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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民间经济交往，作为复交前两国接触的主要渠道，对于加深双方国民对对方的认知与理解，以及中日建交的最终实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宝岛”台湾，这一占据特殊重要地缘位置的海岛，在处于冷战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一个焦点。在这场由美苏主导的冷战中，处于“风口浪尖”位置的中日两国，自然成为这场“博弈”主要参加者。探索台湾因素在作为当时中日之间主要交往方式——民间经济往来中的作用，对于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现状以及国际环境局势都是不无裨益的，同时，对于正确评价中日两国的民间经济人士对于中日复交的实现，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关键词]“吉田书简”；“LT贸易”；台湾因素
从其个人来说，岸信介有亲台情节，在发展两岸关系上明显偏向台湾，在其主政期间，中日之间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未能付诸实施，双方关系出现明显倒退。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长崎国旗事件”，使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完全中断，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大事件。a
至于“长崎国旗事件”的真相，李恩民在其所著《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中，在分析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推测“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和驻长崎领事馆似乎有某种程度的联系”。[3]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恰逢台湾对这次展览会悬挂中国国旗提出，并正在与日本政府和地方当局交涉之际，这就不禁使人怀疑，那两个扯毁中国国旗的日本人，是否是在台湾当局的指使之下进行的。并且，在事件发生后，台湾在日本的使馆还决定“嘉勉”那两个肇事者，则更加印证了上述怀疑的可能性。台湾驻日本“大使”沈觐鼎，也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被调离。后来，沈觐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长崎扯旗事件发生以来，日方疑有内幕，我一直担心着，机密难保，今如我离任，那么，日方疑云可望渐散，谅不再追究，该事件可永成为谜，不至于碍及邦交”。[4]
其次，表现在对“LT贸易”缔结的影响上。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因为之前的“长崎国旗事件”而完全中断，后由于“友好贸易”的开展，双方的民间经济交流逐渐恢复。但由于这种“友好贸易”，是建立在中方“政治三原则”[5]“贸易三原则”以及“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时的池田内阁，虽然对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的发展较为热心，但仍不能摆脱美国、台湾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束缚。这样，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就必须有所突破。“LT贸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所谓的“LT贸易”，指的是在1962年12月9日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6]《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及实施，无论是在象征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对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以来中日之间民间外交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其签订，并非一帆风顺。具体表现在关于对华输出硫安和成套设备出口等的协议上。
一直以来，台湾都是日本化学肥料的消费大户，其中，日本硫安的30%都是销往台湾的，而且根据双方当时的交易协议，在1962和1963这两年内，日本还将向台湾输出硫安等肥料60万吨，而在中日将签订“LT贸易”前，只完成了10万吨，另有50顿的巨额交易尚待完成。[7]这样，台湾方面便对日本方面施加压力，使得他们在参加高崎组团访中中，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8]由于硫安等肥料，也是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协商的重要问题，是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所急需的，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将会使“LT贸易”的意义大大折扣。后虽由于在关键时刻高崎达之助本人的英明决断，而使得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但这其中台湾所施加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
另外是关于成套设备输出问题。成套设备的输出，并不在美国为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而设立的“巴统”及“中国委员会”所列出的“禁输物品”之列，其问题主要出现在付款方式上。当时，日本厂商出口成套设备，一般都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贷款条件比商业银行优惠。但当时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这种贷款。[9]后经多方努力和协调，日本政府决定在对华输出成套设备上，允许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针对这一事件，台湾方面反映激烈，各方舆论纷纷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台湾“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也奉之命，在日本四处活动，伺机破坏。台湾的强硬反映，使日本政界、财界一些与台关系比较亲密的人物，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出现松动。后由于《吉田书简（给张群）》事件的出现，日本政府在对华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上的态度日趋消极，最终不了了之。三、结语
台湾作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作为内政问题是绝对不容外界干涉的；同时，日本对台湾有漫长的殖民史，加之二战末期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政策，又使得日本对台湾具有了一种特殊情感。在日本战败之际，没有实行报复主义，而使奉行“以德报怨”政策。如在短期内将数百万的军人和侨民送返日本、阻止苏联军队进驻日本、保护维护日本天皇制、放弃战争赔款等。因此，对于台湾，日本政界的
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日本和中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中日之间的贸易由于得到了政府支持，自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日本仍然与台湾之间保持了经常性的贸易往来，并试图以经济为媒介渗透台湾政局，并力图影响乃至阻挠中国统一进程。台湾由其特殊地缘、特殊历史的缘故，在中日之间的交往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参考文献]
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M]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沈觐鼎：《对日往事追记》，《传记文学》，[J]第33卷第6期，1978年
[3]《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4]殷燕军，《战后日台关系框架制定过程——吉田书简再考》，《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5]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M]慶庆通信﹑1995年
注释：
殷燕军，《战后日台关系框架制定过程——吉田书简再考》，《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9页
[3]参见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233页；
[4]沈觐鼎：《对日往事追记》（46），《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1978年。
[5]所谓“政治三原则”，是根据“长崎国旗事件”后中日民间外交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中日关系而提出的，最早发表在1958年7月7日《日民日报》中《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社论中，后逐渐发展为中日民间交往的三项条件，具体为：岸信介政府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再阻挠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6]添古芳秀《日本外交和中国1945——1972》，庆应通信，1995年，第149页
[7]《朝日新闻》，1962年10月20日。
[8]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9]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关键词]“吉田书简”；“LT贸易”；台湾因素
一、台湾因素与中日贸易的“民间性质”
这主要涉及“吉田书简”以及“日台媾和”，对于中日关系施加的影响。所谓的“吉田书简”，是指日本首相吉田茂1951年12月24日致美国特使杜勒斯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为：“我国政府现在准备，如果国民政府也有此愿望，即尽速在法律上可能时，依照多边条约内所揭示之原则，与该政府缔结一项重建两国政府间源于：查抄袭率毕业www.udooo.com
正常关系的条约。该项双边条约之条款，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基于此等考虑，本人可向阁下保证，日本无意与中国共产政权缔结双边合约。”一般观点都认为，“吉田书简”是杜勒斯的作品，是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美国推行反共战略的产物。但近来，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台湾与美国的交涉，对“吉田书简”的内容特别是“适用范围条款”的制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这一时期顾维钧和杜勒斯之间的交涉，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例如，在日本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之前的1951年6月28日顾维钧和杜勒斯会谈时声称，“我知道在日美之间有一个日本将同台湾缔结条约的秘密协议”，杜勒斯对此表示肯定。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日美之间就已经存在了制定日台合约的协议，以后的时期则主要是关于这一合约内容的交涉。这一交涉主要是在美台之间完成的。二、在中日之间民间经济交往中，“台湾因素”作用的具体表现
首先，表现在岸信介内阁时期的中日交往上。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在岸信介之前已取得了较大成果：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一次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另外，在钢铁领域也达成了长期贸易协定，发展较为顺利。但自岸信介组阁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良好的中日经贸往来以及民间交往受到极大破坏。这主要起因于岸信介内阁在处理对台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从其个人来说，岸信介有亲台情节，在发展两岸关系上明显偏向台湾，在其主政期间，中日之间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未能付诸实施，双方关系出现明显倒退。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长崎国旗事件”，使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完全中断，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大事件。a
至于“长崎国旗事件”的真相，李恩民在其所著《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中，在分析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推测“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和驻长崎领事馆似乎有某种程度的联系”。[3]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恰逢台湾对这次展览会悬挂中国国旗提出，并正在与日本政府和地方当局交涉之际，这就不禁使人怀疑，那两个扯毁中国国旗的日本人，是否是在台湾当局的指使之下进行的。并且，在事件发生后，台湾在日本的使馆还决定“嘉勉”那两个肇事者，则更加印证了上述怀疑的可能性。台湾驻日本“大使”沈觐鼎，也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被调离。后来，沈觐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长崎扯旗事件发生以来，日方疑有内幕，我一直担心着，机密难保，今如我离任，那么，日方疑云可望渐散，谅不再追究，该事件可永成为谜，不至于碍及邦交”。[4]
其次，表现在对“LT贸易”缔结的影响上。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因为之前的“长崎国旗事件”而完全中断，后由于“友好贸易”的开展，双方的民间经济交流逐渐恢复。但由于这种“友好贸易”，是建立在中方“政治三原则”[5]“贸易三原则”以及“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时的池田内阁，虽然对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的发展较为热心，但仍不能摆脱美国、台湾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束缚。这样，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就必须有所突破。“LT贸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所谓的“LT贸易”，指的是在1962年12月9日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6]《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及实施，无论是在象征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对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以来中日之间民间外交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其签订，并非一帆风顺。具体表现在关于对华输出硫安和成套设备出口等的协议上。
一直以来，台湾都是日本化学肥料的消费大户，其中，日本硫安的30%都是销往台湾的，而且根据双方当时的交易协议，在1962和1963这两年内，日本还将向台湾输出硫安等肥料60万吨，而在中日将签订“LT贸易”前，只完成了10万吨，另有50顿的巨额交易尚待完成。[7]这样，台湾方面便对日本方面施加压力，使得他们在参加高崎组团访中中，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8]由于硫安等肥料，也是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协商的重要问题，是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所急需的，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将会使“LT贸易”的意义大大折扣。后虽由于在关键时刻高崎达之助本人的英明决断，而使得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但这其中台湾所施加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
另外是关于成套设备输出问题。成套设备的输出，并不在美国为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而设立的“巴统”及“中国委员会”所列出的“禁输物品”之列，其问题主要出现在付款方式上。当时，日本厂商出口成套设备，一般都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贷款条件比商业银行优惠。但当时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这种贷款。[9]后经多方努力和协调，日本政府决定在对华输出成套设备上，允许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针对这一事件，台湾方面反映激烈，各方舆论纷纷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台湾“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也奉之命，在日本四处活动，伺机破坏。台湾的强硬反映，使日本政界、财界一些与台关系比较亲密的人物，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出现松动。后由于《吉田书简（给张群）》事件的出现，日本政府在对华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上的态度日趋消极，最终不了了之。三、结语
台湾作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作为内政问题是绝对不容外界干涉的；同时，日本对台湾有漫长的殖民史，加之二战末期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政策，又使得日本对台湾具有了一种特殊情感。在日本战败之际，没有实行报复主义，而使奉行“以德报怨”政策。如在短期内将数百万的军人和侨民送返日本、阻止苏联军队进驻日本、保护维护日本天皇制、放弃战争赔款等。因此，对于台湾，日本政界的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www.udooo.com
人士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和本人对日本有恩，由此日本人和日本政府都应该有感德怀恩的观念，其所有作为，特别是在对待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问题上，当然更应该对得起台湾。战后以来，正是这种思想意识指导了日本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关系的发展。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日本和中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中日之间的贸易由于得到了政府支持，自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日本仍然与台湾之间保持了经常性的贸易往来，并试图以经济为媒介渗透台湾政局，并力图影响乃至阻挠中国统一进程。台湾由其特殊地缘、特殊历史的缘故，在中日之间的交往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参考文献]
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M]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沈觐鼎：《对日往事追记》，《传记文学》，[J]第33卷第6期，1978年
[3]《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4]殷燕军，《战后日台关系框架制定过程——吉田书简再考》，《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5]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M]慶庆通信﹑1995年
注释：
殷燕军，《战后日台关系框架制定过程——吉田书简再考》，《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9页
[3]参见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233页；
[4]沈觐鼎：《对日往事追记》（46），《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1978年。
[5]所谓“政治三原则”，是根据“长崎国旗事件”后中日民间外交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中日关系而提出的，最早发表在1958年7月7日《日民日报》中《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社论中，后逐渐发展为中日民间交往的三项条件，具体为：岸信介政府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再阻挠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6]添古芳秀《日本外交和中国1945——1972》，庆应通信，1995年，第149页
[7]《朝日新闻》，1962年10月20日。
[8]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9]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