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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中心一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这一体系的特定产物而已。中心区的资本为了实现对边缘区的控制与剥夺，不仅摧毁边缘地区工商业，使其成为中心地区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基地，而且限制高新技术向边缘区的流动，控制其创新能力以防止其产业升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对边缘区的剥削随其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资本逻辑；中心一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005-2674（2013）05-027-07
2007年，时值东南亚金融危机10周年，世界银行出版研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总结了危机10年来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即“如果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将面临严峻挑战，难以保持历史上的增长速度。以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看起来肯定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后果，这种后果也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自然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10年来，它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该概念提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关注，围绕着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事实、形成机理和跨越战略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是，目前的研究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空间维度而难以深刻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本文试图说明，从资本积累的逻辑看，中等收入陷阱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中心一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体现。
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迫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张生产规模，以更大范围地占有剩余
本性驱动着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而落后的非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一体系之中的功能定位——实现剩余价值和原材料基地——决定了其处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注定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就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使核心国可以通过对边缘地区的剥夺来平抑国内的阶级矛盾或冲突，从而把核心国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对立。正如恩格斯1858年致马克思的信中所言：“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对于资本扩张导致的不均衡发展，马克思作了辩证分析。一方面，他深刻揭露并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对被统治地区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他明确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坦承，核心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边缘地区的社会革命和长期经济发展。“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为边缘地区创造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由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因此，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双重含义：一方面，被资本主义纳入体系之中的边缘地区最终会实现社会制度变革，完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建构并实现工业革命；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生产力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速扩张，但是，只有在社会革命之后，人们才能够公平地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好处。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的结尾，马克思写道：“只有伟大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区最终会同核心区一样实现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尽管其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
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斯密在《国富论》中提供了一种矛盾的答案。在斯密看来，国家间分工的水平决定了劳动生产力的高低，而分工又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由此，斯密的逻辑是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决定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后者的高低又反过来通过收入影响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很显然，斯密定理意味着多重均衡，即包括市场广大与分工水平高的正反馈导致的富裕均衡，和市场狭小与分工水平低的负反馈导致的贫穷均衡。因此，斯密定理意味着，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异。但是，斯密认为，分工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协调，而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在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劳动力丰富国家的劳动力低，而资本丰富国家的资本低，通过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导致不同国家要素和收入水平趋同。由此可见，斯密阐述了一种矛盾的发展观。
马克思接受了斯密的趋同发展观，而马克思对后进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影响了很多其他思想家。“我们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大量思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宏大理论概括的支配。根据这种概括，较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将要遵循先进的、或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踪迹。”
通过对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特别是较落后的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的研究，格申克龙提出了著名的后发优势理论，即相对的经济落后对其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从而也可能转化为一种优势。落后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状态及现存的工业发展障碍与人们对发展本身所固有的高期望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一旦落后国家排除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工业化的进程将加速。“工业化所展现的机会当然要依每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各异。不仅如此，只要某些可怕的制度障碍（诸如农奴制度或政治统一的普遍缺乏）依然存在，就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可能，从而也就不存在‘紧张’。检测定存在着足够的可利用资源的禀赋，并且对于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也已经被排除，那么工业化本身所具有的机会将与一国的落后程度按照同一方向变化。”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为工业化创造前提，如以政府的高积累或投资银行来代替私人储蓄，以铁路建设等公共工程支出来弥补国内落后的农业经济导致的对工业品需求不足。同时，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能够迅速缩短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成功提高劳动生产率。“落后国家从较先进国家能够吸收的技术创新存量越大，其工业化前景似乎就越乐观。”由此，格申克龙指出，落后国家可以以爆发式工业化的方式实现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追赶，从而达到趋同。“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可能作为一种以较高的制造品增长率表现出来的突然的大爆发而间断式地开始。”阿布拉莫维兹在对工业化国家1870～1979年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中证实了趋同检测说。但是，工业化国家的趋同率随时间而变化，并且趋同现象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趋同现象不仅引起了经济史学家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理论家的注意，体现趋同思想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是，趋同理论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事实并不相符。
鲍默尔利用麦迪森的数据，选取了美国等16个工业化国家作为样本，考察这些国家1870年的人均收入和1870～1979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发现存在明显地趋同。但是，这一研究受到了德龙的强有力挑战。德龙认为，鲍默尔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选择偏误”。德龙在鲍默尔的样本基础上增加了阿根廷等七国，而删除了日本，分析发现，虽然回归的斜率仍然为负，但是拟合优度非常糟糕。如果对1870年数据的测量误差作一定的修正，回归斜率基本为零。由此，绝对趋同的观点被俱乐部趋同或条件收敛的观点所取代，实际上，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经济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阿布拉莫维兹就明确指出，落后国家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追赶速度不是取决于其技术上的落后程度，而是取决于其社会能力。因此，可以用初始条件或社会能力的差异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趋异。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认为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部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一个问题。“然而，这种立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足性与孤立性基础上的见解，我们认为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图式之所以不能解决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是因为马克思是在一个纯资本主义体系中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样纯资本主义体系中仅仅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或者消费者。“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和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我们在《资本论》的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分析的理论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作为前提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有双重作用：
一是成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外的一个购写者阶层，以实现剩余价值。“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来实现的。”卢森堡设想了两种不同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产出的消费资料超过了其自身的需要，剩余部分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非资本主义世界购写。“英国的棉业，在十九世纪最初六十年间（部分地直到现在），以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及都市小资产阶级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此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出了超过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世界找到了购写者。“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
导致日本二战后最长衰退的一个公认原因就是1985年被迫签订的广场协议。通过广场协议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直接导致了日本资产泡沫的膨胀和产业竞争力的降低，导致日本20世纪90年代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日本追赶美国的步伐也由此嘎然而止（见图1）。“1956～1973年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3%，1975～1991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1%。……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1%，1997年与1998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20世纪80年代前，拉丁美洲是发展中世界的新星，但是，20世纪80年始的拉美债务危机重新将拉美推向发展的底端。在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区发展的黄金时期，拉美国家也迎来自己的高速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初，拉美国家整体处于对美国的追赶期，表现特别明显的如墨西哥和巴西。拉丁美洲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产出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按人均计年均增长率为2.7%。但是，随着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拉美国家的发展噩梦也开始了，这就是拉美20世纪80年始的债务危机，成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10年。在1981～1989年的10年间，拉美国家人均GDP以-0.8%速度衰退。
国际石油的上升对拉美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导致大量廉价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国际收支随之恶化。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遭遇的滞胀危机提升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导致国际资本大量回流欧美等发达国家规避风险，进而加速了拉美债务危机的到来。危机来临之后，由美国和西欧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要求，如果危机国家要求获得救助，就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结构调整方案（即华盛顿共识），一方面，要求拉美国家通过紧缩政策来控制通胀，即所谓的稳定化，对于这些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无异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要求拉美国家开放市场，即所谓的自由化。紧缩政策的目的是击溃拉美国家资产市场，而开放市场的目的是便利中心区金融资本掌控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完成对边缘区的剥夺和转移中心区的危机。“西方银行从放松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资本市场控制方面获得利益，但是当涌向这些国家的投机性热钱的流入突然流回时，这些地区就要遭受损失，资金的突然外流带来货币崩溃和银行体系削弱的后果。”“一方面各项制度成熟的先进工业化国家正在吸取解除金融规制的深刻教训，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正携带着这一里根一撒切尔的信息到发展中国家去。先进工业化国家直到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才尝试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除资本市场的管制——而发展中国家却一直被鼓励要加快实施。”
他们不仅在贸易政策上采取双重标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技术政策控制边缘区的产业升级，防止边缘区威胁中心区在高技术产业的垄断地位，威胁其剩余价值的获取。
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容易陷入经济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受到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双重挤压式竞争，即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在低端市场上的竞争和与高收入国家在高端市场上的竞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要素的上升已经使其丧失了在低端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此，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本国在中高端市场的竞争力。而在中高端市场，中等收入国家又受到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竞争和限制。高收入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控制，防止中等收入国家侵入自己的垄断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进口的限制就是最好说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它不仅禁止本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出口，还纠集其联盟国家共同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实际上，国家安全仅仅是美国限制高科
责任编辑：黎贵才 [3]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资本逻辑；中心一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005-2674（2013）05-027-07
2007年，时值东南亚金融危机10周年，世界银行出版研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总结了危机10年来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即“如果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将面临严峻挑战，难以保持历史上的增长速度。以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看起来肯定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后果，这种后果也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自然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10年来，它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该概念提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关注，围绕着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事实、形成机理和跨越战略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是，目前的研究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空间维度而难以深刻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本文试图说明，从资本积累的逻辑看，中等收入陷阱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中心一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体现。
一、资本主义的扩张与世界体系的形成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必然是世界性的，这是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与《资本论》中对此做了精辟的阐述。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迫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张生产规模，以更大范围地占有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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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同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张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避免在竞争中被击败。因此，资本的内在本性和外部竞争压力都要求资本不断扩张，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地理空间上扩张，即把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推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二是社会空间上扩张，即把人类社会生活中原先不属于资本控制的领域纳入到资本控制之下。“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本性驱动着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而落后的非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一体系之中的功能定位——实现剩余价值和原材料基地——决定了其处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注定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就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使核心国可以通过对边缘地区的剥夺来平抑国内的阶级矛盾或冲突，从而把核心国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对立。正如恩格斯1858年致马克思的信中所言：“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对于资本扩张导致的不均衡发展，马克思作了辩证分析。一方面，他深刻揭露并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对被统治地区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他明确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坦承，核心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边缘地区的社会革命和长期经济发展。“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为边缘地区创造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由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因此，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双重含义：一方面，被资本主义纳入体系之中的边缘地区最终会实现社会制度变革，完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建构并实现工业革命；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生产力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速扩张，但是，只有在社会革命之后，人们才能够公平地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好处。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的结尾，马克思写道：“只有伟大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区最终会同核心区一样实现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尽管其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同”与“趋异”
1 主流经济学对“趋同”与“趋异”的考察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斯密在《国富论》中提供了一种矛盾的答案。在斯密看来，国家间分工的水平决定了劳动生产力的高低，而分工又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由此，斯密的逻辑是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决定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后者的高低又反过来通过收入影响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很显然，斯密定理意味着多重均衡，即包括市场广大与分工水平高的正反馈导致的富裕均衡，和市场狭小与分工水平低的负反馈导致的贫穷均衡。因此，斯密定理意味着，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异。但是，斯密认为，分工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协调，而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在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劳动力丰富国家的劳动力低，而资本丰富国家的资本低，通过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导致不同国家要素和收入水平趋同。由此可见，斯密阐述了一种矛盾的发展观。
马克思接受了斯密的趋同发展观，而马克思对后进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影响了很多其他思想家。“我们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大量思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宏大理论概括的支配。根据这种概括，较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将要遵循先进的、或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踪迹。”
通过对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特别是较落后的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的研究，格申克龙提出了著名的后发优势理论，即相对的经济落后对其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从而也可能转化为一种优势。落后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状态及现存的工业发展障碍与人们对发展本身所固有的高期望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一旦落后国家排除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工业化的进程将加速。“工业化所展现的机会当然要依每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各异。不仅如此，只要某些可怕的制度障碍（诸如农奴制度或政治统一的普遍缺乏）依然存在，就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可能，从而也就不存在‘紧张’。检测定存在着足够的可利用资源的禀赋，并且对于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也已经被排除，那么工业化本身所具有的机会将与一国的落后程度按照同一方向变化。”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为工业化创造前提，如以政府的高积累或投资银行来代替私人储蓄，以铁路建设等公共工程支出来弥补国内落后的农业经济导致的对工业品需求不足。同时，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能够迅速缩短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成功提高劳动生产率。“落后国家从较先进国家能够吸收的技术创新存量越大，其工业化前景似乎就越乐观。”由此，格申克龙指出，落后国家可以以爆发式工业化的方式实现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追赶，从而达到趋同。“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可能作为一种以较高的制造品增长率表现出来的突然的大爆发而间断式地开始。”阿布拉莫维兹在对工业化国家1870～1979年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中证实了趋同检测说。但是，工业化国家的趋同率随时间而变化，并且趋同现象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趋同现象不仅引起了经济史学家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理论家的注意，体现趋同思想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是，趋同理论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事实并不相符。
鲍默尔利用麦迪森的数据，选取了美国等16个工业化国家作为样本，考察这些国家1870年的人均收入和1870～1979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发现存在明显地趋同。但是，这一研究受到了德龙的强有力挑战。德龙认为，鲍默尔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选择偏误”。德龙在鲍默尔的样本基础上增加了阿根廷等七国，而删除了日本，分析发现，虽然回归的斜率仍然为负，但是拟合优度非常糟糕。如果对1870年数据的测量误差作一定的修正，回归斜率基本为零。由此，绝对趋同的观点被俱乐部趋同或条件收敛的观点所取代，实际上，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经济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阿布拉莫维兹就明确指出，落后国家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追赶速度不是取决于其技术上的落后程度，而是取决于其社会能力。因此，可以用初始条件或社会能力的差异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趋异。
2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对趋异的考察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发展不源于：论文致谢怎么写www.udooo.com
平衡问题，其本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异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认为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部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一个问题。“然而，这种立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足性与孤立性基础上的见解，我们认为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图式之所以不能解决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是因为马克思是在一个纯资本主义体系中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样纯资本主义体系中仅仅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或者消费者。“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和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我们在《资本论》的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分析的理论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作为前提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有双重作用：
一是成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外的一个购写者阶层，以实现剩余价值。“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来实现的。”卢森堡设想了两种不同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产出的消费资料超过了其自身的需要，剩余部分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非资本主义世界购写。“英国的棉业，在十九世纪最初六十年间（部分地直到现在），以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及都市小资产阶级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此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出了超过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世界找到了购写者。“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结论www.udooo.com
二战后的战后重建与恢复，帮助西方世界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这种发展打破了西方世界内部的不平衡。其直接带来的后果是，日、德竞争力的兴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在全球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日本和德国在向国际市场出口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美国的竞争力在1971年至1989年间则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两次国际石油危机加快了中心霸权国家与次中心国家之间的矛盾。为此，霸权中心的美国迫切需要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危机，主要是边缘区，也包括次中心区，这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10年衰退，等等。导致日本二战后最长衰退的一个公认原因就是1985年被迫签订的广场协议。通过广场协议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直接导致了日本资产泡沫的膨胀和产业竞争力的降低，导致日本20世纪90年代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日本追赶美国的步伐也由此嘎然而止（见图1）。“1956～1973年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3%，1975～1991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1%。……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1%，1997年与1998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20世纪80年代前，拉丁美洲是发展中世界的新星，但是，20世纪80年始的拉美债务危机重新将拉美推向发展的底端。在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区发展的黄金时期，拉美国家也迎来自己的高速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初，拉美国家整体处于对美国的追赶期，表现特别明显的如墨西哥和巴西。拉丁美洲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产出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按人均计年均增长率为2.7%。但是，随着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拉美国家的发展噩梦也开始了，这就是拉美20世纪80年始的债务危机，成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10年。在1981～1989年的10年间，拉美国家人均GDP以-0.8%速度衰退。
国际石油的上升对拉美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导致大量廉价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国际收支随之恶化。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遭遇的滞胀危机提升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导致国际资本大量回流欧美等发达国家规避风险，进而加速了拉美债务危机的到来。危机来临之后，由美国和西欧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要求，如果危机国家要求获得救助，就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结构调整方案（即华盛顿共识），一方面，要求拉美国家通过紧缩政策来控制通胀，即所谓的稳定化，对于这些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无异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要求拉美国家开放市场，即所谓的自由化。紧缩政策的目的是击溃拉美国家资产市场，而开放市场的目的是便利中心区金融资本掌控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完成对边缘区的剥夺和转移中心区的危机。“西方银行从放松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资本市场控制方面获得利益，但是当涌向这些国家的投机性热钱的流入突然流回时，这些地区就要遭受损失，资金的突然外流带来货币崩溃和银行体系削弱的后果。”“一方面各项制度成熟的先进工业化国家正在吸取解除金融规制的深刻教训，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正携带着这一里根一撒切尔的信息到发展中国家去。先进工业化国家直到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才尝试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除资本市场的管制——而发展中国家却一直被鼓励要加快实施。”
3 限制边缘区的创新能力。维持中心区在高科技产业的垄断地位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向来采取双重政策，一方面要求边缘区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保护主义措施限制边缘区产品和怎么写作的进入。“西方国家推动贸易自由化是为了其产品的出口，但是与此同时却继续保护那些有可能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竞争威胁的部门。……在最新一轮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引入了怎么写作贸易的主题。然而最终市场主要是对由先进国家所出口的怎么写作予以开放——金融怎么写作和信息技术——但是不对海事怎么写作和建筑怎么写作开放，而在这些领域，发展中国家是有可能获得立足点的。”他们不仅在贸易政策上采取双重标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技术政策控制边缘区的产业升级，防止边缘区威胁中心区在高技术产业的垄断地位，威胁其剩余价值的获取。
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容易陷入经济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受到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双重挤压式竞争，即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在低端市场上的竞争和与高收入国家在高端市场上的竞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要素的上升已经使其丧失了在低端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此，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本国在中高端市场的竞争力。而在中高端市场，中等收入国家又受到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竞争和限制。高收入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控制，防止中等收入国家侵入自己的垄断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进口的限制就是最好说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它不仅禁止本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出口，还纠集其联盟国家共同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实际上，国家安全仅仅是美国限制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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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出口的幌子，其真实意图在于防止中国进入由其把持和垄断的高科技产品或怎么写作市场，打破其垄断地位。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在高铁、新能源等等一些高科技产业取得了突破，美国近来开始放开一些对中国出口设限的高科技领域。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高科技出口解决对中国贸易逆差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可能试图再次复制“运十”案例，打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是值得中国警惕的。责任编辑：黎贵才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