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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学术发展需要与救亡图存时代主题推动章太炎、刘师培从事清学史研究。相同历史、学术背景，使他们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颇多共识，显示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革新转化。刘氏亦提出有别于章氏的一些创获，其中以地域研究法与内在理路研究视角最具代表性。
关键词：章太炎；刘师培；清代学术史
1000－2731(2012)02－0140－06
清代学术史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国学大师先后对其专门研究。学界往往对梁、钱清学史研究探讨较多，而对章、刘清学史研究关注不足，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出比较更是有限，专篇论文似尚阙如，这不利于勾勒近代以来清学史研究不断丰富、深入的发展轨迹。故本文拟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一比较，寻其异同，探其原因，略补学界上述缺漏。
就后者论，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内受清廷压迫，外遭列强侵凌，而且文化上亦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渐衰微。面对深重民族危机，爱国志士通过各种方式奋起救亡图存。学者出身的章、刘共同选择排满革命的救亡方式，并努力用学术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事业，为此他们着力“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期“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学术史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紧涉本朝政治、文化的清学史展开研究，容易从中发掘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思想资源。正是受学术自身发展需要和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双重推动，章、刘不约而同展开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相同历史背景，使他们清学史研究表现出诸多共同点：
第一，在研究旨趣上，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求是”即实事求是，“致用”即经世致用，它们是学术研究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章、刘对此都有自觉认识，并都承认“求是”与“致用”不易兼得，但他们并不否定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皖派经学大师戴震在统一二者方面堪当表率。在治学上素奉戴震为“圭臬”的章太炎与“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的刘师培，均追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以继承和发扬戴震优良治学传统。
他们认为，欲“求是”与“致用”相统一，首先须以“求是”为前提。而要“求是”，不能不打破传统学术研究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因其流于主观好恶、逞于意气之争，违背“求是”原则。基此认识，章、刘在清学史研究中努力摒弃门户之见，这不仅从他们大力批判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存在汉宋、今古文门户之见的弊病可知，如章太炎对江藩“颛固”“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褊心訾异己”的批判，刘师培对方东树“挟其相传之宋学以与汉学为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的不满，对常州今文经学“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的斥责；而且从他们评价清代学人力求客观、公正亦可看出，这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于自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并不全盘抹杀”，如他们尽管对宗本程朱理学的方东树以及常州今文经学所存门户之见给予严厉批判，但对方东树《汉学商兑》指斥汉学末流琐碎、无用之弊亦给予“颇有中肯语”、“略窥汉学门径的认同，对包括常州经文经学在内的今
其次，在坚持“求是”基础上，章、刘努力在其中寓含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致用”意图。前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们通过对清代学术形成原因的探讨，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对学术文化造成的消极后果；二是在品评清代学人时，对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大加表彰，对入仕清朝的所谓“媚虏”之辈屡屡贬抑。显然，这都蕴含助益排满革命的政治意图，因为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不仅可激发国人民族自觉意识，且能进一步坚定革命者排满决心；而表彰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又可促使革命者增进“革命之道德”，壮大革命力量。
除寓含排满革命政治意图外，章、刘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还寄寓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救亡之意，当排满革命任务完成后此意尤为明显。这从刘师培自述其从事清学史研究主要出于对“后生学子屏遗先哲，不独前儒学说湮没不彰，即近儒之书亦显伏不可见”这种醉心欧化、疏离传统文化的“蔑古”学风的忧惧，以及章太炎虽身囚牢狱，仍念念不忘“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的深切文化关怀中不难窥见、推知。
总之，章、刘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主张在“求是”中寓含“致用”，发掘“致用”，并以此指导清学史研究实践。这不仅与乾嘉众多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缺乏现实关怀的“求是”旨趣有别，亦与当时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常常不惜背离事实本身，“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致用”取向大异其趣。“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颇彰现代学术精神，章、刘对其共同追求，透显出他们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学术革新意识。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亦多共识：一是注重整体把握，兼顾个案研究。他们注意到，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不仅囿于门户之见，短于科学性，而且未能整体把握，缺乏系统性，“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而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物传记式传统研究方法所致。‘鉴于此，章、刘引入通论式研究法，打破个案研究束缚，以期整体把握清学史。这从章氏撰有《清儒》《汉学论》及演讲记录《清代学术之系统》，以及刘师培著有《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一批通论性质的研究论文即可见。
通论式研究法的引入，使章、刘较前辈学人不仅在研究视域、研究内容上更为开阔、丰富，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大为推进。即以章太炎《清儒》一文为例，它不仅广论清初经学、乾嘉经学之吴皖二派、浙东经史之学、桐城派与常州经文经学等重要学术流派外，还对清代学术与政治关系，清初学术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之差异，吴、皖二派异同，桐城派与经学交恶原因，清代儒学与汉代儒学之差别等诸多重要
关键词：章太炎；刘师培；清代学术史
1000－2731(2012)02－0140－06
清代学术史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国学大师先后对其专门研究。学界往往对梁、钱清学史研究探讨较多，而对章、刘清学史研究关注不足，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出比较更是有限，专篇论文似尚阙如，这不利于勾勒近代以来清学史研究不断丰富、深入的发展轨迹。故本文拟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一比较，寻其异同，探其原因，略补学界上述缺漏。
一、章、刘清学史研究之“同”
章、刘对清学史的研究大体同时，均始于20世纪初。他们从事清学史研究，既是学术自身发展需要使然，又与当时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密不可分。就前者言，清代至此已有200多年的丰厚学术积淀，尽管其间有学者尝试对其整理、研究，但受主、客观因素制约，他们的研究往往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因此，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对清代200多年的学术进行一番科学、系统的研究，就成为当时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就后者论，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内受清廷压迫，外遭列强侵凌，而且文化上亦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渐衰微。面对深重民族危机，爱国志士通过各种方式奋起救亡图存。学者出身的章、刘共同选择排满革命的救亡方式，并努力用学术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事业，为此他们着力“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期“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学术史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紧涉本朝政治、文化的清学史展开研究，容易从中发掘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思想资源。正是受学术自身发展需要和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双重推动，章、刘不约而同展开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相同历史背景，使他们清学史研究表现出诸多共同点：
第一，在研究旨趣上，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求是”即实事求是，“致用”即经世致用，它们是学术研究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章、刘对此都有自觉认识，并都承认“求是”与“致用”不易兼得，但他们并不否定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皖派经学大师戴震在统一二者方面堪当表率。在治学上素奉戴震为“圭臬”的章太炎与“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的刘师培，均追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以继承和发扬戴震优良治学传统。
他们认为，欲“求是”与“致用”相统一，首先须以“求是”为前提。而要“求是”，不能不打破传统学术研究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因其流于主观好恶、逞于意气之争，违背“求是”原则。基此认识，章、刘在清学史研究中努力摒弃门户之见，这不仅从他们大力批判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存在汉宋、今古文门户之见的弊病可知，如章太炎对江藩“颛固”“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褊心訾异己”的批判，刘师培对方东树“挟其相传之宋学以与汉学为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的不满，对常州今文经学“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的斥责；而且从他们评价清代学人力求客观、公正亦可看出，这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于自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并不全盘抹杀”，如他们尽管对宗本程朱理学的方东树以及常州今文经学所存门户之见给予严厉批判，但对方东树《汉学商兑》指斥汉学末流琐碎、无用之弊亦给予“颇有中肯语”、“略窥汉学门径的认同，对包括常州经文经学在内的今
摘自：毕业论文标准格式www.udooo.com
文经学勇于揭露时弊、长于文辞等优点亦表肯定；二是对“于自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如他们尽管十分推重戴震、俞樾等经学大师的学术成就，但并不一味盲从，对其缺失亦不讳言。综上，章、刘在清学史研究中努力摒除门户之见，品评人物力求客观、公允，充分彰显“求是”研究旨趣。其次，在坚持“求是”基础上，章、刘努力在其中寓含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致用”意图。前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们通过对清代学术形成原因的探讨，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对学术文化造成的消极后果；二是在品评清代学人时，对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大加表彰，对入仕清朝的所谓“媚虏”之辈屡屡贬抑。显然，这都蕴含助益排满革命的政治意图，因为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不仅可激发国人民族自觉意识，且能进一步坚定革命者排满决心；而表彰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又可促使革命者增进“革命之道德”，壮大革命力量。
除寓含排满革命政治意图外，章、刘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还寄寓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救亡之意，当排满革命任务完成后此意尤为明显。这从刘师培自述其从事清学史研究主要出于对“后生学子屏遗先哲，不独前儒学说湮没不彰，即近儒之书亦显伏不可见”这种醉心欧化、疏离传统文化的“蔑古”学风的忧惧，以及章太炎虽身囚牢狱，仍念念不忘“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的深切文化关怀中不难窥见、推知。
总之，章、刘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主张在“求是”中寓含“致用”，发掘“致用”，并以此指导清学史研究实践。这不仅与乾嘉众多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缺乏现实关怀的“求是”旨趣有别，亦与当时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常常不惜背离事实本身，“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致用”取向大异其趣。“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颇彰现代学术精神，章、刘对其共同追求，透显出他们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学术革新意识。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亦多共识：一是注重整体把握，兼顾个案研究。他们注意到，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不仅囿于门户之见，短于科学性，而且未能整体把握，缺乏系统性，“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而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物传记式传统研究方法所致。‘鉴于此，章、刘引入通论式研究法，打破个案研究束缚，以期整体把握清学史。这从章氏撰有《清儒》《汉学论》及演讲记录《清代学术之系统》，以及刘师培著有《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一批通论性质的研究论文即可见。
通论式研究法的引入，使章、刘较前辈学人不仅在研究视域、研究内容上更为开阔、丰富，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大为推进。即以章太炎《清儒》一文为例，它不仅广论清初经学、乾嘉经学之吴皖二派、浙东经史之学、桐城派与常州经文经学等重要学术流派外，还对清代学术与政治关系，清初学术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之差异，吴、皖二派异同，桐城派与经学交恶原因，清代儒学与汉代儒学之差别等诸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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