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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梅洛庞蒂后期著作《世界的散文》中的表达观为主要探讨和描述对象，通过比较梅洛庞蒂后期思想中对普通语言学和索绪尔语言学的各种分析和比较，进一步澄清梅洛庞蒂后期思想中表达观的主要特色和追求。
关键词：梅洛庞蒂表达索绪尔
《世界的散文》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出身奇特，它是部未完成著作，所留手稿在其计划中只占一个导论位置。并且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都是完成在1951年左右。其中的第三章“间接语言”曾被本人修改，以《间接的语言和沉默的声音》为名发表在杂志上，并加入一个副标题“致让-保罗.萨特”，后被收入《符号》（1960）一书中。全书的中心问题还是表达，从其思路来看，此书一方面是前面《知觉现象学》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发展了了一些新的思想。由于未完成，我们不能知道梅洛-庞蒂最终的表达理论全貌为何，但所留文字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不同前期从身体来讨论表达的思路，所以这本书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有其特殊位置，不管这种未完成是作者有意放弃还是无暇顾及，我们已经能从中看到一种新的有关表达内涵的论述。
索绪尔在论述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时，曾这样表述共时语言学的重要性，“对说话者来说，他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说话者的意识中去。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 由此在梅洛-庞蒂看来，索绪尔从历史主义中解放了历史，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得以出现。语言不能只用历史解释，比较语言学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他们所谈论的东西。而更真实的历史却表现出无限的偶然性，只有在一个共时的静态中，我们才可以来谈论一种历史的意向性。语言也是如此。当索绪尔把语言划分为语言和言语，在梅洛庞蒂看来“前者是语言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呈现为事件的混乱；而后者让言语每一时刻都必须在自身中证明一种秩序，一种系统，一种整体性。（没有他们，交流和语言共同体将成为不可能的）” 因为像语法这种我们语言分析所得的产物，并不是在交流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因素，它只是一种事后的语言。它并不能保证语言在交流中的清晰透明。每一个词、每一种语法要从语言的整体去考虑，这个整体就是我们交流的实际情境，就是言语。就如同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的描述，言语是种身体的动作，正是对动作的意向性保证了我们清晰的表达，“用我的喉咙，我的声音，我的语调，当然还有我偏好的那些词语、那些句法结构，我决定给予句子的每一部分的时间，来编制一个谜团——它只包含着一种唯一的解决，而沉默的伴随着这种布满线索、和低落的变化的旋律的他人，将会自己去扑捉这一谜团，和我一起谈论他，而这就是理解。” 我把我的思想放入到语言中，而对方将从这语言中吸收我的思想。这只是一种对交流过程的幻想。一般而言，我们总是把一种意义赋予了我们的词语，词语则具体化这种意义。而索绪尔告诉我们在这种意义和词语的对接前，必定先有一种结构化的原初意义存在于语言，否则就是随便的对词语赋予意义。所以索绪尔说：“语言的能指更是这样的：它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所构成的。符号不是通过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通过它们的相对位置而起作用的。” 显然符号不代表含义，而只是一些区分手段，是一些对立的、相关的和消极的实体，由此语言成了一种符号之间相互区分的手段。对语言系统来说，重要的在于符号之间的差异，只有这些差异才是在语言中唯一存在的。梅洛-庞蒂将这种差异性和他的知觉理论结合，“语言似乎从来不说出任何东西，他发明一系列的姿势，这些姿势在词语之间标成了一些如此明晰的差异，以至于语言行为在其重复自己、印证自己和证实自己的范围内以不容置疑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的状况和轮廓。” 至此我们可以想见索绪尔说音素是言语的真正基础，这正对应于梅洛-庞蒂的身体姿势，音素（身体姿势）的差异先于符号对含义的指称。是音素（身体姿势）构成了最初的表达系统。
语言在实际应用中从来不是固定在一个不变的系统中，词语在变，语法在变。一些观点认为，语言的变化是遵循经济的规律，为的变得简单，变得易于交流。实际上这仍然是纯粹语言的一种幻象。这里对交流的理解是把其设想为彼此之间一种透明的不留遗憾的意义传递。但我们在表达中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意义，就好像词语总会有着其派生的意义，文学句子会有着一种不可言传的诗意，这些可能在我们的经验中并不是被否定的。不能用一种语言外部的原因，来解释
关键词：梅洛庞蒂表达索绪尔
《世界的散文》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出身奇特，它是部未完成著作，所留手稿在其计划中只占一个导论位置。并且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都是完成在1951年左右。其中的第三章“间接语言”曾被本人修改，以《间接的语言和沉默的声音》为名发表在杂志上，并加入一个副标题“致让-保罗.萨特”，后被收入《符号》（1960）一书中。全书的中心问题还是表达，从其思路来看，此书一方面是前面《知觉现象学》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发展了了一些新的思想。由于未完成，我们不能知道梅洛-庞蒂最终的表达理论全貌为何，但所留文字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不同前期从身体来讨论表达的思路，所以这本书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有其特殊位置，不管这种未完成是作者有意放弃还是无暇顾及，我们已经能从中看到一种新的有关表达内涵的论述。
索绪尔在论述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时，曾这样表述共时语言学的重要性，“对说话者来说，他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状态。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说话者的意识中去。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 由此在梅洛-庞蒂看来，索绪尔从历史主义中解放了历史，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得以出现。语言不能只用历史解释，比较语言学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他们所谈论的东西。而更真实的历史却表现出无限的偶然性，只有在一个共时的静态中，我们才可以来谈论一种历史的意向性。语言也是如此。当索绪尔把语言划分为语言和言语，在梅洛庞蒂看来“前者是语言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呈现为事件的混乱；而后者让言语每一时刻都必须在自身中证明一种秩序，一种系统，一种整体性。（没有他们，交流和语言共同体将成为不可能的）” 因为像语法这种我们语言分析所得的产物，并不是在交流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因素，它只是一种事后的语言。它并不能保证语言在交流中的清晰透明。每一个词、每一种语法要从语言的整体去考虑，这个整体就是我们交流的实际情境，就是言语。就如同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的描述，言语是种身体的动作，正是对动作的意向性保证了我们清晰的表达，“用我的喉咙，我的声音，我的语调，当然还有我偏好的那些词语、那些句法结构，我决定给予句子的每一部分的时间，来编制一个谜团——它只包含着一种唯一的解决，而沉默的伴随着这种布满线索、和低落的变化的旋律的他人，将会自己去扑捉这一谜团，和我一起谈论他，而这就是理解。” 我把我的思想放入到语言中，而对方将从这语言中吸收我的思想。这只是一种对交流过程的幻想。一般而言，我们总是把一种意义赋予了我们的词语，词语则具体化这种意义。而索绪尔告诉我们在这种意义和词语的对接前，必定先有一种结构化的原初意义存在于语言，否则就是随便的对词语赋予意义。所以索绪尔说：“语言的能指更是这样的：它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所构成的。符号不是通过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通过它们的相对位置而起作用的。” 显然符号不代表含义，而只是一些区分手段，是一些对立的、相关的和消极的实体，由此语言成了一种符号之间相互区分的手段。对语言系统来说，重要的在于符号之间的差异，只有这些差异才是在语言中唯一存在的。梅洛-庞蒂将这种差异性和他的知觉理论结合，“语言似乎从来不说出任何东西，他发明一系列的姿势，这些姿势在词语之间标成了一些如此明晰的差异，以至于语言行为在其重复自己、印证自己和证实自己的范围内以不容置疑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的状况和轮廓。” 至此我们可以想见索绪尔说音素是言语的真正基础，这正对应于梅洛-庞蒂的身体姿势，音素（身体姿势）的差异先于符号对含义的指称。是音素（身体姿势）构成了最初的表达系统。
语言在实际应用中从来不是固定在一个不变的系统中，词语在变，语法在变。一些观点认为，语言的变化是遵循经济的规律，为的变得简单，变得易于交流。实际上这仍然是纯粹语言的一种幻象。这里对交流的理解是把其设想为彼此之间一种透明的不留遗憾的意义传递。但我们在表达中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意义，就好像词语总会有着其派生的意义，文学句子会有着一种不可言传的诗意，这些可能在我们的经验中并不是被否定的。不能用一种语言外部的原因，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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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内部的一种特性，符合经济规律的变化会在一定地域、一定时期、一定特殊人群中出现，但它们只是语言变化的一个特例，一个偶然事件。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语言的变化是由其语言的绝对理念在控制，这种变化是绝对历史的一个作用，这里依然可以说是纯粹语言的幻象，在这里对历史的理解是把其设想为一个有着基本走向和绝对精神体现的理念外在。我们在语言中发现更多的是偶然性，先是一些外来词语的引入，进而影响到语法，进而到语言的整体。从文言到白话就是如此。我们不能说白话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绝对方向，因为这种原因更多是出现在不连续的历史中的，是一段时期内的变化原因。由此，语言的在其实际应用中是充满了偶然性和自为的可能。梅洛-庞蒂认为：“语言既是完全偶然的又是完全理性的，因为不存在着只是由某一计划而来，却不在某种偶然的材料中有其起源的表达系统；也没有哪种偶然变成了语言工具，而语言却未在他身上唤起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之价值——通过把这一偶然当作为可以运用到符号的全部领域的未来规则的例子来处理。甚至不应该把偶然和理性置于两种不同秩序之中，放佛人带来秩序，而事件则带来混乱性似的。” 符号只是靠着差异性才活在语言的系统中，脱离开系统的符号，并不能实施表达的功能，改变一个符号就会慢慢的改变整个系统，或者符号的改变是偶然的，但系统的改变却是有结构变化的痕迹可寻，并且决定这种变化的逻辑不是“完全被悬置在我们身体活动至上的有关被知觉物体的盲目而非自愿的逻辑。” 偶然性与理性只是一只手的两面，只是在我们把符号放在指示含义的基础上才会出现的矛盾。语言自身的逻辑不同于“被置于概念中的逻辑，而真理的本质在于，它从来都不会被占有，她唯有透过某一表达系统（这一表达系统带着另一过去的印迹和另一未来的的胚芽）被搞混的逻辑才是透明的。” 也许这样的语言是混乱的，因为它不被理性所统管，它是纯粹语言的真正障碍，但应该看到，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交流，混乱我们的经验。在语言中我们能把握的只是处在生成中的的语言。进一步而言，索绪尔从语言学的内部解放了言语和历史，它告诉我们只有从存在的维度中才能把握语言的真理。由此能够看到梅洛-庞蒂对索绪尔的激赏之处，但接下来梅洛-庞蒂不是和索绪尔相形通路，因为在知觉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表达面对存在的独特思路，这就是沉默的声音。梅洛-庞蒂所谓的表达并不只是简单的针对语言学，在其看来表达实为我们知觉中、在前客观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不亚于感知和被感知物，它贯穿我们所有的知觉行为中。在《知觉现象学》中表达是被当作身体的一种动作（生命行为）被描述的，在这里表述将当作一种贯穿在人类所有行为领域（特别是在文化世界）中的意义体被描述，特别是集中在表达过程中的沉默之意义和他者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