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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立祥（1952- ），山东临清人，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教授，全军优秀教师，总参谋部信息化部教学名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是三大支柱。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释道三家典籍浩繁，流派纷纭，相互渗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尽管如此，儒释道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却清晰可见。儒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担当”，核心是“有为”；释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放弃”，核心是“解脱”；道家的精神旨趣是“顺其自然”，核心是“无为”。中华文化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丰厚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释道；价值旨趣；中华文化
1004-1605（2012）10-0058-06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诸子百家的产生到以儒释道为三大支柱的中华文化格局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群星璀璨、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说是对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生动写照。纵观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在西周以前是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渐走向民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一些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派，到了战国中期，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以及兵家、医家等学派，都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群星黯淡，一月当空。
这轮独享尊荣的当空“明月”，先是法家，后是儒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推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尊奉法家，焚书坑儒，实际上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儒家，除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特别是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正统。
第三个阶段是三星参拱，一脉相传。
儒家一月当空的尊荣不可能万世永续，它不可能不受王朝更替和最高统治者信
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格局的儒释道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
就儒家而言，当年孔子在曲阜讲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各立门派，比较著名的有孔门十哲，后来又有战国八派。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又相继产生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宋代的程朱理学、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等等。
就释家而言，佛教传入中国，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之分野。大乘分为八宗，小乘分为两宗，每一宗又分出若干门派，例如，大乘的禅宗，下面又有五宗八派。
就道家而言，有老子之学、庄子之学、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与法家、名家学说相结合，又产生了黄老之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又有王弼、何晏之学，阮籍、嵇康之学，向秀、郭象之学等等。
（三）儒释道三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携手同行，出于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彼此的边界模糊不清
三学时而相互攻讦，势同水火，使得我们每每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所适从。例如，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范畴，历来备受推崇，但老子却针锋相对地发起了激烈的攻击，指斥礼乃“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
三学又时而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我们很难分辨某一种观点究竟出自于何家之口。以佛学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为例，印度佛学变为“中国的佛学”，域外的思想嬗变为中华文化中的独特精神智慧，在其一步步走向中国化的历程中，先是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再同儒家相结合，最终才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在炎黄子孙的心灵里生根开花。例如，以道家的“无”比若释家的“空”；以儒家的“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比若释家的“三皈”（教徒对佛、法、僧三宝的归顺、依附）等等。又如，三学都主张“修身”，儒家主张修道德之身，树立道德理想人格，修齐治平；道家主张修自然生命之身，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家国同治；释家则主张修清净功德之身，“寂灭”一切烦恼，实现修身的最高境界“涅槃”。
唐肃宗时期立于嵩山少林寺的三教圣像碑便是三学融合的一个缩影：释迦牟尼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三圣各展神采，和谐相处于同一画面之中。正如班固在《汉书》中引用《系辞传》对诸子百家的评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摘 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是三大支柱。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释道三家典籍浩繁，流派纷纭，相互渗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尽管如此，儒释道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却清晰可见。儒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担当”，核心是“有为”；释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放弃”，核心是“解脱”；道家的精神旨趣是“顺其自然”，核心是“无为”。中华文化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丰厚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释道；价值旨趣；中华文化
1004-1605（2012）10-0058-06
一、中华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儒释道文化的特点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2］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化。其他古文化，如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以及玛雅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都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中断或被湮没了，只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经百代，盛传不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诸子百家的产生到以儒释道为三大支柱的中华文化格局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群星璀璨、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说是对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生动写照。纵观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在西周以前是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渐走向民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一些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派，到了战国中期，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以及兵家、医家等学派，都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群星黯淡，一月当空。
这轮独享尊荣的当空“明月”，先是法家，后是儒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推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尊奉法家，焚书坑儒，实际上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儒家，除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特别是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正统。
第三个阶段是三星参拱，一脉相传。
儒家一月当空的尊荣不可能万世永续，它不可能不受王朝更替和最高统治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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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变换的影响。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释家文化逐渐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落地生根，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陆续在一些王朝占据主导地位。公元七世纪，唐王朝建立，宗奉老子为其先祖，道家地位随之节节攀升，很快位压儒释，日益尊显。此后，儒释道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此起彼伏。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华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包容，此消彼长，合力互补的基本格局。儒释道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格局的儒释道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儒释道三学之中任何一家的原典都堪称浩若烟海，汗牛充栋
儒释道三学书籍数不胜数，仅原典的浩繁就足称蔚为壮观。据考，乾隆三年刊印的集佛家典籍之大成的《大藏经》，凡1669部，7168卷；明成祖永乐四年编纂的《正统道藏》，凡5305卷，明神宗十五年编成的《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由北京大学承担的国家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儒藏》的编纂，2003年立项，已编纂推出精华部分281册，收入各种儒家典籍461种，计2亿字，此后还将陆续出版12亿字的大全本。(二)儒释道三学在漫长历史征程的跋涉中各自的学说不断发展，又枝蔓纠结，异彩纷呈
三学各自形成了林立的门派，甚或门派之中又立门派，造成了不仅三学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也造成了每一家内部各个门派之间、甚或同一个门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秉承的观念迥异，虽不无相互龃龉之处，却呈现出不同的人文情怀。就儒家而言，当年孔子在曲阜讲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各立门派，比较著名的有孔门十哲，后来又有战国八派。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又相继产生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宋代的程朱理学、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等等。
就释家而言，佛教传入中国，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之分野。大乘分为八宗，小乘分为两宗，每一宗又分出若干门派，例如，大乘的禅宗，下面又有五宗八派。
就道家而言，有老子之学、庄子之学、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与法家、名家学说相结合，又产生了黄老之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又有王弼、何晏之学，阮籍、嵇康之学，向秀、郭象之学等等。
（三）儒释道三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携手同行，出于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彼此的边界模糊不清
三学时而相互攻讦，势同水火，使得我们每每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所适从。例如，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范畴，历来备受推崇，但老子却针锋相对地发起了激烈的攻击，指斥礼乃“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
三学又时而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我们很难分辨某一种观点究竟出自于何家之口。以佛学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为例，印度佛学变为“中国的佛学”，域外的思想嬗变为中华文化中的独特精神智慧，在其一步步走向中国化的历程中，先是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再同儒家相结合，最终才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在炎黄子孙的心灵里生根开花。例如，以道家的“无”比若释家的“空”；以儒家的“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比若释家的“三皈”（教徒对佛、法、僧三宝的归顺、依附）等等。又如，三学都主张“修身”，儒家主张修道德之身，树立道德理想人格，修齐治平；道家主张修自然生命之身，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家国同治；释家则主张修清净功德之身，“寂灭”一切烦恼，实现修身的最高境界“涅槃”。
唐肃宗时期立于嵩山少林寺的三教圣像碑便是三学融合的一个缩影：释迦牟尼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三圣各展神采，和谐相处于同一画面之中。正如班固在《汉书》中引用《系辞传》对诸子百家的评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