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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刚健有为思想传统与西方张扬个性、倡导自由、平等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既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也不同于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对现代文明本身的仇视,始终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担当意识和个体对于社会、民众的责任意识。
关键词:感时忧国 文化 继承
一
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提出:“那个时代(指1917—1949)的新文学,确有不同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国内地文学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①此即后来被认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的“感时忧国说”。此说也“得到了大陆学者广泛的征引和讨论,甚至成为解读现代作品的一个常用概念”②。
夏志清是从现代小说创作局限的角度提出“感时忧国说”的,他认为中国作家视“感时忧国”为文学革命的前提,“那是自我设置的樊篱,中国作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并因而自外于世界性”。另外, “现代小说家关心的只是改善中国民生疾苦,实现民众尊严的重建,因此他们对于西方的宗教学说或者追求精神超越的文学创作不感兴趣,这导致大多数中国现代小说在精神内涵上的肤浅。”③但中国内地学者对夏志清所言的局限性并未做太多回应,倒是对感时忧国的评价非常认同,并受此说启发,对现代文学发展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学者们普遍认为: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在西方欺凌和压迫下始终贯穿着一种忧患意识, ‘感时忧国’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名词。这里的‘感时忧国’是一种担当意识,一种个体对于社会、民众的责任意识。”④中国评论家对这种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认可其来有自,从唐代古文八大家在古文运动中提出“文以载道”开始,文学就一直被标榜:要言之有物,要有风骨,要济世,要歌颂有道者,要抨击不仁之事,强调的就是文学所担负的社会教化的责任,这种文学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对文学宣传与教育功能的诉求相吻合,因此,自文学革命时代起,这种意识一直是被张扬和推崇的。
二
夏志清从世界文学研究的角度,以西方小说创作与评价标准衡量中国现代小说,从而得出了现代小说的“感时忧国”精神使小说的精神境界“狭窄”与“肤浅”的结论。中国内地学者则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政治背景角度对现代小说的“感时忧国”精神做了肯定性的评价,两者对现代文学的特征认识一致,但对同一特征的评价却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应归于文化认识上的差异。将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分析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以及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受西方文化影响发生的种种变化,有利于加深对现代文学文化特征的深入理解。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需要对文化的规定性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创造、被改变的过程,文化不仅仅是有形态、制度、模式化的存在,还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灵魂、有律动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研究作为成果的文化,如我们一直进行着的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要研究其成果形成的过程和活动方式以及对作家自身改变的影响。基于此,我们需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华文化在经历了几千年缓慢而卓有成就的发展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受西方列强的重创之时,现代作家如何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通过文学的方式担当了社会责任?其感时忧国精神怎样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精神,又进行了怎样的文化创新?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自身又得到了怎样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将体察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历史上最激烈的文化动荡在精神和心理上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在应对这种变化过程中他们所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坚持不懈的斗争和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
现代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是中国知识
何谓君子之德?《周易大传》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君子应该顺应天道,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君子还应该像大地一样,宽厚和顺,容载万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刚健有为精神的两面,支撑着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行动,是中国文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很多正直的文学家以忧国忧民、刚健自强的精神成为后代的精神典范。如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但在悲愤中仍然心系国事,虽“九死而犹未悔”;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忧”一“乐”,两字关情;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将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不断进行阐释。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这种情感被有代表性地表述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与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誓言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承传。
所不同的是,现代作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历史上的先贤有很大差异,近现代中国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作家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沉重,同样是关注民生,但现代作家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百姓艰难的生计、沉重的赋税,更主要的是现代作家开始认识到,改变普通民众苦难生活的根本并不在于一个清明的政权形式,而在于百姓自身的觉醒与思想解放。在这一点上,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远远高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他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和改良国民性的努力,为普通民众真正获得做人的资格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启蒙作用。同样是关注国家命运,现代作家所面临的国破家亡、亡国灭种的威胁要比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更加残酷、更加,对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对外抵御列强的入侵,思想上要破除旧制度、旧礼教的束缚,建构文化的新秩序,生活中还要为争取生存权利而奔走呼号,现代作家面临形势的复杂,所要做出的牺牲之巨大都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因而,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突出,表现为这种精神不是个别作家的个别表现,而是整个现代文坛的精神基调,正如谢冕教授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压根儿就处在这种摒之不去的集体性的悲怆氛围中。它的滋生、它的生长、它的发展,均得到世纪苦难的恩泽。”⑤同样是文人心声的表达,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目的也与传统文人有所不同。传统文人在诗文中感时忧国,表达的爱国思想中忠君意识非常明显,屈原如此的刚烈,仍然“希冀君王垂怜”;杜甫穷困潦倒,仍盼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寄托的是对开明君主的向往之情、崇敬之意。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则不然。现代中国已经没有君主的存在,作家的爱国、忧国思想表现的是一种集体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现代知识分子把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普通民众的觉醒上,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⑥同时,与传统文人作品大异其趣的是,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精神常常表现为对当政政府的严厉批评和揭露,作家们甚至把这种批评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把自己视为社会批评的战士,把艺术创作作为向不公道的社会制度挑战的武器,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倾力表现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承受的全部负荷和追求,因此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沉重感和“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四
现代作家所表现的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种种不同,是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结果。现代西方文明张扬个性,倡导自由、平等与的精神实质,首先使这些富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独立的个性、平等的意识和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抛开个人的得失,不依附于统治者的政治势力,凭借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良心发表真知灼见,特别是“五四”时代的作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带着先进知识分子的凌云壮志,以充满血和泪的文字,对社会尽着启蒙的义务。
从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学习借鉴上看,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表现出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一面,这种精神状态表现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信心和铁肩担道义的主人翁姿态上。
中国文人向来对几个世纪以来独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深怀优越感,虽然自晚清以后中华文化逐渐失去昔日的光辉,在刘鹗的小
透过这些美好的形象表达,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精神中积极乐观的一面,这也正是传统文化刚健有为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种精神将永远是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保持永久生命力的原动力。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② 王德威: 《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③④ 张锦:《夏志清“感时忧国”说对内地学界的影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⑤ 谢冕:《忧患: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⑥ 鲁迅:《学界三魂》,见鲁迅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⑦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8} 鲁迅:《坟:鲁迅杂文精读》,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91页。
参考文献:
陈衡哲.中国文化论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4] 黄健.意义的重构——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作者:王秀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教授,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关键词:感时忧国 文化 继承
一
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提出:“那个时代(指1917—1949)的新文学,确有不同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国内地文学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①此即后来被认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的“感时忧国说”。此说也“得到了大陆学者广泛的征引和讨论,甚至成为解读现代作品的一个常用概念”②。
夏志清是从现代小说创作局限的角度提出“感时忧国说”的,他认为中国作家视“感时忧国”为文学革命的前提,“那是自我设置的樊篱,中国作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并因而自外于世界性”。另外, “现代小说家关心的只是改善中国民生疾苦,实现民众尊严的重建,因此他们对于西方的宗教学说或者追求精神超越的文学创作不感兴趣,这导致大多数中国现代小说在精神内涵上的肤浅。”③但中国内地学者对夏志清所言的局限性并未做太多回应,倒是对感时忧国的评价非常认同,并受此说启发,对现代文学发展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学者们普遍认为: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在西方欺凌和压迫下始终贯穿着一种忧患意识, ‘感时忧国’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名词。这里的‘感时忧国’是一种担当意识,一种个体对于社会、民众的责任意识。”④中国评论家对这种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认可其来有自,从唐代古文八大家在古文运动中提出“文以载道”开始,文学就一直被标榜:要言之有物,要有风骨,要济世,要歌颂有道者,要抨击不仁之事,强调的就是文学所担负的社会教化的责任,这种文学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对文学宣传与教育功能的诉求相吻合,因此,自文学革命时代起,这种意识一直是被张扬和推崇的。
二
夏志清从世界文学研究的角度,以西方小说创作与评价标准衡量中国现代小说,从而得出了现代小说的“感时忧国”精神使小说的精神境界“狭窄”与“肤浅”的结论。中国内地学者则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政治背景角度对现代小说的“感时忧国”精神做了肯定性的评价,两者对现代文学的特征认识一致,但对同一特征的评价却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应归于文化认识上的差异。将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分析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以及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受西方文化影响发生的种种变化,有利于加深对现代文学文化特征的深入理解。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需要对文化的规定性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创造、被改变的过程,文化不仅仅是有形态、制度、模式化的存在,还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灵魂、有律动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研究作为成果的文化,如我们一直进行着的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要研究其成果形成的过程和活动方式以及对作家自身改变的影响。基于此,我们需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华文化在经历了几千年缓慢而卓有成就的发展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受西方列强的重创之时,现代作家如何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通过文学的方式担当了社会责任?其感时忧国精神怎样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精神,又进行了怎样的文化创新?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自身又得到了怎样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将体察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历史上最激烈的文化动荡在精神和心理上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在应对这种变化过程中他们所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坚持不懈的斗争和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
现代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是中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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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刚健有为的思想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张扬个性,倡导自由、平等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既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也不同于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对现代文明本身的仇视,始终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了两千多年,积淀了深厚的文化遗产,部分文化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顽强地存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影响世代中国人的重要价值观念。重视个人的德行修养,倡导君子之德就是其中之一。何谓君子之德?《周易大传》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君子应该顺应天道,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君子还应该像大地一样,宽厚和顺,容载万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刚健有为精神的两面,支撑着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行动,是中国文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很多正直的文学家以忧国忧民、刚健自强的精神成为后代的精神典范。如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但在悲愤中仍然心系国事,虽“九死而犹未悔”;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忧”一“乐”,两字关情;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将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不断进行阐释。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这种情感被有代表性地表述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与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誓言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承传。
所不同的是,现代作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历史上的先贤有很大差异,近现代中国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作家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沉重,同样是关注民生,但现代作家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百姓艰难的生计、沉重的赋税,更主要的是现代作家开始认识到,改变普通民众苦难生活的根本并不在于一个清明的政权形式,而在于百姓自身的觉醒与思想解放。在这一点上,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远远高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他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和改良国民性的努力,为普通民众真正获得做人的资格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启蒙作用。同样是关注国家命运,现代作家所面临的国破家亡、亡国灭种的威胁要比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更加残酷、更加,对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对外抵御列强的入侵,思想上要破除旧制度、旧礼教的束缚,建构文化的新秩序,生活中还要为争取生存权利而奔走呼号,现代作家面临形势的复杂,所要做出的牺牲之巨大都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因而,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突出,表现为这种精神不是个别作家的个别表现,而是整个现代文坛的精神基调,正如谢冕教授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压根儿就处在这种摒之不去的集体性的悲怆氛围中。它的滋生、它的生长、它的发展,均得到世纪苦难的恩泽。”⑤同样是文人心声的表达,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目的也与传统文人有所不同。传统文人在诗文中感时忧国,表达的爱国思想中忠君意识非常明显,屈原如此的刚烈,仍然“希冀君王垂怜”;杜甫穷困潦倒,仍盼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寄托的是对开明君主的向往之情、崇敬之意。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则不然。现代中国已经没有君主的存在,作家的爱国、忧国思想表现的是一种集体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现代知识分子把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普通民众的觉醒上,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⑥同时,与传统文人作品大异其趣的是,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精神常常表现为对当政政府的严厉批评和揭露,作家们甚至把这种批评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把自己视为社会批评的战士,把艺术创作作为向不公道的社会制度挑战的武器,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倾力表现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承受的全部负荷和追求,因此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沉重感和“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四
现代作家所表现的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种种不同,是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结果。现代西方文明张扬个性,倡导自由、平等与的精神实质,首先使这些富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独立的个性、平等的意识和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抛开个人的得失,不依附于统治者的政治势力,凭借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良心发表真知灼见,特别是“五四”时代的作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带着先进知识分子的凌云壮志,以充满血和泪的文字,对社会尽着启蒙的义务。
从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学习借鉴上看,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表现出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一面,这种精神状态表现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信心和铁肩担道义的主人翁姿态上。
中国文人向来对几个世纪以来独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深怀优越感,虽然自晚清以后中华文化逐渐失去昔日的光辉,在刘鹗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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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残游记》中,中国被描述成为一艘在大海的洪涛巨浪中危在旦夕的破败、疯狂的战船;在曾朴的小说《孽海花》中,中国被描绘成在醉生梦死中直沉向孽海的奴乐岛;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因吸食、形容枯槁,被西方人讥讽为“东亚病夫”。但是,这些危难甚至屈辱的形象没有让现代知识分子更加沉沦,反而唤醒了他们的觉醒意识,我们看到,近现代作家用他们饱蘸的文字描绘着未来中国的美好形象:在梁启超的笔下,未来的中国将是少年的中国,他热情地呼唤中国的少年振作起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⑦在鲁迅的笔下,未来是光明的,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诞生,呼唤真正的勇士的到来,他们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⑧。在郭沫若的笔下,未来的中国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光明、新鲜、华美、芬芳。透过这些美好的形象表达,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精神中积极乐观的一面,这也正是传统文化刚健有为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种精神将永远是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保持永久生命力的原动力。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② 王德威: 《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③④ 张锦:《夏志清“感时忧国”说对内地学界的影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⑤ 谢冕:《忧患: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⑥ 鲁迅:《学界三魂》,见鲁迅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⑦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8} 鲁迅:《坟:鲁迅杂文精读》,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91页。
参考文献:
陈衡哲.中国文化论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4] 黄健.意义的重构——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作者:王秀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教授,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