的、内容及路线上就明显不同。西方学者及持有主观感知形象观点的国内学者从个体心理活动角度,关注旅游者的感知;而国内学者的其他观点则多从目的地角度出发,认为形象更多体现目的地的定位与主观意识,旅游形象的内容由自然、文化、民俗、社会心理积淀等资源构成,即使立足于目的地现实,在TDI建设与管理上也存在“象”与“意”的路线差别。
3 综述基础:中西方在TDI内涵上的对接
形象及TDI内涵理解上的差异导致TDI测量角度与内容的迥异。若能在形象内涵上实现中西方对接,TDI测量内容就可以得以统一、进行比较。王朋进(2009)认为不应该否认形象的客观性,认知心理学领域所界定的形象准确地说是认知形象,是作为认知的某种结果看待的,这种对认知形象的简化称呼是造成今天不同学科之间对形象内涵无法对接的客观原因。
立足于“可以流动的信息”观点,本文遵循逻辑学中的语义定义(Semantical Dedinition)方法,将形象界定为一种信息,用于记录事物与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状态及属性。事物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包括表达、传播、感受等过程,不同过程中事物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及属性,表现出不同的形象特征。依据目的地与外界的作用过程,TDI至少存在本体形象、传播形象与感知形象三个层面,如表2所示。
本体形象是目的地真实、原生状况的客观表现,通过目的地有形资源(如旅游景观、基础设施等)的外在展示与无形资源(如人文风尚、居民素质、旅游怎么写作等)的内在氛围得以呈现。目的地资源包括自然、人文、社会以及其他任何对目标受众具有吸引力的客观事物(郑迎红,2007),既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传播形象是在媒体世界(包括营销材料与工具)中呈现出的目的地状况,是文字、数据、影像、图表等信息符号的总体缩影。目的地资源丰富、属性多样,选择哪些资源和属性进行媒体传播与呈现,既依赖于目的地形象管理者的形象规划与设计,也与媒体特征、媒体人的采编偏好有关。目标受众通过对目的地的直接体验以及媒介传播的影响(Reilly,1990;张春河,等,2010),在脑海中形成的对目的地的认知与情感为感知形象。在这三个层面的形象中,本体形象是源泉,传播形象是桥梁,感知形象是结果。
显然,按照这种界定,中西方对形象、TDI的理解以及TDI的测量角度与测量内容上的差异就不再是绝对的对立和矛盾,只是针对的形象层面不同。只有对不同层面的形象进行系统测量,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差距比较与分析,才能真正对TDI进行有效塑造、控制与调整。对目的地本体、传播与感知形象的分别测量与差距比较就构成TDI测量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4 目的地本体形象的测量内容
本体形象测量基本围绕目的地的客观属性及文脉特征展开,以国内学者研究为主,强调对目的地客观、外在之“象”(资源、产品、载体、项目等)的测量本文根据研究者实质界定的测量对象与内容,将其研究成果对应到不同形象层面(本体形象、传播形象、感知形象)进行综述。不同的研究目的与学科基础导致研究者在术语命名上存在差异,如在本体形象层面,张安等(1998)将真实、原生的目的地状况称为现实形象,丁陈娟等(2007)则称为实际形象。在具体文献综述时,本文尊重并沿用研究者的具体提法,在对传播形象与感知形象的测量内容进行综述时也同样如此。 。如张安等(1998)针对目的地软件(内在实力、外显实力)与硬件(已建设、待建设)的现实情况,围绕基础设施、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区位条件、怎么写作质量、产业地位、领导素质、政治社会、旅游资源、接待设施、区域环境等内容,选择了40余项测量指标对目的地现实形象进行测量;丁陈娟等(2007)则从一般性要素调查和旅游资源分类两方面对目的地实际形象进行测量,其中一般形象要素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社会治安、公共基础设施等,旅游相关形象要素则根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论》进行。由于国内学者多根据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积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容进行TDI的设计实践(张祖群,等,2005;韩光明,2009;颉斌斌,石培基,2011),因此,这些内容也就作为测量指标评估目的地的本体形象。
目的地本体形象的测量研究基本上是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旅游资源等客观属性展开,强调对目的地的规划与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本体形象测量是一种目的地自我了解的过程,测量的结果可以作为旅游资源普查的结果,帮助形象管理者掌握目的地的客观状况及竞争潜力,明确目的地的典型特征与具体竞争优势,但也因此使得这种测量往往最终演变成对目的地旅游业发展水平或目的地竞争力的评估。
目的地本体形象测量价值的真正发挥在于与其他层面形象测量结果的比较。通过与感知形象测量结果的比较(即图1中的差距1),可帮助形象管理者明确目的地定位,梳理对外传播的内容,以此改变或加强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特色及不可替代性的感知;通过与传播形象测量结果的比较(即图1中的差距2),可帮助形象管理者对目的地传播进行科学设计,深化信息结构与传播方式。这也就意味着目的地本体形象的测量内容除了要能全面代表目的地客观资源的现状以外,还必须与目标受众的知觉经验建立联系,遵循其认知联想框架,否则测量结果的对比分析难以有效进行。
5 目的地传播形象的测量内容
在目的地客观资源与目标受众感知结果之间,传播形象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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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路径,起到连接、过滤、修正的作用,这种重要性随着人们对媒体依赖度的提高而呈现出上升趋势。目的地传播形象测量是围绕媒体世界中传达的目的地信息符号而展开的,主要是通过对信息源及信息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研究传播媒介所记载下来的图文信息,样本内容中出现的高频特征词(the Most Frequent Meaningful Words)是具体的测量内容。目的地传播形象测量内容的主要研究成果如表3所示。需要强调的是,以庄志民(2007)为代表的学者在将意象理论运用到TDI塑造实践过程中,认为意象构筑要落到实处,需要“言象互动”,即先通过规划文本语言表述出对目的地的认识与理解,接着通过“绘声绘色”的方式形象化地传导原先停留在语言表述层面的意象形态,然后再将特定的旅游意象形成具体物化的产品形态。其实,对意象形态的形象化传导内容及效果的衡量就属于传播形象测量内容。
目的地传播形象测量将有效检验形象管理者所努力传播的形象内容是否高效影响了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即图1中的差距2)和目标受众的认知联想(即图1中的差距3),从而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出既具吸引力又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的传播形象。所谓议程设置是指媒体把关人决定发表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表达这些内容,并决定发表的优先度和选择性(Manheim,Albritton,1984)。
组织与相关企业(如旅行社、景点开发者、赛事运营商等)直接发放的营销材料、传统媒体的报道和商业性信息以及各种网络文本是目的地传播形象的三种最主要的信息源。信息特征存在与非、文本与音像、网络与纸质等差别,且不同媒体拥有不同的目标受众与选题偏好,文化意识形态及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会影响传播的议题和评论导向(董小英,等,2008)。如何在技术操作层面全面综合不同信源、不同特征的目的地信息,对目的地传播形象进行真实、准确的测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6 目的地感知形象的测量内容
目的地感知形象的测量是为了明确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现状、特征等的主观看法和态度倾向。目标受众包括本地居民、旅游介体、现实游客、潜在游客等多个群体(姚长宏,等,2009)。感知形象的测量结果将充分体现不同群体对目的地感知内容及程度的差异性,进而直接指导目的地的形象规划与传播(即图1中的差距1与3)。
心理学领域的主流观点认为,形象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构成,对目的地感知形象的测量也基本从认知和情感两方面进行(Kim,Richardson,2003;李宏,2007;Martín,Rodriguez,2008)以Baloglu,McCleary(1999),Beerli,Martin(2004),Martín,Rodriguez(2008)为代表的学者认为TDI包括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个部分。其中,总体形象是前面两种形象成分的结合体,且对总体形象一般只用一个题项进行测量(张宏梅,等,2011),因此本文不再针对总体形象进行特别论述。 。
6.1 认知成分测量
认知成分测量主要是探究目标受众对目的地客观状况与属性的知觉、信念与知识。测量指标往往建立在目的地客观资源、文脉特征基础上,与目的地本体形象的测量内容有一定的重合度。只不过本体形象测量从资源提供的角度进行,强调对TDI的规划设计,而认知成分测量则从目标受众角度进行,注重对TDI的认知理解。
对目的地感知形象认知成分测量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具体测量内容也各有侧重。如Alhemoud与 Armstrong(1996)从自然景点、历史景点、文化景点、人造景点等4个方面测量受众对科威特旅游景点属性的认知;Baloglu 与Mangaloglu(2001)的测评内容除景点属性之外,增加了舒适气候、个人安全、卫生洁净、当地人友好的态度等非景点内容,以此评估4个地中海国家在美国游客心目中的认知;Prebensen(2007)则采用图片、语言及自由联想法,依据Echtner与Ritchie所提出的目的地3个连续链形象,直接获取受众对TDI的属性-整体特征、功能-心理特征与通用-独特特征的认知;白凯等(2006)根据目的地客观要素及整体形象,从安全度、友善度、文明度、整洁度、有序度、产品优劣度等6个维度,测量入境游客对北京的感知评价;欧阳闰平、覃雪(2010)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前提下,从目的地居民对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感知三个方面,形成包括积极(10个题项)与消极(12个题项)两个维度的感知量表;冯捷蕴(2011)以旅游者博客话语为切入点,从文化繁荣、宜居和生态、现代化大都市、社会和谐、经济发展5个维度探讨中西方游客对目的地的感知异同。
事实上,想要从目的地资源属性的角度穷尽列举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的认知维度与指标是非常困难的,期望形成较为统一的认知成分测量体系也是缺乏实质意义的。毕竟,不同类型的目标受众、目的地,在认知维度及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以TDI三个连续体(Echtner,Ritchie,1991)或Keller品牌联想模型(Keller,1993)为基础测量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的认知是目前的惯常做法,只是这两个模型不能直接用来生成量表(李宏,2007)。基于这两个模型开发出科学有效的量表是准确测量认知成分的关键。
6.2 情感成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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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认知成分相比,情感成分对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向有更大、更直接的影响(Lee,et al.,2008),但目前对目的地感知形象情感成分的测量研究仍较为薄弱,且多基于环境心理学领域Russell等人的研究成果所生成的语义差异量表进行测量。如Baloglu与Brinberg(1997)将Russell等人只适用于小规模环境的研究成果推广到目的地这种大范围环境中,用“愉快的-不愉快的”、“唤起的-沉睡的”、“兴奋的-沮丧的”和“放松的-烦恼的”4组变量来测量目标受众对目的地的情感反应;Walmsley与Young(1998)运用个人构念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从“商业化-非商业化”、“吸引人-不吸引人”、“安静-嘈杂”、“流行-落伍”、“无聊-有趣”、“生活节奏轻松-生活节奏紧凑”6个维度进行情感成分评估,并结合“愉快的-不愉快的”、“唤起的-沉睡的”得出情感形象的负载矩阵图;Lawton(2005)为贴合沿海旅游景点的主题,则将“流行-落伍”、“生活节奏轻松-生活节奏紧凑”维度替换为“自然-人工”、“昂贵-经济”、“观光客喜爱-非观光客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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