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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公报》、《申报》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为众人所知，本文仅将两者的办报宗旨，在新闻理念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作一番初步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大公报》《申报》；办报宗旨 ；新闻理念； 经营管理
《大公报》的新闻理念主要是：报纸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是为公众怎么写作的，主张经济独立，不为一人私有，要求，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在新闻理念上，《申报》与之有很大的一致性。美查就声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是为了赢利，并不排斥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标榜自己“谋利而兼仗义”，立论“公道”2。民国前后，《申报》产权转归为中国人所有，由著名报人史量才接办，史量才运用企业化经营，谋求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自主，决心要把《申报》办成为“民众的喉舌”。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
《申报》是由美查创办的，当时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赚钱，正是赚钱与“仗义执言”不矛盾，反而得读者之心，有利于赚钱才为之的。史量才接管《申报》其“商人办报”的传统却没有改变。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即使发表一些言论，也多是低调的，他更在意他的事业，甚至想建立报业托拉斯，为此，他不懈在实业界扩张实力。《大公报》却从一开始就是“文人论证”的报纸，而且她是秉承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人风骨，怀者文章报国之追求，大胆直言的报纸，英华创办之初并未有撰钱的念头，而是当作一种社会事业来创办。后来《大公报》几易其主，但这一社会事业的风范却在沿袭。
提《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就不得不提胡政之，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很费心机，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办报经验。在用人理念上，他“不养圣（剩）人，不养贤（闲）人”。在人才录用管理方面，胡政之用人惟贤，亲手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包括六项考核标准、三项奖惩办法。在职工福利方面也有四条规定（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医药补助费、婚丧补助费），这些制度始终都得到了贯彻。1944年1月，《大公报》同人福利委员会成立。9月，还通过了《大公报社旅费支给规则》。此外，还有年终奖金惯例等一整套完善的、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人事制度。另外还有，例如：编辑经理两部人才通用内外互调制度等。这些制度确立与贯彻，奠定了《大公报》的成功。曾任《大公报》要闻版编辑的郭根说：“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这一点是与主持报馆人事、经营工作的胡政之是分不开的，他精心罗致人才，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不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引进报社，也从来不搞派系。在用人上，胡尽量启用新人，而不是录用那些已经成名的人，在当代报业史、新闻史上出名的金庸、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人，可以说都是由胡发现，由大公报培养起来的。在胡政之的带领下，大公报所有的人都把大公报当成自己的事业，从而奠定了大公报的鼎盛。 相比较而言，同样重视经营管理的史量才却不同，他是不惜高薪聘请名记，例如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便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黄远生被刺身亡，1916年，史量才又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等等，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申报》重视人才，但并不重视培养人才，我认为这与史量才的商人思维有关，在他看来，人才是可以如股票那样购进的。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月版
董滨.论史量才被刺之原因.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02：125～129
[3] 傅国涌.“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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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公报》、《申报》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为众人所知，本文仅将两者的办报宗旨，在新闻理念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作一番初步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大公报》《申报》；办报宗旨 ；新闻理念； 经营管理
1 《大公报》与《申报》简介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日报，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其最辉煌的时期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创办的新记公司接办，以商业报的“文人论政”风格，开创了中国专业主义商业报纸的新范式。而《申报》是上海第二份中文商业报纸，由英商创办，以赢利为首要目的。《申报》的创办与飞速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是我国商业性报纸的一个成功典范。关于两者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为众人所知，本文侧重对于两者的办报宗旨，在新闻理念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作一番初步的比较研究。2 《大公报》与《申报》的办报宗旨的区别
首先，“不偏不倚”态度下的不同追求。作为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商营报纸，《申报》主张“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争取到持各种政见的读者。重视报道和言论、大量刊登文艺作品，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重。在商言商，在报道和言论方面持中立、谨慎的立场。《大公报》“新记”时期，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方针，也标榜不偏不倚，但是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为百姓说话。其次，对政治的关注程度不同。对于政治问题，《申报》只报道、不评论，或多报道、少评论，或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地评论。而“新记”时期主笔张季鸾的编辑实务代表了《大公报》的方针。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提倡“对政治，贵敢言”，报纸按着 经营，却是文人论政的机关，《大公报》的社评几乎涉及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再次，新闻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的网站www.udooo.com
与言论的侧重点不同。《申报》顺应“言论报纸”日衰、“新闻报纸”日盛的世界现代报业潮流，遵循重新闻、轻言论的方针，视新闻为立命之本。新闻则务求迅速、准确、独家。《大公报》和《申报》办报宗旨的最大区别所在是《大公报》秉承文人政论报纸的传统，以“立言”为根本，发表负责任的评论。3 《大公报》与《申报》在新闻理念上的区别
在新闻理念上的共同点集中表现在“独立地位，直言精神”上，进步性与欺骗性的共存。在两者新闻理念的最大区别是，《大公报》是“文人”办报，而《申报》多一些“商人”办报的色彩。两报都致力于通过经济上的独立谋求政治的独立地位，运用报纸作为舆论工具，针砭时弊，将直言精神发挥到相当层次。《大公报》的新闻理念主要是：报纸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是为公众怎么写作的，主张经济独立，不为一人私有，要求，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在新闻理念上，《申报》与之有很大的一致性。美查就声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是为了赢利，并不排斥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标榜自己“谋利而兼仗义”，立论“公道”2。民国前后，《申报》产权转归为中国人所有，由著名报人史量才接办，史量才运用企业化经营，谋求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自主，决心要把《申报》办成为“民众的喉舌”。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
《申报》是由美查创办的，当时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赚钱，正是赚钱与“仗义执言”不矛盾，反而得读者之心，有利于赚钱才为之的。史量才接管《申报》其“商人办报”的传统却没有改变。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即使发表一些言论，也多是低调的，他更在意他的事业，甚至想建立报业托拉斯，为此，他不懈在实业界扩张实力。《大公报》却从一开始就是“文人论证”的报纸，而且她是秉承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人风骨，怀者文章报国之追求，大胆直言的报纸，英华创办之初并未有撰钱的念头，而是当作一种社会事业来创办。后来《大公报》几易其主，但这一社会事业的风范却在沿袭。
4 《申报》与《大公报》在经营管理上的区别
在经营管理上的共同点是都重视企业化经营，但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才战略的运用不同。《申报》是运用的是人才引进战略，而《大公报》运用的是人才培养战略，而且是制度取胜。提《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就不得不提胡政之，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很费心机，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办报经验。在用人理念上，他“不养圣（剩）人，不养贤（闲）人”。在人才录用管理方面，胡政之用人惟贤，亲手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包括六项考核标准、三项奖惩办法。在职工福利方面也有四条规定（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医药补助费、婚丧补助费），这些制度始终都得到了贯彻。1944年1月，《大公报》同人福利委员会成立。9月，还通过了《大公报社旅费支给规则》。此外，还有年终奖金惯例等一整套完善的、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人事制度。另外还有，例如：编辑经理两部人才通用内外互调制度等。这些制度确立与贯彻，奠定了《大公报》的成功。曾任《大公报》要闻版编辑的郭根说：“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这一点是与主持报馆人事、经营工作的胡政之是分不开的，他精心罗致人才，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不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引进报社，也从来不搞派系。在用人上，胡尽量启用新人，而不是录用那些已经成名的人，在当代报业史、新闻史上出名的金庸、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人，可以说都是由胡发现，由大公报培养起来的。在胡政之的带领下，大公报所有的人都把大公报当成自己的事业，从而奠定了大公报的鼎盛。 相比较而言，同样重视经营管理的史量才却不同，他是不惜高薪聘请名记，例如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便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黄远生被刺身亡，1916年，史量才又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等等，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申报》重视人才，但并不重视培养人才，我认为这与史量才的商人思维有关，在他看来，人才是可以如股票那样购进的。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月版
董滨.论史量才被刺之原因.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02：125～129
[3] 傅国涌.“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